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女1960

这个电影表演风格并不自然，剧情转折也不过圆滑，但风格强烈，不论是布景还是表演方式还是拍摄手法，是高度自洽的；从惊悚片气氛切入到家庭伦理片的框架中，效果在如今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这是个男人缺席的电影，这里面一共只有两个男人，男主角和他的小儿子，小儿子喜欢嘲笑姐姐，姐姐常常想要反抗，最后小男孩却被下女一把推死，而男主角是任女人争夺的，其夫人并不是想当然的传统的包容的妻子形象，在知道下女的事后第一节想到的是不能让她剥夺自己孩子们的财产，为了保护家庭和孩子，主动让丈夫陪伴下女（这也意味着丈夫可以被她排除出家庭），

电影里的钢琴声、缝纫机声、雷雨声让人更强烈的代入到情节里面，同时还外化了人物的情绪，营造了阴郁的气氛，黑白电影有一种简单的质感，人物的装束也都很本色，部分台词具有极强的文学意味，总体来说观感很棒。

四个女人都为这个男钢琴教师着迷，因为他有俊朗的外表，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阶级，还有对钢琴艺术的赤子热爱。试想如果女性跟男性有一样的地位和追求呢？

唯一与男主并肩的是他的妻子，但是妻子为了家庭却使得身体容颜都苍老下去，失去了自己的美貌红利。男人对年轻女人的无限制贪恋，女人对男性的排他性占有，联合在一起就促成了永恒的伦理悲剧。

从男钢琴教师拒绝一名女工的情书，女工病死来体现出男主对于婚外情的警惕和后悔，看出第一名女工对于追求爱情无望的悲观，她的身体和思想也就是综合素质不够强大。第二名女工的坦白、行动和男主为捍卫家庭的警告看出男主的防线的底线，第二名女工的算作男主的红颜知己，她知难而退了，也得到了男主的尊重。

第三名女性也就是下女来自农村，出场第一幕从衣柜里出来的那一刻就能看出她的叛逆，她有心计，有顽强的意志力，也有良好的身体状态。在与男主妻子争斗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她的强大与邪恶，也是因为这个特点，使她吸引着男主。但同时她也善良。总之是一个形象丰满的女性。她极致的追求专一的爱情，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自己追求的专一爱情正是建立在夺取别人专一爱情的基础上。

同样重要的是男主自己的自制力。片尾导演恶搞的一段也体现了诙谐警醒的特点。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就总是冒出“导演是不是想教育全天下婚外情的男性，包括女性哈，让大家看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想法。所以这镇定是一个警示宣传片？普法栏目组？what the f?

不过这个永恒的伦理问题如何解决呢？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而且现在的婚姻和爱情关系都在走向瓦解。关于婚姻的忠贞不渝也仿佛已经成为过去式。

不过对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时时表达出想念之情，也是我们对于稳定与和谐的永恒渴望吧。

前言

今天，韩国的电影工业成为亚洲的个中翘楚，独立电影也带有鲜明的韩式风格。可细究起来，韩国电影真正发展的时间，不过五六十年。在这短暂的半个多世纪中，出现了形色各异的导演和电影，构成了韩国电影丰富多元的面貌。这次我们将梳理出能够代表当下时代的韩国电影，看它是如何发展到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的。

正文

1919年10月27日，韩国第一部电影以活动写真连锁剧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连锁剧并非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电影，影像仅以故事背景出现在舞台上，而演员要在影像前进行现场演出，可以说是舞台剧和影像结合的一种形式。

直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韩国电影终于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1951年韩国制作电影仅有15部，到1959年达到了111部，在制作总量上翻了10倍，到1969年更是突破了200部。申相玉、俞贤穆、金绮泳等韩国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导演也是在这时崭露头角。这些导演们不再单纯依靠剧情来构筑影片的内容，而是真正利用起了电影语言，开始重视画面、布景、场面调度。

1960年，[下女]的上映震惊了韩国观众。在这部电影中，金绮泳以家庭为背景，将性欲、死亡等场景以独特而又诡谲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奠定了金绮泳这位电影大师的叙事风格，更是表现出了韩国电影延续至今的特点，即它的现实性。

下女是韩国对家中女仆的称呼，60年代的韩国经济发展，阶级分化，很多来自庆尚道和全罗道农村的女人进入首尔。在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面前，她们选择成为下女。面对地位与性别都处于优势的男主人，弱势的下女成为男主人的私有财产，也经常沦为性工具。另一方面，在受到强道德束缚的社会中，下女也想利用这样的关系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父权社会中，地位低微的女性想要得到什么就会用性来交换。这也成为中国诸多古装电视剧的创作蓝本，婢女都做着一经侍寝便麻雀变凤凰的美梦。实际上更多情况下，性交换来的根本谈不上阶级跨越。[阿甘正传]中，阿甘的母亲和校长上床只是为了让阿甘入学，[茶花女]中玛格丽特靠性换得的浮华生活也只是镜花水月。这样的做法并非完全心甘情愿，可除却如此她们别无他法。

金绮泳在电影中建立的是一个典型的韩国中产阶级家庭，男主人是工厂的音乐教师，女主人在家做缝纫活儿来赚钱养家，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共同努力工作终于换了一间有两层楼的大房子，女主人照料不过来家务，因此要聘请一位下女。

下女进入这个家庭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个个查看厨房的柜子。当看到老鼠药时，她诡异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随后她徒手打死了一只老鼠，在男主人训斥她“老鼠就用鼠药抓”之后，她去柜子里拿老鼠药，在拿出药之前又用手轻轻摸了摸嘴巴。随后这个镜头切到老鼠吃了鼠药在一旁颤抖着死去的画面。这一系列的画面不由让人心生一阵恶寒，也暗示了下女就是存在于这个家庭里一只邪恶的老鼠。下女用老鼠药药死了老鼠，最后也和男主人一同喝下了老鼠药，走向了死亡。

金绮泳在各个不同方面都表达了阶级的差距，比如代表着传统家庭中贤妻良母的女主人总是穿着韩服，而下女来到这个家庭后一直穿着新式的连衣裙。

再比如在这栋两层楼的大房子中，分割一楼和二楼的楼梯，是“上等人”和“下等人”差距。下女一次又一次将男主人从一层强拽到二层，更是显示了她想要跨越阶级的迫切感。

除此之外，金绮泳则在这座楼梯上安排了三桩死亡。一是下女滚下了楼梯，她的孩子死于腹中，这意味着下女试图跨越阶级必将无果而终。二是女主人的儿子在受到下女的惊吓后，失足滚下楼梯致死，这标志着这个曾经幸福美满中产阶级家庭的破碎。最后下女和东植双双喝下老鼠药，东植凭借最后一丝力气要走向妻子的房间，下女死死抱住他的腿不想让他走下楼梯，却大头向下被东植一级一级地拖了下去，最终仰着头死在楼梯上。这是影片的结局，也给了影片所有想探讨的一个答案。下女终将不能跨越阶级，可她的努力却能制造一桩可怕的悲剧。

下女试图进行阶级的跨越，身在阶级高处的男女主人恐惧着阶级的跌落。这其中的冲突不言自明，在下女积极而病态对这个家庭的介入中，使这个家庭终于走向崩溃。

这部电影引起剧烈反响并不只是因为它的恐怖，而是它的故事和当时的韩国社会是如此的接近。丈夫、妻子、孩子、下女、大房子，这正是一个韩国60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样本。金绮泳的电影从来不是仅仅讲述一个独立个体的故事，他的每一个角色的背后有着数千个相似的人。角色的冲突成为群体的冲突、阶级的对立。男人和女人、下女和主人、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他们是从每个社会阶层萃取出来的典型符号化过的角色，而不是个体案例。

这种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的电影给了韩国观众当头一棒，使沉浸于日常的人们以一个局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这种现实主义题材也成为韩国电影的重要主题，一直延续至今。

除此之外，[下女] 中金绮泳使用的夸张诡谲的表现手法，更是影响了后代朴赞郁、奉俊昊等一批导演。而影片本身的剧情实在让人印象深刻，致使2010年林常树重新翻拍了一版，评价上与原版[下女]相差甚远，不过是好是坏还是自己看过说了才算。

首发于《看电影》2019年1月刊

丛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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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叙述者”的形象早在18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就已大量涌现，但该概念正式被提出则是在布斯1961年的著作《小说修辞学》中，布斯认为：“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作品的规范（也即隐含作者的规范）相一致时，我将其称为可靠叙述者，反之则为不可靠叙述者”。

“不可靠叙述者”主要指疯子、儿童、精神失常者等特殊身份的叙述者形象，相比文学叙事，电影叙事方式的综合性决定了电影中不可靠叙述者形象更加重要。“悬念”是悬疑电影的核心，而不可靠叙述者传达出的正是一种引导观众不断推理的变形的信息，由此可见，悬疑电影中的不可靠叙述者对情节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的作用。

《下女》作为一部同时探讨了社会伦理、男女对峙、怪异寓言的电影，在“悬疑”这一特点上反而显得并不深刻，即便如此，它依然严格的进行了双线索的规划，一是故事的叙事线，二是逻辑线，即故事的真相。

根据上述对“不可靠叙述者”的定义和解释，我们知道，不可靠叙述者的叙述（言行）是与故事逻辑线不一致的，悬疑电影偏爱用这一类边缘型人物产生信息误导。影片中女仆看到庆熙向东植示爱后也借机诱惑东植，并与其发生关系，东植妻子知道真相后将女仆推下楼梯导致其流产，从此女仆性情大变......不可靠叙述者产生，一个人造“伦理地狱”中的不断反转和猜忌也由此展开。

除了非常态人物的不可靠叙述，角色的“谎言”也是用来欺骗观众的绝佳手段。影片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当女仆再一次把东植叫到自己的房间后，家里的女主人不堪忍受现状，一番心理斗争之后从柜子里拿出老鼠药，放进了给女仆的那碗饭中，但她不知道女仆早就把老鼠药换成了糖，真正的老鼠药被藏了起来。这一部分的结局，是女仆尝出自己的饭里加了糖，愤怒的揭晓了真相。女仆心怀隐秘的目的隐瞒事件真相，欺骗片中其他角色的同时也误导了观众。

利用不可靠叙述者女仆的认知偏差导致的语言行为失常，选择她的视角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中间不断插入两个孩子相对客观的视点，营造出故事线和逻辑线不断交织、错位的关系，使观众的不断游离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观众被影片中非常态的主人公引导、误导，因而不断产生对结局自发的推理。

不可靠叙述者的行为和语言带给观众的不只有误导，对影片所传达的信息也起着强烈的预示作用，使观众不自觉的提防人物的所作所为。例如，女仆在小男孩的呵斥下给他端来了一杯水，由于此前给了老鼠药大量的镜头，此时观众对于“水中下了药”有着强烈的预感，但是女仆端起杯子自己喝了一口，观众悬着的心放下了一点，当小男孩将信将疑的喝下杯子里的水，女仆拿过水杯把含在口中的水吐了出来。

虽然导演在这里拐了一个小小的弯，但最终结果仍然符合观众的猜想，因此，当观众已知角色目的时，对事件的关注心理仍然可以作为主要悬念。

综上可知，不论是非常态的不可靠叙述者本身，还是用来蒙蔽其他角色和观众的谎言，都可以通过误导和预示构建悬念。不可靠叙述者本身和观众反应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这一概念在悬疑电影中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不可靠叙述者在其他角度中的解释以及在其他维度上的发展，依然有很大的实践空间。

我时常以阅读短篇小说的方式走入电影。在镜头语言与音乐之外，我更关心意向营造、人物关系、时代背景等偏文学性的因素，这使得我在观看影像时多多少少有一些偏激与苛刻。拿这条尺子一卡，很多偏于单纯影像构建的电影不会刺激到我的感官，反而是那些拥有扎实故事的能在瞬间抓住我的眼球。

金绮泳并非一个“大众化”的导演，在这次电影节之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尽管奉俊昊与马丁斯科塞斯都对其较为推崇，但其鬼魅的风格依旧让他成为了一个时代名词而非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导演。

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金绮泳是一名实习医师。1951年，朝鲜军队撤退，他来到了釜山，经过电影剧作家吴勇贞的引荐踏入了电影之门。其早期作品有浓郁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风格，而1960年诞生的《下女》则标志着其风格的转型。

我认为《下女》这部电影同时在影像、故事性、隐喻上都达到了我心目中的上佳水准。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可以简化为粗暴的“出轨与斗小三”故事，但实际上，这只是很肤浅的一层皮，正如电影结尾陡然出现的怪异说教一般，如果谁认为这部电影讨论的是男性欲望这么简单的东西，那导演真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

作为奉俊昊《寄生虫》的空间灵感来源，《下女》在空间营造上颇为用心。当室内镜头过多时，电影很容易沦为话剧，而重复的场景出现也会带来枯燥，但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里，我全神贯注，并没有任何乏味之感。那个反复出现的楼梯虽然在后半部戏剧涌向冲突核心时有不合逻辑之感，但作为连接“下女”与“主角一家”的连廊，格外别致。楼梯不仅仅是隐喻更对故事起到了推进作用。

故事与意向的完美结合

“楼梯”与“老鼠药”这两个细节，本来只需要承担原始的属性，但经过导演的巧妙构思，成为贯穿全片的隐喻。“下女”辅一进入这个伪中产大家庭时，她偷偷潜入厨房，还伴随着吸吮手指的动作，她很快利用自己的敏感将老鼠抓到了。舀白米饭和偷食两个行为的反复出现，也恰印证了一种暗示——“下女”就是进入这个家庭的大老鼠，是破坏安宁生活的危险所在。

至于楼梯，既是中层与下层的连接通道，更是空间置换的高超道具。在影片的结尾处，“下女”逼迫男主人每夜上她的房间和她睡在一起，而女主人则只能待在楼下织布，照顾小孩，“下女”以自己偏执的不顾一切的力量扭转了阶级关系，而这时的楼梯就像换了一个边一样——女仆成为了女主人，女主人沦为了女仆。

同时，下女的房间位置和钢琴室的位置恰好平行，这也给了下女流窜的动机与机会，当暴雨落下，下女无处可逃，在钢琴室诱惑男主人时，一切都水到渠成了。与其说那是房间，不如说那就是柜子，隐藏在暗处如老鼠一般的“下女”了解有关这个中产家庭虚伪的一切。

反复出现的玻璃与钢琴

我也实在是太喜欢镜子、玻璃、钢琴了。之前看《末代皇帝》，有一场戏就是镜子里映衬出皇后的落寞，我很喜欢电影里对类镜面元素的运用。

导演给男主人安插的钢琴师身份让整部电影显得更加诗意和戏谑。钢琴作为阶级身份与高贵的象征，成为众人爱慕男主角的一个元素。“下女”每次出于好奇去触碰钢琴时，都会被男主角给严厉拒绝——“你不准碰钢琴”。这个态度更像是对阶级的一种赋名，钢琴成为了一个资产象征，而非通往艺术的通道。而那个最初引诱男主角的工厂女工又借学习钢琴去接近男主角，更点透了资本主义的虚伪与虚无。

在中间，女主人调侃男主人没有陪她去看电影，所以她要买大电视机回家，待电视机终于搬入家中时，一切已经膨胀不可收拾。而男主角在片尾歇斯底里的怪罪女主角——“都是你说要换大房子，住在小房子不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吗？”至此，所有关于幸福的幻觉已经被扑灭，女主人感到自己追逐的幸福完全是镜花水月。

看韩剧《请回答1988》及一些台湾小说时，我能明显感到，我这代人的生活可能和东亚这些地区上一代人经历的生活比较类似，以购买奢侈品包为例，那应该是日本人在经济发展早期产生的行为，而这个行为却普遍发生在我这代国人身上。

消费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给所有人一个幻梦——“只要你努力工作，赚钱，购买那些更优质的商品，你就可以过上心目中想要的生活。”

在这部电影里，女主人刚生下第三个孩子，还在月子期，就带着苍白的面色从床上挣扎站起，走到了缝纫机边，缝纫机是她的生产要素。就像前几年一句流传甚广的一句话——“你在写字楼写PPT和你奶奶踩缝纫机毫无区别”。女主人的缝纫机像极了如今都市白领手里的电脑。有个笑话是这样的，那个电脑才是人，而每一个来到电脑面前的人其实是工具，因为电脑一直在那个桌子上，而人像工具一样不停被替换。

一无所有走向毁灭的底层

其实下女也是捞女，无论如何，是被人不齿的存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讨论问题太片面化了，总认为那些过分张扬自己欲望的就是“姿态不好看”。

为何会觉得下层的欲望膨胀？实际上还是代入了自己是中产阶级的幻觉。

L最近跟我说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们公司签约了一个网红，那个女孩很喜欢穿暴露彰显身材的衣服，他起初觉得这女孩很庸俗，但等聊天后才发现这个女孩其实是传说中的“扶弟魔”。女孩有两个弟弟，其母亲一直要求女孩嫁给有钱的男人，彩礼必须一百万，女孩也因为这个原因和前男友分手。女孩想赚钱，想红，想嫁给有钱人不仅是出于个人愿望也是一种家族期待。

在这个影片中，下女是低于工厂女工的存在，她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爱做什么，别人给她抽烟，她就抽烟，她说“让她抽烟是为了更好的使唤她”，这一句实际上也是消费主义的侧写，喂给穷苦女孩对于奢侈品的幻想就是让她们出卖自己的身体，下女对男主人的勾引并非出于纯粹的原始情欲，而是对于自身阶层的不认可，她认为自己是边缘化的——被男主人家里的二儿子瞧不起，被学钢琴的女工肆意谩骂，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当她登堂入室后，她便开始幻想自己有女主人的位置。

下女在片尾的一些行为堪称癫狂，这多少让我联想到那些在街上大开杀戒的反社会人格。前阵子那个家里房子被拆了的公交车司机也是，虽然他们本身人格有不健全和破碎之处，但那种一无所有的虚无感，让他们豁出去了。因为什么也没有了，什么都失去了，唯有一条命，于是想着拖其他人一起下水，这种典型的反社会人格其实更像是社会问题被挤压出来的毒瘤层。

摇摇欲坠的伪中产

虽然影片没有交代每个人物的原生家庭，但可以看出男主角大概来自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而女主人家里有果园，也就是说，男主人与女主人的结合或许出于爱情，但更重要的觊觎对方的家庭与美色。

而女主人呢？她不仅温柔贤淑美丽，更是为了丈夫和家庭的幸福和睦不惜一切，她在自己心里编织了一种美好生活的错觉——“只要我努力，我付出，我多生孩子，丈夫就会爱我，我就能过上好生活。”这显然是一种天真，同时也是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一种桎梏，让女性认为单纯的奉献和自己的幸福紧密相连（男导演能把这层关系揭露到这个程度真是罕见，我总觉得他表面厌女，实际上却是女权主义者）。

男主人其实谁也不爱，他只爱他自己——他的钢琴老师身份，他英俊的容颜，他的家庭地位。至于妻子和情妇，都不重要。妻子是他通往中产生活的工具，只要听话、美丽、温柔，愿意生孩子即可，而情妇呢，那更是一个玩具而已，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个玩具这么可怕。

女主人的种种行为总是让我联想到为了学区房抢破头的中产家庭主妇，因为害怕自己好不容易争来的生活，因为孩子学习不好而下滑、坠落，这种痛苦与不自信正是讽刺。

1998年，金绮泳死于一场火灾。有一种评价是——“金绮泳同时处于时代的顺流与逆流之中”。他一方面要面对审查，一方面还要和主流趣味保持距离，很难想象导演身处其中的种种周旋。我觉得金绮泳是前卫的，是意识超前的，甚至是不朽的。其经典性在于，即使将这部作品放到今天东亚社会任意一个地方都能引起人的共鸣。

2010年的翻拍版《下女》明显不如原作水准高。昨天大暄说，她最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电影在倒退，我想，就我自己的观察来看，文学也是。最近越来越警惕那些故意为之，刻意造作的所谓创新与后现代，我更愿意去经典的东西里寻找永恒所在。

很庆幸于韩国能修复这部优秀的电影，也很庆幸能在上海电影节上以大屏幕的形式沉浸式观看这部1960年代的佳片，然而难过的是，一切都在不可挽回的走向衰落，观众的审美喜好正在变得单一与刻板。或许文学与电影的存在意义就是让人们想象与接收更多的可能性，而非以道德要求凌驾于一切。

也正基于此，我更愿意与逝去的导演们以这样的方式作为连接，而非投入社交网络对人们的道德进行批判。在某个地方，并没有道德，只有残酷的人生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