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我朋友的家

冰冷的铁门是前一段令人略感窒息的修铁门的和男孩爷爷的絮絮叨叨。 温柔的木门是后一段阳光斜射下落入墙檐的雕花。 老一辈木门的工艺繁琐细致，就像老人慢悠悠有耐心地带着男孩找他的朋友，捡起路边的小花夹在作业本里。 而发现那里是自己之前去过的另一户的林马家，不愿意让老人失望的男孩把作业本藏在衣服里。 而书本上的小花上戛然而止是阿巴斯的温柔。 冰冷是相互传递的，温柔也是。

他人即地狱，内心受泯灭，教育理念和社会环境相排斥。阿巴斯就喜欢这么静静的拍一件小事，但看上去你会发现很多大事。回想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跟“旅”途路程脱不了干系，一场行动便尝尽百态滋味，就像人生不止是一场旅程，更是一场抉择，一出命运的悲喜剧，阿巴斯给你展现了其中的一幕罢了。那种荒诞感透露出的现实主义，在本片中主要体现在一个没必要的事物反应出纯真的信用和性本善与校园教育的违和，和家庭社会的违和，极其内敛的顺便把伊朗人民的生活现状体现尽致了。“我就是穆罕默德，这里很多人叫穆罕默德，我不认识你的穆罕默德。”“他家门口有棵枯树，我们这有很多枯树。”“买点苹果吧，这些苹果真的不错，苹果是不错，但我没有牙了。”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眼里，对事件认知不一样，比如在成年人眼里看来不足挂齿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就像生死一线的大事。那朵夹在本子里的鲜花，是人类本性最初始和纯洁之善，人类社会最后的靓丽之色了

几个top影评里面已经把小孩子的形象聊得很充分了，我这篇就来说说电影中的大人形象吧。

阿默的母亲几乎是首当其冲地展示了成年人对小孩的冷漠与无视。阿默一遍遍地试图告诉母亲：我不是去玩，我只是想把作业本还给同学，不然他要被惩罚的。可母亲对此几乎是完全没听进去的，不停重复着，你得先做作业。而且她自己也被这样的重复折磨得无比烦躁，以至于接下来的每次重复都增加了她的怒火。可是母亲也确实是很忙碌，作为一名传统的伊朗妇女，母亲马不停蹄地在家务与照顾小儿子之间奔波。几个镜头里面，母亲手上的活就没有停过。作为家里的小劳动力，阿默也被赋予了做一部分家务的责任。虽然母亲一直催促他写作业，可他每每一动笔，母亲就来叫他帮忙做个家务了，有时是给弟弟拿奶瓶，有时则是去捡衣服。这样的现象在电影里十分常见。阿默的同学里面，有因为做农活而无法完成作业的例子，而阿默跑去山对面村子时，帮父母做农活的小孩也比比皆是。这在当时的伊朗农村应该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小孩子往往被当作一个不成熟的劳动力而不是一个需要成长的孩子。

另外一个形象就是电影中出现的老人。第一种是阿默爷爷那种迂腐、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在第一次回到村子时，爷爷在明明随身携带香烟的情况下让阿默去找烟，即使是妈妈帮忙找烟了，阿默也会因为没有亲自去找烟而收到斥责。爷爷说这样是为了让阿默学会服从长辈的话，继而便搬出一个毫不相干的修路的故事来论证自己的道理。活像一个被生活霸陵后的弱者，在生活那里琢磨到一个毫无逻辑的规律之后强行灌输给另外一个更弱的对象。爷爷在面对阿默的时候气哼哼，但是在遇到修铁门的门匠强行要走阿默的本子时，也只能一言不发。他向阿默灌输着所谓的“discipline”，然而这样的discipline又能怎样赋予你力量呢？阿默的奶奶应该也属于同种人。在看到阿默与母亲的沟通不畅后，作为长辈的奶奶完全没有要起到促进沟通作用的样子，而是继续向阿默强调“上楼就得换鞋”。奶奶已经太老了，和那位病患奶奶一样，不想介入任何矛盾与纷争，只愿守着自己的小地方维持一个最最表面的规则。

另一种老人是做木门老人似的善良且絮叨。做门老人是电影里为数不多好好听阿默说话并为阿默提供帮助的人。老人腿脚不好，远追不上小阿默，便带着阿默慢吞吞地走到同学家。镜头里，二人从傍晚走到黑夜，墙上反射的窗户玻璃影子诉说着老人过去的成就，也衬出他今天的孤单--年轻人都换铁门了，据说铁门能用一辈子，可是你去问问，那些木门有哪个坏了的呢？木门老人没有那些冷漠，却有他的孤单。善良的阿默在发现老人带他来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同学家的时候，为了不扫老人的兴，悄悄把本子塞在衣服下面再回去见老人。一老一小两个善良孤独的人就在这夜色里相伴。

整部电影只有83分钟，讲了一件还作业本的小事，却用小朋友的视角反映了太多成人世界的东西。电影中的成人世界并不丑恶，成人们也各有各的束缚与无奈，也就是这些东西塑造了迂腐和冷漠。那些大人的话语，偶尔也让我想起我自己：我是不是也这样说过话，也这样对小孩做出过反应？能让我想到这些的儿童电影便是成功了，它让我们不想再塑造那样的大人，也鼓励我们去保护阿默那样的小孩。

（文/小七）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是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执导的一部儿童电影，该片拍摄于1987年，1989年在洛迎诺电影节首次公映，同年获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

单从情节上看，故事十分简单——伊朗的一所山村小学里，八岁的阿穆德错把同桌内玛扎迪的作业簿带回家，因为担心内玛扎迪被老师开除，在不知道同桌详细地址的情况下，他开始独自奔跑在前往波士提的路上。一组长镜头以伫立不动的旁观视角目送阿穆德爬上空旷原野的“之”形坡路，静静等待着孩子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缩成微渺一粟。阿巴斯认为：“特写并不意味着距离拍摄对象太近，大远景镜头也是一种特写。”奔跑中的阿穆德在广袤的自然景观里弱小如蝼蚁却又显得异常坚韧，步履不停地移动在蜿蜒曲折的漫漫长路上。

阿穆德的寻找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第一重阻碍是来自于规训的压力，当他提出送还作业簿时，母亲只是反复强调“去写功课”、“听话”，间或使唤他去做些拿奶瓶、摇摇篮、买面包的杂事，对于送作业簿的诉求，母亲始终置若罔闻。几番挣扎后，阿穆德趁母亲不注意揣上作业簿飞奔出门，出于孩童的单纯和执拗，阿穆德作出了一次反叛，由此开始了他的寻找。

事实上“规训-反抗”的二元对立贯穿着整个叙事，影片的开场便是老师批评学生“你们不知怎样守规矩”，但这种训诫十分冰冷蛮横，甚至是无理粗暴，因为“保持安静”意味着连打喷嚏的身体本能也不被允许，稍有违逆就会有惩戒降临。就这样，过于用力的规训深深地融于日常之中，它既是老师对“起立、坐下”的刻意训练，也是阿默德爷爷口中的 “两周挨一次打”——即便是没有犯错。这种不平等的规训广泛存在于社会架构内，放置到成人与儿童的相处模式里，强势的一方利用天然的威权来压制弱势方的个性，他们为麻木和不讲理套上“规矩”的外壳，从而堂而皇之地将精神阉割奉为信条。通过阿穆德的所见所闻，我们看到的是不富裕的大环境、低欲望的社会氛围以及普遍的精神禁欲，种种这些无一不屠戮着人的神经，儿童的纯净就像是从格栅缝隙里透入的新鲜空气，暂时地打破了单调和沉寂。

作为伊朗新电影的领袖，阿巴斯被誉为“继黑泽明之后最具有东方精神的亚洲电影导演”，他向儿童的内心世界投去关照，也带着对伊斯兰民族的内省。影片中，世代相继的纲常伦理充斥着独属于成人的正义性——老师不信任学生、阿穆德的妈妈认为他只是想出去玩，而小孩子却被反复告知要无条件地信从大人。时值二十世纪末期，技术进步带来巨大的社会变革，做工耗时的木窗门很快被坚固结实的铁门取代，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源自古兰经教旨的古老传统遭受着猛烈冲击，面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崩坏，阿巴斯以穆斯林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关于“寻找”的寓言，并试图通过孩童的眼睛来探求精神的皈依之地。

阿穆德面临的第二重困境是由失语导致的传播隔阂，在成人世界和儿童世界完全割裂的语境下，双方无法有效沟通。秃顶的商人从孩子牢牢守护的作业簿上撕走一页，却在阿穆德焦急地询问“你是穆罕德先生吗”时失声了，没有人想要听阿穆德讲话，不管是极力兜售铁门的商人还是卖苹果的妇人，他们只顾着表达自己的想表达的，对反馈的信息选择性屏蔽。

阿穆德带着或错误或模糊的信息一次次地出发，辗转于交错林立的楼房和巷道，还在一个三岔口与一只看起来同样迷茫的牛相遇。仅凭一个笼统地名苦苦寻人的阿穆德不禁让人想起契诃夫小说中的凡卡，小凡卡写给祖父的信同样只有名字和一个极其模糊的叫做“乡下”的地址，那封载满愿望的封信不可能送达，而成人与孩童之间的隔阂也使得这场寻找注定要以失败告终，阿穆德终究只能在遥遥相隔的两地间徒劳地往返，遍寻不获。

所幸的是，在一排排紧闭的铁门中，仍有一扇木窗愿意为他敞开，尽管相互取暖的两人——以传统木工为生老人和作为儿童的阿穆德身上都带着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属性，好在窗隙漏出的温和光亮足以破开失落的一地漆黑，正如阿巴斯所言：“我们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活着不能没有希望。”

影片的最后，回到家中的阿穆德替同桌写完了功课，终于使其免于受罚，有人疑惑，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这么做呢？何苦于寻找。但小孩子总是超乎想象的执拗，大人偏好妥善周密的权衡，儿童则执着于最简单的想法，认准了什么便认为是全世界，涕泪涟涟的原因可能就是一颗糖、一只兔子乃至一个微小的表情、一声哂笑，他们认真而细腻地感触着所及的一切，而忙碌的大人可能只是嫌哭声扰人，呵斥道闭嘴。在另一部伊朗儿童电影《小鞋子》中，阿里在长跑比赛里获得了冠军却倍感沮丧，因为他拼命奔跑是为了许诺给妹妹的一双球鞋，但那是季军的奖品。阿穆德的奔跑同样是献给成人的童话。

成长使人学会发号施令，却忘记了如何去倾听；人们懂得了怎样获利和谋生，却把那个也曾羸弱无助的影子埋葬在找不见的深处，只有“守规矩”、“两周挨一次打”作为印迹被再一次地传递了下去，童年在老去，我们逐渐缄默，被日复一日的规训和教条框紧，在流逝的时光里无声无息地褪色成冷漠的利益体。对于阿穆德的爷爷而言，几十年前他或许也是这样的一个孩童——面对大人唯唯诺诺，直到有一次因为年少珍爱的光而鼓起勇气，也曾反抗过、哭泣过、挨训过，只是屠龙的勇士终成恶龙，当他满面皱纹地坐在石阶上跟人谈论起教育之道时，既不会从奔跑的阿穆德身上获得共感，也不可能施予小孙子半点理解，他只是以一种强硬的、习得性的口吻命令道：“去帮我拿香烟，阿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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