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第一集《探险者来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拿到欧洲去呢？”当这个英国人第一次展示他在中国搜集的文物时，当地官员只是这样淡淡地问了一句。他叫斯坦因。斯坦因 有人说他是那一代最惊人的探险者、考古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1907年初夏，他第一次来到敦煌。 敦煌位于亚洲中部，东经93度，北纬40度。它北临蒙古高原，西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邻青藏高原，这个位于中国甘肃西部，这个仅有十八万人口的小城市，曾经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咽喉要道，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 1000年前，曾有四条道路从这里通向西方。十几个世纪以来，这里曾经汇集着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和宗教；它们在这里与中华文化全面交融。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献，被称为人类进入中世纪历史的钥匙。但是，当斯坦因来到时，这个沙洲小县已经被中国人遗忘了。陆续登场的是西方人。他们有英国人，过去的一个世纪，是属于这个国家的，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商船，飘扬着他们的米字旗；有法国人，在东南亚丛林里，已经布满了他们的身影；有德国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山东建起了欧式洋房；还有俄罗斯和亚洲新崛起的日本，他们正在中国的东北开战。 当这些国家越来越强大时，古老的中国仍在沉睡。 王道士　　 1900年，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开始了他第一次探险。与京城轰轰烈烈的庚子战乱相比，他的身影有些微不足道。但是，这一年敦煌城外的一个小人物，不经意间将他和这片山崖连在了一起。 当天“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缝，”在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写给慈禧太后的信中，藏经洞的发现颇有一些神秘。之后他说，“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壹所，内藏古经万卷。” 藏经洞里原来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也有，有佛教的、道教的等宗教的一些经典。 “还有呢，这个官方的文书，也有私人的文书，就是好多经济的文书。什么户口、账本、地契什么都有，这都是第一手材料。” 这是春天的莫高窟，在这片延绵近<?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两公里的砾岩峭壁上，分布着上下五层，持续开凿一千多年的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对于所有的游客来说，来到这里，藏经洞是一定要看的。 藏经洞的发现在敦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道士雇了一个人在这间甬道内写经。这个人休息时，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这天，芨芨草居然一下子深入到墙体中，他小心地敲打了一下墙壁，里面传来了一阵空洞沉闷的声音，密室就这样被发现了。 当异域的探险者们逼近时，封闭的宝库敞开了大门。 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圆禄，关于他的记载只有他的一篇墓志铭，于是我们得知他来自湖北农村，八九岁时因为饥荒来到西北，他曾混在军营，却又“历经魔劫”，最终出家当了道士。应该说，如果不是藏经洞的发现，历史是不会记住这个不识字的道士的，藏经洞的发现改变了这个小人物的一生。这之前，敦煌当地人称他为王阿菩，意思是他有菩萨一样的心肠。人们还说他很节俭、很辛苦，一年到头都只见他在四处云游化缘。 对于藏经洞，王道士的心情很是复杂：这些经卷虽然珍贵，但他能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他挑出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但是，没有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他年轻时当兵的上司延栋，一位驻扎酒泉的满族官僚甚至觉得这些古代写景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的好。 这是今天的兰州，一百年前在这里当时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收到了敦煌县长汪宗翰送来的一批礼物，几本来自藏经洞的绘画和经卷，现在看来，叶昌炽是当时最有可能将藏经洞文书留在中国的学者。 从他的《缘督庐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位进士出身的学究隐隐感觉到了这批古物的价值，他建议甘肃藩台把藏经洞中所有古物运送到省府兰州保存，藩台衙门的回答是，没有经费。 这一年前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件大事，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 这一年，负责全省考试的叶昌炽去了酒泉，但没有再往西去敦煌。县长汪宗翰更甚，他住在敦煌却没有去过藏经洞。酒泉距离敦煌三百公里，藏经洞距离县城不过二十公里，两位读书人就这样与历史上的一次大发现失之交臂。而此时，欧洲人斯坦因正不远万里地想敦煌进发。 英国和俄国互相监视，日益怀疑对方向新疆扩张，全把眼睛盯着衰老的中华帝国。当年的斯坦因这样分析了亚洲中部的局面。他们两个国家实际上都做好了将来有可能作战打仗的这么一个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知道，中亚细亚那个地方的地理情况， 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沿途进行地图测绘的情景，而这一张是他对冰山进行的专业勘测。“我们是个向前行进的大旅行队，出骆驼外，还有十五匹马，三十头毛驴。”如果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学者或者是民间的探险者，他有这样的能力吗？ “看到我们的路线与野骆驼的足迹相交叉，我想到了玄奘笔下那些让旅行者迷路的魔鬼。”在沙漠的漫长旅途中斯坦因总是随身携带两本书，一本是《马可波罗游记》，一本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伴随他的还有一条名叫达夫的小狗。 对于一般人通常产生畏惧的沙漠，他却说，我时常希望再次回到自由宁静的沙漠中去。这张照片就是当斯坦因经历了几个月时间冲出塔克拉玛干沙漠后在冰河边祈祷的情形。 这时已经到了1907年春天，“当看到北面荒凉的山峰遥遥在望时，我高兴起来，地平线上一次又一次出现烽火台，这些都好像是我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顺利开始的好征兆。” 1907年春天，在千佛洞的洞窟前，五十七岁的王道士在等待斯坦因的到来。七年了，藏经洞里的这一堆残书故纸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不仅如此，藩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对其代为看管而一分钱不给的。 斯坦因来了，他身边跟随着一个中国师爷。他的驼队带着很多大木箱不知做什么用；其实这些箱子都是空的。敦煌人仍与马可波罗时代一样虔诚。 “在几乎垂直的砾岩峭壁上，有许多昏暗的洞窟，这奇特的景象使我想起了很久很久以前看到的早期意大利的绘画。”一百年以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而一百年前，斯坦因说，“这里是一个被世界忘却的地方”。 这是夏天的沙洲市场，这里距离莫高窟二十公里。斯坦因刚到达敦煌时，曾和敦煌知县王家彦一起吃饭，之后他给知县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他和中国人打交道，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他取得了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什么呢，清朝的官员非常看重你的官衔，中国人非常看重你官的大小。 这是斯坦因来到中国时所持有的护照，护照上的职位是英国大臣。他是如何获得这一称谓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这是王道士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他第一次见到大人物屈尊住在帐篷里。此时，敦煌县城里弥漫着不安的气氛，农民们正在抗缴官粮，而偏僻的莫高窟此时显得格外安静。 “这是一个能使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共同疯狂的神奇宝窟。”斯坦因一生都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夜里将一天的行为和想法都记录下来。他还带来了一个照相机，这些照片是斯坦因在莫高窟停留期间拍摄的。而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藏经洞的外观，通过这张唯一保留的照片，我们看到了当时藏经洞口摆满经书的情景。 “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对王道士斯坦因是这样形容的。 斯坦因来时，敦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刚刚结束，这个习俗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是斯坦因为王道士拍摄的一张照片，也是王道士唯一的一张近景照。 “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斯坦因却始终无法进入藏经洞。 这是敦煌榆林窟，在这里有一张著名的玄奘西行的壁画，玄奘是斯坦因最崇拜的人。他发现，这个被称做唐僧的和尚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这张斯坦因给王道士拍摄的照片中，王道士身后的壁画非常显眼，这是王道士刚请工匠画的唐僧西天取经图。斯坦因发现，每当他向王道士描述自己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沙漠时，平静的他就流露出兴奋入迷的表情来。 他靠聪明，不是靠幸运。王圆箓和斯坦因经常吵架呢，一吵架的时候关系一僵的时候，他就给他讲玄奘的故事。斯坦因会动脑子，他说你看当年玄奘把经从印度取回来，我是从印度来的吗，我的中国助手告诉王道士，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经卷托付给他。而现在，我这个从印度来的玄奘的信徒要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印度去。 这一天，王道士将一束经卷交给了斯坦因。夜里，翻开佛经时，斯坦因居然发现，在经文的边页上有两个字玄奘。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外面空无一人，我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藏经洞前，在那里我见到了王道士，他显然还有些紧张和不安。王道士终于引领斯坦因来到了藏经洞前，向斯坦因敞开了藏经洞的门。 “他鼓足勇气打开密室门洞，借着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层堆在那里，密密麻麻。”现代学者胡适曾说，藏经洞是座和尚博物馆，其实它远不止此。 斯坦因一脚踏入藏经洞，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都历历在目。 “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 “有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稀薄透光的绢画，绘有美丽的佛像，颜色调和，鲜艳如新。”这是斯坦因第一次看到这些经卷时发出的感叹。 藏经洞口 莫高窟第17窟 九十多年后，一位中国学者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亲手触摸这些敦煌写本时，是这样描述的，“有的写本纸张非常好，展开时哗啦啦作响，有一种卷子压了金箔，有一种经卷有十二种颜色。纸张很结实，厚度像现在的打印纸。”　 这是北京地铁建国门站，每天经过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这幅壁画，这就是佛教经典《金刚经》，它的原版，已经被斯坦因从藏经洞中带走，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之一，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如今，它成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珍贵文物之一。 “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 在一夜的狂风之后，第二天清早，斯坦因发现满怀疑忌的王道士干了一个通宵，将挑出来的所有藏卷又运回密室中去了。斯坦因知道了，他无法得到全部的经文。但是王圆箓同意收下斯坦因200两银子，让他们把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带走。事后，斯坦因很得意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欧洲，只要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要这些钱了。有的学者提出来，他是买的，买的就是公平交易，这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一种骗取。 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车队离开敦煌县城的情景。这时，在县城里，农民发起了暴动，焚烧了县衙。没人留意在偏僻的莫高窟号称装箱能手的斯坦因已经大功告成。二十四个大木箱里装满了经卷和书画，当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里的主人时，千佛洞刮起了这个春天的第一场沙尘。 十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伯希和的法国探险队。 伯希和，这一年才二十九岁，精通十三国语言，法国人夸他英俊优雅，有点儿军人作风。他的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他还带来一名专业摄影师，对莫高窟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拍摄。 这是当年破败的莫高窟，这个小牌坊和古汉桥如今早已不存在了。而今天的莫高窟最著名的九层楼在当时也只有五层。几个月前，当伯希和在新疆时，他看到一本佛经，这是公元八世纪的写本，出自一个叫藏经洞的地方。于是慢条斯理的他直奔敦煌而来。 在莫高窟，他对洞窟进行了第一次详细的编号。“自从人们从这一藏经洞中淘金的八年来，我曾认为该洞中的藏经已大大减少。”在西方狂欢节的最后一天，伯希和进入藏经洞。 这张由摄影师努埃特拍摄的照片，是今天我们了解当年藏经洞洞内状况唯一的影像资料。透过这一人高的经卷，我们甚至能看到在墙壁上隐隐约约的壁画。 “当我置身于这个宝库，三侧都布满了一人多高的卷子，您可以想象我的惊讶。”原本他非常担心斯坦因将宝贝搜罗一空，但很快他发现，因为不懂中文，斯坦因给他留下了许多。 他说：今天是个节日！他决定要将全部经卷翻阅一遍，在烛光下，他用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前十天，他每天拆开近一千捆卷子，创下了每小时打开一百捆的记录，他戏称这是汽车的速度。 1908年5月27号，伯希和离开敦煌，他用五百两银子换得七千卷藏经洞文物。离开敦煌的第二天，就是伯希和的三十岁生日，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珍贵的生日礼物。 1909年9月4日，北京的六国饭店，在京的学界名人几乎全都参加了招待伯希和的宴会。会上，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出来。使得著名学者罗振玉等人大惊不已。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很稀少，忽然有人带来了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古写本，整个北京学术界震动了。 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 这是北京的广化寺，1910年藏经洞文物运抵北京时，这里开始兴建中国第一座近代的国家图书馆。中国的国家图书馆比日本晚了四十年，比法国晚了一百二十年，比英国晚了一百六十年。但是押运的官员竟直接把大车开进了自己的家里，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将万张的经卷一撕为二。 这是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经洞文物，后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购得四百件。今天，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 这是春季的敦煌，这时距离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年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时著名国学家陈寅恪曾这样感慨。 道士塔 “我的儿子今年十岁了，有一次他看一个电视节目，介绍一些来自吐鲁番敦煌的壁画，和雕塑等文物是怎么被分割装箱运到柏林的，我的儿子说，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做。” “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七十五两银钱，可是被夸大到十万两，村民们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他当然拿不出，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在华尔纳写给斯坦因的信中，有好名声的王道士却因藏经洞晚节不保。 1931年，王道士死在莫高窟，从发现藏经洞以来，他从未离开过这里。对于这个瘦弱的，经常带着一脸笑容的道士，有人说他是他是藏经洞的发现者，莫高窟的维修人，也有人说他是目光短浅的宗教信仰者，是有小聪明的中国农民，是出卖藏经洞文书的罪人，中国文化史上的**贼。一百年来关于王圆箓的历史定位一直争论不休。 这是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这是巴黎吉美博物馆，伯希和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多存放在这两个地方。 回到欧洲后，伯希和成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有人这样评价他，“没有他，汉学将成为孤儿。”但是，在这张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公开信中，中国的学者们将伯希和冠以盗贼的名分。 1930年，七十岁的斯坦因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但从这封南京来电中可以看出，他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在新疆，他一直被处于严密的监视中，最终，被逐出中国。 这是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斯坦因从敦煌带回来的文物大都藏在这里。2008年，这里的学者向我们摄影组展示了一百年前斯坦因带来的敦煌唐代写经。 西方人说是斯坦因发现了藏经洞，八十岁时他死在阿富汗，他的墓地建在异乡的沙漠，他说，沙漠是自由安静的，他喜欢这里。他这样为自己写下墓志铭，马克.奥利尔.斯坦因通过极为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拓展了知识领域。不知为什么，对于1907年的敦煌之行他只字未提。 在斯坦因去世的这一年，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二十世纪最惨烈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这一年，一个曾从法国学习绘画的名叫常书鸿的中国人。带领十多个志愿者从战火中来到敦煌，从此，西方人在敦煌的探险史结束了。 《敦煌》：第二集《千年的营造》解说词 他叫彭金章，今年70岁，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49岁时来到敦煌，开始了一段与莫高窟为伴的考古生涯。 二十一年来，他时常往返于大泉河两岸，河边的林荫小道此时秋意正浓。河的另一边，绵延一千六百多米的崖壁上，大小不一，排列着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如此大规模的窟群因何而来，又是如何建造的，一直是他考古研究的目标。 在莫高窟有四把钥匙，可以打开这里的四百九十二个洞窟。中国文化千余年来存留的奇迹就在这一扇扇窟门背后绚烂无声。那思维禅定的瞬间，那融入慈悲的微笑，在那色彩与线条之间流动的乐章，带领我们穿越了久远的历史长河，重现昔日永恒的时光。 这是公元848年，在敦煌从安史之乱开始的战乱局面已经持续了九十三年。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张议潮的人幕兵集众发动一场血战，收复了多年战乱的敦煌城。 三年后，唐王朝在敦煌设置了归义军，收复失地的功勋将领张议潮被任命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接到任命后，张议潮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仪式。在后来为他修建的功德窟——莫高窟156窟的南壁上，那次游行的壮丽场面被绘制成为一幅壁画长卷，至今保存完好。 在修建洞窟的时候，张氏家族在前室北壁上留下了一方题记，它对后来人研究莫高窟营造历史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墨色因墙体的斑驳而模糊。有幸的是，在藏经洞发现了当时题写时所留下的纸稿，在这份名为《莫高窟记》的题记中，整个莫高窟营造的缘起渐渐在字里行间浮现。 这是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中国北方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纷争，人们对和平生活充满向往，佛教也开始走向兴盛。丝绸之路上往来印度和中原的僧人也络绎不绝。这时有一位名叫乐僔的出家人，向西行游途经敦煌鸣沙山，忽然看到前方千佛现出真容，熠熠金光将他笼罩。经历了这片神奇的景象，乐僔不再行走，他决定在鸣沙山东面的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 和所有的研究员一样，彭金章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洞窟打交道，在这些已经经历了一千余年时光的洞窟里，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被忽略。 “底下壁画上头又画壁画，可是这个洞窟据说这样子的，你看，下面，最下面的，白的，素面，因此说在北凉壁画底下是没有壁画的。无画呢比北凉还早。北凉是420年前后。”学者们推测这是崖壁上现存最早的洞窟之一268。主室只有一个人的高度，<?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一米多的宽度，南北两侧共有四个小窟，里面只能容纳一人坐下，这就是专门用来坐禅修行的禅窟。学者们无法断定这是否是莫高窟第一个洞窟，但能够推测的是，乐僔当年所开凿的也是一个禅窟。 洞窟这个建筑形式源自佛教的故乡印度，释迦牟尼曾在石窟内“西向结跏趺坐”，远离城市喧嚣，并且冬暖夏凉。莫高窟最早的营造便因坐禅修行开始了。 第285窟壁画. 这是多室禅窟当中的一个小禅室，看，这是禅床。自从佛教传入西域后，沿途开凿了许多石窟寺。这些开凿的山崖，大都由粗砂岩或砂砾岩组成。莫高窟的地质结构属于第四季酒泉系砂砾岩，适合开凿石窟，崖壁前方就是宽阔的大泉河，由南往北由此经过，现在几近干涸。 一千多年前从三危山的沟谷中涌出各股泉水汇流而下，大泉河碧波荡漾。河边成片的白杨树林，映着碧蓝的天空，气候宜人。这里距离当时的交通要道敦煌城不远，但又相对偏僻，适合开凿修行，于是便开始了延绵千百年而不中断的洞窟营造。 在早期洞窟275窟内，南北两壁的墙上有几座小小的屋檐，这是典型的中原建筑风格-阙。小小的阙形龛内，交脚的菩萨恬然微笑。随着时间的推移，崖壁上出现了这样专门用来礼佛供养的洞窟，这些洞窟改造了印度的窟形，并加入了中原文化的痕迹。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这些早期洞窟空间较小构造简单，在崖壁上零零星星并没有形成规模。 一直到公元439年，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北魏攻克北凉，凉州一带众多工匠由于战乱纷纷迁来敦煌。此后，洛阳也来了大批官宦，僧侣、工匠，正是这些徙居敦煌的人们，在莫高窟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开凿，并给洞窟造型带来了新潮的中原审美风格。 这个285窟正是那个时期营造的最好见证，窟的西壁有佛教印度教的天神，线条流畅、丰满圆润，是受中亚西域的影响又在敦煌被本土化了的形象。而在窟内的其他地方却已显露出当时盛行的中原风格。 “你看这个菩萨，面貌清瘦，身材修长，戴着高冠，大袖，这种在中原广为流行的画风，不再限于画纸上的丹青风流，而跃然于莫高窟的壁画间。画像砖，画像石里头可以找到的，也是中国的。” 让人更叹为观止的是285窟，覆斗形的窟顶，不同文明的印记在这里碰撞融合。中国神话中的雷神、飞仙、伏羲、女娲和佛教中的摩尼宝珠都汇集在了这方形似倒斗的穹顶上。四面斜坡的结构能分散，窟顶上方的重力使洞窟坚实稳固而且空间宽敞，从而成为了莫高窟的营造中最为普遍并延续不断的样式。这本身也是佛教石窟传入中国后的新创造。有如此深厚的中原情结，开凿了这个洞窟呢。 考证一个洞窟的主人，供养人画像与题记对于学者尤为重要。供养人一般是指奉献自己的资产，造建洞窟的人，他们的形象往往被绘制在洞窟内，并附有题记。 “大代大魏大统四年，这个时候正是东阳王元荣就任瓜州刺史期间，” 在285窟，位于说法图下方，长达一个壁面的供养人画像中，有一些穿着王公、嫔妃的服饰，在当时能以王者身份出现，最有可能的就是瓜州刺史元荣。“很可能这个就是，这就是他们东阳王夫妇。” 东阳王元荣他是第一个长期牧守敦煌的中原王室成员。在敦煌期间，他曾出资请人抄过大量的佛经。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有一份《仁王般若经》，末尾写到：“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入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生成佛。”从这段发愿文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身处异地他乡的元荣希望通过佛教寻得安宁与祥和。 莫高窟也逐渐转变为来自四方的人们祈福、免灾、开窟做功德的神圣场所。莫高窟在经历千余年沧桑后，得以幸存也并非一帆风顺。 公元557年，又一次朝代更替发生在北方，北周王朝取代了北魏，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换了三个皇帝。时局动荡，越来越多的百姓选择出家，数量竟逐渐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给统治者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威胁。 终于，北周武帝在公元574年下诏灭佛。在这场浩劫中，敦煌地处边陲有幸未受到破坏。 十五年后，隋炀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将旗帜插满天下。杨坚出生在陕西的一座尼姑庵，由比丘尼抚养到十三岁，使他跟佛教结下了因缘。登基后杨坚下诏，修复前朝废弃的寺院，并在敦煌大造舍利塔。他和儿子杨广都注重发展西部，使河西的生活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 短短三十余年的隋代，莫高窟造窟高达近百个，崖面上的洞窟由星星点点逐渐连成一片。 开凿洞窟首先要构思出洞窟在崖面上的位置和样式，继而开凿甬道，甬道挖出后，继续朝着崖壁上方及四周扩展，石沙从甬道排出，既安全又便于操作。窟顶成型之后，便向下挖掘，直到整个洞窟的样子被凿出，再根据需要进行装饰工序，一个洞窟才算完成。 由于劳动工具简单，无数的工匠一铲铲挖掘，一笔笔勾画，正是他们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用双手铸就了整个崖壁的辉煌。 96窟.九层楼 莫高窟在外观上，最为显眼的就是位于石窟群中段的标志性建筑—96窟，又叫九层楼。红色楼阁依山而建，气势雄伟。 1999年，对于考古界，96窟的历史原貌一直是个迷。就是那个秋天，彭金章带着这个谜团，领导了一支团队，对这里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在这一次发掘中彭金章发现，一层地表下面还有一层截然不同的地表。随着挖掘的深入，彭金章紧张的心转变为难以言喻的欣喜，民国、清代、元代、西夏、唐代各时期洞窟的地面先后显露。整个九层楼营造时的历史原貌浮出了水面。 那是在公元684年，武则天当政，朝中关系极为微妙，此时，薛怀义、僧法明等僧人便伪造了《大云经》来讨好武则天。因疏中说自己是弥勒下世，女子为王，武则天甚是欢喜。弥勒为音译，意译为慈氏。所以当690年，武则天如愿以偿登上皇位时，便自称是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 那时全国兴起了一股大造弥勒像之风，96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凿的。 窟内只有这一尊弥勒塑像，所以又称大像窟。它的形象据说就是依照武则天的面容而塑。专家们推测，像这样高大的洞窟，开凿时极为困难，首先要在崖壁的高处挖出一条甬道，然后向上挖出崖顶，再逐渐下挖，并在第一条甬道正下方凿出第二条甬道，挖出的石砂从下方的用到排出。就这样依次向下，直到地面。经过精确计算甬道的位置也恰能增加弥勒像的采光，佛像的胚胎是在挖掘洞窟时由设计预留下的崖壁砂石加工而成的。 根据专家们推测，营造这样大型的洞窟往往要花费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对于96窟开凿的经过，当时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在公元966年的一次重修中，就使用了木匠五十六人、泥匠十人，而这次历时十天左右的重修，只换了两层木构而已。以此看来，96窟在建造时的工匠规模是多么庞大。 远久后的今天，我们能感受的，只有那大唐帝国恢宏无比气度的象征。前流长河，波映重阁，那三百多年前只有一个洞窟高悬的崖壁到唐朝年间已经是计窟室一千余龛，莫高窟在唐朝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时修建的，这其间一些纪念家族洞窟营造而刻写的石碑，成为了今天研究洞窟渊源的重要史料。 修建于中唐时期的148窟是一个开放参观的洞窟。窟的前室里这块石碑从洞窟落成之时就屹立在此，就像一位千岁老人对我们讲述着前尘往事。 唐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了。驻扎西河的军队被调往中原平叛，敦煌防务空虚，陷入了各种势力的乱战中。加急的求援信向中原王朝发出，整个敦煌城在重重包围中开始苦苦的等待。可是援军迟迟没有音信，命悬一线的孤城中人心惶惶。最高军事首脑周鼎萌发了弃城逃跑的念头。就在这时，他却意外的接到了邀请，去莫高窟观礼一座新开的佛窟。 这个窟的形状类似于民间的棺材，这是涅槃窟独有的样式，涅槃是经过多年修行终于摆脱生老病死的轮回，达到一种寂静常乐的永恒境界。那环绕着释迦摩尼涅槃像长达三个壁面的经变画图解了佛陀涅槃前后的庄严场景。窟顶上方的千佛又宛如一方佛国净土的苍穹如梦如幻。这个窟的主人叫李大宾，是当地的望族。涅槃窟的落成，在敦煌烽火连天的时候曾鼓舞着军民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 大漠的冬天已经来临，李大宾所做的一切最终没能打动周鼎，他决定弃城而逃，临行前被军中部下当即逮捕缢杀。接下来敦煌军民在孤城中苦苦坚守十一年，最后因内无粮草外无援军被迫放弃。往事已随大漠风烟远去，记载历史的石碑上大唐陇西李府君几个字赫然在目。 除了这些由世家望族修建的大洞窟外，崖壁上由黎民百姓出资修建的小洞窟占了绝大多数。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107窟由晚唐的一户人家营造，除了家庭成员外，身份卑微的奴婢也拿出自己仅有的所得参与建造。壁画中奴婢身份的母女俩衣着简单朴素，母亲在题榜中说，她们出资绘制了六身释迦摩尼像愿舍贱从良。敦煌世世代代的人们不论财力的多少，在这里寻找自己精神寄托的期望从未间断。 天宝十四载，也就是公元907年，安史之乱爆发了。 这个时候，中原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陷入了一片混乱，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实力。终于在公元907年，离敦煌一千八百公里的都城长安化为废墟，历史从此进入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 而敦煌由于地处偏远，管辖相对独立，在中原群雄割据的时候，这里却无有战争。公元914年敦煌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曹议金，他主张对近邻修好，重视农牧业的发展。敦煌城再次恢复了一派繁华的景象。经济的繁荣，加上历代开窟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莫高窟的开凿开始了一个以大洞窟为主流的新阶段，这也是它营造史上最后一次黄金时代。 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窟主就是曹氏归义军第四位统治者曹元忠和他的夫人。这是一个中心佛坛窟，正方形的主室面积有一百九十六平方米，最高的地方有九点五米，相当于今天的三层楼房。由于空间巨大，开凿洞窟时，留下了一块崖体，用来承载窟顶重力，并在上面绘制各种富丽的装饰，形成了这种典型的殿堂风格。 这个时期的洞窟样式也已经完全中原化，在曹氏时期一系列大规模开凿及对历代洞窟的重修后，莫高窟也逐渐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规模。 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大多集中在崖壁考南部的洞窟中，学术界大致以此为依据把莫高窟分为了南北两个区域。 南区从南北朝到元代相继诞生了禅窟，中心塔柱窟，覆斗顶窟，涅槃窟，大像窟，中心佛坛窟，共计四百八十七个。这些时代风格鲜明的洞窟内，有壁画四万五千多平米。壁画四万五千多平米，彩塑两千多尊。 而莫高窟的北区，洞窟分布疏密不均，残缺不全，曾经一度被认为是敦煌考古的沙漠。但北区洞窟的作用是什么，和南部洞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对于彭金章而言却充满了吸引力。 出乎大家的意料，一批又一批的文物被先后发现了。长年被忽视的二百四十三个洞窟终于有了自己的门牌号码，“一百二十七，三米二一百二十八……”不论酷暑严寒，他的脚步踏遍了北区的每一个角落。 “这有烟筒，烟道，看，黑黑的，是不是啊；这里呢，用瓦砖封起来，就像现在的圆的烟筒一样，烟都出去了。这有个台，放一点儿做饭用的东西啊，或者放个灯之类的。” 经过考古证明，这里曾是僧人们居住的僧房窟，修行的禅窟，储藏粮食物品的仓廪窟，埋葬僧侣的瘞窟。和南区礼佛的殿堂一起，构成了完整的石窟寺院--莫高窟。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一声声开凿的叮当声，犹如一声声不倦的叩问，从历史那端传过来，又传开了去。 五代宋初期间，海上贸易之路兴盛，莫高窟的开凿也止于元代。明朝嘉靖帝封闭嘉峪关，沙洲民众内迁，敦煌莫高窟进入了凋零的时期。 而这座宝藏历经尘封，在20世纪初将重新被世人所知。中国、古印度、古希腊、中亚文明，四种古老的旋律在这里汇成了千古绝唱。 无数虔诚的心曾踏上这条路途，朝圣这片荒芜当中的精神家园。她历经战火的纷飞，灭佛的萧条，奇迹般地留存至今。历史中的人们无论是否留下了姓名，他们对崖壁献上的旋律如今仍在空中回旋。 佛光. 2007年4月23日的上午，我们的摄像机在鸣沙山上拍摄到一段奇异的景象。这是否就是当年乐僔看见并曾感召过他的光芒呢？ 彭金章写道：“我也曾看见过这样神奇的景象。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一年中，秋天是敦煌最美的季节。那碧蓝的天空，那金黄的白杨叶子，这一些都让我深深地沉醉。” 《敦煌》：第三集《藏经洞之谜》解说词 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见证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和广袤辽阔的中亚地区无数的历史变迁和盛衰荣辱。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被人渐渐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道士王圆箓夸张地描述了他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过程。愚昧的王道士怎么知道他挖出了亚洲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 敦煌也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数年之内，藏经洞内的典籍书画被各国探险者割裂瓜分，流散到世界各地。 如今，平静祥和的敦煌依旧保持着它与生俱来的文化热度。人们已经习惯于打那个闻名世界的小小洞窟称做“藏经洞”。 在今天敦煌的莫高窟，藏经洞的正式编号是十七窟，位于第十六窟内甬道的北壁。这件文书现藏于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从题记中可以看到，它写成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只是现在所知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002年之后，也就是说，在藏经洞被重新凿开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献已经沉寂了近九百年。 虽然敦煌文献帮助我们破译了不少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但是藏经洞的性质和关闭的原因，却一直是个谜。对此，学者们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这些数量众多内容纷杂的文献会被储存在这里呢？我主要认为可能是避难说，主要是受战争的影响；那么敦煌的僧侣们呢？为了避免这些藏经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藏经洞之中。” 除了“避难说”，对于藏经洞的形成，敦煌学者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藏经洞的东西，实际上是被古代的敦煌僧人所废弃的一些物品，这种观点我称之为，‘废弃说’。” 根据已有的敦煌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典籍占了藏经洞文献的近百分之九十，而其中很多的佛教典籍，又与始建于公元834年前后的敦煌三界寺有关。 据记载，自西晋僧人竺法乘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开始，历代僧俗都在此地营造寺院。晚唐五代，敦煌的官方寺院有十七所之多，三界寺便是其中之一。 那么，三界寺与藏经洞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公元900年前后敦煌发生战事，三界寺在战火中被焚毁，收藏于寺中的全部佛教典籍随之损毁殆尽，劫后的三界寺开始重建，但寺内藏经匮乏，不敷供养诵习之用，如何重建经藏，成为僧人们面临的迫切问题。 《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 这件写巻名为《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它长达<?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六米，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写卷的题记中说，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径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宏愿，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 “三界寺的藏经呢，实际上是由道真和尚主持完成的，经录的下面有题款，题款的日期是长兴五年六月十五日，也就是公元934年。” 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混战的五代十国时期，连年的征战使中原的社会生活处处水深火热。而悬隔数千里的敦煌一地却保持了相对的太平。 除了道真和尚以外，三界寺一定还有其他的僧众参与搜集经卷，对寺院来说，经藏是血脉，不可或缺。 道真和尚在这几十年中是如何搜集佛经的呢？ 敦煌文献中有这样的文书记录，“三界寺张僧政将去，法华经抄壹拾贰卷，阿弥陀经抄柒卷，梵天问疾经壹卷”，这是当年道真和尚亲笔写下的借条，由此看来，借经抄写是当时道真和尚和寺中其他僧人为三界寺补充经书的手段之一。面对卷帙浩瀚的佛教三藏，以个人之力缮写经卷以为功德供养，当然是杯水车薪。 在中世纪的写本时代，佛教僧团有专门负责写经和管理经书的机构，经司。参与写经的经生有出家人，也有在家弟子。缮写经文有一定的报酬，不过，三界寺相对于城内的大寺来说，地偏人少，寺产不厚，他们请人抄写经本，数量必然非常有限。三界寺里的经卷应该还有另外的来源。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千年之前，来自南亚、地中海、中亚等地的文明就已经在此汇聚，中亚西域佛教更是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今天，每逢传统的佛教节日，敦煌莫高窟前总会热闹非凡。当地虔诚的百姓会聚集到这里，进香拜佛，在道真和尚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为了祈求佛祖的保佑，经常向寺院捐赠佛经供养，以个人或者家族出资缮写佛经，再把这些佛经捐献给寺院，这部分佛经就成了供养经。 这件写巻里记载了一位名叫康秀华的施主为寺院出资抄写《大般诺经》以为供养的事情。他一次向寺院捐献了银盘子三枚，总共三十五两，还有麦一百石，粟子五十石，另外还有化妆品叫做胡粉，胡粉四斤。当时四斤胡粉就是六十四两。 “按当时的价格来折算，就是一两银子相当于五石麦子，这么一个价格。那么胡粉的价格多少呢？胡粉的价格就是一两胡粉也相当于五石麦子，这样折算下来，就是六十四两胡粉也就是三百多石麦子左右。那么三十五两银盘子折下来，也就是一百五十多石麦子，总共是六百石。一部大般诺经也就是六百卷，正好在这个价格上，这个价格是当时一般老百姓掏不起这个钱的。” 众多捐经者的名字大都不为人知，从这些残留下来的题记和文书中我们可以感知他们施种福田时的虔诚，更有人为了捐施倾其所有，以换取内心的幸福和安妥。 由于三界寺地处偏僻，规模也不大，要在短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藏经数量，仅仅靠信众供养也是不够的，僧人们还要另想办法。雕版印刷发明以前的写本时代，书记宝贵难求。所以敦煌各寺院一直有将本寺部分闲置或损坏不全的佛经写巻相互交换补充的习惯。 于是，到其他寺院去搜求成了道真和尚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他满怀希望地叩响每一家寺院的门环，每一扇寺门的背后似乎都蕴含着可能。他四处奔走，在高山大漠戈壁风沙之间艰难的穿行，慢慢的黄沙故道上经常看到他风尘仆仆的背影。 “像道真和尚向敦煌地区其他寺院里头乞求佛经这种行为就称为乞经，那么敦煌地区乞经呢，它很复杂。就是说，它不但是敦煌当地的寺院之间它的佛经交流的一种手段和渠道。那么道真和尚呢？他向其他寺院乞经，同时很可能他也向中原地区乞经。” 另外，敦煌地方政权每年还派出使团，使团中除了官员还有僧人，这些僧人除了请求经书，另一个目的就是巡礼，到中原地区的名寺古刹礼拜和学习。这种频繁的交流使的敦煌地区的佛教深受中原佛教的影响，敦煌地区逐渐盛行起了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信仰。 也许，道真和尚也曾是出使中原使团中的一员，这位满腔赤诚，黾勉努力，持之以恒的沙门后来成为总管敦煌僧团事务的最高领导人。道真和尚为了完善三界寺的经藏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在敦煌经卷里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是公元987年，勤勉一生的他大概在这之后就圆寂了。 三界寺收集佛经的工作持续了多年，在道真和尚和其他僧人不辞劳苦的努力下，三界寺的藏经从无到有逐渐丰富起来。 公元1006年，地处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股外来势力灭亡，大西北再次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消息传到了敦煌，战争即将降临的恐怖气氛笼罩着沙漠中的这片绿洲。莫高窟附近的三界寺内气氛变得异常凝重，僧众们担心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藏经再次遭受灭顶之灾，他们紧急商议应对之策，最后决定，把三界寺全部的经卷和佛教供养具立刻封存起来，以躲避可能的战争灾难。 经过周密勘察僧人们选择了三界寺附近的一个洞窟，这个洞窟是晚唐时期敦煌地区河西都僧统洪（巩？）和尚的影窟。河西都僧统就相当于今天当地佛教协会会长的职务，在洪和尚圆寂后人们为他建造了一个影窟，也就是纪念堂。 三界寺的僧人们将洪和尚的塑像请出影窟腾出地方，来保护那些来之不易的经卷，经过整理，所有佛经都搬入洞内，码放整齐，为了万无一失，洞窟封闭之后，僧人们请人在封闭的整面墙壁上绘制了壁画，以掩人耳目。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灭亡于阗王国的那股外来势力并未东进。公元1036年，西夏王朝攻占了敦煌。 由于西夏也信奉佛教，敦煌佛教并未受到影响。按着常理推测，如果藏经洞关闭是为了躲避战争，而战火并未降临，，佛经又是僧人们日常必须使用的东西，那么理应是重开洞窟的时候了，事实上，三界寺的僧人再也没有打开藏经的洞窟，者又该作何解释呢。 针对避难说的种种疑点，有的专家提出了另一种推测，废弃说。也许它能为我们破译藏经洞的前世今生。 “它们实际上是被当时的敦煌僧人认为呢，失去了使用价值，没什么用处了，所以，敦煌的僧人就把它们按照他们自己的处理的方式把它们封存在一个洞窟里面，因为是一些他们认为的废物，没有用的，所以封存以后呢，也就不再管它了，不再开启它。” 方广锠先生几十年来为了编纂《敦煌遗书总目》走遍了世界上收藏敦煌遗书的主要机构，是迄今为止中国敦煌学界查阅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学者。 被今人奉为珍宝的敦煌遗书，真是如专家所说只是当时的废弃物吗？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段端，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与西域诸国交通的要冲，沿着这条丝绸之路西来的佛教也较早的在此传播。 这是农历四月初八在敦煌雷音寺进行的法会，相传这一天是佛祖释迦摩尼的生日，每逢此日，僧尼都要举行仪式，用净水灌浴释迦佛像，所以称浴佛节。百姓们也到寺院中进香许愿，祈求佛祖保佑。 在一千多年前，敦煌地区经常举行各种佛教法会，法会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转读佛经。今天的法会中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仪式了。 敦煌文献中记载，在法会中转读的佛经首选位列大乘佛教经典首位的《大般若经》，人们认为，这部汉译达六百卷之巨的经书是镇国之宝，只要转读此经就可以积累莫大的功德，所有祈求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对《大般若经》的狂热崇拜，使得这部经书的使用率很高，损坏的速度也就最快，在藏经洞中，就有大量的《大般若经》的经卷。佛经长期流通，时间长了难免损坏，为了保证经典的正常使用，敦煌寺院经常在僧团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经典的清理检查，发现破损及时进行修复或者重新抄写替换。 遇到破旧重复的佛经便剔除出来，堆放在寺院的某个指定的地方，这个存放残旧经典的地方，僧人们称之为故经处。年复一年，这里积累了很多破旧的经书，可是这些破旧的佛经为什么要这样一直对方保存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敬惜字纸。 “传统有仓颉造字鬼哭夜这么一种说法，因为人本来就够厉害的，文字呢，认为是夺天地的造化的，人要是创了文字，那鬼绝对就治不了人了，鬼就害怕了。所以对文字的一种敬畏的心理使得人们对于写了文字的这个纸张，都是非常珍惜，不能糟蹋。” 另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敦煌的纸张要靠内地转运过去，有限的来源使得纸张非常珍贵，因而敦煌各寺院对纸张的管理都十分严格。 在僧团专门负责抄写经书的机构，写经之人领取几张纸都要一一记录在案，抄写完毕必须将纸张如数交回。如有抄写错误，则须在纸上写一个“兑”字，然后凭这张纸去领取新纸。为了节约纸张，通常每张纸正面用过之后，还会反过来使用它的背面。 既然纸张珍贵，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封存的经卷中还有大量背面未曾使用的卷轴式经卷呢？据专家考证，这与五代以来雕版印刷的技术进步有关。 公元971年，四川地区开始雕版印刷，佛教三藏的总集《大藏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组织刻印的雕版大藏经，因始刻于北宋开宝年间，后世称为《开宝藏》。 这里是位处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它始建于1866年，至今仍然保持了传统的木雕刻板印制佛经的方式，在这里记录了经书的制作工艺。 首先把待印的文字写在宣纸上，反贴于木板，然后用手把纸搓掉，墨字便留在木板上，再用刀将每个字的笔画一笔一笔雕刻成阳文。书板雕好以后，先用刷子蘸墨在书板上刷一道墨，接着，把宣纸覆在板上，另外用干净的刷子在纸的背面刷扫，把纸张揭下来，一页书就印好了。 这样一块块书板，一纸纸书，周而复始，再经过各道工序线装成册，一本书就这样完成了。 最早的雕版《开宝藏》经本大部分已经亡佚，所幸我们还能通过《开宝藏》的覆刻本《赵城金藏》看到它的大部分内容。《开宝藏》的刻印先后历时十二年，共雕版十三万块，最终于公元983年全部完成。《开宝藏》印刷完成以后，北宋王朝将这部大藏经输送到了辽、西夏、高丽、日本等地。 敦煌地方政权与北宋王朝一直有着朝贡关系，他们也数次向宋王朝乞求赐予金银字藏经都得到了赏赐，这次敦煌也得到了《开宝藏》。敦煌地区的佛经因此丰富起来，同时经济的发展也是的纸张不那么珍贵了。这样看来，残破的卷轴式经卷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在保存下去了。 “藏经洞的遗书绝大部分都是佛经，佛经就是佛、宝、僧三宝里面法宝的代表，既然是法宝的代表，那对于佛教徒来说是无比神圣的，即使它用破了用旧了，也不能随便处理，要有一个妥当的方法。 在敦煌莫高窟呢，它恰巧有很多的洞窟，而且呢，经过清理，出来的佛经非常多，那么这也因缘凑巧，他们就选了这么一个合适的洞窟，把它放在洞窟里面封闭起来。” 如果废弃说成立的话，废旧的佛经似乎是被很恰当的处理了，然而，在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的从东晋到北宋时期的官府文书以及社会经济类文书，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晚唐五代时期，佛教是敦煌地区的官方宗教，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当地佛教教团的僧官都是统治敦煌地方政权的座上宾，甚至成为官府中的高参。藏经洞的原主人洪和尚被中央政府任命为河西都僧统，管理河西地区的宗教事务，并以其身份参与地方政务。随着世俗政权的巩固，当地官府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也日趋加强，甚至百姓出家也要通过节度使同意。 这是一件度牒，上面记录着公元938年官府批准一位姓张的女子出家的内容，“有女胜莲，生之乐善，闻佛声而五体俱欢，长慕幽宗，听梵响而六情顿喜。今为父王忌日，广会斋筵，既愿出家，任从剔削者，故牒。” 而这幅敦煌壁画更加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期女子梯度的情景。 剃度 藏经洞里，晚唐五代时期的官府文书往往都与佛教寺院有关，而另外一批晚唐时期的官府文书是因为僧人利用它们的背面抄写佛教文献所以保留了下来。 敦煌因为同中原地区的广泛交往，自古农业就十分发达。今天，这里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农耕方式。而一千年前的敦煌壁画就用简洁写实的线条描绘了百姓农耕的场景。在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僧人们也可以拥有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经济生活，从事农耕劳作，拥有寺产，还要按着官府规定承担赋税，甚至服兵役和杂役。由此看来，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出现借据、房契、账本等社会经济类文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包罗万象，既有大量的儒家经典，也有后世罕见的异质宗教的文献，还有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的文本，以及大批表现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类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记录。另外，藏经洞中还有大量用于供养的绢画等精美的艺术品。 让我们按照废弃说的观点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形。 在藏经洞封闭前，敦煌佛教教团的都僧统召集各寺院的僧官统一布置了各寺院清点藏经的活动，清点工作完成后，各个寺院清理出来的淘汰物品需要作统一的处理。经过详细的讨论和实地考察僧人们发现洪和尚的影窟大小适中，于是决定把淘汰下来的物品放入这所洞窟。各类经文文书及供养品就此不见天日，在黑暗中封存了九千年。 公元1900年当藏经洞被发现时，这些经卷文书依然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虽然道士王圆箓不断地翻弄，但是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来时，藏经洞还是基本保持了原貌。依据他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藏经洞的描述，有专家认为，藏经洞中的汉藏文佛经是按照佛教经录分帙存放的原则摆放的。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以及绘画也都按分类存放在一个个包裹之中。既然是废弃品为什么还要加以如此认真的处理？对于这一疑问，废弃说似乎也没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所谓敦煌遗书是被古代人废弃的，这绝对不意味着说我认为敦煌遗书没有用处、没有价值，因为古今人的价值观念是不一样的。敦煌遗书在我看来，它有文物、文书、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所以它是一批中华民族，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一批文化瑰宝。” 藏经洞内的汉文敦煌遗书共有五万八千号左右，此外还有一些绢画及其他文字的遗书。今天，敦煌遗书已经成为我们跨越时空与古人交流的桥梁。 这幅《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这卷唐代舞谱用文字将那个时代的舞姿曲调记录了下来。而这些有关《坛经》的文献，是我们对禅宗这个中国佛教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宗派的早期历史有了更全面的解读。另外，从敦煌遗书中还可以看到中国书法字体的演变、书籍装帧演变等细节。 敦煌藏经洞是一个真正的藏宝洞。在它开启后，在世界人文学术中产生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遗书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西域和中亚地区历史的资料宝库。 无论是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的避难说，还是废弃说，都仅仅是依据历史碎片做出的猜测，还远不能圆满地破译这个千古之谜，或许，谜底最终也不会显现。 莫高窟里美轮美奂的壁画，喜怒安详的彩塑，和藏经洞里的珍贵文献，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历史的脉动，因为在莫高窟，历史与我们近在咫尺。

不知不觉看完了，当看完第一集的时候就泪流满面了，有人怪王圆箓贪财愚昧，有人怪英法日俄贪婪骗取，有人怪清朝官员腐败无能，其实这段沉痛的历史是时代的悲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我在敦煌看到展示壁画的穹幕影院的时候心都被染上了色彩，感谢数字化的实现，人流量的加大对于敦煌壁画的损耗其实相当严重，真的希望大家不是因为希望去打卡这个地方而去，后悔没有在去之前看纪录片，如果再去，希望可以怀着一颗敬畏的心去参观，感谢常书鸿先生和许多艺术工作者的付出，他们从许多大城市以及国外而来，却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如果没有他们，今天的我们绝看不到这样的莫高窟。喜欢纪录片里面的一句话：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当进入石窟的那一刻尘世的喧嚣离去，心中获得无限的平静。去年在《国家地理》上看到的樊锦诗院长说的一句话让我记了好久：“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损毁，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所以我也终对失去的东西抱着，历史让我们失去的东西，是为了警示当年不断衰落的我们给的一段沉痛教训，教我们在心中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过去的痛却也要带着复兴的梦想不断前行下去。

故事要从王道士说起。

当我写完这个句子，我脑海中首先浮现的面孔是那晚《又见敦煌》里王道士的扮演者。王道士本名王圆箓，那场演出里，瘦弱身躯的他用沙哑的嗓音自问自己到底做错了没有。

那是20世纪初。据说当时的王道士心地善良，来到莫高窟后靠着化缘来的钱自己打理着莫高窟。有一天，他意外发现了一个放满经书的洞窟。但他也不知道能拿它做何用。直到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斯坦因竭力要取得王道士的信任，又是英国大臣的外交护照，又是玄奘的信徒，终于斯坦因得以走入洞窟，并且带走了无数珍宝。这还没有结束。而后陆续又来了法国的伯希和，以及俄国日本美国等等。其中美国人华纳于1924年来到敦煌，用特殊胶水粘走了部分壁画内容，我们在莫高窟参观的时候还清晰地看见墙面上的印记，内心复杂之情绪自然不必多言。陈寅恪才会发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样的痛心感慨。而这些经卷，还有一些其他文献资料，涉及地理生物艺术民俗方方面面，成为考古的无价之宝。

1909年，清政府终于意识到这些经卷的重要性，派人将经卷押运回京，运送的过程中，每经过一站，都要丢失一些，到了北京几乎所剩无几。（这种内部偷盗损毁，现在想来真是讽刺。）因此，现在的经卷散落世界各地，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美国还有北京敦煌。（前几天刷微博看到一则讯息，大概就是现在做考古难度很大，因为很多资料史记一旦被国内部门收藏后，想要借出难于上青天，相反国外的数字化就做的很好，极大地带动了学科的发展。另一种视角与观点。）至于这些经卷为什么被堆放在这里，中国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参观的时候导游也提到了：一个是避难说，一个是废弃说。如果阅读过井上靖写的《敦煌》，你会发现故事的最后就是演绎了避难说，那些僧侣千里迢迢将经卷护送至莫高窟存放以躲避战乱的破坏。

当然，莫高窟的历史远不止开始于20世纪初。观看《又见敦煌》的时候，最后被黄绮珊的歌曲《千年一瞬间》洗脑，可惜网上搜不到。它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千年前的过去。起初莫高窟的出现源于公元366年，传说乐僔法师看见一道金光，便在敦煌开凿了第一座佛窟。在唐代，莫高窟达到鼎盛时期。参观莫高窟的时候，导游会带着随机参观8个窟，尽量每个朝代的都看一看。而后，到了明朝，敦煌莫高窟开始渐渐沉寂，被人遗忘，后面才有了王道士的故事。（还有几个人名值得记住，比如洪辨和尚，张议潮，曹议金etc，了解一些背景在看《又见敦煌》开头的时候才不会一脸懵逼。）

其实去年中秋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办了一个常书鸿画展，在闭展的最后一天下午，我特意赶了过去，还听到了最后一场讲解。讲解员表示这是整个展览最后一场导览，她几乎是含泪解说。我也是在这个展览上第一次听到了常书鸿的名字。我之所以认真听完了整场介绍，可能也和常书鸿有过法国经历有关。如果不是因为在塞纳河畔意外发现一本介绍莫高窟的画册而决心回国，常先生本可以一直呆在巴黎过着优渥的生活。但是，在战乱之际，他回来了。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而后，又有1946年冬天，终于等来敦煌艺术研究所恢复消息的段文杰选择了此地；直到现在的樊锦诗先生，最近因为北大女孩的故事而得知樊锦诗，前往敦煌之前买了她的传记《我心归处是敦煌》。感动于她和彭金章教授相濡以沫的感情，更感动于他们二人对于莫高窟的付出。彭金章为了樊锦诗来到敦煌，年过半甲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的事业，在莫高窟北区做出了新的发现（北区在当年主要是画师等人用来居住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感动于这一点，以至于在日本拍摄的纪录片看到他的镜头时，又止不住想哭。是他们，一代又一代，在竭尽所能保护着莫高窟。这次去参观莫高窟的时候，提前预定了A类票，全程很顺畅，可以感受到整个流程设计得比较人性化。我想，这就是最直观的一种感受他们保护莫高窟的方式吧。

无论是参观前在数字展览中心看的两部短片，还是参观过程中随机的8个洞窟，都会让你对壁画和佛像有一个真切的认识，比如覆斗顶，经变画，西方净土，极乐世界，现世是释伽牟尼，未来是弥勒佛，弟子阿难和迦叶，还有释迦摩尼前世萨埵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几亿年以后转世的故事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雕塑在清朝都经历了修复，看不到原本的痕迹；而墙壁上的画也变的发黑，失去了原本的色彩。一些稳定性强的颜色，据导游介绍，需要购置于国外，按克计算价格，非常高昂。另外，在景区听了好几遍这个介绍，我特别记在了手机上：莫高窟共有735个洞窟，其中有壁画的有492个。北区暂时不对外开放，南区开放给游客，但是每个窟都会上锁，只有导游可以开门，所以无论是A类还是B类的游客，都必须有秩序地参观，区别就是A类跟着导游参观聆听，B类应急票是听完出来有一个导游在外面解说。两类的交集就是藏有最大佛的那个洞窟。每年只有一天，人们被允许进去穿过这座佛的大脚。

其他补充几点：

第一是张骞出使西域。这个故事以前读书的时候听过，但是从来没有上过心。直到参观阳关的时候听了讲解，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感慨震撼的故事。两次出使西域，途径匈奴的时候被扣押，若干年后得以逃出来，继续完成使命，这种可歌可泣的精神。第二是“关照”这个词的来源，起于当时出关需要一个文书，有了它，过关的时候就可以通行，还可以获得食物和水源的补给，这个东西就是“关照”，后来就被引申为现在的“照顾”之意，interesting。

最后，这次西北之行最期待的就是敦煌。出发前阅读了樊锦诗先生《我心归处是敦煌》和井上靖《敦煌》，观看了央视纪录片《敦煌》和日本纪录片《敦煌莫高窟》。在莫高窟文创中心买到了358rmb的花册，还没拆封。过几天打算看一下纪录片《河西走廊》。对于生活在江浙沪一带后来来北京工作的我，西北之行终于实现真的很开心，一路还看到了地理课本提到的雅丹地貌和张掖七彩丹霞，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知道为什么总有几句诗不自觉冒了出来，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当然，后者说的是泰山，但相接线是相似的。就好比，每个不同个体的敦煌情也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