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人

对我来说，冈萨雷斯是我几个非常尊敬却不太喜欢的导演之一，其他的还有大卫·芬奇、伊斯特伍德等等。不过相对于后面这两个导演，我几乎可以说是喜欢他的。但《鸟人》不但没有像《美错》一样让我热泪盈眶，连《巴别塔》的动容都没有做到，虽然我承认，它是一部很好很好的电影（此处应该有“可是我偏偏不喜欢”）。

导演的炉火纯青、演员的精湛演技，都在《鸟人》中精确地体现出来。《鸟人》，或者应该改名叫《鸟侠》，讲述了一个曾经演“飞鸟侠”（不知道飞鸟侠是什么东西的观众，请自行脑补蝙蝠侠、蜘蛛侠）的过气演员在话剧舞台上孤注一掷、企图东山再起的故事。《鸟人》是一部戏中戏，Michael Keaton几乎演的就是他自己（他是八十年代末的蝙蝠侠演员，如日中天），或者说许多好莱坞过气演员的代表。在观众眼中，他们是红极一时的偶像，如今却被渐渐遗忘；在评论人的眼中，他们是靠脸出名的玩偶，没有真才实学，被嗤之以鼻；在他们自己的眼中，他们是矛盾的：既为急流勇退而后悔，又看不起当红炸子鸡；既觉得自己搞的是“艺术”，又渴望得到评论家的垂青。他们缅怀过去的自己，又觉得应该突破，最后只能以生命来解决这样深刻的矛盾。

当然，说Michael Keaton过气其实不公平。比起“过气”，“淡出”更可以形容他，一个演员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退出前台，“已经不是我们的江湖了”，潜心于幕后制作和与名利不太相关的事业。这是一种王者归来的演技，明白了人生真谛之后的演出，拿到一座小金人绰绰有余，就连配戏的Emma Stone也被他带得异常出彩。

下面说说我不喜欢这部电影的地方。冈萨雷斯是个革命性的导演，我有时觉得他的思想过于先进，或者说太黑暗，而让我无法理解。他在《通天塔》中运用交错的多线索叙事让观众看到最后又醍醐灌顶的感慨，而在《美错》和《21克》之中的投入的深情让人身临其境。但《鸟人》摈弃了这两者，更像是一幕写给圈内人看的讽刺戏。光荣和卑贱都属于他们，晦涩不属于我这样的观众。

我希望冈萨雷斯能再拍点普世性的电影，或者把镜头重新对准他熟悉的西班牙语世界。好怀念他镜头下的西班牙海滩，美墨边境的偷渡者，和生猛沉着的叙述啊。

很久没有写评论了，只是电影关乎我喜欢的作家。有剧透，不喜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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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看奥斯卡最佳提名电影《鸟人》。我看电影和书都没有提前看剧情的习惯，就像听到新乐队也不会去google他们的长相一样。不如让事情自然地发生。所以看到片子的基础居然是改编雷蒙德·卡佛的小说把它搬上百老汇舞台时，我吃了一惊。

卡佛是我次于毛姆读过的最多作品的作家。他近一次兴起的火热大概是2010-2011年间，译林出版了那本《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再早一次的火热大概只能追溯到十五年前苗炜、朱伟等人大谈于晓丹翻译的卡佛小说集的时候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标题，以至于连村上春树都著有《当我跑步时，我谈论些什么》这样的畅销书，更不用说追随者众。但是真的有多少人读过这篇小说，我持怀疑态度。甚至于作为情节贯穿始终的对于卡佛的崇拜，都没能让人们在影评里把重点转移到“卡佛是什么人，能让男主角死心塌地”上。更荒谬的是，在豆瓣的条目里，《当》这本书的目录甚至都没有这篇同名小说。所以卡佛在观者眼里大概只是一个标签，就像电影中说的，你只不过是在不停地贴标签贴标签而已，你都不知道你贴的到底是什么。

《鸟人》中的男主角里根·汤姆森执意改编卡佛的小说并出演它，以此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无知的好莱坞英雄片“名人”（celebrity）的原因，剧中已经透露——因为卡佛曾经在他高中表演的时候给予了他鼓励，坚定了他想要成为电影演员的信念。这让我想起去年孙仲旭老师翻译的一篇由美国女作家玛莎·吉斯写的《回忆我的老师雷蒙德·卡佛》。文章很长，通过她上卡佛写作课的经历，塑造出了卡佛这位老师的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雷蒙德·卡佛（他身材魁梧，身高6英尺）时，他穿着格子衬衫和卡其布休闲裤，坐在一张带着围椅式写字板的椅子上，他长长的腿伸到我们一圈椅子的中央。

通常，雷从问一个问题来开始点评：“这算是个短篇小说吗？”甚至对结构最糟糕、不可救药的故事，他也会这样问，而且极为严肃地帮助我们弄清楚为什么是，或者为什么不是。

如果有人开玩笑地提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随便回答，而总是认真回答，似乎明白俏皮话经常出自紧张或者不自然。如果有人评论时带着讥讽（不是自贬）或者残酷（那可要命！）他会安静地盯着别处一会儿，通常抽着烟，耐心地等待我们自己回想起要大度。】

通过这样的描写，或许你可以理解为什么《鸟人》主演得到一块小小的、写在餐巾纸上的赞美，就愿意对卡佛用最后的生命向他致敬。因为他严谨，认真，尊敬小说，有足够的耐心给予他的学生，所以向他证明自己，也许就相当于证明了自己的这些年活得不过像场马戏。百老汇的致敬，才是有价值的。

【他对每个人都鼓励，不管某个短篇有可能在我们眼里有多么没希望。我听说并不是每位老师都会这样。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前一年跟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学习过，斯通建议她完全放弃写作！当然，她深受打击。我后来读到过《巴黎评论》上对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的一篇访谈，他在访谈中说道：“教师应该把好的留下，不好的剔掉，像农民一样精心挑选，不去鼓励那些没有天份的人。”

雷蒙德·卡佛对我们都鼓励，而把剔苗工作留给了上帝。】

也许正是因为卡佛的生活太过艰难，知道梦想需要有多费力坚持，都不可能战胜现实，才会这样对待他想要写作的学生。这和《鸟人》影片所表达的主旨，在我看来是相似的——理解卡佛，就容易理解男主角所做的一切：远离高科技时代，用艰难的方式，艰难地证明内心最艰难的那个自己。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卡佛这么说。这段话几乎可以概括他所有写过的小说的内容，永远没有正式的开头，只是你没来由地坐下了，但是永远坐不踏实。在漫不经心强装自然的对话后，椅子不知所踪。可能是被抽走，可能还存在，但你就是知道它其实不在那儿了，你们面对面地呆若木鸡。唯有沉默。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卡佛。

卡佛的笔触苦楚中带着平静，却从不是有恶意的戏谑中带着平静。这点在布考斯基的短篇小说集比如《苦水音乐》中尤其明显。布考斯基就像一名恶童，也是没着没落的短篇，看完却让人觉得世界充满了恶意。卡佛只是描写无助与苦楚。这点也像《鸟人》一样。所有演员的生活切开了都是一样的无助，哪怕是晒着日光浴的Mike（爱德华·诺顿）的角色，也会为了自己长达数月的无法勃起而无助。还有一点，就是卡佛从不会是夸张的。所以在男主角站在舞台前慷慨陈词说着那对老夫妇的爱多么伟大的时候，那是他自己的改编，是他对光中要对自己“看我吧！爱我吧！”的呼吁。这在卡佛的原文中是没有的。同样没有的还有“捉奸在床”并自杀的那一幕，原文只是梅尔和特芮这对情侣，对于特芮过去丈夫的述说。而《鸟人》中，里根其实扮演的是梅尔，所以最后死的并不是他，而是特芮的前夫。在原文描述中，梅尔描述特芮的前夫：“在屋里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有人听到枪响，报告给经理。他们用万能钥匙打开房门，看到发生的事情，叫了救护车。他被送来的时候我恰好在医院里。他还活着，但已经不可救药了。他活了三天，头肿得比正常人的头大了一倍。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形，希望这辈子也不要再见到。特芮知道后想去陪他。我们为这事大吵了一场。我认为她不该看到他那副样子。我认为她根本就不该去见他，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他活了三天，而《鸟人》中的结局，里根也没有立即死去。他回想并怀念起了自己的成功，自己能够运用特效中的超能力或毁灭或拯救一切，他的视频通过喧嚣的方式瞬间点击过百万，他又红了。但是他最后还是飞了起来，他女儿诡异的笑容仿佛就是卡佛描写的所有文章的结局那样——从来都没有什么结局。

“我能听见我的心跳。我能听见所有人的心跳。我能听见我们坐在那儿发出的噪音，直到房间全都黑下来了，也没有人动一下。”——雷蒙德·卡佛《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Icier
2015.1.20

http://www.douban.com/note/102695577/?1305938291
玛莎·吉斯写的卡佛。

今年电影看得不多，看了布达佩斯看了消爱，但《鸟人》直到今天才看完整。非常喜欢，心目中最佳电影之一。

原因要从诺顿饰演的麦克的一句经典台词说起。彩排期间他和里根发生过一次争执，期间一度激动地说：“popularity is the slutty little cousin of prestige” （意思就是流行度是艺术地位的穷亲戚，靠的是哗众取宠），貌似对俗名不屑一顾。但真相比这复杂，他对自己的massive hard-on有五万次点击相当在意，对能上纽约时报艺术版头条也相当在意。从有剧院和图书市场以来，艺术家的价值就受与艺术无关的因素左右。什么是艺术地位，什么是影响力（票房、媒体曝光率、大众关注度，还是对艺术本身的激发？），艺术的终极价值如何评判，谁来评判？ 这些问题都没有定论，都是艺术家和文人心里抚不平的波澜。今天的大众文化加剧了艺术水准和社会影响力之间的矛盾，但这个矛盾早就存在，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只是做了以前报纸、杂志和书商广告做的事情而已。媒体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是艺术家的灾难。披着机遇外衣的灾难，顶上悬着一把枪的摇篮。

麦克并不是很坏的人，只是非常矛盾，真的有实力，也真的很虚荣。他在记者采访的时候盗用里根的故事，手段的确低劣，但也不难理解。一半是出于野心，一半是出于嫉妒，虚名在前，一念之差，便做出了有损人格的事（最近注意过美国新闻人Brian Williams当众撒谎美化自己在战地采访中表现这个事件的人都知道这类谎言的普遍）。回想一下，看到卡佛送给里根的鼓励他的小纸片后，麦克表面很不屑一顾，但脸上明明写着嫉妒，就这个镜头来说，诺顿把握得很好，有内心的代入，也有对演技的驾驭。 总之，诺顿演的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和里根一样，容易受外界影响的孩子，这跟能力无关，能力再高也可能感觉不安全。

就像Naomi Watts（她本人就是一个早先艰难出名较晚的演员）在剧中说的：“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梦想上百老汇，可是现在上了台，却发现自己还只是个孩子。” 跟艺术沾边的人很多有脱不去的孩子气，需要被爱、被宠溺。

有一次，和一个本来不熟的朋友谈起深层愿望，我说其实很多人都希望“被爱”。这种话容易让人误解，我后来也体会到交浅言深的严重后果，从此不再犯病。但我还是想说，想要被爱本来是很正当的事情，这个愿望与许多类型的创作都有点联系。（Hello Freud.）

你们看剧中的那个恶毒女批评家，她表达自己仇恨的时候有多么切齿，写的评论有多么刻薄。她说里根这个剧呈现了一种超写实主义（你知道说艺术家“超写实”有多罪恶？剧中的长镜头假如被人点评为超写实，导演一定反感），况且连这点可怜的优点也只是无心插柳，所以才有她的剧评标题“无知在不经意间的精妙”(这句话被用作电影副标题，可见导演是借这句恶评对自己的拍摄理念进行自嘲)。但她为什么如此变态？一辈子被人说“a man is a critic when he cannot become an artist”，被人说没有艺术能力才降格搞批评，她怎么可能不憋屈，不尽情用贬低著名演员的艺术修养来进行报复呢？ 她代表的也是不被爱的痛苦。

是的，文人和艺人有时候会气量狭小，乐于互扁，但他们中间少有大奸大恶之人，大多有着孩子的性情。过分软弱任性的会令人厌恶，成熟坚强起来的就会相当可爱。但不论如何，那个鼻子被打掉，缠着绷带的鸟大侠(old man's Icarus) 是在媒体文化中从事创作的男人女人们的一副群像。他们脸上的绷带是真正的大鸟标志，瘸了残了，还是要飞，并且永不着陆。


p.s. 虽然这部片子总体不错，但对女记者和亚裔记者的脸谱化嘲弄让人有点生气，本来好好的作品，为何一定要用这么粗俗低劣的搞笑手段？ 褒扬管褒扬，这个缺陷还是很刺眼的。

     
    看完《鸟人》不禁大呼，魔幻与荒诞的表现手段在不少时候对付起解决现代性的悖论与困境真是游刃有余啊，它是狡黠的，是清醒的，又是充满灵气的，不过从艺术的沉醉里清醒过后，大家知道这终究只是个基于现实的笑话而已。

     其实《鸟人》的本质还是作者式的自省（或者说是自讽），但是这种自省不像今年锡兰《冬眠》里契科夫式的喋喋不休，他的表达方式要更加的新颖和鲜活，冈萨雷斯搬用文学流派里一种充满生命力表现方式大胆的进行了镜头表达的革新，毫不留情的剥下了现代艺术和商业之间仅剩的遮羞布，在现实与戏剧的对立与融合中实现了极富想象力的一次充满自省味的讽刺。

     《鸟人》里大胆革新的表现方式让电影充满着灵气，这种反主流的气质和电影所呈现的思考保持着一致，具体到电影里的角色，基顿所饰演的角色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自身拥有反主流、反消费主义的气质，他认为他早年在全球卖出十几亿的垃圾电影还不如现在的这800人一场的清贫舞台剧，他是具有艺术野心的，但是他早年受益于消费文化得来的自我膨胀和知名度却成为了终生相伴的魔影，它既是绊脚石，也是潜在自省的具象化表达。他渴望得到艺术的认可，内在里却又难以抛下那种存在感带来的满足感，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寻找自身的存在感，但是现实状况中的自我价值并没有得到太大的认可，存在感很弱，但是早年的社会认可又不是他想要的东西，虽然这种表面他所排斥的popular却给了他膨胀的满足。在自我价值和社会认可之中拼命的挣扎，魔幻主义的手笔便大放异彩。

    Popular这个词本来就有大众化的意思，可是基顿实现价值的超我确是基于极端孤独的自我，sam抽大麻与父亲争吵中的无心之言，基本上把现代大众感知中的存在给说了出来，这种基于感知而来的存在，在现代信息与传播中被演化的变得非常畸形，他甚至可以强大到树立另外一个非我的意志，而这基于极端而形成的意志对抗，大抵也只能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笔下一鸣惊人了，存在这复杂的哲学话题在电影中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出现，电影中自我意志与非我意志抗争演化于自我价值与大众认同的挣扎，两者在电影中的关系以戏剧与现实对抗的形式出现，但是到了故事的后半段，这种对抗慢慢在魔幻的手笔下演化成了无解的共生状态，于是鸟人真的就成了可以翱翔的鸟人。在电影中后段，基顿醉后露宿街头，一个意志登上楼顶飞跃城市飞回剧场，一个意志了出租车回到剧场，终究是现代性的悖论，这一刻的他已经得出了完全无解的答案，对抗的两者之间已经失去了明显的界限，但是更大的自我意志力还是催使他回到剧场，而舞台剧结尾的自杀，便是那一刻自我对这种无解答案的最终回复吧，要是电影到此嘎然而止，整体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因为这样的一死实在是懦弱的逃避，所以鸟人是不会死去的，意志也难以消灭，最终没有死去的基顿在这献祭式的表演中收获了巨大的社会认可，戏剧感得到了更大的突破，但悖论依旧，顽疾难除。这时候躺在病床上的基顿脸上居然缠着有点像鸟喙医疗绷带，这隐晦的一笔真的是非常经典，社会认同塑造下的非我的意志没有走，实现个人价值的自我的意志也还在，于是鸟人望着窗外自由的鸟儿，一跃出窗，在女儿的注视下翱翔于城市中。这一刻，魔幻主义的表达给我们带来了一幕艺术的飞升。

      冈萨雷斯在处理这部电影时故意抛弃了叙事上的复杂性，却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空间的延展上，剧场后台、舞台、街道、广场等环境的拍摄中，大量使用了无缝的长镜头连接，这些不一致的空间带来的逼仄、分裂、空旷、间离感给电影角色内心带来了相应的延展性，配合这迷乱的鼓点，从逼仄的后台到分裂的舞台，从拥挤的广场到空旷的城市上空，长镜头肆无忌惮的游走，在戏剧与现实、对立与共生之中悄无声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电影的工业属性，这略具革新的表现方式正切合电影超现实的气质，灵气之足。

     《鸟人》中的讽刺与自省是显而易见的，电影中二元的对立挣扎深深扎根于现代性之中，无解的悖论、价值的对抗、存在与虚无，永远没有答案。值得庆幸的是在艺术的形式中它们可以得到极致的飞升，因为艺术不需要一个答案。

     所以，做评论是多可悲的一种事。

在入围奥斯卡最佳剧情片的诸多电影中，《鸟人》显然是与众不同的。它不仅有着充满魔力的、肆意纵横的电影语言，而且相比其他几部四平八稳的学院派作品，《鸟人》对人物内心、人的普遍性困境的狠辣关注，使它有了一种琐碎混沌中难得的人文气质。
其实故事并不复杂，过气的中年演员Riggan ，自编自导自演卡佛的短篇小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试图以这部严肃的百老汇作品摆脱“birdman”（飞鸟侠）， 这个带给他名利，也禁锢了他的好莱坞形象。不出意外，与事业的困境相伴而行的，还有家庭关系的严重问题。
这部舞台剧，也就成了他所期待的能够解决中年危机的方案。但他对自我实现、自我认知的迷惘和挣扎则无时无刻不环绕在他的周围。
在这个看似老套的故事中，《鸟人》的表现手法有两个非常醒目的特点：其一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伪）长镜头——把剪辑点隐藏在快速的横移或者黑屏中，或者是利用特效，制造一镜到底的效果，使得影片直到四十分钟后，才有了第一个能被观众明显意识到的剪切点。
摄影师Emmanuel Lubezki在贡献出《地心引力》开头那个堪称2013年最美妙的电影长镜头之后，又在《鸟人》里前进了一步。但与《地心引力》那种平滑优雅、让观众身临其境的长镜不同，《鸟人》的镜头持续地跟随着人物在逼仄的走廊里不断移动，那种探幽的感觉甚至会让人感到眩晕与憋闷。配合作为背景音乐的打击乐，这种不间断的压抑前行很好地外化了人物的心理处境。
最后一次预演结束后，镜头第一次长时间停下来，直视一条非常狭窄的红色走廊超过十秒后，Riggan才缓缓出现， 镜头跟随他进入化妆室。结合人物此时的心理状态，恰恰与他激烈对抗之后突然陷入一种凝滞麻木的状态形成了良好烘托。
另一个特点则是戏中人物与演员生活状态的暧昧契合。迈克尔·基顿（Michael Keaton）是两部蝙蝠侠电影的主角，在急流勇退之后不温不火，出演这部电影，恰恰类似于Riggan制作百老汇戏剧的绝望抵抗。
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饰演的Mike，也是一个与他本人类似的、才华横溢但非常自我的方法派演员。而戏中无处不在的、出现在人物对话里的现实电影人，以及Riggan始终难以摆脱的以超级英雄电影为代表的电影圈，影片的态度是充满讽刺的。
而如果把这种态度视为电影想要表达的观点，那么影片就落入了廉价的对消费主义电影产业的批判，从而会遭遇在结构中反抗结构的悖论：你本身也是好莱坞电影工业中的一环，你的批判就摆脱不了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但由于这种戏里戏外人物分别设置的暧昧，就打破了“人物是虚假的，电影借人物发言”的定式，由于戏中人物与真实人物的高契合度，表现空间就跳出电影，向着真实世界伸出了触角。
在以演员为叙事中心的电影中，一个重要主题是他们的自身形象与舞台形象的交缠与挣扎。演员这个特殊的职业，容易在叙事中清楚地甄别出以舞台形象为代表的外在形象，和真实的内心形象。作为主角的Riggan，更是有一个具象的飞鸟侠如影随形：他身穿着飞鸟侠的戏服，不断地挑战着Riggan试图摆脱这一形象的努力，诱惑着他回归外界认知的自我形象。
而Riggan的最大困扰，就是他存在着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他的解决方案是努力跳出那个飞鸟侠的形象，让人们 认识到他是一个严肃的、具有艺术追求的演员。而符号性的百老汇、卡佛作品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纠结也就在此出现，因为他其实是以符号性的追求来摆脱另一种符号，以外在的、标签式的认同来寻找自我认可。这就意味着他其实并没有一些“不疯魔不成活”式的艺术家所拥有的自信，不能通过接纳自我来完成自我实现。
更加恐怖的是，在追求更高层次的符号认同时，他不断地自我怀疑，自我厌弃，因为那个飞鸟侠的外部认可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真正的自我。正如那个剧评人指出的，他只是个没有才华的、俗气的好莱坞明星，还不自量力地想要搞点真正的艺术。可怕的不是山的那边还是山，而是我指着大海的方向，却没有越过山丘到达大海的能力。
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危机，同大多数人一样，Riggan也难以自信地建构一个自我形象，他表面上极度排斥别人强加给他的自我，但实际上却极度依赖外部评价。尽管他鄙视不知道罗兰·巴特的记者，但却十分看重天才演员Mike对他的反馈。
这样的矛盾性，致使他对每个人的重视程度乃至情感都呈现一条抛物线， 逐渐上升又迅速下降。正如他妻子指出的，他难以分清admiration(仰慕)和love（爱）的区别。
而相反，Mike则找到了存在主义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似乎只能在舞台上找到自得的存在方式。但在truth和dare之中，他永远只要truth。影片中强调了镜子的运用，几乎所有主要演员都有面对镜子的镜头。而面对镜中的自我，所有角色中也只有他能做到坦然。

《鸟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显然是经历了预演全面失败的醉酒之夜后，在飞鸟侠的不断鼓动中，Riggan终于飞翔起来奔赴剧场的段落，那个外在的虚幻形象此时具备了某种励志式的力量。在这里，我需要提出两个潜在的文本，一个是作为励志金曲的“I believe I can fly”, 另一个则是Riggan提到的，他想要成为的伊卡洛斯。
前者是正面的、洗脑式的强烈鼓舞——我相信我能飞，那么我就一定能飞起来；后者则是充满悲剧性的宿命感——飞得太高，翅膀就会被融化。
“飞翔”这个概念，在双重的潜在文本之下充满了矛盾，也就是说，无论我接不接受外界强加给的我不认同的形象，我早已被这样的形象禁锢，难以实现自我。从这一形象中汲取信心是虚幻的、打鸡血式的自我蒙蔽，但要说彻底摒弃这一形象，我却没有这样的能力，或者必然是悲剧的结局。
无法摆脱这一困境的Riggan，在借角色之口痛陈对爱的需求（其实是对认同的需求）后，对自己开枪。但讽刺的是，没死成的他，却被评论界冠以“超现实主义”，变成了比超级英雄更高级，但本质上毫无分别的符号性形象。他对这一困境的最决绝的抵抗，反而被社会包装一番，给他打造了一副更牢固的枷锁。那块蒙在脸上的纱布，更像是飞鸟侠面具的变形版。
所以，影片结尾他的纵身一跃，到底是又一次决绝的反抗，还是终于接受飞鸟侠的形象，亦或是打破自我实现的迷局，找到了悠然的自由？
电影没有给出答案，面对这样的困境，本就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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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蝙蝠侠”带着一众“绿巨人”“蜘蛛侠”“金刚”的卡司参演一部叫《飞鸟侠》的电影时，编剧和导演本意就表露无遗，片中里根从好莱坞辗转到纽约百老汇拉来一帮演职人员自编自导自演戏剧，对应于冈萨雷斯召集迈克尔•基顿、爱德华•诺顿、娜奥米•沃茨、艾玛•斯通等进入《飞鸟侠》。就是要模糊现实与戏剧的界限，达到一种电影即现实镜像的效果，讽刺味儿不捅就破。电影中里根的角色仿佛为基顿量身定制，“飞鸟侠”就是基顿早年拍摄《蝙蝠侠》的映射（现在明白了港译片名的妙处了吧），基顿这些年来在电影圈或者说在好莱坞的沉寂也对应于片中里根的状态。
关于人戏不分的电影，经典不少，大家比较熟悉的有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今敏的《千年女优》，波兰斯基的《穿裘皮的维纳斯》，或者阿萨亚斯的新作《锡尔斯玛利亚》，都是这种类型的杰出代表。其实，早在84年伯格曼拍的《排演之后》也是现实与戏剧不分的杰作，不过没多少人看过。《排演之后》这电影竟可以分两种方式看或者说观众会产生两种观感，一是电影里的人在讨论舞台剧，二是电影里的舞台剧里的人在讨论舞台剧，出现二的效果的原因是图林出现后奥琳的静止处理方式。此种电影的表现方式是，在现实的部分观众也可能觉得他们在演戏，在演戏的部分观众又会感觉他们夹杂了由现实部分带来的情绪。比如《锡尔斯玛利亚》中女演员与助理为电影对台词的时候往往就是台词与真实对话切换，到最后难以分清哪里是现实哪里是戏剧。当然这也是电影的精妙之处，而且往往有深不可测的讽刺效果。
《飞鸟侠》中在里根耳边嗡嗡作响的鸟人其实是编导塑造的里根人格分裂角色设定，这一做法精妙，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好莱坞超级大片对演员的影响刻画得入木三分。一部超级大片能将一个默默无闻的演员瞬间全世界家喻户晓，跟随来的名望钱财粉丝滚滚而来，然而一旦系列电影终结，或者演员退出，整个世界变得异乎寻常的安静，演员的情绪落差导致严重后果，电影里的里根直接就精神分裂了，出现幻听幻象。不只这样，冈萨雷斯在电影结尾时候再做了一次升华。之前里根的幻境一直只出现在他独处的时刻，最后一幕，里根女儿也见到了此种幻象从而露出微笑，电影一下子笼罩一股魔幻风格。
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电影中里根在戏剧里爆头自杀了三次，每一次都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编剧不紧不慢将剧情推进，又兼具有节奏感。第一次，剧团的男演员受伤，（电影里黑了一圈众好莱坞A级大咖之后）里根只得找来麦克救场，然而这却是个难搞的百老汇演员，在舞台里肆意而为，里根被气得晕头转向，看着舞台上麦克的勃起，里根无所适从，镇定下来后将自己终结；第二次，与女儿的那番讲话刺痛了里根，虽然尖酸刻薄，却道尽一切真理，也是父女俩难得的一次交心，里根本来心力交瘁，瞥见麦克与女儿搞在了一起，心烦意乱，出去抽烟，没成想衣服被卡主，只能绕过广场从前门进入戏院，引发围睹，里根急中生智，在台下表演，排演顺利结束。第三次，正式首演前，里根通过与戏剧评论家迪金森女士的争锋相对交谈，宿醉一宿，在白天一度沉浸在幻想之中，在纽约天空翱翔，释放了自己，登台时达到忘我境界，道具枪也换了真枪实弹，爆头一击，反响空前。一镜到底的伪长镜表现方式，以及高度的与表演契合的摄影，都需要强大的剧本保障，这也是我今年特别推崇《飞鸟侠》的剧本的原因，推荐大家去读。
之前提到过《飞鸟侠》具有魔幻风格，虚实结合的镜头语言在真人电影里实属罕见，尤其是电影后半段，里根宿醉一夜后，出现的鸟人大战怪兽场景，以及里根翱翔在百老汇街道上空的场景，我竟然想起了高畑勋的《辉夜姬物语》，同样是主角的幻象，同样是主角释放一切勇敢做自我的表达，此种场景每次看都惹我飙泪，肆意一回的人生是他们的，也会觉得好励志。这种虚实结合的场景往往出现在天马行空的动画电影里，今年的另外两部动画《男孩与世界》《寻找隐世快乐》也是很有想象力的作品，推荐大家去看。
特别提醒大家关注电影中女儿对里根，里根与戏剧家迪金森女士，以及宿醉后鸟人与里根的三组对话，电影的思想就埋藏在这三段对话中，值得细细品读，我要再次对编导竖大拇指。
电影里，里根的戏剧在评论界获得良好口碑，咸鱼翻身，一向对好莱坞嗤之以鼻的《时代杂志》戏剧评论员迪金森女士也不得不用婉转的语句盛赞。电影外，迈克尔•基顿最近接触各种新片的动向的新闻纷纷传出，演艺事业起死回生。电影延展到现实中了，《飞鸟侠》又成为了预言，像逃不出的命运，也像拼命钻进去的陷阱，好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