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2019

这个电影真的太东亚了。开头部分展现最典型的韩国家庭：哪怕蜗居地下室，哪怕一家人没网蹭没工开，父亲依然在主位正坐，母亲在侧位伺候。儿女第一次捞金请父亲吃饭，父亲依然作出主动照顾子女的举动，显然“父亲”的身份是超越他作为男人的平庸烂俗和不堪的。相反上流社会的男主人明显更西化，也许是有钱可以支付一切服务，他始终不像是一个在负责家庭的人。啊，儒家正道在你棒。

故事的最主线，当然是东亚社会更熟悉的熟人文化，亲戚裙带，党鹏政治，韩国人的确更多地保留了这种习惯。整个家庭的寄生和借壳，完全是一出夺权篡位的宫斗戏码，甚至包括短暂“夺权”后的德不匹位的不安，啊，目瞪口呆，僭主政治东亚。

父亲刺死男主人，那种动机，被一个简单的事实（富人嫌恶穷人气味）撬动，非东亚文化背景的人估计很难get到，甚至会觉得有些drama，但实则通顺，这种激愤已大于家人被害。

其实我个人觉得全片最高潮的地方是老管家带寄生一家人发现地牢。那种幽暗和压抑完全是整个朝鲜民族的集体焦虑。美国也好，日本军政府也好，都是上流家庭；韩国主体民众，就是寄生一家；靠着给上流家庭洗地擦鞋，配合争斗提携，逐渐逐渐把国家机器都换成了自家人；暗中的惨烈斗争是上流主人永远看不到的，被逼进地下室的，终身见不到阳光和风的，不同样是同族同流的朝鲜人？上流主人不管怎么人傻钱多和蔼可亲，终究不共戴天，但杀掉主人不代表自己就能做主人，只有当自己真正做主人的时候，父亲才能静静的从地下室里走上来，与家人拥抱，半岛终将统一。但这依然是一个在地下室睡着的穷小子的梦，何日实现呢？啊，朝鲜半岛简史，again。

还有什么说的？电影表达？优秀。大体上真正厉害的电影你就看不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看不出喜剧正剧还是悲剧了。不过韩国电影还是有点太齁了，总想把东西表达到120%，而我个人觉得完美电影的表达标准是：93%。

这样。

手动提醒：【中括号】部分强烈不建议观影前阅读，其他部分有轻微情节透露，程度约等于预告片

本月25日，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影片《寄生虫》在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获得一致好评，并最终荣获金棕榈大奖，这是韩国电影首次获得当今世界含金量最高的电影奖杯，同时也意味着亚洲电影已经连续两年登顶。韩国总统文在寅也在第一时间向奉俊昊剧组公开发文祝贺，表示影片获奖正值韩国电影百年，意义极为重大。目前看来，将于5月30日在韩国开画的《寄生虫》极有可能超过《鸣梁海战》，成为韩国影史票房第一的佳作。

影片围绕一个居住在半地下室的四口之家展开：父母二人是无业游民，一双儿女也辍学在家，四人唯一的收入就是为披萨店折包装盒得到的微薄酬劳。直到有一天，儿子基宇（崔宇植饰）在即将出国留学的朋友的引荐下来到富豪朴社长（李善均饰）家中，为其女儿做英语家教，所有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次奉俊昊狡猾地把片名取为“寄生虫”（Parasite），似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让这部影片与前作《汉江怪物》产生联系（该片的英文名“The Host”既有怪物之意，也有宿主之意），让人误以为这将是一部类似的怪兽/科幻电影，尤其是开头部分街道消毒的场景，几乎就是专门给奉俊昊影迷设下的巨大“陷阱”。不过，整个故事却并没有按照影迷预想的那样发展下去，而是走上了一条与《杀人回忆》接近，但与科幻、怪兽、灾难等等奉俊昊擅长的类型和题材完全无关的道路：眼见富家女主人（赵汝贞饰）确实如朋友所说的那样“天真简单”，基宇开始暗中计划让自己的妹妹来为这个富人家庭的儿子进行“艺术理疗”。直到这时，观众才恍然大悟，所谓“寄生虫”并无任何灾难色彩，而是贫穷家庭完全附庸于富裕家庭的生动比喻。

随着“寄生”计划逐渐开展，基宇的父亲基泽（宋康昊饰）替换了富家原来的司机，母亲（张慧珍饰）也替换了原来的女佣，一家人使出浑身解数，为富人家庭设下各种迷局，将男女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在这里，绝对的贫富并没有发生改变，但贫富间的权力出现了让渡甚至倒置：基泽一家成为了富人家庭的实际控制方，尽管这种控制极其脆弱，但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脆弱的关系和结构也为剧情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拉锯提供了无限可能。

全片基本在两个主要空间里展开：一个是基泽一家的半地下室，一个则是朴社长的高档豪宅，前者在下城，后者则在上城。社会学出身的奉俊昊显然对城市空间的构造和意义了如指掌，而为了呈现出这种上与下的对比，导演也使用了大量的升降镜头。这些镜头往往从光明通透移向晦暗隐秘，类似的场面调度和镜头剪接非常直观地呈现了韩国社会的阶层分化现象。在全片最让人心酸的一个段落中，倾盆暴雨之下，基泽一家一路从上城的豪宅回到下城家中，发现自家的半地下室几乎被雨水完全淹没，马桶向外喷涌肮脏的黑水，就在此时，富家公子却自寻刺激，在豪宅院落里露天撑起美国购得的帐篷安然入睡。对奉俊昊而言，“底下层”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层面的修辞，更指代一种与城市方位、居住环境密切有关的尊严缺失。

【【【当然，如果更细致地观察还会发现，豪宅内部空间也并不是同质的，其中又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部分。这里所说的“地下”和基泽家的“半地下”不甚相同，因为后者至少还有半扇透光的窗户，前者则是完全不见天日、毫无希望可言的。影片的残酷之处正在于，当基泽一家人想尽各种办法争夺财富、资源和权利时，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基泽反倒“坠入”了更加黑暗的豪宅地下室，甚至失去了“寄生”的机会。他只能等待儿子达成“计划”之后来营救他，但此一营救不仅遥遥无期，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基宇不会面临与父亲一样的困境——简而言之，阶层跃升的希望极其渺茫，近乎于不可能。这大概也是奉俊昊职业生涯中对韩国社会分化问题最深入、最悲观的一次批判。

除了社会性的内涵之外，地下室还被奉俊昊涂抹了一层隐晦的政治性底色：首先，地下室的设计初衷本身就是防范南北展开热战，前任女佣戏仿朝鲜女播音也明确指涉了微妙的南北关系。其次，与楼上的开阔空间不同，豪宅的地下室由走廊和通道构成，其内部结构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朝鲜为秘密攻打韩国而秘密挖掘的地道。最后，在色彩设计上，幽绿色的地下室给人以强烈的恐怖类型暗示，这不仅与空间内发生的情节完全契合，也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体现了朝鲜政权给韩国民众带来的创伤。】】】

如果说去年《小偷家族》的获奖，很大程度上要归于评审团主席凯特·布兰切特对安藤樱等一众日本演员高水平表演的青睐，那么对本次戛纳电影节一个拥有五位世界顶尖级作者导演的评审团而言，导演的水平就成为一部电影能否获得金棕榈的关键。强烈的商业和大众属性并没有抹去《寄生虫》对视听和技术水准的极高追求，事实上，奉俊昊不仅在影片里有效构建出一个等级化的空间，而且还能在其中进行复杂的双线或多线叙事；不仅能够流畅地进行复杂叙事，而且还能根据特殊的情境进行颇富意味的匹配剪辑，比如把富家女主人的衣帽间和体育馆里发放赈灾衣物的场景并置，两相对比之下，家庭命运之间的交织和对立立刻被凸显出来，残酷的生存处境得到了极大强化。

与此同时，《寄生虫》对声画关系的使用也极其精妙，通过对立和错位，奉俊昊往往能够带来内容的对比和延宕，从而揭示更深层次的意义。【【【最明显的一次处理便是结尾，儿子读信的画外音和他的幻想相结合，给人一种计划已经达成的错觉，但实际上，这一幕的真实意味却被大大延后，从而造成了巨大反差。】】】可以说，《寄生虫》给观众带来的每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都与其视听语言密切相关，其对各种电影手法的娴熟运用，搭配中青两代韩国演员自然生动的演绎（“国民影帝”宋康昊功不可没），使得影片几乎超越了近几年来任何一部剧情片和类型片，成为了一首时而幽默时而庄严，时而苦涩又极度残酷的“视觉音乐”。当然，音乐本身也是一大亮点，作曲郑在日创作了一系列华美绚丽的巴洛克式音乐，旋律与令人眼花缭乱的剪辑相得益彰，共同挑动着观者的神经，使得整部影片成为一场可以令人大快朵颐的盛宴——其实《寄生虫》这部电影，也不啻为一出动人的正歌剧，一件足以让人血脉贲张的总体艺术品。

总而言之，《寄生虫》可能是奉俊昊职业生涯当中视听手段最繁复、文本修辞最复杂的作品，其对几种简单意象的使用，已经俨然构成了一个完整且具有流动性的的系统。从影片一开始，儿子基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同学送给他的一整块石头假山盆景“很有象征性”（metaphorical），这种说法的不断重复固然在片中形成了一个笑点，但事实也确实如此：石头是华而不实的装饰，是儿子内心无法摆脱的重担，是杀人的工具……虽然石头在片中的功用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没变，那就是石头寓意着基泽一家坚定稳固的“计划”，甚至可以说这块石头就是穷人追寻梦想的图腾。这种看似坚如磐石的稳定感（有趣的是，这块石头不仅是“假山”，而且质地本身就并非石质：它可以浮出水面，砸脑袋也不会产生太大伤害）又每每被流水冲击，小到半地下室外醉鬼的一泡尿，大到一场暴雨，都可以让计划泡汤。在这里，奉俊昊无疑是在透过这样一个颇有分量的概念向我们暗示阶层的固化和跃升的无望，如果说去年惊艳戛纳的《燃烧》是“火的愤怒”，奉俊昊的《寄生虫》则是“石之沉重”。

除此以外，奉俊昊还非常大胆地在片中引入了对“气味”的描述，尽管嗅觉可以说是电影这一视听艺术的盲区。全片多次提到基泽一家身上有一种气味，这是一种“地下室的味道”，是一种“坐地铁的人身上才会有的味道”。气味虽然无形，却是基泽无法忽视的心结，是压垮父亲基泽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构成社会歧视的重要层面，是表明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隐形标签，是难以抚平的差别和伤疤。在固液气三态元素的争鸣中，影片迅速走向了高潮和尾声，巨大的无奈和痛苦随即涌来，观众也足以在这种元素的交叠里，切身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值得玩味的是，奉俊昊并没有在片中指出故事发生的具体城市名称，这使得《寄生虫》有能力成为一个超越韩国本土的、具有普适意义的政治社会寓言。关于这一点，笔者绝非牵强附会，实际上影片对印第安服饰和装备的总体设计（1. 装备从美国购买；2. 老板在给基泽解释游戏的过程中称是“印第安人的反抗”；3. 基泽用印第安人的装备杀死了老板），本身也指向了美国的种族冲突和屠杀印第安这段黑历史，足以让影片超越阶层指涉，直抵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寄生”和对抗母题。我们可以把这部电影看成是对《雪国列车》和《玉子》探讨的反乌托邦问题的延伸，是《杀人回忆》和《汉江怪物》等社会问题电影的变奏，是关注亲子关系的《母亲》的姊妹——甚至可以说是奉俊昊全部电影总和与结晶。

虽然始终被冠以“类型片导演”的名号，但奉俊昊使用的手法和类型从来都是融汇而多变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寄生虫》既是一部犯罪片，也是一部喜剧，还是一部悬疑惊悚片，同时更是一部悲伤的人性剧。《寄生虫》中的全部人物都是高度复杂与含混的，无论贫富都不是单纯的伟光正、假恶丑，他们始终游移在灰色地带，为了生存偶尔越界，时而窃喜时而忏悔。也正因如此，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找到自己，找到最令人痛切的人类境况。最终，我们不得不说，奉俊昊并不是通过类型成为大师，而是相反——种种类型透过奉俊昊之手才脱离了套路，抵达了彼岸的真实。

08.09 简单更新一些数据和短评：

- 观影人次达1006万，也就是韩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是韩国第19个观影人数突破一千万的本土电影。

- 烂番茄指数 100，Metacritic指数 89/100

- NAVER专家指数 9.06/10（16名专家），观众指数 9.07/10（7092人）

2019半地下漫游

精密到令人悲痛的阶级意识鸟瞰图

直接打你骨头的黑色幽默，疼痛还会持续很久

这部电影的体验让艺术和商业类型的区分变得无意义

《雪国列车》里处在最尾端车厢的乘客们至少有争取到前方的能力，《寄生虫》里的人们则没有能力去争取上升，这里弥漫着的是连上升意志都被剥夺的时代氛围。通过地上和地下等空间的落差赤裸裸地强调出阶级性，活在各种矛盾里的人物，体现了韩国社会本身。看着不同阶级的家族互相碰撞的不和谐，笑着笑着发现口里满是苦味——李智慧（韩国影评人）4.5/5

没法隐瞒的贫穷痕迹，变成了无法掩盖的气息，半地下生活充斥着身份上升的欲望和坠落地下的恐怖。因为没法分享自己手里的幸福，相互之间的间隔变得更广。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无法成就的梦想，给观众带来凄惨的恐惧，人物的表演在每一帧画面里极度饱满，观众只能跟随无法预测的叙事和令人悚然的幽默哈哈大笑。即便排除所有隐性的象征和意义，依旧足以让人享受电影本身之美。能够与这部电影同一时代，我感到幸运——沈圭汉（韩国影评人）4.5/5

逐渐感觉到“愉快的战栗”——朴平植（音译，韩国毒舌影评人，时隔七年以来首次给韩国电影打到8分，从来不给10分满分）8/10

《寄生虫》就像杰作《杀人回忆》、《汉江怪物》和《母亲》，是一部焦虑不安、难以预测、神经质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伟大电影。——法国《电影手册》 AlloCiné 5/5

（发表于“澎湃·思想市场”）

张泠

一．“气味”，一种阶层标识？

多年前，在美国的爱荷华城公共图书馆，我在书架前浏览，忽闻一阵刺鼻气味。回头看时，是一位风尘仆仆的流浪汉，看似多时不曾洗衣洗澡。周围的美国人，若无其事地慢慢散去，无人掩鼻或露出惊讶神色。另一次在国内，与人类学学者朋友乘长途大巴车。一种刺鼻气味慢慢蔓延，车内封闭空间，几乎令人窒息。忽听司机大吼一声：“谁啊！把鞋穿上！一车人都快被你熏死了！”

这是两个关于令人不适的气味的片断，当然，更关于贫穷：气味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标志。尤其都市空间中，人际物理距离远较乡村为近，尤其在摩肩接踵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地铁与公车、或公共空间如办公室中 。体面出行的人们按时洗澡、换衣，也使用香皂、洗衣液、芳香剂、香水、口香糖等，试图令自己的气味变得令人愉悦，或起码不引起负面注意。 带有浓重气味的人，多因体力劳动而出汗较多，或无按时洗澡洗衣的条件，及为居住环境所累，甚至居无定所。各种资源被商品化的社会空间，“无异味”对一些人来说甚至是奢侈。比如蔡明亮电影《郊游》（2013）里，举广告牌卖高级住宅的小康与两个孩子睡在无水电的棚屋，在公共厕所洗漱。陆奕静扮演的超市员工注意到小康女儿头发的异味，帮她在超市洗手间洗头发。

资本主义的现代都会，社区层级也可通过气味区分。中产阶级社区或商业区的气味被辛勤的清洁工人以各种化学制剂除去，成为“无味”的“透明”空间。贫困社区则充满各种混杂气味，这适用于芝加哥南部Englewood社区，或纽约哈莱姆与布朗克斯的部分社区。记得某年夏天在意大利巴勒莫开会，一位同行学者邀大家看世界杯比赛，我们穿过富丽堂皇的大街，在破败的后巷找到一片空地，看投影转播比赛。四周散发着垃圾气味。

这些联想，都因韩国导演奉俊昊电影《寄生虫》（2019）衍生而来。《寄生虫》关于住在贫民区半地下室贫困家庭的一家四口，因机缘巧合及高明骗术，为朴社长及太太的巨富之家打工，却因为偶然揭开地下室的秘密，而引发一系列悲剧性后果。这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关于贫富分化的故事，但导演本意只是呈现，并非为了批评富人为富不仁，也不是为了批判制造贫富悬殊的社会结构。这里没有真正的“坏人”，悲剧的发生由于误会与巧合的阴差阳错，并不一定必然。

如何在片中体现贫富差距？如许多观众注意到的，《寄生虫》中最显而易见的元素是强调“气味”。此处富人之所以为富人，并非他们“香”，而是他们“无异味”。对秩序与整洁的追求成为标准，包括视觉的与嗅觉的——朴社长担心女佣离职后，几天之内家里就会变成垃圾场，“我的衣服会发出臭味”。穷人之所以为穷人，是因为他们有怎么洗净衣服也无法摆脱的“异味”。他们的“穷味”，据妹妹基婷说，是久居半地下室的霉馊酸腐味。何况，窗外常有醉汉在电线杆旁小便；遇上暴雨，全城的污水会涌进他们的家，混杂着马桶涌出的污物。这种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穷味”，穷人一家身在其中或许感受不到，到了豪宅、豪车里便显得刺鼻，被多颂迅速辨识出来、被朴社长轻蔑地描述。最后，也是因“气味”造成屈辱、愤怒、杀戮。

气味为阶层与其他歧视提供“合理化”借口，如冯小刚电影《芳华》中“出身不好”的何小萍，因家庭无条件经常洗澡、搭长途火车而被其他文工团员取笑有“馊味儿”。而且这“异味”已成为象征性羞辱手段，即使在她能够按时洗澡时，也被舞伴以此理由嫌弃而不愿与她搭档。若说“气味”只是《芳华》“歧视链”中的因素之一，它在《寄生虫》中则举足轻重，凌驾于其它阶层辨识、歧视与张力细节之上。因此有观众质疑：真正的阶级隔阂绝不仅仅是片中反复强调的气味，而是言行举止、话题、世界观等方面的鸿沟。“气味”只是表象，贫民窟里的基婷换装即可扮作出身优渥的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生而获得朴社长一家绝对信任不合常理，其实几个眼神几句对话便会将自己的阶层身份出卖。因此，有中国观众对《寄生虫》的批评为：从获奖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电影《小偷家族》到这部“诈骗家族”，奉俊昊投机取巧，从“气味”入手，对阶级差异猎奇呈现，设置机械，表现夸张直白，缺乏更有力的社会批判与更有反思空间的隐喻——当然，《寄生虫》是部手法娴熟的商业片，不必对其思想浓度与社会指涉期望过高，但它得到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艺术肯定（上一次获得金棕榈的商业电影，是美国导演塔伦迪诺1994年的《低俗小说》），也是历史上获得此奖的第一部韩国电影。这自然影响到影迷对它的预期及对戛纳电影节奖项权威性的质疑，出现“戛纳今年是荒年”、“评委趣味有问题乱评奖”之类的批评，更有影迷为李沧东电影《燃烧》去年在戛纳的遗珠之憾抱不平。

二．地下密室、枯井与“塑料大棚”

若说《寄生虫》有夸张的戏剧性，《燃烧》则更多文学性：李沧东自己为作家，影片也取材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说《烧仓房》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小说《谷仓燃烧》。它充满抒情，隐喻，气氛的渲染与铺陈，生活细节与质感的从容不迫的描绘，值得品味与思考的“闲笔”。喜欢《寄生虫》的观众会认为《燃烧》节奏太慢，能领悟其妙处的影迷会欣赏其“隐忍，克制，思考，洞察”。尽管与李沧东之前的电影《薄荷糖》（1999）、《密阳》（2007）、《诗》（2010）相比，《燃烧》更多了些奇情色彩，甚至使用了一些类型电影手法，社会批判的广度和面向有收缩，但并未流于表面，力道仍在。

《燃烧》与《寄生虫》都有与社会阶层相关的强烈空间隐喻。除了我们熟知的城市物理空间的横向/平面分区：富人区与贫民窟；还有纵向区隔：富人身居高处，如清幽山顶或豪华公寓顶层，可俯瞰城市芸芸众生；穷人则栖身半地下室、地下室、甚或不见天日的地下密室——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空间化对应。如此，“异味”乐于光顾穷人的住所，阳光却恰好相反：《燃烧》里，即使惠美并非住在地下室，每日阳光也只短暂地路过她租住的狭小凌乱的房间；《寄生虫》里朴社长一家，享有整个大落地窗的阳光。本的高级公寓简约如旅馆，有上中产文化对整洁的执念；惠美原本凌乱的房间在她消失后也是如此整洁，是可供观者猜测的关键关联。

《寄生虫》中另一与空间、阶层相关的，为“主仆界限”代表的权威性。朴社长在豪车后座区域发现女性内裤而辞退尹司机，认为他在自己车上、尤其后座自己的空间乱搞为“越界”。判断金司机是否“越界”，则是要保持主仆而非平等朋友关系，不可推心置腹交谈，尤其忌讳开玩笑与质疑上司。金司机两次问他是否爱太太（在车上与多颂生日会扮印第安人时），第一次朴社长大笑，已有上中产阶级被“窥探”隐私的不适；第二次则面有愠色、公事公办地告诉金司机“今天算加班”。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室与地下密室，都是剧情中写实的栖身之所，《燃烧》中的枯井与塑料大棚，都似乎确有其事，又模棱两可，写实与隐喻兼具。钟秀多次向不同人物求证枯井的真实性，得到自相矛盾的答案——其实答案或并不重要。钟秀与惠美看到彼此的特别之处，如在枯井中见到施救者。可惜，终究在各自的枯井中挣扎，可能并无出来的一日。迈尔斯·戴维斯爵士音乐中，夕阳光线下，惠美除去上衣的纵情舞蹈，似乎已是她与世界相处的最后美好时刻，大家都不知道，她会是下一个“塑料大棚”。但无论沦落半地下室还是地下密室，除了个人（金司机与雯光丈夫）做生意跟风误判，也在于敲骨吸髓的跨国资本主义金融信用体系及与黑帮密切相关的肆虐的高利贷行当。惠美之所以沦为“塑料大棚”，也部分因为消费主义风潮与信用卡透支政策鼓励的过度消费的陷阱，她的“身价”成为“负资产”，因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失去“人”的“价值”。而本是“超级价值”的。

钟秀对惠美谈起本：“年纪轻轻这样生活，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盖茨比”……开豪车、住豪宅的本，生命太过餍足和空虚，有种倦怠，也有种傲慢的偏执，想像自己如神、如自然法则一样一切尽在掌控、不留痕迹地烧掉那些大家都不屑一顾、影响观瞻的“废弃塑料大棚”。“盖茨比”们对底层的有限兴趣，是一种猎奇，如去非洲，或者去动物园。两次聚会中，本的富人朋友们如看猴戏般围观先后两个底层女性的表演，无论“大/小饥饿”的舞蹈还是讲述自己接待中国游客的情形。本礼貌微笑时忍不住打哈欠，前后两次，都在钟秀的观察之下。他的厌倦，意味着又一个“塑料大棚”要被烧掉，才会新鲜、刺激、好玩。本做事的原则是“好玩”，享受就好，在他看来，钟秀太“认真了，不好玩”（这大约也是李沧东的自况）。本的“盖茨比”本质，蕴含在隐性细节里，草蛇灰线，若隐若现。朴社长一家的“亲美”新贵气息，则堆积在表面，如日常说话不时夹杂英文单词、朴太太在美国网站购买多颂的帐篷认为“美国制造，必属佳品”、多慧补习英语、多颂被送去参加童子军而迷上印第安文化、基宇与基婷要化洋名Kevin与Jessica来获得朴太太信任、朴太太因基婷扮演的杰西卡在美国大学学成归来而放心聘为多颂的美术老师进行“艺术治疗”。至于“底层”人物，《燃烧》中钟秀的设置也突破一般“挣扎着生存、没有精神层面”的刻板印象。他大学时学“创意写作”、打算写小说。现实已是迷局，其他人或是故事的主角，或是编故事的能手，他则显得太过真诚。而这种或许有点朴拙愚钝的真诚，恰是《寄生虫》缺乏的。

《燃烧》的剧本写作非常缜密，层层铺陈，种种暗示，留给观众许多想像空间。影片开头钟秀父亲收藏的刀具、粉色女士手表、若无还有名唤Boil的猫，都是贯穿的线索。本家装修精美的洗手间的抽屉里，会出现底层女性的廉价首饰，他的战利品。他也会拿出精致的化妆箱，给受宠若惊的底层女性画眉，这或许只是另一个“塑料大棚”的临别仪式……这种外表优雅、内里邪恶的强烈对比本身，有触目惊心的力量。而装满了阴暗秘密的水库，也出现在李沧东另一部电影《密阳》中。奉俊昊在《寄生虫》中埋的线索，有朴社长称“以前的女佣（雯光）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唯一缺点是吃太多，每天吃两人份饭”（与后来地下密室中雯光对忠淑称自己用工资养丈夫的说法矛盾），也有多颂受到创伤后的绘画——朴太太以为是多颂的自画像，其实是导致他创伤的雯光丈夫。

三．谁是“寄生虫”：贫富与善恶

《寄生虫》与《燃烧》都是关于韩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都有穷人因愤怒持刀杀人的情节，但呈现方式与关注议题迥异，前者以三个家庭的关系制造惊悚情节剧，后者以三个年轻人的关系关注青年的现实与精神困境。以片中富人角色而论，《寄生虫》中朴社长夫妇为依靠科技创新而跻身上层的新贵，被表现为辛苦创业的“无辜”者（对家中员工无有剥削行为，太太更是善良单纯，即使朴社长偶尔摆摆雇主的腔调，似乎也罪不至死），并未背负资本主义的“原罪”。导演奉俊昊在访谈中说他想破除人们在韩剧中获得的对上层人士的刻板印象，选择朴社长夫妇的演员塑造友善、有教养的形象。《燃烧》中的年轻“盖茨比”本则更为复杂：莫名来源的巨额财产、“old money”的漫不经心、不必工作的慵懒，无论是“富二代”还是依赖当代跨国金融资本主义的食利阶层，本都更似“不劳而获”者。他对来自底层的青年惠美与钟秀表现得温文尔雅、进退得体，背后，则有更为阴暗的计划：烧掉废弃的塑料大棚——除掉那些无人会注意到的底层少女、当代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社会中即使劳作也薪资微薄可轻易被置换、没有消费能力的“新穷人/废物/垃圾”。在传统生产型资本主义社会中，用进步的观点看，不劳而获的人被视为“寄生虫”（如本）；消费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新自由主义逻辑中，有一个逆转：即使靠自己劳动生存的“底层”，因消费力低下，也被视为富人的“寄生虫”（惠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幽灵换了一副面孔存在，以“自然法则”掩盖非人性化的“丛林法则”的振振有词也从未改变。这是惠美与钟秀们面临的现实。

这些思考，是属于李沧东的。奉俊昊的《寄生虫》欠缺这样的深度，更依赖精心设计的戏剧冲突推进顺滑的类型电影节奏，人物（尤其穷人金司机一家四口）只为生存挣扎，从未思考过生存意义，或造成自己生存境况的结构性原因。这只是种求生本能，如全家人在朴社长的客厅里酒醉时忠淑嘲讽并激怒金司机的：他们只是“蟑螂”般的“寄生虫”，卑微地躲避人和阳光，无法摆脱失去尊严的无力感，但极端愤怒时可以是摧毁性的力量。《燃烧》中则都是善感的思考型人物，无关阶层。他们有关于“小饥饿”与“大饥饿”的讨论：处于社会底层的惠美与钟秀在“小饥饿”中挣扎（关于身体的、物质的饥饿），而由于善感和孤独与对不公结构的困惑，亦在“大饥饿”中，即，探究生命意义。

《寄生虫》是类似奉俊昊前作《雪国列车》（2013）的概念化寓言，更像话剧：时间、场景（主要是豪宅与半地下室两个对比强烈的家庭空间）、人物、戏剧矛盾集中。导演也坦言最初想写成话剧。可惜其话剧形式流于表面，所有精力都用来构建情节，缺乏话剧中人物性格、思想、情感深度的挖掘与激烈对峙，及有深意的潜台词（可参考瑞典导演伯格曼电影，如《秋日奏鸣曲》）。此处顺畅、高效的摄影与剪接都为叙事服务，保证其娱乐工业流水线作品品质，杜绝一切与叙事主线无直接关联的日常生活细节质感的“闲笔”，也因轻视与现实问题的对照关联，而成为自说自话的封闭世界，三个家庭似乎活在只有他们的社会真空里。剧情与细节的不合理之处被强烈紧张的不间断戏剧冲突掩盖。诸多符号堆砌之下，人物几乎成为提线木偶，忠实完成导演交给的叙事职能，也便难以有被观众认同与情感代入的可能（或者说，只有在某些境况与场景中才会稍有代入感，如金司机与妻子忠淑一家在朴社长家的客厅里喝酒谈及“钱如熨斗，可将一切褶皱熨平”，或随雯光进入地下室见到她丈夫的震惊）。

《寄生虫》中有些“黑色喜剧”的夸张桥段有时故作幽默而显得廉价，比如基宇初次给多慧补课在朴太太面前忽然握住多慧的手腕告诉她“考场如战场，脉搏不能乱”，比如金司机与基婷、基宇一起失足滚下地下室被雯光录像，比如雯光戏仿北朝鲜播音员嘲笑跪地举手投降的一家四口，再比如两家人为了争夺手机翻滚着厮打作一团……伴以夸张造作的音乐，确有丑化穷人达到戏剧冲突与喜剧效果之嫌，肥皂剧式的哗众取宠 。

对于背景、观念不同的观众，《寄生虫》工业化的八面玲珑使得它被解读出完全不同的趋向：有人认为它丑化矮化穷人；有人认为它美化富人同时仇富（“无辜的富人太惨了”）；有人认为奉俊昊的中产阶级经验与世界观使得他隔岸观火、隔靴搔痒：对上层鄙夷，对底层恐惧，因而构建出一个“富人傻、穷人恶”的社会模型。这个模型将贫富差距道德化：富善穷恶，贫穷成为原罪。因此《寄生虫》看似关注贫富分化问题，却将社会问题（如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阶层固化、高利贷、失业率、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等）去政治化、泛道德化，而道德标准又松懈混乱考验观众：金司机一家人觊觎尹司机与雯光职位而陷害他们、欺骗雇主、基宇背叛将多慧托付给他的好友敏赫、杀人者可以逃脱等等……也有观众对片中草菅人命的杀戮感到不适，认为导演以轻浮游戏的态度消费贫穷者的苦难与沉重的社会议题，将之变成血腥暴力的感官刺激、悬疑娱乐，还要故作悲天悯人。而片中基宇要令父亲重见天日的美梦，竟是遵循新自由主义个人成功学的欺骗性范本与游戏法则，如拉磨的驴子面前那根胡萝卜：自己发财，买下这栋豪宅。

成长于中产之家的奉俊昊大学学社会学，后在韩国电影艺术学院学电影制作。他九岁时看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的惊悚冒险片《恐惧的代价》（1953），毕生难忘。14岁立志成为电影导演，喜欢画故事板，也喜欢漫画。他对侦探犯罪故事兴趣浓烈，电影教育除了1970年代美国电影（如斯皮尔伯格、弗兰克海默、吕美特、施莱辛格导演的电影等），还来自希区柯克与韩国导演金绮泳（1919-98），影响到他选择拍摄商业电影。奉俊昊电影如《杀人回忆》（2003）、《汉江怪物》（2006）、《母亲》（2009）等都体现对韩国历史、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但大都停留在表面和直白寓言层面，最终服务于“好看的”类型电影。 奉俊昊的电影偶像之一金绮泳在朝鲜战争及冷战时期为美国新闻处拍宣传片而累积电影经验，后来擅长拍摄怪异恐怖悬疑电影，时常融入对女性幻想的情色因素，其作品以《下女》（1960）最为知名，这也是由阶层差异的表象引发的家庭伦理恐怖情节剧，一种去政治化与阶级化叙事，融入表现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电影奇观。《下女》的结尾，男主角说：“这桩悲剧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比如你我”——对偶然性的强调，在《寄生虫》中得以延续。如果说《燃烧》中因贫富差距产生的杀戮是社会矛盾的必然，《寄生虫》中的更像是去政治化的偶然巧合。如奉俊昊所言：即使没有坏蛋，不幸也可能发生，这是个不可预期的悲喜剧。

在奉俊昊看来，在这个资本主义统领一切的时代，我们无路可走。不只韩国，全世界都如此。他希望这部有滑稽、有恐怖、有悲伤的电影“令观众看时想跟朋友喝杯酒聊聊它引发的一些想法，别无所求”。可见导演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是妥协的，渗透片中的是一种轻描淡写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虚无与犬儒，并无“电影可以促使观众思考、批判进而改造现实”的野心：反正资本主义就是如此，分析与批判它毫无意义，描述表象并接受现状且为观众提供娱乐即可。这种上中产背景导演以商业电影手法关注底层的方式，令人想起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的《罗马》（2018）：以旁观态度描摹甚至以剥削态度处之的去政治化表达，人物同样如空洞木偶无深度与主体性，电影手法同样炫技与匠气十足，如日式餐馆橱窗展示的色泽鲜艳的假菜，精致光鲜却乏生命力。

这也是商业电影在回应当代社会结构问题时的无力感，况且，“回应社会问题”也不是其本意，其本质是制造奇观、幻觉与娱乐，最大可能地吸引观众，达到牟利之目的。这与资本主义是同构的：通过刺激消费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涉及严肃社会议题时，这些影片呈现出自相矛盾与精神分裂趋向，如英国导演马丁·麦克唐纳电影《三块广告牌》（2017），前半部分起劲地批判美国各种社会问题，后半部分又退缩回导演臆造的世界，消解了之前所有批判。这些远离现实问题的异想甚或童话世界，构建一个遵循他们自身逻辑的虚幻的闭合叙事，是与现实无甚交集的“平行世界”。在这个“平行世界”里，社会问题的常识被表面化地呈现，不会有分析与深入探究的可能，混杂各种娱乐类型，无论看似政治的还是去政治化的，都不必当真，“这不过是部电影而已”，它的意义结束在电影院里，不会被观众带出门去。因此当年苏联电影导演与理论家如吉加·维尔托夫（1896-1954）批判好莱坞式剧情电影对观众社会意识的愚弄与麻醉，而大力提倡“电影眼”概念与在观众中推广更与社会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非虚构电影。正如拉美“第三电影”的思考与实践者们批判好莱坞式商业电影的：暴力、犯罪、毁灭被改头换面为奇观供人猎奇把玩（因为“资产阶级每日需要一定剂量的可控暴力的刺激与兴奋”），将电影视为奇观、娱乐、消费品，将社会问题个人化，而从不问其真正内在的、结构性起因，缺乏解析和批判力量。电影作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传播工具之一，只用来满足掌控电影工业者的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为跨国资本主义服务。如有观众评价《寄生虫》这类电影：对跨国资本主义及其电影工业财阀“小骂大帮忙”。

《寄生虫》中的半地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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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位于合井站7号出口步行4分钟左右地下房，对角线方向是Mecenatpolis，住在那边的你们是怎样的心情呢？”去年韩国某电视台Rapper选秀节目中，00年生李炳宰带着冷漠的表情向世界发问。

所谓“半地下”不是过去式，也不是像北京的月租地下室那样极度边缘化的存在。半地下住房为首尔几十万居民提供了体面又略显尴尬的生存空间。

和去年戛纳李沧东的《燃烧》相似，《寄生虫》一样重视空间的刻画。不过，海美的oneroom看起来要比基泰家的半地下更体面些。

半地下这种特有的住宅形态直指韩国的贫困，准确来说是首都圈（首尔、仁川、京畿道）的贫困。有数据表明，98%的半地下住宅都位于首都圈内（注1）。60年代起随着韩国工业化发展，大批人口移居至首都圈，住房供不应求，于是半地下住房应运而生。因此，半地下这一概念和首都圈是不可分割的。

正如《寄生虫》里呈现出的三个家庭的空间，半地下名副其实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它虽然不够理想，但又和普通房产一样在不动产业界正常流通，租客也需要缴纳高额保证金才能入住。以麻浦区弘大附近为例，半地下单独Oneroom的保证金从300-2000万韩币不等（合1.7万～11万人民币），而租金则在35-55万（2000-2900人民币）左右，这大约是地上oneroom月租费用的70%。

因此，半地下只能说是“某种程度”的贫困、而非极端贫困。如果交不起几百万保证金，有更廉价的空间可供选择，比如考试院。

首尔大附近考试院众多，甚至还有考试生密集居住的“考试村”。此处条件普通的考试院，每月租金约为18-37万（1000-2100人民币）。考试院房间一般极度狭小，好处是无需保证金，不少考试院都会提供免费的水、拉面甚至泡菜和米饭。《请回答1988》中宝拉为准备司法考试搬去考试院居住，德善去看望她，打开房门她便直接爆出泪来，问姐姐“你就住在这种地方吗？”。

在2019年的韩国，司法考试已然成为历史。2年前，韩国法务部正式废除司法考试，而调查显示85.4%的韩国民众都反对这一决定。（注2）和宝拉一样，对大多数准备考试的韩国年轻人来说，合格都是通向另一阶层的成功跳板。这些考试可能是名门大学入学考试、司法考试、律师考试、外交官考试、行政考试等等。

在《寄生虫》中也有相关暗示，寄居于朴社长地下室的雯光丈夫在创业失败之前，很可能也经历了司法考试的失败。奉俊昊导演一向关注细节，在地下室场景中有给到一个书柜的镜头，书架子几乎全部是关于司法考试的书籍。这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这个人物为何如此精神恍惚。他或许也曾经挑灯夜读，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期待跃龙门的一跳，但却遭遇了考试和创业的接连失败。

和中国大城市相比，首尔租房的问题并不在于租金昂贵，而在于保证金。若想找到一处还看得过眼的房子，保证金至少要出到500万（3w人民币，1room基准）或1000万（6w人民币，2room基准）。因此，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会选择通过贷款获得保证金，为在首尔上学的子女租房。尽管要偿还利息，这依然是划算的选择。因为大多数房东都会乐意调整保证金和房租，保证金出多一些，房租就可以降得更便宜。由于大学学费昂贵，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甚至休学打工都十分常见。

韩国还有一种极具特色的租房方式，称为全租（전세-傳貰）。当保证金出到极高的水平，一般来说在1亿上下（58万人民币）时，租客甚至不用交月租。可以获得合同时间内的房屋免费使用权，期满时房东全额退还押金。全租房曾是无力购房的新婚夫妇的最佳选择，在90年代末，过半的新婚夫妇都在全租房中开启了新婚生活。而2014年之后，全租结婚的比例减少，结婚市场的两极化现象更加明显：近三分之一的人都选择购房结婚，而月租房结婚的比例也达到16%的历史最高值。（注3）

弘大附近的半地下商铺

2

首尔的租房广告中，中介会尽量避免直接使用“半地下”这一令人不悦的词汇，而是先将房子夸得天花乱坠，最后在文末委婉地提示一句，“您需要稍微下几层台阶”。这句话对于在首尔找过房的人来说，恐怕再熟悉不过了。在自尊心一击即碎的当代韩国社会，人们难以避免地活在他人目光和审视中。这种微妙的语态仿佛正是为了地下居民的某种尊严而存在。让“台阶”成为“半地下”的暗喻。

有趣的是，《寄生虫》中也多次出现台阶意象。如果说《雪国列车》中阶级是按照车厢节节水平排列，《寄生虫》中的贫富阶层则依凭台阶连接起来，是垂直分布的。暴雨之夜，基泰家三口从朴社长家逃出，一路奔回自家洞内，大量下行的台阶场景在此登场。

奉俊昊自白拍摄台阶能带给他某种快感。他继承了前辈导演金绮泳的衣钵，在制作《寄生虫》时，他参考了《下女》（1960），也研究了朱尔斯·达辛的《男人的争斗》及约瑟夫·罗西的《仆人》中的台阶。金绮泳的《下女》为韩国电影系谱内关于阶级不等的空间形态呈现创立了某种传统，林常树翻拍的《下女》（2010）亦是跟随了这种传统，若将《寄生虫》与它们相比较，则能发现阶级/空间的时代性变化。

如果不是通过幕后花絮，观众们很难发现朴社长和基泰家两处空间均系布景，前者位于全罗北道全州市，后者位于京畿道高阳市。那场雨夜的马拉松之路却绘出了一张现实中的首尔地形图。从城北洞坡道下来，穿过地下隧道，在厚岩洞天桥下停留，然后转至昌信洞和北阿岘洞到达目的地。从富有层空间拾级而下，回到半地下洞内的洪水灾难中，下行的垂直高度移动实在引人注目。

《寄生虫》中，家教将生活轨迹无从相交的两阶层联系了起来。而这样的情节来源于奉俊昊的亲身经历。大学时期，他也曾经朋友介绍，为有钱人家的男中学生做数学家教老师。据他回忆，那户人家住在带着庭院的复层别墅中，二层甚至还有桑拿室，这让年轻的大学生奉俊昊倍感惊讶。不过可能是因为经常和孩子玩、不务正业，教了一两个月他便被炒了鱿鱼。

几十年后的今天，这段个人史被奉俊昊移植进了《寄生虫》。朋友介绍的家教、首次访问时自动打开的大门、大理石地板的触觉、宽阔的空间和清冷的孤寂感，以及和女主人的初次面谈等等均在电影中得以还原。

多次出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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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韩国影评人谈起韩国电影现状时，经常提到电影系学生的转变。在作家主义风头正劲的年代，若是问电影系学生“想成为怎样的导演”，他们会回答洪尚秀或者李沧东。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多数学生的答案一致变成了“奉俊昊”。

1996年对于韩国电影界来说奇迹般的一年，当代韩国大师导演从96年起开始悉数登场，带着掷地有声的处女作悄然抵达。姜帝圭、洪尚秀和金基德在96年率先亮相，其后三年间李沧东、许秦豪、金知云出道。2000年的朴赞郁终于靠《JSA》扬眉吐气，同年2月19日，奉俊昊带着他极为怪异处女作《绑架门前狗》姗姗来迟。

影评人兼导演郑圣一做出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90年代末这批导演的作品将韩国电影拉入了世界电影的时区中，那么奉俊昊则将韩国电影带入了好莱坞的时间里。而这意味着国际性的角逐，毕竟向好莱坞看齐的绝非一两个韩国导演而已。奉俊昊自称是类型片导演，但又绝不会受限于类型片框架，而是自带一套法则，在类型的杂糅与更新中越走越远。

可惜的是，近20年过去，我们并没有等来“第二个奉俊昊”。其原因之一是活动在电影界的资本问题。奉俊昊在几年前也曾发牢骚说，像《杀人回忆》这种片子在2003年能拍出来，但放如今恐怕是不可能的。当代的投资者可不希望跟艺术玩火，更何况还有政治局势的影响。因为《杀人回忆》等作品，他在李明博在任时便被列入了黑名单。

媒体将《寄生虫》称为奉俊昊睽违10年的韩语电影回归作。此处若与韩国政治时间坐标做一下对比，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2008到2017年是以李明博和朴槿惠为代表的保守派政党执政的10年。《母亲》（2009）之后，奉俊昊果断与海外电影人合作拍起了外语片，于是有了《雪国列车》（2013）和《玉子》（2017）。这段期间他没有拍摄新的“韩国”电影，此处韩国加引号，意指反映韩国现状、且台词为韩国语的电影。

2017年5月，以文在寅为代表的左派政党重新入驻青瓦台。而就在次月，奉俊昊向媒体透露他启动了新片《寄生虫》，正在写剧本，并表示构思这部作品已经十年有余。奉俊昊是一个非常“合时宜”的人，整体温和中立。无论这个时间点是否只是巧合，在过去创作受抑制的10年间他选择进军海外，可以说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了，总比拍摄抗日爱国大片要好。

《寄生虫》在韩国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在类似豆瓣的电影评分网站Watcha上，11万韩国用户为《寄生虫》打出4.2的均分（满分5），这成为奉俊昊的电影在该网站获得的最高分，甚至超过了《杀人回忆》（4.1）。在Naver电影条目下，16位电影记者和影评人给出9.06的均分，这是奉俊昊电影目前获得的最高分。

在韩国评论界一片叫好的大环境下，也有影评人勇敢地站出来给《寄生虫》泼冷水。影评人朴宇成（音译）提到，“《寄生虫》里摄像机的视线带有一种暴力性的欲望。”地窖中关于雯光丈夫的那些怪异镜头，将他变成了类似于变态或杀人魔一样的存在。他认为《寄生虫》将韩国的下层主体过度原始化并在第一世界人士面前展示，这是种“原始性的热情”，令电影变成了一种“刺激性的展品”。

《寄生虫》作为韩国电影首次夺得金棕榈奖后，媒体们也开始铺天盖地地报道。也有评论界人士对此持批判性态度：国民大众对《寄生虫》的极度热情和好评是否出自于盲目的爱国心理和民族主义情绪？

出演KBS新闻节目的一位影评人曾被主持人问到金棕榈奖的权威性，“当然很有权威了，就像电影界的诺贝尔奖一样。”但他突然向主持人抛出了一个问题，“请问您知道去年金棕榈获奖作的标题吗？”主持人表示不知道。于是影评人略带讽刺地说，“没错，正是这样，这是一个只有当韩国电影获奖的时候才会变得有权威的奖。”

这个有点冷的段子其实嘲讽了主流媒体的关注点，他们不关心戛纳，也不关心电影，只关心“韩国”。去年戛纳《燃烧》无缘大奖，李沧东提起来这事，说自己倒没什么遗憾，只不过舆论把入围电影节这个事情搞得像去参加奥林匹克、非得要为国争光似的，所以想起来感觉没拿奖好像对国家对大众很抱歉一样。

门户网站《寄生虫》条目的热评中，一位韩国网友这样写道：“光是能够不带字幕地看金棕榈奖获奖作就已经很棒了。”该评论获得了11856个赞。

奉俊昊在电影首映前曾经表示，“这是一部非常韩国的电影，外国观众大概没办法100%理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韩国观众等这一刻确实等了很久，“不带字幕地看金棕榈奖获奖作”。

但如果这是大部分观众对《寄生虫》长达132分钟的观影时间做出的最具价值的回应，那我们难免要为奉俊昊感到可惜了。

参考内容：

*1: 민주정책연구원 <경제 이슈 분석> 2015-11호;

*2:경향신문 <법조계 ‘존치·폐지’ 둘로 갈렸는데…존치 찬성이 85.4%?>，原文：http://news.khan.co.kr/kh_news/khan_art_view.html?art_id=201512032222045

*3: 조선일보 <“신혼은 전세” 옛말… 3쌍중 1쌍 집 사서 결혼>，原文：http://news.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19/03/22/2019032200248.html

注：本文中暂时删除了对电影的个人评价。租房生态等信息来自个人经验及调查结果。

（修改版首发于虹膜公众号）

声明: 对于未经许可的转载将举报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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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宇伪造资料上的毕业大学延世大学，是导演奉俊昊的母校，他是该校88级的社会系学生。

延世大学与高丽大学、以及基宇父亲提到的首尔大学是韩国公认最著名的三所超一流大学，只有高考成绩在前百分之一的学生才有机会被录取，近年来的韩国失业青年多在百万计（截止2018年韩国总人口5164.00万人），像基宇这样的家境，只有考上这种顶级名校才能找到一份改变阶级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他足足考了四次高考都没成功的原因（目标定得太高）。

2.朴夫人在给基宇包工资进信封时，偷偷抽了几张钱币出来，却谎称给基宇的工资要比敏赫多得多。

敏赫眼中单纯的夫人其实也藏了点心眼。

3.石头

敏赫送来石头的时候，说他家中各处都塞满了各种奇石，就数这块最能带来财运和好运，但他的真正意图其实是：

这块石头是假的名贵奇石（片中有个画面，基宇在被水淹没的家中，看着本该沉底的石头慢慢地浮出水面。这可能就是基宇脑袋被猛砸石头，却没死没傻的缘故），只是从地摊这种地方随便买来编个理由欺骗基宇，让他代替自己去当补习老师看着多惠的。

至于为什么选他呢？因为多惠是绝对不会看上他这种穷人的。

原图太暗，图片经过调亮处理

基宇说这块石头一直在“粘着”他，是一种象征手法，这块石头就像敏赫所说，在电影中代表着“运气”，敏赫带着这块石头前来邀请他当富人家老师，才会有接下来的一切，但运气往往也携带着相应的风险，就像奇石，静可以当景观欣赏，动可以成为杀人利器。

基宇一家抓住了“石头”的财运，但欲望却越发膨胀，儿子当了老师，就想让女儿也当老师，然后变本加厉，欺骗富人家把司机和佣人炒了，替换成父亲和母亲，在富人离去的豪宅中撒欢，最终这一系列张狂的破绽导致了悲剧事件的发生，暴露出是假石的“石头”被基宇拿去富人家中成为了杀人利器，而财运也完全转变成了凶兆。

PS：再度补充下奇石，说它是假的名贵奇石，不代表它的原材料就不是石头，可能是假山里利用青石、石笋、湖石、黄石，以及钢筋混凝土水泥制作的人造石头（也可能像是浮岩这种，内部多孔，材质较轻的天然石头，不过感觉可能性较小） 块头不小，内部多为空心，但本身仍是有一定重量的， 后面基宇曾单手拿着石头，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

原图太暗，图片经过调亮处理

当基宇把石头放回山上小溪，石头却没有浮起来，与前面漂浮场景相悖时，要注意下，这个场景前面的画面是什么？

是基宇躺在沙发上睡觉，旁边放着他的计划。

原图太暗，图片经过调亮处理

放下石头和救回父亲都是存在于他陷入梦境中所幻想的事情。（打光也很近似）

但在现实里，他真能放下吗？真能买下那座豪宅吗？不言而喻。

4.小儿子

富人家的大女儿多惠曾说过，小儿子多松的艺术细胞全是他的人设，为了博取父母关注而装成自己是生活低能、艺术天才的样子。

伪装的小儿子遇上更强势、聪明的基婷，自然就现出原形、被治理得服服帖帖，片中很多细节其实都在表现小儿子有点畏惧基婷的威严，例如第一次上完课，马上毕恭毕敬地给基婷行礼；在上课途中从不耍闹，听见爸爸回来，就马上跑出去。

基婷从小儿子口中套出些事情来应付女主人，自然不难。

关于小儿子究竟为何破解完女管家老公的摩斯密码，得到信息，却不告诉大人，有两种可能性:

（1）他理解错了信息，因为他破解出来并不是help（帮助）而是holp的区别（香港影院翻译版本，表示错译）；

（2）作为一个从小就懂得在大人面前伪装的早熟小孩，他压根就不在乎，只当这是游戏。

5.富人家男主人闲聊说女管家唯一的坏处就是吃两人份的饭，而且小儿子一年级见鬼也是因为女管家老公半夜起来偷吃东西，但女管家却跟主角一家撒谎，说她老公吃的都是自己工资买的。

6.雨夜，女管家脸上的伤，很可能是被她口中老公的追债者所打的，因为她提到“四年了，那些追债者还在找他”，只有逐出豪宅，刚被骚扰才会这么清楚。

PS:女管家在刚进门的时候就有伤，并不是拉完地下室柜子后才受伤的

而且也不是过敏症状导致的，仔细看女管家脸上，是很明显的打伤。

图片经过调亮处理

7.多松的画

多松的自画像画的其实是当初半夜吓到他的“鬼”。

因为这个“鬼”，生日当晚，即使倾盆大雨，多松也始终坚持带着帐篷到外面去住。

多松在基婷课上画的这幅新画也预言了生日轰趴上的屠杀。

脸上的血、蓝天白云

8.富人家大女儿多惠吃基婷的醋，基宇说基婷是玫瑰（rose），你就是……后面隐去写在本子上的，很可能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rose。

表示基宇和多惠的爱，像电影里面的Jack和rose一样至死不渝。

9.富人家大女儿因为父母较偏爱受过伤的弟弟，比较缺爱，很容易爱上像基宇，敏赫这样主动接近、关心的同龄帅哥。

10.富人女主人和男主人在沙发上做爱的时候，提到毒品、廉价内裤是因为，男主人说这里沙发像他车子的后车位，他们互相在玩假装前任司机和吸毒女友车震的把戏。

11.链球亚军

因为妈妈是链球亚军，身体素质是基宇一家中最好的，所以当父亲佯装要打她的时候，她说“要是真的，你早死了”。最后发狂杀人的保姆老公也是靠她才解决的。

12.阶级的狭隘

在片中，基宇一家有两次在靠窗的饭桌上吃东西的画面，都遇上了小便的醉汉。

第一次妈妈建议张贴禁止小便的贴士时候，爸爸拒绝了，在女儿告知要吼一吼的时候，又拒绝了，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戏，表现了父亲的隐忍性格，儿子也很是无动于衷，直到儿子富有的朋友敏赫前来呵斥，才大赞说“很有魄力，果然是大学生”。但其实呵斥醉汉随地小便和学历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们作为地下室主人更有理由呵斥，只不过他们作为穷人阶级，内心比较怕事、卑微罢了。

所以当他们进入富人家帮佣，误以为成功“跻身上流”的时候，第二次饭桌吃饭，儿子二话不说就要拿敏赫送的奇石砸醉汉，内心顿时充斥着高人一等的骄傲，越缺少什么就越炫耀什么，但其实两次的他们并无差别，只是初尝到了点甜头，本身仍旧是穷人阶级。

最可怕的是精神上难以逾越的狭隘，没钱时，全家待业在家，好不容易打一些零工赚点小钱，就开始喝酒庆祝，醉汉跑来尿尿，也不敢呵斥、不张贴禁止尿尿的贴士，有钱了，不盘算改善环境、搬离狭窄、恶臭的地下室，只是四处吃吃喝喝，相当满足于当富人的“寄生虫”生活，而不去发展自己。

精神的贫瘠使他们充当着边角料的角色，在豪宅里，他们是富人的“寄生虫”，在外面，他们是社会的“寄生虫”。

13.基宇父亲和女管家老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曾经投资“台湾古早蛋糕”失败。

这款蛋糕在2016年的韩国红极一时，短短八个月内就开了数百家分店，但却由于爆出添加化学物品的丑闻，许多店铺因此迅速倒闭。

基宇一家和女管家老公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宁愿做着“寄生虫”活下去的。

在曾经也是奋斗者的前提下，“台湾古早蛋糕”等（基宇父亲还提到曾做过炸鸡店、司机）投资的失败，令女管家两口子躲债多年，也令基宇一家彻底磨灭了上进的自信心，甘于昏昏度日，甘于平庸现状。

14.司机两问社长爱不爱老婆

这种私人问题，在社长的眼中属于越界之举，是令人厌恶的。

任何一个刚来的职员向你过问夫妻感情，想必都会感到不快，更何况被问者还是雇主。

但司机可没想这么多，第一次问是在车子上，社长发牢骚说女管家走了之后，妻子又不会扫地又不会做饭的，这时候司机插了一句“但还是爱她的对吧”，大大咧咧的司机认为这只是朋友之间闲聊，社长却顿时惊愕了一下，但也没说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次只是一次无心之举的越界行为。

第二次司机问，就是明摆着在挑衅社长了，因为此时的他已经被发生的所有事件挤压到一种濒临崩溃的状态，而毫不知情的社长大人却还要他去扮演印第安人，玩这种只有富人才会玩的把戏，于是再度被司机提及私人问题，脸色变得很难看的社长，马上用“把这当作是工作的延长”厉声警告司机，不要掺杂私人情绪，否则就滚蛋。

这场小冲突发生在生日屠杀前几十分钟左右，显然让穷人与富人之间的氛围变得更加剑拔弩张。

15.基婷的死亡

生日轰趴上，基婷的被捅杀，不仅仅只局限于表层的死亡，同时也意味着穷人金家上升阶级机会的消退。

自始至终，基婷都是金家中最有希望上升到富人阶级的人，她美丽大方、聪明果断、有气势，在片中甚至是没有什么弱点显露， 儿子基宇也说“你跟这豪宅很搭，哪像我们”，但这样一个具有无限未来的年轻人居然就这样死掉了……

年轻的死亡总是叫人伤感得多，她的去世就像是心头上的重击，彻底断绝了金家富裕（救出父亲）的可能。

16.司机为什么杀掉富人男主人?

因为首先，男主人一直在说司机身上有难闻的气味，这个气味在这里是双重语境，一是确确实实的脏味，二是指司机的穷人气味，一种阶级歧视，电影中的气味意义还是比较偏向于第二种。

男主人对待司机本质上充斥着富人阶级的高傲，说着不是试乘测试，但手上却一直持着半满的咖啡杯，观察水波平不平稳，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表面上很好说话，但一触及到底线，就会开始强烈反击。

因为男主人平时偶尔有搭乘地铁（闲聊中提到）接触穷人，或者说有没有可能他过去也曾经是一位穷人呢？（阴谋论），直到后面成功逆袭了，就反过来鄙视穷人，看见司机爆粗口面露不悦，私底下和老婆相处时却经常说脏话，而女主人作为一个始终的富人阶级，在象牙塔里被保护得好好的（角色异常的善良、容易相信别人，基宇妈妈说有钱的话，她能比她更善良），所以男主人问她的时候就没闻到。

PS : 生日快闪那天女主人之所以闻到，主要原因是司机昨晚睡在体育馆中，身上真的有味道，但在站在司机的角度，女主人就像是听了昨晚男主人的话，也对穷人开始厌恶起来，能闻到他的“穷味”。

其次，司机对朴社长一家的富裕生活感到艳羡，又带着一丝丝愤恨，尤其是作为司机具体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之后，被男主人话里行间的高贵感频频刺激，但真正的矛盾爆发点在于:

保姆老公逃出防空洞，捅杀自己女儿事件。

情急之下，之前所有的憋屈都化为冲动的血刃，尽管男主人的所作所为是人之常情，宏观来看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出格之举，但他就是想杀了他，仅此而已。

就像豆友有二十一个人所说：

“这部电影的精妙就在于社长一家做的事情其实都非常合理 但是从穷人的眼光去看 就变味了。”

恭喜《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国际电影长片以及最佳原创剧本！

【早上随便写写，你们随便看看——完全没有打磨文字，就是大白话吹吹水】

想想还是要参加一下影评大赛...否则怎么蹭热度、骗粉呢？【以下含剧透】奉《母亲》之后一直有点让人失望，开始觉得是好莱坞、Netflix限制了他，现在看看或许是迷影型导演太过执着了技巧与机巧，但放弃了社会批判的复杂性。阶级明喻和批判并不值得大唱赞歌，因为这是某一类电影的固定目标。这类电影是否好看，主要取决于1）批判是否到位，以及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那么，1）《寄》是否批判的到位呢？真没有。并不是展现阶级差距，影片就完成了任务——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寄生关系，并不具有更深层的“社会含义”，而简简单单，只是字面意义上的“寄生”罢了：拿点吃的，拿点喝的——但这种寄生太像“生理需要”了（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底层人民的“寄生”就是满足生理需要啊？），但“生理需要”并不能反向说明“阶级”这种社会性产物。

如果奉将这种“阶级差异”设计成递进式的——比如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上流则寄生于腐朽的国家官僚体系、补贴和环境，或是设计成循环式的——底层人民寄生上流，但上流同时也寄生于对底层人民抽丝剥茧般地反向吸血，或是设计成glocal式的——底层寄生上流，上流寄生美国人的“霸权式仁慈”......所有这种复式的社会经济式寄生，都会丰富“寄生”本身的含义。

而现在的“寄生”，太literally的“寄生”了；对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固化性根本不进行处理，只是单纯展现贫困本身——哪怕表现一下“聪慧的穷人家儿子拼尽全力取得的好成绩，也会被资质平庸的富家女的家世所轻松抹平”这种最初级的阶级困境呢？某种意义上，还不如《雪国列车》，《雪国》的阶层隐喻当然更露骨和直给，但至少还给了一个灭霸同款版的生态金字塔系统的解说，《寄生虫》连这个都懒得去丰富了。

那么2）如何呈现这种批判？

批判有很多种，比较粗笨的比如肯·洛奇式的“《渴望》式”批判：将所有的不幸，以极端的情况，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用8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编法就是，让主人公极度不好过，以期让观众产生共情和眼泪，然后延伸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批判：这个手法跟2009年前后的微博公知几乎没啥差异。具体就不多说了。

相对聪明点的，就比如泰国的《天才枪手》吧，谍战包装下的考试作弊片，最后其实落点是个阶级问题，你不能说她有多精致吧，但至少商业和社会批判结合得不生硬，直给也是直给的，但是故事讲到最后，也算文从字顺。

《寄》在“如何批判”问题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整个故事太奇情了，可以说是脑洞大开——你说它荒诞讽刺吧，又没有那么荒诞讽刺，以至于无法用归谬的逻辑来看待整个批判；你说它入木三分吧，其实最后宋康昊的寄生又丝毫没能升华主题；你说它是社会缩影吧，这么离奇的故事根本无法“缩影”社会啊。

片中的两组寄生，更像是平行关系——他们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只是A组替代了B组，宋家的“寄生”一不是女佣家“寄生”的递进、升级关系（更高级层面的“寄生”），二不是互补关系（互惠互利的“寄生”），到最后，宋康昊本人的寄生甚至更加的低级化了——就是大半夜去冰箱里找吃的，连女佣家的“帮工-寄生”都不如。

就本质而言，《寄》到后半段就是以诡谲、离奇的情节勾引观众继续往下看的情节剧——故事的内核已经不再是批判、反思、讽刺乃至嬉笑怒骂了，影片所有的内核完全被一个离奇到近乎不可能的、字面意义上的“地下寄生”所驱动。

那就要问第三个问题了，3）为什么《寄》还是好看？为什么戛纳选择了《寄》？

先回答后面那个：戛纳脑子坏掉不是一天两天了——九苍举例了《流浪的迪潘》，前年选了《方形》，大前年选了《我是布莱克》......这些都是小团体、明星制选片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当然《我是布莱克》或许没那么差（至少比今年的肯·洛奇的《对不起，错过你》要好），但戛纳在走眼方面，确实仅比威尼斯节稍胜一筹。朋友有一个看法，戛纳每年金棕榈虽然经常走眼，但很少出现极端地失误，主要就是选片人团队太强，选进提名的影片佳片率高，最后七人组选出啥来，都能有点说头——《寄》完全符合这种特性，它在导演技法上如此纯熟，外加又没有在评委认为的“艺术性”上远超《寄》的竞争对手，加上小团体“选举”的不确定性，最后......

那么再回答前一个问题，为什么《寄》很好看？这个就很明白了。奉《杀人回忆》《母亲》的底子是文艺片化的类型片，到《汉江怪物》转变为纯类型片（但没有放弃对国家体制的不信任），到《雪国》《玉子》中则是与好莱坞媾和的畸变体的类型片。

而《寄》在某种程度上，将《雪国》和《玉子》的好莱坞工业的技术纯熟，与他自己的电影技法纯熟，以及在类型片上的游刃有余结合得最好——以至于影片非常“好看”，但在《杀人》和《母亲》中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悲悯感、无力感和直击现实、但却丝毫不生硬、不口号式的批判却不见了。

这就是《寄生虫》好看、却不耐看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