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路

电影里边有一个镜头，在徐佳通过第一轮面试进入领导考核之后，有一个一同进入面试小组的男生说“人，就是一步一步证明自己的过程”，而我觉得，导演通过这部片子其实是想让我们认识到，证明自己，也许并非那么重要，而逐渐的认识自己，发现真正的自己，解放自己，才是心灵真正的出路。

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鲁西北的一个农村度过的，和马百娟不同的是，我们小学的同学几乎全部升入初中而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业，然而能够在中考过关斩将升入县城一中也就是我们当地最好也是唯一一个正规的高中，比例非常低，对于一个镇上的中学来说，每年应届加往届最多十几个学生能够考上县一中的公费生。所谓公费就是学费一年1000元的，另外一种自费的是学费8000~10000元，是对那些考分达不到分数线但是和分数线相差不多的人设置的，对于农村的大多数孩子来说，考不上公费几乎就等于和高中无缘了。而我是就是那幸运的十几个学生之一。我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百分之九十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打工了，女同学一般在城市里打工几年之后，回老家结婚、生小孩，就这样成为了一个个的马百娟。

升入县城一中，周围大多数都是农村来的苦孩子，也有少部分家在县城的走读生，家境相差不大，我们一个月只有一天半的假期，平时出校门需要请假。大多数同学，无论男生还是女生，背负着家人甚至是一个家族殷切的期望，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信条：考上大学，走出农门，改变命运，回报家人。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医学是最多的，因为毕业后不愁找不到工作，用老家人的话讲，一个人再穷，他也会生病，因此医院是不会倒闭的，医生越老越吃香，求着你的人多。多么务实而直白。至于个人的理想，很少有人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眼下的生活不允许我们去思索那些高于现实的问题。而我，也就成为了全国千千万万个医学生中的一个。

医学生的大学生活，几乎是高中的延续，出早操，晚自习点名，每天都有厚厚的一堆书要记忆。很多同学逐渐发现自己对医学并不感兴趣，男生很多人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而女同学，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人都在努力学习，为考研究生做准备。大学毕业后，大多数的同学选择了去县级医院做医生，有一小部分考上了医学研究生，选择继续深造。在我们的大学同学微信群里，讨论内容最多的是医生工作压力大，夜班煎熬，医患关系紧张，起初每当发生一次全国性伤医事件，都会有同学发到群里大家讨论一番。朋友圈里也会刷屏。后来渐渐的没人转发这些信息了，好像大家已经麻木和习惯。

我在考研究生时选择了基础医学，研究生毕业后在高校做了一名教师。远离了医院那个吵闹的环境和紧张的医患关系。工作后认识了很多同事，很多都是非医学专业，我逐渐地发现，原来生活中竟然有一群人是那样的生活。比如有一个同事，每年都会去好几个国家旅行，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个同事，几乎每天都会去很高档的饭店吃饭，朋友圈天天发精致的饭菜的照片。有一个同事，开几百万的豪车上下班，要知道以我们的收入估计一生都买不起那样的车。网络上曾经有一个段子，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一起和咖啡，我觉得这个目标貌似也很难达成：一个同事喜欢去全世界各地的咖啡店，收集咖啡豆。然后像袁晗寒一样开了一个咖啡店而且没有倒闭……

当我参加工作了，发现世界上很多同龄人的经济状态是我努力一生都达不到的。同事背着香奈儿、LV的包包，看上去是那样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然而当我也花了几千块买了所谓的轻奢包，我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幸福的感觉，当新鲜劲一过去，我更喜欢背着几百块的结实耐用的帆布包装着我的厚厚教科书上班。而且在追求物质的过程当中我逐渐意识到，物质带来的愉悦感并不能持久，甚至会很快消失，而拥有精神追求，才可以做到永无止境。

最近得知学校教艺术的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放弃了很多人挤破头都想要的编制，去海南创业了，看她的朋友圈里，每天的生活多姿多彩，感觉过得很开心。我内心非常羡慕那种生活状态。实际上，我想大多数看了出路电影的人，都应该是“内心羡慕袁晗寒那样的生活状态，却不得不过着徐佳那样的生活”。

导演郑琼老师并没有给每个人指出他的出路在哪里，那也不应该是她的任务，但是她成功地促使了我们——至少是我，开始觉醒，除了肩上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心灵做点什么，我觉得一部电影做到这一点就成功了。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她影主理人小姐姐在世贸天阶带大家一起看了郑琼导演的纪录片电影《出路》。

如果你刚好错过了这次活动，不知道这个片子讲什么，可以在往期的文章里回顾影片内容：六年跟拍三个阶层的孩子，这部纪录片扎了高考一刀|导演分享场报名

电影放映结束之后，导演来到现场和观众们聊了一些令人深思的话题，现场交流的氛围非常好，以下是现场交流实录：

主理人小姐姐：

郑琼导演原来是光线传媒的创始人，她辞职之后做了一个纪录片的论坛，叫【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那个影展的公众号我已经放到群里面了。就像片子结尾和前面说的，这个纪录片是从09年到15年左右，拍了六年。这也是导演自己的第一次纪录片创作。

我选择这部片子跟大家来分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郑琼导演是一位女性，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这个片子其中的两位拍摄对象是两位非常年轻的少女，她们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议题，所以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片。

我今天看完这个片子，我想问导演两个问题。我知道您拍了六年，但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片子之前，我看过一些国外的纪录片，包括BBC的《人生七年》，以及国内陈为君导演也拍了《出路》。您觉得相比之前这两部也是聚焦于阶层，聚焦于阶层固化，聚焦于原生家庭对子女的影响的片子，您的片子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两个问题，然后问完了以后交流机会就留给大家。

郑琼导演：

实际上这个片子是从13年开始，当时袁晗寒在美院附中，然后她就退学了。我觉得她有很好的机会，她却放弃了，这对我触动挺大的。当时他妈妈其实也很希望我来拍她，但她妈妈希望我拍的是一个天才少女的故事。我觉得她确实很有天分，但那个不是我关注的点。

我当时很清楚，我就想再找一个湖北的，四川的，然后再有一个甘肃的或是宁夏的小孩，我想做一个三个人的片子。你说的那个英国的seven up，我很早就知道，但是我一直没看过。09年在武汉拍摄的时候，我和陈为军导演吃过饭，陈为军知道这个片子的，也知道我这片子的名字。其实他也许以为我这片子就不拍了，所以他的那个《Education，Education》就后来用了“出路”这个名字。09年拍完之后，10年在BBC有一个栏目叫《My Country，My Country》，然后放了一个20多分钟的片段，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跑这么远来看这么安静和寂寞的片子。

主理人小姐姐：

然后有什么问题大家现在可以举手，我把话筒递给你们。有没有第一位想要发言或者是想讨论的？

观众1：

我想问您当时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因为他们生活在三个不同的地区，有比较贫瘠的西北地区，然后还有湖北的重工业城市，然后还有北京，您怎么挑选这三个典型人物？第二个问题是，您为什么选择六年作为一个跨度来进行拍摄？第三个问题是这个片子对您个人有什么影响？拍完之后，您觉得跟开始的初衷还一样吗？谢谢。

郑琼导演：

我先倒着回答吧。我觉得这片子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讲就是拍完了，然后我没有预算，没有任何的钱，所以我就09年拍完，当时就想剪，但是因为工作一直挺忙的，就没有剪辑。但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做完。12年的时候又拍了。我那时候真的想剪辑，但是我就有别的事情要做，到15年的时候，然后我什么事情不都想干，我就一定要把它剪出来。所以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好了，一方面原因是在国内做纪录片你完全没有那个预算，然后呢即使你有这个计划，你想拍六年也不会有足够的钱。我有一个朋友投了25万，他后来就是要签国内的这个代理，但是他什么也没干，我就跟他吵了一架，然后他就把投资变成借款，这个就是对我生活唯一的改变，就是我还要还他25万。

然后为什么要选这三个人，第一个是袁晗寒的妈妈找到我，就是故事找到你，我自己也是一个复读生，所以我又回到以前的高中，又找了一个复读生。我当时去找的时候也很清楚我想找什么样的人，然后再到甘肃，因为距离很远，我没有办法提前去做调研，但是我08年正好跟一个欧洲的导演来做一个环境题材的片子，当时我们就去了甘肃，还有宁夏那些地方，然后我就认识当地的NGO，那我就跟NGO的朋友讲，我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小孩，然后你帮我看一下，其实他每次去一个地方都会拍照，然后就是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告诉他这就是我想拍的，然后就确定下来做这个项目。

观众2：

导演你好，我很好奇的就是在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时间也挺长的，那对于被拍摄的三个对象，对他们是否有什么影响？还有就是15年拍摄结束之后，您是否继续关注这三个孩子，他们的现状是怎样的？您之后是否还会继续拍摄下去？

郑琼导演：

不会。不会再拍，因为这个对我来说已经彻底结束了，我已经在往前走了。现在马百娟就在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陶瓷厂工作，就是她哥哥工作的地方，然后和表哥结婚了。袁晗寒呢是这个月或者下个月从杜塞尔诺夫艺术学院毕业，她可能回国找工作或者我也不知道她是怎样的安排。徐佳现在还在以前的那个公司，然后结婚了，他在武汉买了车，但是没有买房子，大概是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并不是说就希望他们会什么样子，因为我自己内心有一个这种触动和感动，所以我想去拍这个片子。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期待的，我也没有忽悠他们有什么期待。

观众3：

谢谢郑导，首先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片子，往后也向你们致敬，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比较贴近我们创作的一个问题。我想知道您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因为你也说就是三年又三年的这么拍下来，其实是每次都中断了想去继续拍，但是您当初开始想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个心理预设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我看到那个马百娟的家里好像是跟您要钱了，还有如果要公映的话有肖像权授权的问题，您最后是怎么处理的？

郑琼导演：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预设的，要拍什么我是很清楚的，这可能回到我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任何纪录片在我看来都是主观的，因为假设我来拍，我肯定是选择这三个人物，然后拍的时候肯定要拍我想拍的那些东西，到剪的时候我肯定也是按照我想的那个顺序来剪，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拍片子是要有预设的。但他们的命运并不会按照任何人的想象去发展。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剪辑的原因，所以我就会把他们要钱的那个部分放到前面去，电影公映的话除了我跟每一个人都有同意拍摄的协议之外，其实这个协议还要给到广电局，广电局如果收不到这个东西，我们是拿不到拍摄许可证的。

观众4:

老师您好，我这边准备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袁晗寒的，您刚才说是接到她母亲的那个请求，想拍一个天才少女，一开始在片子里可能大家都觉得她是特别颓废的一个人，后来自己不管是创业也好，再去念书也好，这样一个整个的流程走下来，对于她这样一个人来说，她走上这样的人生道路，您会有一个怎样的评价？还有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就是那甘肃宁夏那个小孩马百娟，她在学校里边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老师拿着书跟他们说，我们原来是拿驴套车，后来柏油马路，但实际上呢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现在连车都没有，就剩驴了，楼房也是没有的，然后您这个时候正好把镜头是对应在那个青山绿水，但是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的那个镜头，一个非常反讽的镜头，不知道您是不是剪辑的时候故意这样去做的，是不是想要表达这样的感情？

郑琼导演：

我觉得每一个镜头其实都是故意的，在电影里我想要表达的荒诞，不仅是这一处，有很多表现荒诞的东西。我觉得袁晗寒跟其他的两个人，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她也在自己的框架里边去做所有的尝试和探索，但只是她要面对的问题和另外两个人物不一样，她要解决的是一个非物质形态的挑战，就是无聊。但其他两个人他们要解决生存问题。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不一样，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寻找各自那个背景下能够找到的出路。

观众5:

导演您好，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这部片子，我主要想提三个问题，就是我怕我记不住，您可以我提一个问题，您就回答一个问题，可以吗？第一个，因为我在在高考前通过一篇微信看到的这个片子，然后他们很自然的就把您这个话题和高考是否能够改变人的命运联系起来，所以我想问您一开始做的时候，你想在片子里探讨高考和人的命运关系，还是单纯的探讨阶级和人的命运的关系？

郑琼导演：

我觉得是这样的，现在很多媒体的宣传，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我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我觉得你看了片子之后，你读到的信息或者说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在第一阶段拍他们的时候，徐佳在参加高考，但其他两个人都跟高考没关系。这个片子就我个人而言，它跟高考没什么关系。

观众5：

谢谢，第二个问题是，您刚才说您是很主观的去拍摄剪辑这样一个纪录片，但是我们会觉得纪录片的本质其实是纪实，您心中被他们所触动到的，您表现出来的这种主观的东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郑琼导演：

因为我也是复读生，我从一个小地方出来，我其实是很少有这种机会去选择的，但我看到北京孩子有这么多选择，这是最初触动我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对纪录片了解多少，我觉得你说的那个真实其实是新闻要做的事情，但是纪录片它是电影，电影其实是要在情绪上和情感上触动观众，假设你看到这个片子，你的情绪被触动了，OK，那这个电影已经完成了它的功能，它也不是一个说明文，它不是说要来告诉你很多信息，这个不是电影要做的事情。

观众5：

谢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电影是三个故事，然后你把它分成三段对比来剪辑，您觉得这和一个一个播放他们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对比效果呢？

郑琼导演：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没那么做，我一开始就没想单独来做。

观众6：

老师您好，我看到这个片子，首先我的自我感受是，我觉得这就是生活，很真实。我的问题是您这个片名为什么会叫出路？因为我可能真的没有看到太多有出路的内容。

郑琼导演：

我觉得电影里面三个小孩子都在找他们的出路，他们的出路是什么，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地呐喊出来了。

观众6：

还有就是我想八卦一下，就是您在和主人公沟通的过程的一些经验，比如马百娟他们的家人跟您产生的冲突，您是如何来解决的？谢谢。

郑琼导演：

冲突最主要的是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在BBC放完以后，然后BBC给了我一个观众的反馈，其中有一位加拿大的叫卡格瑞的女士，她想资助马百娟，让她一直上到大学，我当时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好，所以我就开始联系。在第一集的时候我没有见过马亚平，他在宁夏，但只有马亚平还能够讲普通话，能和外面沟通，所以我们让马亚平去开那个银行账号，然后就跟他讲了要开中国银行的存折，但是说了这些没用，然后他就开了一个工商银行的，就这样来回折腾了很久。

然后我同时还跟卡格瑞讲，我说其实马百娟家还有个小哥哥，就是马百胜他也在上学，他上四年级，问她愿不愿意来资助马百胜，然后对方也同意，结果这边还没弄完，马百胜就退学了，那我也不能要求人家继续资助。我就和马亚平说我要跟对方讲，说马百胜已经退学了，然后他就很不高兴，总之后来这个事情没搞成，然后马百娟也退学了。他们家就觉得挺生气的，就说你让我们忙这么久，然后还没有看到钱，我觉得这是他们没有讲出来的一个原因。

我去拍的时候，第一天我去拍他们买那个玻璃，我知道他们其实希望我付钱，那个玻璃是400块，所以我就付了，我觉得那个钱我还是可以付，虽然也有一点肉疼。后来第二天然后再去的时候，他爸爸就骂我，但是我因为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都是大概有十几个志愿者帮我翻译，翻译完了我才知道，OK他在讲什么。我当时租了一个出租车，司机也去帮我讲，然后我的摄影师是云南台的，他就拿他记者证去跟他讲，我也跟他们家里人讲，结果都不行，我又去找马亚平那个工厂的厂长，就厂长中午吃了一个饭，然后让厂长再给他们再讲一讲，但也不行。

我当时其实也挺崩溃的，因为我全部是用自己的钱来拍的，而且我自己很清楚，我不可能再有钱再去拍第二次了。我当时各种办法都想了，就是什么歪招都想了，我还跟我一朋友打电话，他在甘肃，我说你能不能打电话吓唬他们一下，让他同意让我拍，结果我那朋友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你要做功课啊，然后呢你要跟他们培养感情啊，但是我也知道我完全没有钱。那怎么办？那就不拍了呗，我不拍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也知道，就是说因为你进不去的话，你必须得退了。那我就走了。

走了之后第二天，然后马亚平又打电话问我，今天为什么不去他们家了，我就说你们家那么骂我，我还去干什么，后来其实又说好了，然后再过去拍摄。过去的时候我一开始什么也没干，其实就是问他爸，问他昨天为什么轰我走，今天为什么同意我拍，然后他就和我道歉了。但实际上我在第一次拍摄和第二次拍摄的时候，都会给他们签拍摄协议。

我觉得这种情况，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都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关于如何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就是要说实话，而不是说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品，要拯救他们，我没有这种想法。不忽悠自己，也不忽悠他们，你是什么样子，你能做什么，你就如实的告诉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你比较诚实就好了。

观众7：

导演你好，从头到尾我的朋友都一直在哭。您这个片子的名字叫“出路”，感觉就是对于这三个人来说，好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袁晗寒可能就生在罗马，徐佳是知道罗马在哪，我要去，马百娟压根就不知道罗马这个地方。所以从头到尾我们感受到的都是特别绝望的东西，集中在马百娟身上。这是三个不同的阶层，可能第二层和第三层跟我们更加接近。但最底下那个阶层，特别像中国改革开放这么长时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特别像是一个被遗忘在某个黑洞里的一个阶层，我想知道您觉得这个阶层他们有没有机会有找到真正的出路？

郑琼导演：

去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对基督徒夫妇去贵州支教，然后去了中央台唱那个歌，就是袁枚的那首诗。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出路》的答案。里面其实有很多反讽，我觉得我们教育是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对我来讲，一个好的教育应该唤醒生命，唤醒这种生命意识，然后给人一些学习能力，就是我可以辍学，但是我要有一些学习能力，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但比较遗憾，我觉得我们目前教育并没有实现这个功能，所以马百娟学的那些东西，都是跟社会脱节的。徐佳其实整个是被洗脑的，他的想法都是别人的想法，都是社会的想法。对于这两个人来讲，他们的自我和自我意识没有及时醒过来，我们的教育其实没有实现这个功能。

对于很多人来讲，阶层都是从这种经济意义或者这种成功学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但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个幸存者。因为我中间采访过袁晗寒的妈妈，我问她假设袁晗寒出生在一个小地方的话，她会怎么办？她说如果她女儿出生在二三线城市的话，她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想传达的是更深层的信息，每一个生命它都是这样子的，不是用这些东西去定义每一个生命，我觉得这是我更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每个人你要找到你自己，意识到你的生命是珍贵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把使命活出来，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冤枉在这个世上走一趟。我觉得那一对基督徒做的事情其实是这个《出路》的答案。他们在贵州支教的时候，教那些小孩音乐，教他们文学，我觉得把很多山区孩子的生命唤醒了，鼓励他们会自己去寻找一些东西。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个片子不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但大家依然来看了。谢谢。

因为时间原因，分享交流就到此结束了。电影将在7月20号上映，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诚如导演所说，无论我们是马百娟，是徐佳，或是袁晗寒，我们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寻找着各自的出路。

整理：她影实习生小妹

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她影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查看她影其他采访：

90后女演员如何演绎一个“成仙”了的农村小寡妇的质感？ |她影pro专访之《北方一片苍茫》主演田天

专访 |《白夜追凶》里可御可撩的小姐姐有新片啦，可惜你们没机会看了

专访 | 除了导演，还想给你介绍《米花之味》这部片子的编剧兼女主

专访施南生：她的前半生，行走的侠女本色

陈玉珊专访 | 她让7年默默无闻的王大陆一夜爆红，造就14年偶像剧青春感动

三个主人公

有三种不同的人生

他们的人生在中国这个社会也代表三个阶层

有人出生就在极度贫困的山村，连生存都困难，更不必说奢求生活中的其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连自己奋斗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人出生在一个需要自己努力才能改变命运的环境，努力学习，三次复读，终于考上大学，改变了命运，而终其一生都在努力

有人出生就在繁花的帝都，家住四合院，吃喝不愁，读书出国工作，眼界思想都是大不一样，她可以真正选择自己的人生

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马

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很多路都是自己必须要走的路

我呢，出生在农村，小时候过着马丽娟那样的生活，一家人在土地里辛苦劳作，从小就会各种农活

幸运的是，我能拥有第二个主人公那样靠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好高中好大学，考研考博，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是我终究还是走出来了

第三个主人公的生活是我期待的，可是可能是我一辈子也达不到的，毕竟我这辈子肯定是买不起北京四合院，也不能想出国就出国，自己的工作想干啥就干啥

如果可以，我想努力，至少让我的下一代能有那样的生活，至少他们要比现在的我有更高的眼界和更多的见识

这几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明星考编”事件最终随着四字弟弟宣布放弃入职国家话剧而逐渐撤下热搜，而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依旧不绝于耳。

“知识改变命运”、“高考是最公平的竞争”是多少出身小镇的学子们曾经笃定的信条，他们不顾一切地苦读、刷题，以为迈过高考这个门槛，便可鲤鱼跃龙门，实现阶层跨越和人生理想。

而现实却给了他们狠狠一记耳光，无需毕业进入社会，仅在大学校园里，那些来自大城市同学的学习方法、以及自身的谈吐、认知和眼界就已经足够把他们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而这些分数以外的东西，短期内是无法通过学习和努力弥补的，因为这是大城市孩子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家庭给予的天然优势。

有句话说，“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看似“小镇做题家”终于达成心愿步入了“小资”生活，然而两者喝咖啡的姿态、心态和对咖啡的品评却截然不同。

归根结底，这是贫富差异、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思想认知局限等社会宏观因素与家庭个体原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严重后遗症。而“明星考编”事件正是触动了“小镇做题家”的这根敏感神经。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出路，却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怎么也跑不赢那些“带资进组”的“优越者”。

郑琼导演的纪录片《出·路》记录了三个来自不同城市，不同阶层的年轻人，6年的成长经历和重要的人生选择。

其中来自湖北城镇的徐佳就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他两次复读、三次高考，终于考上了理想大学，可却迷失在对未来的规划当中。而来自甘肃山沟赤贫家庭的马百娟和中产家庭出身的袁晗寒两人虽处境千差万别，但面临的问题却都决定着各自的未来与前途，同等紧要。

三人的背景条件到底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求学成长以及一步步将他们推向各自的选择的？正是这部纪录片要和我们探讨的问题。

出·路 (2017)

导演: 郑琼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导演将三个年轻人的学习、成长经历交叉剪辑，没有刻意对比，但很多网友在看完片子以后纷纷发出了“人与人的差距比人与狗的差距还大”的感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出生在甘肃大山里的孩子马百娟，全家住在窑洞里，一家四口全年开销（2008年）不超过50元，吃饭是糊糊或者白水泡馍馍。除了上学，马百娟每天还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以及农忙时帮家里收糜谷。

12岁了，马百娟才上小学二年纪，这个年龄在城市里至少也应该是个初中生了。尽管如此，她依然很感激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

在崎岖漫长的上学路上，我们可以看到马百娟穿着艳丽的衣服孤零零地奔走。她不协调地摆动双手，兴高采烈的样子像极了终于吃到蜜糖的孩子。

马百娟的梦想也很质朴“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嘲笑她的梦想，就像当年我们嘲笑“井底之蛙”和“燕雀”一样。但其实井底之蛙和燕雀又有什么错呢？他们站在自己的位置，穷极想象才制定了当日的梦想。

就像马百娟这样一个买4本作业本都需要摩挲着手里的纸币一毛一毛去数的孩子，成长在一个全家一年开销才不过50元的家庭，对月薪过万又能有什么认知和概念呢？大概相当于我们对元宇宙未来的发展还处于一片茫然的想象吧~

很多时候我们嘲笑别人的狭隘或者高傲，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把别人带入了自己的位置和视角。这种评判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

就好像影片中的袁晗寒，出生在北京中产家庭，家境殷实，生活无忧。母亲会主动帮她从美院附中办理休学，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她最大的“敌人”就是无聊，只有通过胡同口写生、看电影甚至开酒吧来打发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说，“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想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反正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的，如果你不想饿死，你是不会被饿死的，如果你想饿死，就算你再富有，你还是会饿死的。”

有人说这番言论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无知优越感。

实则不然，袁晗寒只是代表她自己。

她只是站在自己所拥有的物质和认知之上去感叹生活。因为家族的积累，他们早已远离“挨饿”的生活，经济基础也早已不是困扰他们生活的要素，而如何有品质有价值地活着才是。

对比之下，马百娟和袁晗寒似乎生活在两个极端，她们无法想象对方的存在。

而处在中间状态的城镇青年徐佳似乎更能代表我们普通的大多数。

他没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背负着家庭负担，但起码不必为吃穿发愁，还可以得到父母的支持通过读书这条路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有压力也有动力，这是每个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马百娟、徐佳、袁晗寒或许就是社会的三个分层。

每个阶层都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而晋升到更高的层次。但我们必须承认赤贫以及阶层壁垒的存在，凭一己之力突围实属不易。

但，依然没有人愿意轻易放弃生活。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不是我预料的贫穷，也不是我精心选择的人生。

来自父辈的羁绊

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观念和认知往往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和发展。

在这三组家庭中，家长对读书有着不同的观念和看法。

马百娟爸爸的想法应该是大多数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父母的普遍观点，认为“女娃就是找个对象，靠女婿就是出路”。但也并非完全否认读书的用处，多少还是会让孩子读点书，够用就好了。

影片开头，我们可以看出马百娟对于读书从内心所散发出的渴望。

她在上学路上颂诗，认真听老师讲课、做作业，在山头画画，她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着未来，她有多渴望走出大山就有多渴望读书。

就像影片开头她朗诵的那首儿童诗《云儿哪里去了》：

“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风儿在说什么；我想知道，天上为什么下雨；我想知道，什么藏在海底；我想知道，鸟儿怎样飞翔；我想知道，鱼儿怎样呼吸；我想知道，花儿怎样开放；我想知道，世界为什么这样神奇。”

带着浓重口音的朗读听起来没有那么美好和诗意，但是这首诗却为马百娟添上了想象的翅膀。

她急切地想要搞清楚这个世界是怎样运作的？大山之外除了云雨、鸟儿、大海，还有什么新奇玩意儿？

尽管在学习上一直不得窍门，

但她依旧在坚持，即使是用最笨的方法。

她的努力和渴望还是抵不过父亲的“一声令下”。

全家后来搬迁至宁夏，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马百娟的父亲不愿让女儿再费事去读书上学，16岁便安排她嫁给了表哥。

哥哥带着马百娟办理退学手续时，马百娟不愿进去，老师亦百般挽留，但结局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偏远山区，父亲的话犹如圣旨，温顺的马百娟终究过上了父亲为她预设的生活。

徐佳接连两次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他不甘心，顶着压力又一次选择了复读。

对此，收入拮据的母亲没有敦促他尽快打一份工补贴家用，而是选择了支持，“已经成这样子了，那也不在乎这一年了，那就再赌一年了。”

在城镇打工的母亲，应该是见过不少高考改变命运的成功案例。

另外，在母亲眼里，也许也认为女孩的出路是嫁人，但男孩的出路一定是“考学”，因为他将来是家庭的顶梁柱。

母亲的支持让徐佳更加笃定自己的选择。

第三次高考，他成功了！

接下来是顺理成章地读大学、找工作、成家立业。

徐佳的成长与蜕变可以说是每一个普通家庭孩子的范本。

袁晗寒的母亲很酷，直接一个电话告知闺女她被办理了休学，卷铺盖卷回家吧。

经济自由，便有足够的选择，就会发现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高考也并非所有人的必经之路。袁晗寒的母亲给了女儿选择的空间，袁晗寒也不负所望，解放天性，任由自己满世界“瞎逛”，看看环境缺少什么，再为未来做打算。

在影片尾声时，23岁的袁晗寒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那片“空缺”，创建了“艺术投资公司”，成为一名年轻的企业家。

“选择”是一种特权

我们在新闻上经常看到某山村小学又走了几个老师，某市学区房被炒到了几十万一平米。

说到底，教育资源本质上也是一种商品，有购买力的家庭才有权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马百娟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名老师、5个学生。

老师的教学方式传统而刻板，没有任何趣味性和拓展性，教学质量和竞争力不言而喻。

这里并非指责老师不好，而是偏远山区贫乏的教育资源便是如此。

在城镇中成长起来的徐佳在读书的过程中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

这种不公平在于个人的出身，在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于未来发展将受到的种种限制。

为了对抗这种不公平，小镇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才能达到资源优渥的城市孩子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比如稳定的工作、在城市落脚的资格。

影片中有一组镜头切换令人唏嘘，一边是徐佳找工作时屡屡碰壁、落寞孤单的背影，一边是袁晗寒在德国留学时无忧无虑的笑脸。年龄相差无几的俩人，因为家庭环境、教育背景、社会资源的差异，对待生活和世界的方式和态度正在逐渐走向两端。

选择从来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而是财富、声望、能力...累计到一定程度的特权。

优质教育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家庭购买力的的检验。

影片结尾耐人寻味，在袁晗寒关于“机会和选择”的解读中，是三个主人公生活现状的交叉剪辑：袁晗寒在快速行驶的地铁上、飞机上，继续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徐佳成家立业，过上了还算满意的城市生活；而马百娟终于还是滑出了自己12岁时规划的人生轨迹，不自觉中迈进了祖祖辈辈命运的沟壕。

袁晗寒说，“我没有办法选择要出生在我现在的家庭里，所以这都是一个我不能选择的事情。这个事情它不是机会...”或许有人觉得这个出生在中产家庭的小妮子在无痛呻吟，其实并没有。

人的出生的确不是按照个人意愿来分配的。

但它却是你人生最大的底牌，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你接受教育的程度、结识的圈子、从事的职业，以至你人生所能达到的高度。而这种高度，或许是已经走出城镇的徐佳子孙再奋斗三五代也无法企及的，而马百娟之流甚至都不具备这个想象的空间。

前阵子，《后浪》很火。

这部片，看后对后浪有感而发。

导演郑琼说，从2008年动念准备、2009年开始拍摄、到2015年底完成后期、到2018年6月上映，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因为是独立制作，前期拍摄经费全部用的是她的个人积蓄，过程非常波折。

整部片子，基本是哭着拍完的。片子记录了6年里（2009-2015年），三个不同阶层的孩子逐渐长大成人的过程。

片中的三个小孩，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的家庭背景、社会背景、经济背景。每个人都要去找自己的出路。

一、2009年，三个不同的孩子

马百娟，12岁，山沟沟里的小姑娘（甘肃会宁）

马百娟是个山沟里的小姑娘，她的小学全称叫“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小学”。

她的小学，全校一共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马百娟是里面最大的孩子，已经12岁了，才上二

他们家一直住着窑洞，全家的开销一年（2008年）不超过50元。

每天早上起来，就用水壶倒一碗水，然后把馍馍（一种当地的饼）在水里一泡，就这样吃了。

放学回家，马百娟要从井里打水、喂猪、做饭、干很多农活，还要收糜谷。路途中他们要下一个非常大的陡坡然后再爬上公路。

全家吃的也很简单，就是顿白面鱼鱼（类似疙瘩汤但是没有菜）配着一小碟咸菜。

农村的孩子，都有一个憧憬——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方式

校外，就是光秃秃的那片山。马百娟和同学的绘画课就是在山头上进行的。她把大山画在纸上，里面有她对世界的憧憬，也有对北京的向往。

马百娟很爱学习，也很喜欢上学。她每天都要大声朗读课文。

她朗读的声音很像一种独特的歌声。

她有很多憧憬，也很想去尝试。她一直说自己上完小学后，要上初中。

在山头上，她带着浓重的口音读着自己写的作文：“我以后要去北京上大学，上了大学后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块钱。因为我家面不够吃，我还要盖房子、挖水井、因为我们没水吃…”

徐佳，19岁，城镇小青年、高考复读生（湖北咸宁）

徐佳属于农民工的一代，爸爸觉得他们没有文化，在城里打工受了很多屈辱。就算爬在地上也要让孩子上学。

在经历了两次高考后，徐佳的成绩依然是497分，又一次的失败，让徐佳觉得老天爷是不是在耍他。

他甚至有过想要轻生的念头。

但是这一次，徐佳又一次选择了回家复读，他要上更好的大学。

8月25日回到咸宁，27日就开始了他的第三个高三学习生涯。

徐佳说，复读本身让人觉得有羞耻感、有压力、有恐惧。而自己有段时间，整个人都会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题。

徐佳的母亲在一家纺机厂做工，她觉得儿子以后找工作，外面都要有文凭、会做事的。而且城里的孩子有选择，但自己没有选择。反正徐佳已经这样了，也不差那一年了，就再赌一年。

能上大学，在他们村子里很少很少。徐佳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地方，村里要是能出一个大学生，是很了不起的事。”

徐佳的压力很大，他很在意考试结果。但是，他还是会调整心态安慰自己。他的父亲去世了，但他心里一直在想，也父亲的坟头前发过誓：“自己一定要考上大学，把录取通知书拿给爸爸看。”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

但命运还算是善待徐佳的，他最终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还算是不错的学校。

对于小地方的孩子，高考可能是唯一一个能够体现公平竞争的方式。

徐佳说，他现在考上大学，妈妈心里真的很高兴，每天也在尽最后一点力，帮自己完成学业。

袁晗寒，17岁，美院附中辍学生（北京）

袁晗寒是一个17岁就退学的美院附中的北京女孩。

和前两个孩子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是北京人。从小就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初中、高中在美院附中。与他们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空间。

袁晗寒抱怨自己的老师，说她总是以跟自己较劲为乐趣。还模仿老师的口气：“袁晗寒，你告诉我，你今天留级了，你有几个16岁？告诉我，说！你有几个16岁？”

有一天她接到妈妈电话：“袁晗寒，咱们卷铺盖回家吧。”她很诧异，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自己新买的小被褥睡的不到两天就要放弃了。但是妈妈已经办好了休学。

她退学后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去处理大把无聊的时间。

袁晗寒的家住在一个胡同的大四合院里，她觉得自己在家呆的很烦，每天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每天在家幻想，自己要做各种东西，然后就开始看书，不然就是看电影。每天，她几乎一半的时间都在看电影。

身在福中的袁晗寒也很恐慌。但她恐慌的并不是没事干，而是担心自己会不会一直这样没事干。她认为如果这个状态只是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还好，但如果这个状态持续几年，足以把自己逼疯了。

她说，自己的妈妈说总想开一家咖啡馆。她觉得有戏，价格也能承受。但后来咖啡馆没有开。

她还想做一些装置、想排话剧。后来开了一个酒吧，甚至还去过性用品商店卖东西。

袁晗寒说：自己没有想过以后的生活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想被饿死，就不会死的。如果真的想死，即使再富有，最终还是会被饿死。

二、三年后（2012年），三个孩子的变化

马百娟：

当导演再次见到马百娟的时候，她家里已经从窑洞里搬了出来，住进了有玻璃窗的砖房。但是，马百娟已经准备退学了，准备和她的表哥结婚。那时候她15岁。

马百娟的父亲说：国家给了低保，他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存下来，再加上让孩子打工填补，自己就买了个新地方。新家生活条件好多了，起码烧水不愁，自己种的加上别人送的，现在也能吃饱。不像在老家，老家真是把自己苦怕了，自己一点也不想念那个地方。

马百娟退学，连正式手续都没有办。表哥去学校找老师咨询，她就在大门外等着。

办公室里，表哥跟老师交流马的学习情况。表哥觉得她脑筋反应太慢了，但老师一直说马百娟作业都能写的聊，学习还是有动力的。只是不念书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如果可以，还是希望她能继续念书。能不能考上大学不说，但起码小学初中要念完。

在马百娟表哥今年21岁，16岁就出去打工了。现在一家宁夏的陶瓷厂干活。他父母年纪很大，整个家基本就靠他一人。

他搬到宁夏的前一年，得了牛皮癣，一直没有钱治疗。在他打工的厂子里，工人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但有的也很低，那样的话就养不了家。不发工资或者拖欠工资的事也很常见。

马百娟搬到宁夏后，想去酒店打工，做服务员，但是年龄不够，也没有工作经验。人事经理问她年龄这么小，为什么不上学了？她只腼腆一笑，没有说话。

她还想再争取些机会，哪怕在酒店帮忙扫地，但大堂经理告诉她：“一个是你年龄不够，再一个现在都是铺地毯，都没有地可以扫；就算在前台，也需要会操作电脑。”

马百娟带着遗憾辗转在街头小巷，那个背影看着很失落。

回去后，她坐在田间，她走在空地。看着有点迷茫。

村里，马百娟和邻居街坊几个和她同龄的年轻妈妈聊着天，看着她们比谁的孕肚更大。

再后来，导演再想拍的时候，马的父亲已经不同意继续拍她了。如果不拿出2万元的费用，就不让再拍。

15年剪片的时候，马百娟已经不再接导演电话了。

徐佳：

2012年，邻近毕业，徐佳求职四处碰壁。但最终，他还是成功和一家江苏的电力公司签了合同。

徐佳说：“一直以来，我都很清楚的是，我的家庭状况不允许我在学业上继续深造，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维持自己的生计。但现实是残酷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在网上海投的简历，很少能有接到面试通知的。”

这和他理想中的差别很大。

虽然签约了新的公司，徐佳还是心理不踏实，有点忐忑，很落空的感觉。有种把自己卖出去的感觉，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前途是否光明。

徐佳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但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是，我会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几年后，徐佳结婚了。他从大学开始谈的恋爱，到现在也觉得应该要给对方一个归宿。

徐佳说：“通常说成家立业，先成家，再去谈事业。家里这个环境，尽量早一点成家，让妈妈也少一点辛苦少一点分担。

对妈妈来说，儿子结婚了，对她来说是个很重要的事。结婚后，她就不用再那么操心了。现在就由我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袁晗寒：

袁晗寒最后还是去了德国，养了一只兔子陪伴自己，并准备报考自己心仪的学校。

她觉得自己情绪不稳定，过去上学一会儿非常失落，一会儿又特别高兴。

在德国的时候，她丢过一次钱包。但钱包里没有钱，只有卡和学生证。卡要是挂失，她连房租都交不了。

袁晗寒说，自己有时候受不了呆在画室，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会胃疼。

她看上去总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每天就是和远在北京的母亲聊生活、聊日常；或者找朋友玩。朋友开玩笑，说她是个“失足少女”。

袁晗寒假期回国也会到国内（上海）来实习，觉得找点事情也比傻玩要好一些。但是，她觉得最好的状态是能满世界瞎转悠，一会到这里一会到那里，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最好。因为她不想呆在德国，德国对她来说太“无聊”。

当朋友问她以后什么打算时,她说：“其实我对未来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打算，就是看看。先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玩的，然后再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

再后来，她自己开了一家艺术投资公司。

三、后记

导演郑琼说：

对于马百娟，他爸爸觉得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书少念一点，够用就行了。只要生了娃，也拖累大，反正大了以后要靠老公。因为周围的人都在给她灌输那些读书没用，女娃要生孩子靠老公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好像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出路；

对于徐佳，她对徐佳的生活环境批判比较多一点。觉得他们现在才二十多岁，可能要等到三十多岁的时候，才可能把很多在这个社会里、在这个教育当中，植下去的一坨一坨的屎都要挖出来，然后你才能变成一个真的人。

对于袁晗寒，她不像徐佳那样，在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她一直在对付“无聊”这个敌人。

所以，这个片子，她没有一点赞美，但也没有任何愤怒。

整部片，我是带着孩子一起看的。虽然我敢肯定片子里的大部分内容他都看不明白。但我依旧这样做了。

看完后，我问孩子，你觉得马百娟有出路吗？他摇摇脑袋。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懂为什么和他年龄相差10岁的女孩会辍学。他也问过我为什么这个女孩不想办法继续上学。我没有回答。

但我也有问他，你觉得这三个孩子哪个最有出路？他说最后一个。

整部片我没有办法过度解读。因为片源问题，只有马百娟那集我找到了中文字幕，所以后面的没有放太多动图。

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能说什么。因为它记录的实在太现实了。

我在片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看到了曾经的小伙伴，还看到了一群曾和我一样迷茫过奋斗过的年轻人，我甚至，还看到了一丝丝父亲的影子。

同为后浪，出路却很不一样。

最后，我想借助导演的话：

“在中国，不同人群彼此之间是不了解的，也没有交流和交集。但是，当你了解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背景，他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你就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出路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心灵的；出路不只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出路不只是社会的，更是自我的。”

导演：郑琼

在我的记忆里，09年暑假我曾听到过“徐佳”这个名字（作为复读两届以上的“活化石”有很多，每年总有几个名字会被老师拎出来“鞭尸”），咸宁高中早期还有复读五年等来自己的同窗好友毕业了回来站在讲台上的例子，我并不认识隔壁班叫徐佳的这个人，但提到同一届复读生的故事前就不得不提到我自己复读的故事......

我在2009年17岁那年参加了人生第一次高考，很不幸，距离重点线32分的差距让我只得接受复读的安排，咸宁高中有一套对复读生奖励的规则：分数在二本二（当年在第一批次重点线以下还有本科第二批次一，二类之分）线以上的复读费从免学费到奖励八千不等，在三本线以下的甚至要交一万元的复读费（我亲眼看见有个农村孩子的爸爸掏出一沓单张面额二十元的皱巴巴纸币来凑几千元的复读费）

电影里面里从03：50开始收钱的那个背影就是我当年的生物老师，电脑excel里面出现了我的好几个好友的名字。我在09年七月份的尾巴也没有等来那所二本外国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在一个大雨后的下午被分配到了高三21班，这里我提一下那一年复读部的规模：应届班有十八个班，复读部有七个班，分别是两个文科班（19-20班），五个理科班（21-25班）。徐佳所在的就是23班，他的班主任是我的英语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

复读部的开课比应届班早一个多月，我记得那段时间就是老师各种心理轰炸，讲了那些人从三本水平摇身一变进入了重点大学的各种成功案例，也暗示我们收心投入到新一轮的复习中去。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儿 和和气气的，姓潘，他也负责23班的数学课，我本人其实数学基础并不差，但是由于各种心理问题作祟，数学一直考不好，那次复读后数学依旧失利了，也是大大的惨败，但英语考出了人生第二高分，也为我后来留学埋下了伏笔，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复读的岁月基本和应届时期一样百无聊赖，很多人的荷尔蒙壮志在过了几个月后就渐渐消散了，周围换了一批人，但又迅速熟络起来，时不时把你的周杰伦借给我分享一下，我的篮球杂志给你看一下，中午就趴在桌上打个盹，目标单纯而又遥远：高考考出高分。这种纯粹感是我毕业八年后一直苦苦寻找但再也找不回的东西，只记得那会儿在青春荷尔蒙的驱使下我会恍惚着：我熬过了这一段，我上了大学，会有一个长得像张韶涵般的可爱女生在阳光和树影下等着我......

很快到了秋天了，马上就是国庆60周年大阅兵，平日里紧张的晚自习涵盖了九点半以前所有的时间，我记得那会儿在星空卫视上看到一部台湾偶像剧《败犬女王》的预告，片头里激情火辣的画面那段时间让我好几次想偷偷在晚自习时间溜到家里打开电视看上一段，后来在国庆节前一天放假的那个晚上满足了这个愿望，但是却失望地发现早已错过了那段戏份，从此再也不会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了，男生的爱好就是看《参考消息》里面冬天中国GDP就要超越日本的新闻，还有NBA火箭队，梅西 C罗，女同学就是私下里的悄悄话，内容我们是从来不知道的，有共同语言的时候仅限于讨论某道物理题，我平时最爱做的事就是下午上课前蒙着头趴在桌子上，听着学校广播里播放的《专属天使》《怎么办》《谢谢你的温柔》《只对你有感觉》和理查德马克思的《right here waiting》，那是个下载两首盗版歌曲都要逼着广大男生偷偷摸摸上网吧的岁月，有段时间我一有空就偷偷回到家打开千千静听搜着这几首歌词，抄下来，睡前小声地哼着旋律，直到被我那听觉异常发达的母上给呵斥......在无数个午休醒来的下午，当我听到这几首歌，我都在幻想着有一天我能冲出这个高中的藩篱，进入“水木年华”歌曲里传说中的无忧无虑的大学乐园

两个月一过转眼就到了元旦，每年都有晚会，这是唯一一个晚上在学校却不用认真自习的时刻，那年第一次有了烟花表演，我只记得自己急匆匆拿了家里的数码相机然后跑到学校去各种拍摄，这里我就放几张照片吧，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电影里面出现的走廊和教室

走廊

教室

（我估计是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谁的，因为曾经的这帮人99%现如今都在社会每一个角落里夹缝生存，不会有人闲得无聊来破豆瓣上面逛逛的）元旦那会儿大家消失许久的荷尔蒙又被点燃了，尽情的怒号，发泄心中的情绪，但大家都是乐观的，不论如何这个坎似乎注定会过去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就和人注定生老病死一样……

2010年的初春是在噩耗中度过的，家里的长辈得了绝症，走了一个黑发人，我打开那年初买到的《意林》杂志一遍又一遍读着上面柴静写的《看见》，然后有一期偶然看到了即将在湖南卫视播出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解析，又是个关于上错床的故事，而这次春节放假终于有机会看了， 当我呆呆地听着元若蓝唱着片头曲

“多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正卡还有没有副卡...... 九十九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分岔，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爱像冰激凌在嘴里融化......”

但是那个灰色的春天让我实在提不起兴致来娱乐自己的青春荷尔蒙了，总觉得这个世界好坏，先把人哄好骗好告诉你有童话有王子和公主，但却故意不告诉你人终有一死，人死之前有多么痛苦，没有人在意一个将死之人的内心有多么害怕

剩下的日子在我脑袋中没有了当初的轮廓，过年，返校，月考，周考，……白发人送黑发人，清明节多扫了一幢年轻的坟墓，爷爷被癌细胞侵蚀得只能拄拐仗了，他还想坚持到我高考志愿填完后再闭眼的那一天……其实我家里的故事也有很多，只是我从未向周围人提及，因为旁亲的离世可能并不算什么，但我是此生第一次见到有人就这么离开，我记得那年清明节4/1扫墓回家后，因为打不到出租车我一个人坐在公交的后排，由于晚上还要回教室晚自习，我抱着一堆上坟的贡品水果，所以尝试着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公交上这时候突然放着发廊神曲《哥只是个传说》

“请你不要再迷恋哥，我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们还要记得我，尽管我还在漂泊，哥不会寂寞因为有寂寞陪着我......”

瞬间眼泪流了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四月迅速到了五月，还是往常一样，突然到了月底的某天，我们最后一次拉开课桌，猛然发现这是最后一次月考了，具体的分数我忘了，但整理完教室也就到了说再见的时刻了，我是最后几个离开的人，班主任潘老师拿起一本不知道被谁丢弃的参考资料说：把这个三角尺和资料放在我办公桌上，下次还要用的，让他们丢了怪可惜的……我到看到这会儿顿了下甚至想上前去和他握个手，但是胆怯了，他看着我最后的一句话是：别给太大压力，好好发挥，就算怎样也没关系，路还很长……

没想到一语成谶，最后数学还真是不争气，不过勉强搭上了终点线的末班车，但是他的这句话我铭记终生，因为没有什么事比以后人生的路更重要，这一年见过了很多生离死别……爷爷的病也在六月中旬到了末期，我在一个人去底下县城大医院的公交车上想着志愿的事情，突然听到MV放起南非世界杯的歌曲《waving your flag》 真讽刺的，我可算不上旗开得胜吧！最后爷爷还是在六月底离去了，最后守着爷爷行将就木的身体的日子，我掏出了人生第一部手机（那会儿还不知道怎么传上歌曲），里面自带一首锦绣二重唱的《我的快乐》

“你坐过的沙发宽了，你爱的音乐停了，我等着你等成了摆设.......我的快乐，会回来的，只要清楚曾爱的那么深刻，不准问值不值得......”

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是我，我会后悔这一生做过的种种么？我后来去了个学费很贵的的大学，为了以后留学，我一辈子也没见过几万元人民币就这么交进去的场景，我还天真的停留在“留学都是奖学金”那种乌托邦的幻想里，不过也于此，我整体见识到了湖北三线城市和江苏二线城市的巨大鸿沟。我的大学室友跟我侃侃而谈：他们高中就去日本参加交流活动，而且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还接见了他们……很多江苏上海的高中孩子就已经去过了美国，参观了白宫南草坪，还去哈佛参加夏令营……这些都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你能相信我高中同学暑假活动就是干农活和捉泥鳅么？

这部片子给我最大的冲击力就在于使我清醒地看到了我和徐佳的背景差异：他要骑着自行车半个小时才能回家吃口难以下咽的农家饭（抱歉不是歧视，我们那边乡下的饭真的没那么好吃，又油又腻）；我直接步行五分钟到家，热菜热汤两荤两素全是我爱吃的，都是干干净净的瓷碗盛上来的；他的家庭背景也不是富裕，可能放假了还要回家干农活，我则是两手一摊宅在家里偷偷上一些不能言状的网站。

复读期间我的同桌换了一批又一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来自大幕的孩子，个子不高，但他数学很好，好到平常解题都带有一股傲慢在里面，但有些时候找我借钱买晚饭，我也没管他要钱，闲得无聊就讨论武侠，讨论金庸里面十大武功，最后变成我听他一个人侃侃而谈......高考填报志愿那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无奈得说：今年不是很理想，只有去武汉科技大学了，我和我爸从我老家赶早坐班车加走了半个小时才赶过来，下午还要去看看助学金的事儿。最后他看着我上了老爹开的车，我能明显从他的眼神中读取出：为什么你不担心一年几万的学费，而我家里一年却拿不出四千元供我上大学。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后来我读完了本科，出国读研，认识了一大帮挥金如土的孩子，体会到什么叫有钱又聪明，传说中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勤奋又聪明”是不存在的伪命题，这两类人眼界就不一样，未来社会阶层就不一样，根本就不具备比较性，我似乎又体会到了当年同桌眼神的深层含义：原来你也有今天……

很多时候，我脑海里飞回到了那个高中，飞回到了我曾坐过的角落，再听听整齐的晨读声，和某个人贫困同学换了个人生，没有了可口的荤菜，我现在拥有的一切也都不存在了吧！

最后说句俗话：GDP世界第二的中国，像这样穷困的学生还有很多，退学的更多，你之所以看到了繁荣，是因为你早已忘了贫瘠的模样。

18/05/2018

============================2020年的分界线===================================

没想到这个两年前的随兴之笔迎来了这么多评论和喜欢，再次感谢众多遥远却又真实的豆友们，其实我和这个电影的缘分完全来自于一个偶然，我百无聊赖搜索以前高中的词条，发现了这个纪录片的某个镜头竟然拍摄的是我们班级的画面，所以我联系了导演，看到了我高中时期整个学校，甚至我所在的班级的样子。

我是一个很怀念以前生活的人，偏执到要把以前记忆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住（比如高考前一天我在做什么想什么）我成绩不好，所以这个四年的高中对于我来说疼痛多于喜悦，但是我怀念它只是怀念那段心无旁骛单纯朦胧的岁月，最快乐的是没有高考压力的2008年初春，那段时间最无忧无虑的日子就是趴在桌上听校园广播里放的2007年飞轮海，TANK的偶像剧金曲，以及课余讨论足球 NBA火箭队的岁月，还有女生念叨的吴尊 五月天 周杰伦 和 林俊杰。我的同学很多人早已工作，结婚生子，有些人那个夏天毕业后再也没回学校看一眼，到如今2020的疫情我甚至连回到老家在门口前徘徊一阵子的机会都没有了。

人生的每一站就是一个屋檐，大家因为一场雨相识，但天空放晴的那一天终究到来，各自散开去寻找下一个屋檐，直到尽头。

最后感谢自费咬牙拍出这部电影的郑导，她是个有信仰又有实践精神的人，虽然她不是科班出身，但凭借自身的刻苦钻研，以电影路人级别的基础硬是拍出了准纪录片级别的电影。希望社会能多多包容接受这类朴实无华的作品，一个好的纪录片往往能真实反映最底层的焦虑和环境现状，支持好的纪录片，是对我们这个社会最理性最冷静的反思与改进。

02/05/2020

祝湖北2020的高考生，拨云见日，守得天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