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法庭

《马背上的法庭》四目相对皆有情

题记
当我们了解法律和乡愿、道义的关系，老冯之死就成为道德完成的方式，而那个庇护盗马贼的奶奶似乎隐约告诉高度规范化的城里人，道德自律有时比法律更有作用，而老冯在民情和规则之间的选择变成了他的宿命，在导演的心中这样的结果是必须的，因为当你担负起国徽给你的责任，作为国家法律的体现者这是毫无商量余地的
――――卡夫卡·陆（KavkaLu）


我相信在全球化年代被好莱坞文化灌输的年轻人和被弱智媒体冠以主旋律之后本片的必然结果，但是，我相信只要中国电影史够公正《马背上的法庭》是应该进入电影史的，这部电影的存在意义并不因为这是一部朴实的纪实电影，它更加深刻的意义是属于中国城乡法制史，属于一个前进中的国家的。
众所周知在表现国家立场和公务员的题材是十分艰难的，老戏骨李保田以其本色演绎了一位基层法官，一个顶着国徽中年男人。影片的可贵在于没有把他塑造成让人仰望的英雄，甚至大胆暗示了离异的他和女书记员老杨之间没有捅破却谁都看得出的情分，那段夜半洗衣的场景非常明白表现了他们的内心，中国女子的含蓄和内心的呼唤在拉家常里缓缓道出。另外，在阿洛的婚礼上老冯借酒说出的那一席话以及他时常因为了解乡愿而在法律的度上做出另阿洛看不懂的举动，这些出现在国家公务员的题材上无疑是中国电影在意识形态上的进步。
影片开头是女书记员老杨被告知因为法院的知识化和年轻化她将要退休了，在她已经不再美丽的脸庞观众看到的是服从和无奈，随着电影的发展观众还可以看见她对于老冯的心。而年轻的阿洛除了被法律条文外基本上办不了鸡毛蒜皮的乡党之事，在那些偏远的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族长（族群）往往对于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乡人更有威信力，在这样的地方进行循环法庭的工作远比进入城市化的地区艰难，协调和度不是法条就能完成的工作。这需要常年积累，对于阿洛来说情与法之间是钢性的，这样的处理只能激化双方的矛盾，影片的几个冲突点猪拱罐罐山（骨灰冢）、妯娌争罐、乡约宰羊都算不得大事，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反映着基层法院的繁琐和处理方式上必须的变通，这种变通的可能性是属于道德自律和族群文化的，所以，这对于年轻一代的法官而言是需要用心感悟的人情和法律之间的把握方式，道德约守的意义大于法律，民情中国讲究的是中庸之道，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们看见了老冯的通达和责任，只有当代表国家法庭公正和权威的国徽失窃时，老冯的焦虑是因为他知道国徽的重量，导演安排了摩梭人问国徽材质的戏，让观众在老冯的话语里接受教育，而草海寻回到高杆膜拜具有及其重要的指涉，它即象征了执法的艰难也象征着威严的法律传递到民心的方法和过程，
摩梭人帮助寻回国徽后膜拜的戏让我们看见老冯对于民情的了然和方法论，这些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法律的意义确实是惩戒当它更大的意义是让生命懂得自律。
有意思的是导演将阿洛婚礼和中年离异的戏并置，这样的安排让阿洛和老婆（没有办成仪式的合法夫妻）的 “私奔”冲动有了更加丰富的联想性。
作为民俗和城镇对于乡野的影响，阿洛老婆的牛仔裤和西式礼服有着社会学的话题，在必然的“进步”里，阿洛一代还会继承多少的内在的族群文化，当族群文化消失时，人文社会是不是会变得贫乏和无趣！
今天，有位小朋友问我为什么导演 “戏剧化”造成了老冯的死亡，我说，这是进入天堂的方式，当我们了解法律和乡愿、道义的关系，老冯之死就成为道德完成的方式，而那个庇护盗马贼的奶奶似乎隐约告诉高度规范化的城里人，道德自律有时比法律更有作用，而老冯在民情和规则之间的选择变成了他的宿命，在导演的心中这样的结果是必须的，因为当你担负起国徽给你的责任，作为国家法律的体现者这是毫无商量余地的。
老冯就这样长眠于崇山峻岭之间，带着书记员杨阿姨洗干净的衬衫，带着来年再见的愿望，带着责任和心伤。只要你了解中国，只要你愿意挤出宝贵的1.5小时静下心来观看本片，作为人性本身的一些细节会打动你的心灵，就如我相信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的选片的眼光，他让我看见了一部极易被我们当成政治宣传的影片，这部能够打动一个意大利人的电影，倘若他自己国家的人民无动于衷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自己已经离开人性善意有多远。
这样的影片是需要宣传策略的，过于巨大的红帽子会让许多观众产生距离，其实，本片对于人性真实的展示和人在社会意义上选择的丰富性都可能打动你的心灵。
 
【附录：影片资料】
《马背上的法庭》2006中国大陆
导演: 刘杰
主演: 李保田、吕玉来、 杨亚宁
片长：90分钟
奖项：2006年第63届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 “最佳地平线”单元故事奖，建党八十五周年的献礼影片，中央政法委推荐向全国政法委系统推广放映影片
个人评价：艺术性8.5，欣赏性3（将进入中国电影史的影片）

感谢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及时放映此片，感谢投资方由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公司及博尚文化的社会责任感

2006年9月17日 星期日 下午23时45分 扬翼云间 寒鸦精舍

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KavkaLu）

版权所有，请勿私自转载

联络方式：MSN:kavkalu1967@hotmail.com
邮箱： kavkalu1967@126.com

衣服还没洗干净，人生就已经讲完了

文/小古

剧终的镜头是这样的——老冯独自一人牵着马，回到当年的同事长腿失脚滑下去的悬崖边，对长腿说“昨晚我又梦见你了，长腿，你还是那么年轻。可是我已经老了，昨晚牙齿也掉了一颗”。然后，牵马回到天将黑时的山路，一个趔趄滑入山沟，马匹独自走向前去，天很快地完全黑了，而老冯却再也没有出现。

中间，夜半洗衣，老冯和杨阿姨的几句对白，谈起两人这一生的职业和家庭，衣服还没洗完就没话可说了。

一个多活了几十年，一个永远那么年轻。老冯和长腿，究竟谁更幸福？谁更幸运？

按照习惯性的分类，这是一部“原生态”的影片，它老实地呈现出云贵大川彝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的风情，有许多非职业演员的参与；这是一部“主旋律”的影片，一个为鸡毛蒜皮的官司而奔波在藏在深山的群寨，一个把国徽当成自己的图腾的老法官；它也是一部向《黄土地》致敬的影片，从色彩、台词和故事结构，都能看到那种荒凉和悲壮的影子。

不可否认，我们中的很多人是冲着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的名头去找来看的。片名《马背上的法庭》已经把故事讲清楚了，老大学生法官老冯，带着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阿洛，因没有文凭而被提前退休的少数民族女书记员杨阿姨去山寨办了一场不归案，这是一个不需要悬念的故事。半记录片的形式，平视的视角，只是为了使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其实，有什么不可能是真的呢？妯娌为了一个两块五毛的坛子分配不匀而闹上法庭，因为一句话不周而导致人命案，贫苦不堪的山民，执拗地发出示威的干嚎，在我们看来，像孩子一样冲动、易怒。我们虽未曾体验过他们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遭受过与他们类似的困苦，我们的丑态是一样，只是表演的形式不一样，仅仅是换了一种谄媚语气来干嚎，仅仅是换了一种斯文但更阴暗的方式来争夺而已。焦灼不安的时刻，如困兽的你我，何尝不曾变形地挥舞过自己的双手，何曾不气急败坏地狠狠跺脚？

有批评者也把矛头对准导演的摇摆，就是这个视国徽为图腾的老法官，竟然判被告给原告做一场法事，在债务官司无法了结时，傻乎乎地掏出150元买了一条几斤重的猪崽。法律在这里败给了民俗和旧规矩，法官死于苍老和孤独。虽然，他一辈子都在这些深山险沟用一匹马拖着法庭。不难理解，几个山民最后说再也不来打官司时，他恍如天崩地裂，因为在他看来，他一辈子的努力，就是为了让山民来打官司，就是要他们承认这个马背上的法庭，在这样巨大的打击下，所以他的死亡也不意外。以我们的判断力和行事习惯，我们照样很难相信，因为不堪民俗、亲情和法律之间的冲突而带着新娘子逃跑的阿洛（正是他的携妻逃离，使那几个认为法院的人破坏了彝族的规矩的山民说出了那一番话），会最后继承了老冯的路，去重复着他的生命。

我们会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困苦和不堪。我们不难给视野或视野之外的世界涂抹更多的灰色。但是，我们并不会轻易相信，那一个个孤独的补天者的存在。怀疑，或者认定那是一种谎言。所以，当我们带着好奇，带着对风光的获奖作品的先入为主的框框，进入这部老实的影片，我们能收获的，也许只是疑惑。

失去了确信能力的我们，因此无法判断，无法回答，究竟是永远年轻的坠崖人更幸福，还是老到了掉牙齿的赶路者更幸福？

 
   发文前依旧大概看了看douban上大家对这部电影的评论，然后知道自己即将写下来的评论要成为极少数派了，因为以下文字不是夸这部片子的，而是挑毛病的。

   下面开始正文：

    比起时下一些大成本投入、摄制团队精良却很不招观众待见的大片，《马背上的法庭》这部影片在观众接受的这个方面做得是是很成功的，题材、主题都选的好。在少数民族散落居住的偏远山区，基层法院工作者无私奉献，贡献宝贵青春、贡献个人生活、以至最后以献出生命为代价的办案、为当地人民解决各种问题，这样的事迹没有什么可能不让我们感动。并且即使是影片中，稍受争议的情节——冯法官总是自掏腰包去解决那些闹上法庭的鸡零狗碎的问题，也决非不可信。

    但是，稍微仔细想一下整个电影各个段落的表现，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影片主题的”真善美”并不能“相抵”掉创作者在表达整部影片的主题时，在电影语言方面的缺陷。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背上的法庭》这部影片本身叙述的脉络是很清晰的，就是以刚毕业上岗的大学生阿洛的视角引领观众关注着两条线路——一条是冯法官办案（即菜坛子、猪拱罐罐山、离婚等）；另一片子条则是冯法官和杨阿姨到最后也没有说开来的并肩工作多年产生的感情。情感诉求自然也就是第一小节已经说过的，歌颂基层执法人员无私奉献。而我认为的缺陷，也集中表现在影片的主角冯法官身上——刚才就说过了，不是人物行为不真实，我相信基层一定有这样的好人，但是作为一部电影表现一个人物、安排情节，我就会认为这部片子的很多地方，冯法官“用嘴说出了”太多“直奔中心思想”的对白。
   
   例如在关于表现因为执法工作冯法官和杨阿姨无私奉献这一情节中：
   从影片一开始三人组出发向老乡借马这个段落，冯法官责怪阿洛绑行李时挡住了马背上的国徽，和随即阿洛偷偷给老乡塞钱时被冯法官看到后教育说“你以后还给不给？你以后还要走多少年？你给的起吗？”这样的质问这两个情节，就直接告诉我们两件事——冯法官下乡执法多年、对国徽极为敬重。
   之后经过阿洛晕车、冯法官第一次长脚落崖的地方洒酒、冯法官熟悉的唱起的少数民族民歌等一闪而过的情节又直接告诉我们——山高路长，路途艰险。
   等到村寨里开始办案后晚间休息的时刻，冯法官又在通过和阿洛的闲聊让我们知道了，杨阿姨因为工作耽误了自己年轻时恋爱、结婚的人生大事；冯法官虽然每次掏腰包的时候都说自己女儿在丽江做买卖其实他的妻女早把他“开除”了。
    
   上述这些全都是用“说”的。

   而表现冯警官对国徽的珍视以及表达自己执法工作对这些少数民族公民的意义，也全都是用说的——年轻气盛的阿洛一犯错误，冯法官一批评教育他，我们就知道了；当国徽被盗马贼丢到草海里去了，村民问冯法官是“金的银的？”冯法官立刻说“像你们的神像一样重要”

   上述这些也全是用“说”的。

   其实电影之所以叫电影，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尽量用影象，用视觉传达给我们信息、情感的表达方式。而这种“直接表达中心”的对白泛滥的结果就是——尽管如此一来我们一定不会弄错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但是这些对白无疑也大大削弱了影象本身和演员的表演的力量。那么具体到《马背上的法庭》这部电影，说得刻薄一点，就成了一部闭上眼睛光听对白也可以听明白的“英雄劳模报告”。而由此追究下去，这部影片中大量出现的表现少数民族地区风土民俗和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的篇幅和那个意在表现冯法官厚道、实在的人物形象，也就显得并不是那么没有。。。正如DOUBAN上其他朋友说的“没有野心”了——影片中几乎是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公民，和“以人为本”的冯法官，的确是国外观影人和国内政府所喜欢看到的。也就说说《马背上的法庭》其实是在刻意的、没有（能）掩饰的投其所好，是有据可依——也或许，主创人员真的没有企图那些，何况就算有可意企图也是其实也无可厚非，只是正如我前文所表述、论证，这样的直奔主题的对白，真的不好。

    因为这就象我们上小学时写的作文，开头点题，结尾扣题，中间三五句话切一次题，主人公一做好事被发现了准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可我知道，你小学毕业以后，再也没这么写过文章，对吗？

    但是，当然，《马背上的法庭》有关正义、善良、厚道的初衷，无论如何是值得我们去看的——虽然正如我的题目所说，真拍成“可以听的报告”了。

       在我国南方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法庭一改端庄肃穆纯白敦实的形象，化身为挂在马背上的国徽，和三个徒步行走的法律人，摇摇曳曳艰难地向前行走着。最后一次走由鸡头到鸡尾的疲累历程的摩梭族干部杨阿姨；第一次走“消化不良”的磨合之旅的学生娃法官阿洛；还将（抛开意外不论）一直在这条路上“像一泡屎拉了出来”地继续磨合下去的老法官老冯，用各自的方式，让法庭、法律、法律意识与当地的人民、风俗、约定交织。

       这是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所展现的乡土法制真貌，一共五起案子，和一起迫于民族文化压力而无法加以解决的偷马案，这些也是种种矛盾的浓缩体现。
       妯娌间因为分家争夺一个无法被平分的水罐而闹上法庭，杨阿姨调解无效，老冯以甩水罐再自掏腰包补钱的方式平息了纷争；因为自家罐罐山被别家的猪拱了，阿洛直接以“这是封建迷信”拒绝审理，而老冯设下一计让人将心比心，判以赔猪（并暗示法事自行解决）来结束了案子。这两起发生在鸡头寨。
       在杨阿姨的老家鸡肚寨，老冯一行人的马和马上的国徽被一起偷走了，虽然找回了国徽和马，但阿妈却以“我们不能这样没有良心”拒绝说出偷马贼。在这期间，老冯靠用150元买下欠钱者家的小猪解决了债主讨债而欠债者无力归还的案子。
       来到鸡尾寨，在杨阿姨劝解无效、老冯说理无效、阿洛批评无效的情况下，仅因男方主动提出不离婚，几乎毫无法律审判，不当侵占前夫父亲房屋且将其赶出的案子有点“荒谬”地得到了解决。而在阿洛的婚礼上，姚葛因为凭“村民公约”杀死了破坏自己庄稼的羊而与羊主人发生冲突，而羊主人们则因阿洛带姚葛姑娘出走而拒绝将官司继续下去。

       这些矛盾看似很小，是鸡毛蒜皮、领里纠纷，但如何解决这种问题、能否根治——或者至少减少——这种问题的发生，反映出的，却是我国的法律、法律的实现方式、法庭的形象与乡村现貌、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精神家园间的矛盾纠葛。
       之所以最初会认为案子“小”，我觉得大概是由我们对“法律的范围”“法的内容”——即，法的定位——的观念造成的。我们或许认为，法律管辖的、所需要调解的矛盾，或者说足以闹上法庭的矛盾，都应该是对人、群体、国家的权利（生命、财产等等）造成较大侵犯、损坏的事件，审判也需要大量事实证据、法条依据。但电影中的许多案件却显得如同领里纠纷，似乎不足以经由法律审判的严肃流程，而的确，法官在解决这几起案子时实际呈现出的角色，也更像是一个“社区调解员”（关于电影中案子的解决方式我希望在后文继续讨论）。
       看似将法律、法庭大材小用，但这在中国乡村，尤其是电影中呈现的少数民族地区，却并非如此。第一是因为大多数乡村经济条件落后，一个水罐、一个小猪已代表了其生活的很大财产和权利；二是因为由于习俗和迷信，触犯禁忌会造成人与人间的巨大矛盾，他们也会倾向于从习俗和迷信中寻找解决办法，正如“老祖宗托梦”、“老祖宗说这猪他们家不能牵”一样，但这常常无法使当事双方均信服，所以必须有一个有威严且被认可的外力介入进来，进行裁决和调和。

       而法律是干脆、果断的，其因多年不断研究和修订也是较为科学和理性的，也“不支持封建迷信”，但又不得不接触并调解和封建迷信有关的矛盾。阿洛是现代法律、强制执法的一个化身，他的“不支持封建迷信”、“不予判决”所表现的一板一眼、按照法律硬性处理问题的手段，在电影中被证实是适得其反的。因为某些观念是根深蒂固在特定群体心中，一时难以根除，不能粗暴地尝试铲断或否定，只能与其斡旋。否则，可能不但两相残杀造成严峻后果，更严重的是使人民感到“法”与自己的价值观和家族利益的相违背、毫不伸张自己期望的“正义”，从而在本就不具有法律意识的情况下，排斥法律排斥法治，那么即使再有矛盾产生时，也不会有人诉求法律来得到解决了。
       由此，也引出了电影中所展现的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法庭、法律，在中国的偏远乡土，究竟在民众心中有怎样的一种形象？而这种形象，从侧面反映了偏远乡土中法制观念的缺失和偏颇。

       其实我一直在想，老冯摔罐子买小猪等等行为，虽然一方面的确是也让双方的利益得到满足，但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得到人民的欢迎和信服，又有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老冯多年来行走乡土间所建立的威严和信任呢？而姚葛姑娘跟着阿洛逃跑，导致乡邻直接拒绝相信法律，包括阿洛所言：“我看你是在给自己买形象”，则从另外的方面传达出：在广大农村地区，人们的思想中并无法将法律、法治、法庭，和具体的法官、具体的人和事理性分开。法官处理法案的作为固然代表了法院的形象，而他们其他的一举一动，也势必影响着人们对法的认可度。而对法的认可度，则决定了法律判决和法官的调解所能起作用的能力。
       即使有自己多年的威信作支撑，但老冯仍然把国徽看得非常重要，甚至挂歪了一点要马上调整，也不许阿洛将天线盖子遮在国徽上。国徽对老冯而言，是一个仪式化的象征，国家和法律，才是支撑着他的每次判决的真正坚实的力量。而阿洛虽然非常恪守、坚信法律，但，无论是对国徽的不严谨，还是凭“我们是合法夫妇”毅然出走，都表现出却对象征性的事物看得很淡，而是更坚持实质性的东西。阿洛知道国徽的重要性和所代表的内涵，但却并不觉得这个物体本身是一件多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老冯经常说“你还是个彝族”，阿洛所代表的是现代的，也是与过去脱节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是不完整的。这样的不完整，势必在于大量过去思想残留的地区打交道时产生冲突。
       但对于民众来说，与其说偷马案反映了民众对法的不尊重和蔑视，不如说是反映了其对国徽和法律的“不知情”“不为意”。围着国徽起舞的情节，导演自己也说“我也斗争了很长时间”[ 吴冠平，《95%的真实——刘杰访谈》，《电影艺术》，313期，P57]，但我却认为可以从前文得到解释：村民问这东西“金的，银的？”是想借此理解那个老冯拼命也要去捡回来的东西的价值，老冯说：“这就相当于你们的佛祖”。这同样可以解释国徽找回后大家欢天喜地，嚷着“国徽请到了”。“请”是很典型的对于佛祖、神明的用语，可见民众对国徽的理解仍然是依托固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民俗来建立的，而非依赖对法的了解和遵循。如果对法的敬畏和对佛祖的敬畏同源，让法带上“神明”的形象，虽然看似可以让人民信法服法，长远上却是不可行的，而且毫无益于法制的真正普及。

       离婚案中女“演员”[ 电影中除了老冯和阿洛由李保田老师和吕聿来两位专业演员饰演外，其他角色均有云南当地村民出演。]的表现非常具有张力，却也真实得可怕。让人看着既为其冥顽不化倍感无奈和愤怒，又为其生活的艰难和乡村整体理性的低下感到无比辛酸和叹息。案件审理伊始，她蹲在地上，不抬头，在强势的法庭面前自己很卑微也很恐惧；随后在地上抓来抓去或蜷缩一团，也是不抬头不理会，即便三人轮番上阵也无一点眼神交流，始终自己嚎啕。这反映的恰恰是法治在乡村推行的最大困难之一：沟通的、被理解的困难。
       而这种困难，是和固有的意识形态、民风民俗相关联的，是单凭法律的介入本身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从意识形态上来改变陈旧腐朽的想法，法将永远像马背上摇摇曳曳的国徽一样步履维艰。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教育的力量，或者电视、新闻、媒体（但鸡肚寨的人们甚至没有见过电视和车）的力量，来一点点灌输。如果老一辈已经根深蒂固，那么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在年轻人的教育上付出。这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社会达到可让阿洛“直接行使法律”的条件之前，还有这么多老一辈的人之间的矛盾需要法律去“委曲求全”地调解、斡旋。

       如何切实地解决这些矛盾，如何在复杂的乡村、民族文化中推行和实施法律，这大概也是电影的核心之一吧。
       老冯的审判，就近乎这种斡旋。与其说是审判，不如说是建立在调解基础上的对双方的安抚。水罐和小猪两个案子，其实法庭并没有进行任何裁决；离婚案中法庭对最终结果也并无什么实质贡献（男方突然提出不离婚了，这个解决结果其实让人觉得很不心甘，也有些荒谬）；而姚葛一案在电影中甚至不了了之。甚至也只有很少几个案子，是在国徽下审判的。
       在这样特殊的土地上，如何推行法、实施法，一行三人，都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
       老冯的斡旋，都是有法官自身的介入的，无论是自身财产，还是自身的人情关系等等。因为甚至乡土的脾性，所以他的解决方案几乎都是，直接在当事人的实质利益上调和问题，非常具有针对性，小处着手，也的确是当下最有效最合理的解决方案。王华老师认为，老冯和阿洛反映出一对经典的“父子”关系对立[ 王华，《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1年1月，第23卷第1期]，老冯的确显示出由深刻理解民风出发的经验和沉稳，甚至在摔碎罐子是的那种威严。第一遍看电影时我折服于他精妙的做法，之后反复观看时却开始感到它的“息事宁人”：这或许一时能够抚平纷争，但能一直这样自掏腰包买下更多的小猪吗？能摔碎多少个罐子呢？暂时的利益均衡却不能避免下一次不均衡时矛盾的产生。从长远的角度上，这种斡旋是否无法实质性地改善乡土法制和乡邻关系的现貌？人们会继续为了罐罐山打得头破血流，会继续放不开鸡毛蒜皮的互相亏欠。
       阿洛的做法过分粗糙，照搬现代法律，忽略当地的特殊民情，恰恰跌倒在了沟通理解的坎上，他的底气或许来源于自身先进理念产生的优越性。他全盘否定了过去，自己也为过去感到不解，这种做法太过提前了，广大偏远地区是没有实施这种硬性的法治的条件的。但我却认为这种“子”的年轻、冲撞，是在逐渐改善乡土法治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他使老冯的调解更加具有法律的棱角，更有力量地在冲击民众固有的价值体系。
       而杨阿姨则完全褪去了老冯的威严，几乎完全是一种调解，如同对妯娌俩所说的“发扬一点高风格”，她倾向于从人品、道德的观念上，而非法律的观念上，去引导民众。但只是言语上的劝解也显得柔软了些，漫长的发展中或许对降低矛盾的产生有很大帮助，但对法的施行而言，同样是远远不够的。但“老冯”和“阿洛”所代表的作为，如果离了“杨阿姨”柔和的调解，法的行走将会更加困难。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即使看着难受且揪心。我一直认为法律的使命在理想状态下，应当是去惩治损害他人或国家等的利益的人，并以此减少不公平、不人道的行为的发生，但是仅仅凭借法律（或说仅仅凭借一字一句按照法条来实施法律）是无法实现这种理想使命的。我们必须要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和法律的复杂性。在宏观的理想职能之外，还有很多细枝末节、却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矛盾，同样是法律需要去面对、克服的。
       《马背上的法庭》刻画了一幅无比真实也非常艰难的画面，但并非没有希望。或许希这正在于从头到肚到尾，三个人的一同前行。乡土的法治，需要我们去深入地了解乡土，用多种的方式和态度，去面对它的顽固性和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吴冠平：《95%的真实：刘杰访谈》
2.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3.苏力：《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
4.苏力：《社会转型和中国法治》
5.雷建军、杨慧：《故事片外衣下的纪实力量——<马背上的法庭>的导演手法分析》
6.禹丽莎：《浅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以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为背景材料》
7.王华：《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


原作于 2016年9月14日

早就听说这部在宁蒗县拍摄的“主旋律小众电影”，送去威尼斯电影节参展同时，它也在广州银幕上出现了，因为小众，它只能出现7天，并且只能在珠江院线的三家影院每天各自播放一场，据朋友说，就拿了2000多块的票房。不知道威尼斯捞回个奖能不能让它在银幕上多呆些日子，多吸引点观众。
因为担心下画，我这个蹭电影看蹭习惯了的娱乐编辑终于在今年第一次自己掏腰包，花25的打车费奔赴中华广场，并为这2000多的票房在贡献50块。片子的获奖并没吸引更多观众，放映厅里连我，一共坐着6个观众。
缺乏娱乐性，让《马背上的法庭》不可能像《疯狂的石头》那般值得炒作，但我还是要尽我所能想更多的潜在观众推荐。

电影人物：消化系统般的山路体验
从傈僳族的鸡喉寨开始，到普米族的鸡肚子寨，再从纳西族摩梭人的鸡肠子寨到最后彝族人的鸡尾巴寨，如果有这样一条徒步线路被我等精力旺盛并永远好奇的户外爱好者在云南省宁蒗县摸索出来，那得感谢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影片《马背上的法庭》中的李保田。他在片中扮演的老冯如此形容第一次徒步这条线路的感觉：像一泡屎被拉了出来。姑且不论这些寨子是否在地理上确实存在，这样一条线路也真可谓是一次消化系统之旅。
消化得好了，就成为又一次可供炫耀的户外山野经验，消化失调，那就可能有生命的代价，这在电影故事和现实生活里都同样适用，并且这电影本身就是相当现实主义的。所以电影里的摩梭人书记员杨阿姨反复交待老冯：“赶山路别打瞌睡嘎。”
可谁都有消化得不好的时候，将近退休的法官老冯在往宁蒗县城、往他丽江市妻女那边赶回程途中，还是去汹涌的金沙江支流里陪伴长腿去了，长腿20年前同样也因打瞌睡掉沟里去了。那匹失而复得的老马驮着国徽站在崖边，国徽在落日的辉映下很是耀眼。那是电影里的，而在它放映的真实现实里，2003年9月，法官魏余发和书记员马永志在执行“流动法庭”任务时，不幸坠入河沟……

电影所指：司法消化系统在民族风俗前的不适
“‘国徽正吗？’每次下乡开庭前，云南省宁蒗县法院的工作人员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选好挂国徽的地方”，《南方周末》在2003年8月就做过一个也叫做《马背上的法庭》的专题。不论是从文字还是影像，我们都被转述烙下了这样一个乡下法庭的画面：2张简单的木桌，分别在两块纸板上写着“法官”、“书记员”，被告和原告在院子里或蹲或站，国徽挂在土基墙面上。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国徽于司法行动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千百年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土壤里，传承的风俗和长老的判断才更具公信力，远胜于百般漏洞的“村民公约”甚至法律。“在这里现代司法体制就像驮在马背上的国徽在颠簸中缓缓向前行”，导演刘杰这般认为。
于是在发达地区都时常遭遇消化不良的司法体制到了边远地区就更加水土不服，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要体谅村民固有传统，一切都不能硬来，这就更需要在执法过程中挣大双眼不打瞌睡。所有村民都坚信法官最讲道理、最公平也最能解决问题，但普米族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内容包括一场法事，摩梭人只愿自己处理偷盗问题，彝族老爹一赌气不愿嫁女了。面对这些特殊情形，司法显得如此尴尬，刚毕业的彝族大学生阿洛甚至以为用一句“封建迷信不予立案”就能打发被邻居的猪拱了先人坛子的原告，完全不知这几乎引起两个宗族大规模的械斗。

电影背景：民风民俗的准确消化
故事本身反映的现实问题已经很具戏剧张力，很大程度上可以分散观众对背景中的民俗风情的注意力。但在我相当有限的民俗知识体系内，还是感觉导演对片中所涉及的风俗民情消化得挺好。对白上，除了李保田这个外来法官总在每句话末加个语气词“嘎”有些许奇怪外（或许可以理解为一个外省法官为融入当地生活所刻意做的语言适应），其他对白都是准确的滇西北方言和我觉得正确的纳西话。布景上，就照着原模原样的村庄拍，根本不需要布景，摩梭人的屋子和彝族的院子的确就那个样，而书记员杨阿姨的家从门面上看来似乎就是旅游最旺地区——永宁乡泸沽湖畔的落水村。外景中的山路现实里也真是那样，每个才到高原的乘客都会对丽江到宁蒗的公路旅程提心吊胆，因为在那他们的视野和老冯一样宽，满眼悬崖和江面。摩梭人杨阿姨在司法系统工作多年，如今因学历和职位挂钩才被一刀切，回到村里，错过了最好的青春岁月，按一向的传统习俗，住在母亲这边的花楼里，还能等来“人海茫茫难相爱，相爱就该到永久”这样的《花楼情歌》吗？“老冯，什么时候也到我家里走婚嘎”，姐妹们这样开着玩笑。这是真实的摩梭人，公有制下的没有占有欲的摩梭人，于是他们会为马和国徽的失窃而倍感痛苦，觉得对不起老祖宗。
当国徽被发现躺在草海里，村民问“是金还是银的？”，老冯告诉说：“它就和你们的佛一样贵重”，有着朴素信仰的村民立即拆卸家家户户的门板，铺到草海中央，拿回国徽，并挂在火塘中央，彻夜打歌欢庆。“火塘是那样的温暖，我是这样的温柔，玛达米”。这是主旋律的，是聪明地弘扬爱国主义的，不强制，不做作，不让人腻味。

电影背后：小众电影在苛刻的电检大环境下的一次成功消化
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的这部个人化的小众艺术电影同时成为了建党85周年的献礼影片，和《天狗》一样，这是小众电影在苛刻的电检大环境下的一次成功消化。中国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遍布着可观的现实主义题材，它们或如同珠三角代工工厂般触目惊心，或如同电站建设中环境与发展的矛盾般充满争议，或像西部代课教师问题那样让人心酸无奈。每个个体都充满了丰富的故事，即便真如贾樟柯所言变化已然停止，我们也早该凝固出一幅精彩的银幕现实主义图景。但“发展优先于人权”的指导方向，让这些现实也成为电检制度下的敏感部位，摸不得、碰不得。不忍这些故事如此被埋没的艺术家和纪录者们只好睁大双眼、小心翼翼地不要在这条崎岖不平的现实主义山路上打瞌睡，或一个控制不住的兴奋跌落“禁片”的悬崖。
然而，《马背上的法庭》并不需要这般鬼鬼祟祟地摸黑拍摄，它不是让个人化表达驰骋的艺术电影，也不是狠揭现实伤疤的纪录片，而只是因缺乏娱乐性而成为小众影片，也因严肃性而成为主旋律影片。它在再现现实、反映问题的同时还讴歌人性、表达感动，这是绝对安全和政治正确的，它也没迎合谁胃口的必要，将“马背上的法庭”这个真实的存在自然而然地给我们认识、咀嚼并健康地消化了一遍。“我拍的是一部给静下心感悟生活的人看的安静的影片，问心无愧，电影是不骗人的，导演的心思全在片子里。只要心够纯净，影片在电影节和电影局面前，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两者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刘杰如此相信。

打开云南NGO项目点地图，可以看到众多还在操作中的和扶贫、艾滋病防治、防范毒品、环保、青少年教育有关的项目，但愿这一切都能让贫困地区消化系统更良性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