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加林2020

2020年的一场疫情令全世界的秩序被打乱，不少大型电影节被迫取消，无形中令不少年轻导演失去了发挥亮相的平台。假如戛纳电影节在2020如期举办的话，这部《加加林》会像《悲惨世界》那样一鸣惊人吗？答案没人知道，不过近年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导演处女作并不多见，这部算是少数里面出类拔萃的一部。

虽不是科幻电影，却很难不为这部处女作的梦幻氛围所感染。导演运用浪漫的美学手段（色彩、音乐、摄影）来叙述一个社区拆迁与年轻钉子户的故事，富有创意地拓展了郊区电影的表现角度。这种法国电影独有的题材往往以贫民窟、暴力犯罪、帮派斗争、青春成长各种类型元素交错为标志，在这部《加加林》里不免也有类似的人物和情节（毒贩、吉普赛人、暗藏的暴力），却有意避开了以往题材里的叙事角度，不落窠臼地以一名心怀航天梦的黑人青年的视角去展开幻觉与现实交融的描绘。

其实这部作品和蜚声国际的《悲惨世界》颇为相似，除了刚提到的郊区生活背景，两者都是根据导演的同名短片扩展而来。如果说前半段社区的日常情节过于琐碎、青春爱情故事过于俗套的话，那么后半段主人公意图拯救社区大厦的奇幻情节足以令人惊艳。将待拆除的公寓楼层改造成宇宙飞船的创意实在太美妙，各种室内布置的细节让人啧啧称奇。导演运用摄影、音乐与蒙太奇的方式将废弃公寓拍出一种太空舱的味道，而在最后高潮段落，主人公在公寓内的失重状态与外部的爆破拆除行动形成一种对应关系，给残酷的现实灌注了浪漫的诗意。

然而，相比之下，主人公凭一己之力在公寓里临时打造出如此复杂的生态庇护所有点站不住脚，此外，他的背景信息交待得并不清晰，间接令其后半段的野心抱负存疑。导演用幻想抵抗现实的用意逐渐浮出水面，不过复杂的社区拆迁问题又似乎被这种浪漫诗意的氛围所遮蔽，尤其是结尾化身太空飞船的社区大厦和被弹出“太空舱”的少年。不过，作为导演处女作，影片已充分显示出非凡的想象力和作者风格，两位导演的前途无可限量。

看加加林的时候一直在走神，倒是想了一个故事。

暑假乐园的讨论。

我与哥哥，其实是成人弟弟&幽灵儿童哥哥（我）。

幽灵&幽浮暑假调研。

小男孩主视角&小女孩助手视角，关系近似儿童版禁闭岛＋孤岛惊魂/第六感，中间可以变调闪灵，也可以学寄生虫。

暑假发生在清明，年假＋清明假最多15天。所以可不可以哥哥晚出场？

1、我（儿童哥哥幽灵）线：开场。我要做调查，秘密基地，父母的死亡？或者UFO幻想。有点像斯派克幻想的起手？对妹妹的交代？

前期是轻松的儿童幻想剧？安德森式的？

“哥，我是不是还有个弟弟？”

2、“哥哥”（成人弟弟）线：尾声。火灾，不用火用微波炉。皮卡丘光敏性癫痫＋阴阳眼。姥爷活了下来？哥哥＋姥爷？

追过来的女性朋友。结尾姥爷劝我早点谈恋爱？不要再孤身一人了。

3、幽灵侧：职业设定为入殓师？葬经

4、UFO侧：草鞋底金属虫形探测器。土炕下的UFO驾驶舱。操作台导致地球对端的异动。三道门——郑渊洁的一本什么书？超自然武装？袁大头糊墙？

记忆碎片也可以借鉴

主题是什么？仅仅是儿童幻想？

四月日历。

一些还停留在记忆里的回答。

#Filmfest Hamburg

Q：在IMDB上我发现有一部你们之前创作的同名短片。可以谈一谈你们的项目是如何开始的吗？ A：5年前我俩来到了巴黎郊区，在那我们遇到了加加林这个地方，红色的大幢的建筑让我们印象深刻。同时我们也得知这里即将拆迁，于是我们决定写一个关于这里的故事。这里的居民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根据60年代宇航员Yuri Gagarin来命的名。我们便以此为开端，写了一个将自己的房屋视作太空船的男孩的故事。我们先拍摄了一部差不多15分钟的短片，去年我们加长了故事扩充成了长片。 Q：你们一开始是打算做纪录片吗？还是Fiction？ A：从一开始我们就打算做成一个关于这个社区的Fiction。我觉得Fiction也是一种展现现实的形式。当然，我之前在学校是读的关于纪录片的master degree，但当我们到巴黎遇见加加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first step去写一个故事。 这里虽然有drug，有暴力，但也有普通人，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想通过Fiction去讨论现实中一些年轻人的梦想。 Q：你们是如何选角的呢？在我看来并不是很容易。 A：我们和选角导演一开始就在加加林这里寻找，但并没有找到合适的Yuri。后来我们扩大到整个巴黎，最后找到了我们的主角。他17岁，他的经历和一些特质也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是他的第一次表演经历，但是同时也和一些有着表演经验的演员合作。我们也邀请了真正的加加林当地居民来参演，比如最后的场景大家聚集在大楼前面say goodbye，是真的很emotional的。 Q：你们是一直一起工作对吧？你们是怎么分配各自的任务的？ A：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分配。我们在拍摄影片之前就在一起学习和工作了。我们一起写的剧本，在准备了几年之后我们都有着一致的想法，非常默契。 Q：能谈一谈你们如何调教演员的表演吗？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些documentary style，比如一些派对，跳舞场景，就是很自然不加干涉的。 A：我并不是特别地确定这是documentary style哈哈哈。我们时间比较紧张，只能尽力的去把表演和我们所想的拍摄方式相结合。几个月的拍摄时期，我们都会和演员重复相关场景，给演员机会去根据自己的想法rewrite一些台词，来表现他们的character。如果很好我们就会写进剧本里。 Q：还有什么我没有问到但你们想对观众说的吗？ A：我们都在南美待过几年，受到了一些拉丁导演关于magical reality的影响。我们想在这部电影里找到一种现实与科幻的平衡。它给了我们很多自由的表达，就像主角悬浮在他的太空舱里。一些人告诉我们Yuri这个角色可能too kind了，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但现在我们很高兴我们坚持地描绘了这个受环境影响但仍然善良，充满梦想的男孩。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当下the power of community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就像我们的主角Yuri就是因为生活在这样的community里便能够feels strong and full of dreams。

非常值得在影院大屏幕上看的片子。

尤里从一开始就生活在别处，虽然看似和社区里的其他人没有分别，都生活在物质的匮乏和无序中，但其实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无法离开这里的。

尤里没有父亲，母亲再嫁，放任他一个人生活在这里，不接电话，不见面，整个片子都不知道是何面貌的母亲。但尤里靠自己在社区里建立了微薄的人际关系。他有朋友，偶尔上学，会经常去邻居家吃饭聊天。他有一只高倍望远镜，用它观察这幢大型公屋里每一个小方格内的人。这些人构成了他的日常，他所有可见可触的人际关系，他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柔情，但这份感情是仅属于他一个人的。

这个社区里的成年人和他不一样，加加林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部分，在社区之外的世界，还有地方容纳着他们的过去，还有地方能让他们期待某种未来。而尤里没有。他生在这里，被爱在这里，被抛弃在这里，等待爱在这里，从没有离开过。一个没有成年的男孩，他所拥有的社会认知和阅历不足够让他独自走出加加林，且一旦离开，就意味着这场等待是失败的，就再也没有希望。

尤里所有的能量都放在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而加加林的一切成为连接现实和想象的物质通道。

电影中不断穿插尤里的想象/梦境，他穿着宇航服，站在加加林公屋的走廊里，但走廊充满带有迷幻色彩的烟雾，走廊于是不再是走廊，而是尤里的太空舱。而在现实中，他也的确一直在用所有能用到的材料搭建自己在视频中看到的太空舱。一开始，这是一个守护加加林的计划，但当社区确定要被拆毁，尤里也同时又一次遭到母亲抛弃的时候，这就变成一个殉葬的计划。随着社区的人逐渐搬空，尤里开始跟这幢大型公屋独处，他所能够拆改挪用的材料也突然增加。公屋愈发凋敝，梦境也越发真实。

多少让人想到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

除了关于生活在贫民区的人们不断被排挤和驱赶的命运之外，电影还多少展现了一点关于种族的问题，这似乎是法国现实主义电影绕不开的话题。但凡镜头对准一个相对不那么富裕的社区，各种肤色，语言，和宗教形式就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不需要特意画重点，只需要有一双眼睛就能够看到。

不论是声称自己代表了真实的纪录片还是本就基于虚构的剧情片，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必然带有一种虚假的性质。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假借那台不在场的摄像机来进行观看。在观看的过程中，摄像机代替了眼睛，引领我们进入影像的虚构现实，正是在这里真实和虚构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断裂，将观众存在的现实与影像空间置于一种真与伪的二元对立当中，这也使得在影像中创造一种交互性的双重文本得以成为可能。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新浪潮左岸派的电影人们就敏锐地发现了依据这种对立进行创作的可能。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阿涅斯·瓦尔达那部著名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影片叙述了在两个小时中著名歌星克莱奥在巴黎游荡的故事。为人称道的是，整部影片的时长与影片叙述的时间几乎等长。而在影片中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似乎要比我们所认知到的“两个小时”还要长得多。根据瓦尔达所说，她正是利用了影像的“主观时间”和观众的“客观时间”的断裂，并且隐秘地不断提醒观众“断裂”的存在，从而构造了这部片的两重文本。而从头至尾两重文本平行的运作，给观众切入主人公内心的同时制造了一种别样的疏离感，与克莱奥在被预言将死时个人与外部世界隔膜的状态形成了巧妙的呼应。

而2020年入选戛纳新长片名单的、由范妮·莉娅塔德和杰里米·特鲁伊两位导演共同的长篇处女作《加加林》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断裂，以构建双重文本的形式对科幻片这一类型进行了彻头彻尾的解构。

在开头关于尤里加加林的纪录影像过后，影片直接用一段迷幻的电子合成器氛围音乐和夹杂着电流的模糊人声将观众带进影像的空间。当观众期待着影片里出现那些具有科技感和未来感的未来景观时，呈现在大荧幕上的却是司空见惯的混凝土建筑，只不过导演选取了几个非常有趣的机位，只将整个建筑最具有设计感和未来感的部分呈现在大屏幕上，仿佛人为地故意制造一种身处太空的假象。

而在接下来进入到叙事当中，导演们仍然不厌其烦地制造着这种假象。他们在电影里选用了大量本应在科幻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电子ambient音乐，观众很难不回忆起那些耳熟能详的科幻电影中的配乐：《星际穿越》、《地心引力》还有《星际探索》。而在后来主人公尤里的个人行动中，这种刻意的假象制造变本加厉。在尤里测试楼道的灯的场景中，尤里打开手电筒的那一瞬间，观众看到地上散落着一地的垃圾。这提供了一种联想：仿佛背着包的尤里来到了一个无人之境正在探索，就像《普罗米修斯》一类的太空惊悚片里来到未知之地的人类小心翼翼地探索一个陌生的空间。而尤里打开天窗的时候天窗缓慢的运动和带有一点气声的声效就像是宇宙空间里宇航员打开飞船的舱门。以及尤里在电梯井里维修电梯的时候，两位导演用仰角镜头将电梯拍出了发射井的效果，而耳边不断传来的电流声更加强了这种幻觉。甚至在后面的剧情中连卷帘门升起的情状都像极了太空中机械运动的缓慢姿态。在这部影片中，这样模仿传统科幻片的桥段数不胜数，仿佛两位导演在持之以恒地告诉观众，你们正在观看的是一部科幻片。

从创作者的角度，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影像和现实之间的对立而将其理解为一种异样的摹仿。自古希腊时期开始，摹仿就作为一种自然主义的文学原则被运用到文学创作当中。区别于表现说，摹仿说认为艺术根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和再现，强调艺术要以现实生活为蓝本，以生活本来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在大多数以摹仿的方式创作的影像中，现实和影像总是一致地运作，影像通过一种宣称自己的真实性（与现实的一致性）的方式隐瞒了现实与影像断裂的事实。而两重文本的创作者则是通过不断提醒观众“断裂”的存在，以此来创建一对异质的文本。

我们不难发现《加加林》完全是依据摹仿说的原则来创作的一部影片，它始终在通过摹仿刻意地唤醒我们对于现实的某种记忆。但问题随之而来：它究竟在摹仿什么？

当然，它不会是在摹仿现实意义上的太空生活。因为太空生活对于大多数人完全是虚构的。摹仿论的原则规定了它不能摹仿一样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可被摹仿的“太空生活”？

答案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科幻片。从60年代的《2001太空漫游》开始，也许还要更早，科幻片就在持续地构建我们整个人类集体对于太空生活的想象。在漫长的塑造中，人类逐渐对于太空生活产生了一些被反复确认的观念，这些观念共同构成了我们脑海中的“太空生活”，构成了一种“观念性的现实”，一种“非现实的现实”。而《加加林》正是在摹仿这种虚构的“太空生活”的同时，以一种虚构的日常的姿态对存在于我们整个观众群体脑海中的观念现实发起了挑战。

我们完全可以把《加加林》虚构成一个软科幻故事：一个星球因为资源的枯竭被废弃，因此所有人都一个个被迫离开那里，而尤里是留守者，他最后一个离开。但没有人知道他还没有离开，在最后星球要被完全废弃前，他发出信号，最终获救。这个文本正是在观众的脑海中潜在运行着的文本，正是观众被导演鼓动，在心中期待着的片中片。

导演通过一种对传统科幻片桥段的怪异移植反复提醒着观众“断裂”的存在，有一对异质的文本产生了。而循着导演的引导，观众可以惊奇地发现，原来在他们的期待中运行的科幻片和影像里进行的现实主义剧情片其实是一个东西。他们进而意识到，原来“太空生活”和日常生活几乎是完全同质的。日常就是一种奇观。在人类进入太空时代之前，人类已经在地球上甚至是社区间流浪了。两者本质上是相同的。

而两个导演甚至还不满足于此。在影片结尾的地方，主人公尤里在生病产生的幻觉中，进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无重力的宇宙空间。在这里，观众和影像之间又产生了颠倒。影像呈现出的“真”太空生活在观众的理解里反而成为了“伪”的病理幻觉。两位导演似乎不仅渴望表明太空生活和日常生活二者的同一性，他们还希望表达二者之间甚至还有一种可转化性。在日常是一种奇观的同时，奇观也被认为是一种日常。它并不具备任何超越性的含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两位导演高明地以一个现实主义的文本达成了对传统科幻片的彻底颠覆与反叛。

要爆破了。“十，九，八，七……”电影进行到第90分钟，巴黎加加林社区的旧日居民们抬头望着那幢T形结构13层砖红色大楼，倒数到一，工程师按下爆破键；这时，仍在加加林大楼内的黑人男孩尤里也按下他的自制系统。接着，他进入失重状态，四肢舒展，身体后仰，在被他布置成太空舱一样的屋内慢慢悬浮，像老资料片里的宇航员那样飞向太空。

影片《加加林》（2020）开头是一段发生在1963年的黑白影像资料：巴黎市郊民众聚集在法国左翼党派于塞纳河畔建立的新社区加加林，热烈欢迎来参加社区落成典礼的宇航员尤里·加加林。

这栋耗时约两年建成的建筑有私人浴室、电梯、宽敞的厨房，象征着当时法国共产主义的活力，是一个有生机的乌托邦。20世纪后半叶起，加加林容留了大量经济条件不佳的外来移民，并成为左翼党派一个坚实的选民据点。但五十年多后，社区与其发起的政权都已衰落，由于电梯损坏、水电设施过时、地基下陷、卫生状况糟糕等问题，法国政府宣布拆除加加林，原地建生态区。这是电影的发生背景。那是2019年，片中三百多户贫困者长居这栋大楼。

16岁的男孩尤里——他的名字就取自首位进入太空的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生长在单亲家庭，被隔壁的邻居照看长大，痴迷于太空旅行，对加加林社区有深厚感情，一心抵抗拆除计划，拉着朋友侯萨姆、住在附近的罗姆人女孩戴安娜一起四处搜寻二手材料，试图通过修复老化系统的方式拯救社区，然而除他以外，老邻居们对此兴趣缺缺。政府派人检查，认定加加林的楼体合格率只有85%。

“为什么不合格呢？”尤里和政府人员争执。就在这时，烟雾警报响起，人群赶忙四散逃开，一片混乱，尤里的疑问不再需要得到回应。随着剧情进展，我们得知，警报就是他朋友侯萨姆的父亲拉响的，以他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希望离开已老旧的家，改善不富有的生活。

加加林的拆除工程持续了16个月，引起许多国际媒体的报道关注。《纽约时报》一则新闻中，大量加加林居民在起重机动工的那个周六聚集在一块儿，观看红砖的撕裂、倒下。一位住龄超过十年女士形容，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认识彼此的大家庭，加加林的拆除“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加加林社区过去常作为背景版出现在灰暗的现实主义题材影像中，以高贫困率、犯罪多发、毒品交易著称。新闻报道中的当地居民形容“这里死路一条，没有未来”。但《加加林》不这样。这部电影是范妮·利塔德和杰里米·特鲁伊两位新导演2014年同名短片的延伸，可以说是一部套在个体航天梦外壳里试图留住消散社区记忆的作品，于去年夏天获得戛纳电影节新长片导演作品提名。导演们用该片重构了加加林天真的浪漫和诗意：1963年，这里代表了一个党派的荣光。2019年，这里成为一个少年守护的梦想。

大楼逐渐清空，人们骂骂咧咧地撤离，断水断电断暖气，整栋楼除了尤里和与他恋爱的戴安娜，只有一个来蹭住的贩毒小伙。被妈妈抛弃的尤里要完成一件不可思议的任务，将这栋建筑改造为飞船。根据宇航员在YouTube网站的教程，他在自己的公寓中搭建大棚，铲土、种植农作物，放置滤水器，设置紫外线照明，制造尽力逼真的太空舱。电影的后半程由现实向奇幻过渡，加加林社区成为了主角本身，宽屏构图下，影片以出色的视觉效果展示了尤里的超现实乌托邦：公寓楼像是航天器，下雪的屋顶如月地表面，本来充斥着碎瓦杂物、尘土飞杨的大楼内部变得光亮清洁。

爆破将近，尤里控制大楼灯光系统，发出代表“S-O-S”的摩斯码，然后在轰鸣声中，他像宇航员一样掠过灰色的楼梯井，飞出大楼；在橘色太空服的包裹下， 弹出加加林社区，飞向太空。接着，电影给了我们一个仰角镜头，加加林社区整个地腾在空中，被拯救于炸毁的命运，如宇宙飞船将要回到母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