画家与贼

“单是默然相遇,一个灵魂就可以对另一个灵魂发生影响。”

《歌德谈话录》里有一段讲到预感。偶尔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一种奇妙的磁石般的影响力，根据遇见对象的气质产生自动吸引或抗拒力。灵魂的触角延展到身体范围之外，仅凭借意志力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气氛。神秘而飘渺的心电感应。

就个体间的气场而言，区别于荷尔蒙刺激下的情动，恰如两股力量进入特定场域后经过相互干预形成的同步共振。源自共同事件中的回忆、天气、光线、场景或者身份均可能促成类似的神交。比如一场关于艺术品偷窃的庭审，比如两件被盗的绘画，以及监控视频中出入无人之境的小偷。艺术家与盗窃作品的瘾君子被置于正义审判的天平两端。在传统叙事中他们本应对立，本应排斥。就像《金衣女人》中玛丽亚为了家族收藏可以与母国对簿公堂，《盗走班克斯》里班克斯（Banksy）在社交媒体上把偷画商人骂得狗血淋头。但是《画家与贼》的镜头却记录下一段更微妙的人性连接。艺术家Barbora主动走向偷窃作品的小偷，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做自己的模特。她用行为驳回了周围人和场外观众探究的目光，仿佛在说：瘾君子为什么不能成为艺术？

为英雄人物和圣人绘像可供后世膜拜，创作人民公敌亦是为了警惕民众。直接用自己的“敌人”入画则颇为罕见。即算不上有效的惩戒也未必能讨好对方寻回作品，Barbora亲手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里面射出的弓箭是要拯救还是要复仇。《画家与贼》在开篇便设置了一个悬念。从另一种角度看，或许这就是大部分人无法用逻辑理解的交感，它能在两个身份和道德位置悬殊的陌生人间识别出只有彼此才能感知的气场，建立外人难以领会的默契。

纹身

像所有混街头帮派和走私毒品为生的瘾君子一样，Bertil身上遍布图案繁琐的纹身。它们由玫瑰、五星、蛛网和面具组成。锁骨下方则是一串隐含威胁的短语。这种颇具侵略性的符号令人联想到罪恶、暴力和死亡等阴暗面。没有什么人会像Barbora一样对它们产生热情，在电脑上认真研究它们的含义，痴迷这些图形在肌理上呈现的艺术张力。Barbora以Bertil作为对象的创作全部与这些纹身有关。其中一件作品中Bertil的手指正探入酒杯，手背上盛开的玫瑰烈焰似融化为杯中红酒。七朵玫瑰是伤痛的印刻——Bertil破碎的家庭历史进入我们的视野。父母的离婚和亲人的流散让他的童年在动荡不安中度过，成为永远都无法追忆的爱。Bertil上中学时表现优秀，热衷帮助弱势群体。成年后却轻易就堕落成瘾君子。大起大落的经历折射出消费主义浪潮中毒品、性和暴力如何吞噬与消耗擅长逃避现实的亢奋一代。

Barbora的男友一直质疑她选择盗窃犯作为模特的行为，这同时也成为观众的困惑。在Barbora翻阅Bertil这段青少年历史时，她延伸了这样的联想：在一种设定下Bertil成为了当下的模样，但另一种设定里他也可能成为挪威的首相。这个提问不在于纠结什么导致了Bertil的命运，而是关注Bertil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思考前提下，Barbora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诠释了Bertil的状态。白衫与黑框眼镜，成熟自持，戾气全无。Barbora不仅看到Bertil疯狂背后的卑微与脆弱，还看到了某种美的东西。但不是美化他作为边缘人群的形象，而是试图为迷失的灵魂找回“尊严”。

电影接近尾声时， Barbora完成了与Bertil合作的最后一件作品。画中的两个人物在沙发上相互拥抱，女人的后脖颈处有一枚同心圆的纹身。当摄影镜头画面切入Barbora身后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女人其实就是Barbora自己（最初这个女人形象是Bertil前女友，但电影中期已结束关系）。一个非常巧妙的替换，一场灵魂交融与对话后的友谊升华，同时也是对抗黑暗和迷茫后与自我的和解。

镜像

Bertil：“当Barbora在看我的时候，她忘记了我也在看她。”

《画家与贼》的确有两个故事要讲。一个是监狱常客，麻烦不断的黑帮分子。同时也是一个木匠零工，有个相爱的同居女友。另一个是被迫逃离柏林定居挪威的艺术家，同时拥有媒体的关注和窘迫的负债。电影多次转换叙述视角，又不停转回那个最基本的问题：不在乎谁是艺术家谁是小偷，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别人，同时别人又如何看待我们。这两者间的落差集中了人类身上存在的所有复杂性。

Bertil的讲述让我们得以更客观地深入Barbora的个人历史，去探索和印证我们的怀疑：为什么Barbora能够在这个偷盗事件中去接受一个损害过自己利益的人？随着Bertil的独白，电影插入了一段Barbora早期的采访，她在柏林被前男友家暴的经历随之浮出水面。她内化这种暴力的方式就是将身体的伤痛作为绘画的动力，将创作做为反抗的形式。因此在很长时间里Barbora都沉溺在畸形的虐恋中无法自拔。而她的代价不仅在于身体的伤害，更在于自信心备受打击。她没有意识到将懦弱、疲惫、逃避与所谓的创造和爱混为一谈其实是对自己的压榨与剥削。她甚至也不信任女权运动可能带来的平权。这种斯德哥尔摩症状不该被视为一种个人的失败，而是多重社会问题的缩影。原生家庭缺席、法律的漏洞、媒体的偏见、福利缩减以及保障机制失灵等所有可以想见的制度问题。

Barbora的经历无非是Bertil人生的另一种呈现方式。Barbora对伤痛和死亡的迷恋与Bertil的瘾症和自我放纵行为如出一辙。他们都缺乏人生的规划，社恐，带有天生的自毁倾向。脱去艺术家与小偷的社会身份，他们本质上是同一类人。Barbora和Bertil就是彼此的镜像，从对方眼中照见那个残缺不全但是真实的自己。

圣痕

圣痕也称作圣伤。指那些在手部或头部出现的类似基督受难时留下的圆形伤口或者出血现象。圣伤令人们联想到宗教的虔诚以及对“神选”的执念。

遭遇车祸后，Bertil的手背上留下一个明显的伤痕。情绪兴奋的Barbora立刻将这道伤疤联想为圣痕，并作为自己新的创作灵感。而电影也逐渐浮出一个伦理疑问，艺术家是否是在利用小偷身上的痛苦遭遇？Barbora或许是这段友情的开启者，但我们不应忽略Bertil的主观能动性。这段“节外生枝”出的关系实际上是无法提前规划或预知的。Barbora为Bertil的治疗奔波，购买营养品，甚至带他去庆祝圣诞节。而Bertil也向Barbora开放自己的住所和满屋的“艺术收藏”（可能是Bertil在黑市上交易得来，电影没做进一步交代），与她分享自己的感情生活。两人的关系逐渐超越了最初以绘画创作为唯一目的的事实。他们在相互了解、交流及艺术生产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日益密切的信任，甚至成为隐瞒“非法艺术品”的共谋（Barbora看到罕见原作但是并没有追问、质询或告发Bertil）。此时艺术家早已超出了其创作者的身份，成为朋友，观察者，记录者和聆听者。这一切的基础便是Barbora与Bertil在漫长的时间中辨认出彼此标志性的伤痕，随之而来的相互扶助、鼓励则赋予两个灵魂追随对方的使命感和忠诚。随着纪录片的深入，这个信息的脉络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晰可辨。此时，影片开场时Barbora的“非理性”邀请行为越发显得神秘莫测和宿命感。

在一众2020-21年发布上映的影片中，众多佳作都在集中回应暴力抗争，种族和性别运动等社会热点，反思由于压抑与隔离导致的越来越难以沟通的成人世界。对比之下，纪录片《画家与贼》是一种不可感知的温和与低调，是身边触手可及的平民主义者。并非电影中的人物没有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消费主义的影响，相反，他们正是家庭解体、父权制度和经济债务的受害者。作为边缘人群以及少数派，他们却以非暴力的方式展开生命与认同的课题，一方面使得这部纪录片无法抹去成长片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在触及和试探这种认同的内核是什么。

当Bertil被问到为什么要偷画时，他说：因为它太美了。

当Barbora被问到为什么要让小偷做模特时，她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灵魂，它是美的存在。

虽然这两段话出现在毫不相干的段落，但它们就如河流中两个恒定的石块。当所有信息逐渐沉淀下来，石头就露出水面，成为潮汐涨落的指向。“美”才是Bertil与Barbora能够快速抹平过去差异，达成心电感应的重要原因。在Bertil认识Barbora之前他已经认可了她的美学观念，而Barbora在了解Bertil前就敏锐地察觉到他的独特性。在一个人承受制度性惩戒的绝望状态下，看似遥远或无用的东西，比如美，也可能让人感受到强大的心灵寄托。瘾君子也可以喜欢艺术，参与艺术并成为艺术。他的存在就是当下艺术世界一直试图囊括和拉拢的那个充满偶然、杂乱无章、内外勾连的复杂社会中的关键变量。曾经两度入狱的Bertil最终戒掉毒瘾，重新拥抱自由。加入社会再生产的劳动个体也印证了友谊之爱，灵魂之善意以及艺术之美对庞大社会系统中的普遍价值和成功论形成的解构与对抗。独立纪录片的吸引力正在于此，有些东西经过反复筛淘，它们自然会在关键地方浮出视线，而每个观众都能在各自的时刻发现它们。

Wee Journal

“我所有的缺陷都在夜里生长

然后在曝光中死去”

心理学视角观看与体会，脉络挺清晰的一部片子，如果补上女画家Barbara 儿时的成长故事，这段关系中的一切就都非常自然显在了，包括这种“神奇到略显荒谬”的结缘之始———画家失主在法庭上听到盗画贼一句话便放下追责心为其吸引，没有费解的部分。

这不仅仅是灵魂救赎的完美故事，人物间的关系与情感是复杂多元的。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个片段可见端倪：

1、画家展出后被盗的画作之一，《天鹅颂》中的天鹅不是出现在众所习以为当然，最为衬托匹配天鹅之梦幻般优雅完美的湖泊水面，而是在杂乱的草丛里，蜷曲脆弱着美与存在。盗贼在法厅上说，偷走它不为什么，就单纯觉得它很美。这个理由最大程度上说服的人，不是厅上其他人，而是画家本人，她从中看到了一个单纯的灵魂，大家包括她自己理解的它是在说盗贼Bertil ，而可能连她自己都没发现，她想看到的这个灵魂更可能是她自己的部分——很希望一种不携带评价与恐惧，而被看见的那种“自我”的存在。

2、Bertil两次看到自己的画像的反应（片首初识后不久的第一次，片中车祸后医院康复时第二次），无论是万分惊愕后的嚎啕，还是安全感充足的憨笑，他的反应都像个孩子，在让他感到被关注与安全的人与氛围面前的反应，尤其第一次，长期破碎游离的自我，面对突如其来通过超清晰具象化“被看见”而聚合呈现的“自己”，这种冲击与抱持双面的效应，我相信对他而言是非常剧烈甚至前所未有的复杂强烈体验。

3、Bertil车祸后医院康复时很努力，恢复得很快，Barbora来看他时，他兴奋地对她说：我的腿恢复得很好了！Barbora没有接茬，关注的是他手上的伤口与纹钉，她觉得它们很美，所以马上拍下了它们，并且在后来的画作中如实地呈现了它们。愈后入狱的Bertil独自思考自己的出现对于Barbora的创作意味着什么？他发现自己认识这么久，居然从未有机会和她说起过自己将近40年的人生中，也有阳光、健康、成功过的部分……这个点，Bertil在入狱过上清醒安全可控的生活后渐渐思考浮出水面了，Barbora的男友也清晰地看见了，唯有当事人Barbora沉浸在一天也不能分割的绘画（逃进创作以整合因创痛前因破碎防御后自我，支持自尊）中，未曾意识到过。片末她与出狱后构建平稳生活的Bertil吐槽说，与男友一起做的心理咨询让她觉得抗拒（因为它让她觉得自己很糟，很失控…）可见一斑，抗拒是对自我觉省后面对真实不耐受的防御。Bertil客观地鼓励她继续接受咨询是清醒真诚的友谊所为，这是对的方向，走下去，穿越伤痛的看见与哀悼，治愈与改变才有基础发生……

4、片末，画家与盗画者一起装钉失而复还的《天鹅颂》，布展，像是此片主题与人性救赎希望最点题的一场行为艺术。看见者回归，迷失者依然不知所踪，也许有下一个生命时机的门在等待。

纪录片最稀缺的是故事的戏剧性，而故事片里能打动人心的又是纪录片常有的真实性，在这一对“真假”矛盾里似乎存在一个平衡点，找到的都是好故事。

这部纪录片不算完美，尤其剪辑，让故事变得凌乱，但这样的故事被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实属难得。

画家与贼，敌对的关系因为一副画让两个不相干的人交织了起来，如果说艺术在里面起到的作用，必定带有一些注定的意味，很多人会说在这个故事里说画家拯救了贼，但我却觉得是相互的。

贼看到画家为自己画的画像愣了一会，然后暴哭了出来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弹幕有人说，自己也哭了，确实很感人，因为眼泪是灵魂碰撞的表现。

Karl-Bertil Nordland说自己身上的红玫瑰的纹身象征着确缺失的童年（The red rose symbolizes lost childhood.)，在他幼年的时候，父母离婚，母亲带走了妹妹和弟弟，从此没有了联系。他一直在通过自毁式的方式乞求得到关注，他知道自己让身边的人失望，被身边的人抛弃，但好像也只能这样他才能得到“关注”，哪怕是负面的。而画家Barbora Kysilkova的敏感捕捉到了他的内心，关注到了他。

约翰伯格说：一个人为什么画自己？许多动机之中有一个原因，和一个人让人画自身肖像的原因相同：就是制造他曾存在过的证据，它可能比自己长久。他的样子会保留，而look这个词双重含义，意他的容貌亦他的凝视，暗含那想法中的神秘和谜语。

Karl-Bertil Nordland曾说过：有时我感觉我不配得到快乐。Barbora Kysilkova只想知道我的阴暗面获得灵感。却不知道我也曾经是个成绩优异，在小轮车比赛里得第三名的人。而Barbora Kysilkova确实一直靠着所遭遇的黑暗面创作，她最早的画灵感来自于前任男友的家暴，她被偷走的黑天鹅是她从糟糕的亲密关系逃脱出来后创作的。她自身又是一位穷困潦倒的艺术家，她自己买不起中饭却给Karl-Bertil Nordland买日用品和吃的，她没有办法负担自己工作室的房租，却在他遭遇车祸的时候给他找最好的治疗。

汤姆·瑞奇曼说：“有人认为发狂的头脑代表创造力，就好像混乱的生活是天赋的证据。但混乱成就不了伟大的艺术。它只是让人以为这样的艺术家很伟大。遵守社会规则的人佩服那些不守法的人。没人喜欢一个行为良好的艺术家。”但也存在着很多艺术家过着体面、道德的生活。前者更多的是例外而非规则，创造真正伟大的艺术需要一定程度的专注、忠诚、献身和全神贯注，也就是自私，这没有让他们成为法外之徒，但让他们变得我行我素。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为他们的艺术而非他人而活着。

刚好今天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讨论艺术家与破坏性的探讨，有启发，所以在这部纪录片我觉得他们画家与贼的救赎是相互的，特别是最后Barbora Kysilkova向Karl-Bertil Nordland倾述着，他反过来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变好的。是的，Karl-Bertil Nordland再第二次入狱的时候得到了沉淀改变，终于重新获得对生活的掌控力，在快要出狱的时候他说自己害怕出狱，因为自由。

自由背后是需要承担的责任，最后Karl-Bertil Nordland成为了一名护工，还兼职做起了木工。感叹一下挪威的社会夸容度太高了，不管你之前如何，只要你想重新开始生活都可以。

这时候不得不感慨一下挪威的监狱太好了吧！

如果要谈论“自由”这个话题怕是能衍生出另一篇文章，在此便不再赘述。但我能理解这个状态：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

人自所以无法自我决定，也许不是听不见内心渴望的声音，而是他对于选择之后的自由状态感到害怕。因为，一旦他选择了而获得自由之后，他必须获得自由以后的责任和伦理，必须对他自己的选择有所交代。（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

最后两个人布置着新的展览，记得结尾Karl-Bertil Nordland小心翼翼地问画家Barbora Kysilkova你要把你最好的作品跟我关联在一起？

借用里面信的一段话：“我是如此骄傲可以出现在你的画布上，你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教会我艺术，艺术不止是一幅画，它的意义远不在此，没人像你一样目睹我的脆弱，这是最纯粹的友谊。”

本杰明·里的这部电影探讨了一起艺术品盗窃案的肇事者和受害者的故事。

仅仅因为故事的精彩就推荐一部电影，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画家与贼》就是如此，这是一部挪威犯罪故事电影，每一个场景都是戏剧性的大师级作品，人物是真实的，命运的逆转不可能不被卷入其中。故事作者的名字是谁呢？它就是命运。

影片的叙事由导演本杰明·里(Benjamin Ree)精心雕琢，但这是一部纪录片。可怜的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信条》(Tenet)，现在连奥斯陆艺术品盗窃案的年度最佳影片都算不上。

这位画家名叫芭芭拉·基西尔科娃(Barbora Kysilkova)，是一位在挪威首都流亡的捷克人，她的作品属于大型的、有点令人不安的照片现实主义，受到了足够的好评，可以在一个热闹的画廊展出。不过，她并没有出名到成为被抢劫的明显目标。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另一个难题随之而来。什么样的艺术品会让窃贼如此勤奋，小心翼翼地从画框上取下钉子，而不是简单地把画布剪掉？

而且还会如此草率地在监控摄像头前徘徊?在他被捕后，我们知道了答案：卡尔·贝尔蒂尔-诺德兰，这个奇异故事的另一半，一个有趣的瘾君子。当基希尔科娃开始自己的调查时，他的人物形象就变得立体了。

在法庭上，她走近他，介绍了自己。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一些谜团——为什么贝蒂尔-诺德兰偷走了这些画，它们现在在哪里——被解开了。其他的仍然是个问号。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基希尔科娃想出了让电影向前推进的约定：一种小说式的忏悔行为，他必须成为她下一幅肖像的主题。当然，他也是导演的缪斯“女神”。对于画家和电影制作人来说，诱惑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顽皮的小骗子，有些孩子气，似乎注定要失败，在他的马赛克纹身中有一对恶魔。他们将再次合作。

但这一切只是第一幕。麻烦是有利有弊的。

我们了解到，基西尔科娃也有一段历史——还有她自己的泄密墨水。导演把线索串在一起，但电影的美妙之处在于：

这就是生活，在它无限的陌生中，一幅命运交织的宏大画面展开，关于友谊和灾难，峡湾和歹徒。

2021年第一部让我落下了几滴不怎么虚伪的泪水的片子已经出现了，《画家与贼》讲了Bertil偷画后和受害人Barbora庭上相见，画家Barbora做出了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决定，让小偷Bertil做自己的免费模特的故事。

我喜欢这部片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在直面真实的人性，当Barbora将Bertil画成一位穿着白衬衫，体面、优雅地接触红酒杯的男性时，Bertil抑制不住地大哭，这可能是他这辈子都无法成为的样子，这个样子却可以被另一个人构想出来，尽管它永远不会存在。

这可能就是我们活着的希望吧，不是我们真的可以成为特别厉害的人，而是有人觉得无论如何，你值得。

除此以外，我喜欢一切因为社会规则、道德、阶级、身份，无法把油然而生的情感推向正式的恋爱、婚姻关系的故事，尽管Babora在庭上第一次与Bertil相见，便能透过一切标签看到他赤裸的灵魂，但Babora仍然是活在世俗世界，她需要男友的帮助才能交房租，她有这份稳定积极的恋情，她怎么放下一切去拥抱另一个破碎的灵魂。

作为Bertil，曾经作为一个所谓坏人的身份，这个被Babora审视过的身份，让他只可能向前以新的状态和他人建立连接，也绝不可能停留。

所以我们生活于此就是这样，有些关系只能到这里了，Babora只能在做Bertil和女友的画时，把自己的文身替换到女人的背上，我们消解只能到这里的遗憾，也提醒着自己，一切靠近了，就都不好看了。

- Couple counseling; is the counseling just for both of them, or does it take one person's perspective? - is depicting wounds, trauma, dark, deviant subjects as an artist's focused theme problematic? Maybe exploitative to the person who suffered? Or is this kind of art championing or glorifying the dark or breeding some yet-to-shown malicious deed. Is drawn by dark things a problematic trait? (all comes to the spectrum talk) - (Jesus's suffer theme, Goya's work) Ref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can a serial killer's photographs using his victims as set props, subject, or model be considered as art? Can he be seen as an artist in the case? Where the boundary of art in this? - dudes attribute your behavior to what you did or what you experienced in the past..... eyes rolled and dropped. care or manipulation or guilt you to admit things? -NYC -- LA flight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