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

电影一开场，诗人马高和朋友黑仔喝得醉醺醺的，坐着马车，后面跟着一帮吹喇叭鼓号的乐队在南斯拉夫柏尔格雷德的街道上飞驰而过。这两个醉鬼一边高喊着革命口号，一边胡乱鸣着枪。马高温柔善良的动物园管理员弟弟伊万在家门口兴奋的看着哥哥轰轰烈烈干革命的壮举，心中羡慕不已，可作为一个普通跛子的他，除了结结巴巴的恭维哥哥之外，也只能在动物园照顾他心爱的动物们。

第二天一早，二战来了。

一只愚蠢的白鹅疯狂的啄受伤老虎的脑袋，结果被恼羞成怒的老虎一口咬断了脖子；伊万抱着自己的猩猩对着死去的动物尸体们嚎啕大哭；黑仔本来不管不顾继续在家吃喝，后来实在被连续不断的枪炮声激怒，决定拿枪出门教训这些不知好歹的外来德国人；黑仔老婆喋喋不休的唠叨着，说黑仔分明是去剧院找相好的演员娜塔丽亚；马高正在妓院风流快活，枪炮声和剥落的房顶墙皮吓跑了光屁股的肥硕妓女，马高只好靠在窗边自己打着手枪达到高潮……

这就是南斯拉夫，一个疯狂的国家，一个疯狂的时代。故事就在这个疯狂世界里展开。

后来马高爽毕在小广场找到魂飞魄散只知道抱着猩猩哭的弟弟时，我眼睁睁看着他拎起不知道在哪拣来的黑猫，把猫当成块破抹布一样擦他的皮鞋。黑猫嗷嗷乱叫，我则看得哈哈大笑。这时起我就确定了，这是个荒诞喜剧反战电影，如果不深刻，那它至少还搞笑。

我只猜对了一半。

电影从头到位的确都在搞笑，其荒诞夸张的喜剧表现手法颇像《大话西游》，尤其是演员娜塔丽亚在柏尔格雷德大剧院舞台表演的场景，几乎可以丝毫未动的搬到一部典型周星驰电影中去。除了伊万，电影主要人物中简直就没一个好人，大家都没什么原则，娜塔丽亚是个墙头草，马高是个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和出卖朋友的伪君子，而黑仔也好不到哪去，行事莽撞又愚蠢，还在个破箱子里不小心引爆了手雷把自己炸得七荤八素！黑仔的那票乐队们一天到晚跟着他，除了奏出些令人烦躁的疯子音乐之外，一到关键时刻只会喊：“完了完了，灾难来啦！”

在这样的疯子情节中，故事从二战一直讲到50年后的内战。

这就是南斯拉夫，一个多么“有趣”的国家！

1918年 – 一战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组成王国，29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1941年 – 二战中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解体；
1945年 – 战后，铁托领导人民重建南斯拉夫民主联盟，翌年更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联邦共和国，46年更名为南斯拉夫人民联邦共和国，63年又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1990年 – 六盟国大选，除塞尔维亚和黑山仍由原执政党执政之外，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其余四国共盟丧失政权，政局动荡，民族主义势力抬头；
1991年 – 盟国波黑宣布独立，克塞两族发生流血冲突，内战爆发；
1992年 – 南斯拉夫解体，未独立的塞尔维亚、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波黑战火继续，直至95年在北约与联合国干预下波黑战争结束；
2003年 –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更名为 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南斯拉夫名称被取消；
2006年 – 黑山经公民投票脱离联邦，塞黑解体。

从1918南斯拉夫开始建国以来，战火就从未远离过欧洲巴尔干半岛上这片土地，民族纷争不断，流血冲突不断。电影极为荒诞怪异的表现手法所描绘的，竟然是这样一片血泪浸泡出来的土地，一个有关民族大义，似乎不应该用来搞怪嘲笑的问题。但在作者Dusan Kovacevic的笔下，这一切又都那么好笑得合情合理。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要有战争，为什么一直要有战争？南斯拉夫人，你们究竟在争什么？

我不在这样的历史下长大，在这部电影之前根本没有半点兴趣去了解巴尔干半岛这个倒霉地方，一天到晚打打杀杀莫名其妙。我只是想看看这个荒诞的故事怎么讲下去，我只是觉得这个故事真好笑呀真好笑；可没想到，看到最后，看这个国家仍旧在战火中挣扎，看伊万如同无头苍蝇一样和已经老迈的猩猩在几十年不变，废旧肮脏的地下管道中滑稽乱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了。

“当兄弟相互戕杀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真的在打仗了。”

电影最后，也如同《大话西游》的结尾一样，超现实主义象征了一把。看着也许本应该歌舞升平一片祥和的土地脱离大陆向无边苦海漂移的时候，我的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哀。真的，如果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能用钱来解决那该多好！痛苦与仇恨不再从心底萌芽，把根向下扎，向下扎，扎过一代又一代人，心也荒芜，家也荒芜，国也荒芜。只有战火，在漫布野草的荒原废墟上熊熊燃烧，将天空染成血状殷红。

导演Emir Kusturica和剧作者Dusan Kovacevic，你们荒诞不经的外衣之下，隐藏的究竟是怎样的创伤之心？！这是多么强烈的爱与痛，才能幻化成魔鬼梦魇一般的故事，连我这样不相干的外人，也不得不随着你们，在狂笑之后掩面而泣……

在所有的电影中，如果只能够选出一部最好的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地下》。
记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没有天空的都市"。
其实，这个名字更能够激发出一种对现实的隐喻。

这部电影的出现使得我对整个南斯拉夫的电影都怀有一种敬意。
这部充满历史厚重的电影呈现出一种悲怜的反思，直指这个民族多难的的根源——战争。

战争开始于外来的入侵者，但人类内心的贪婪、征服的欲望、对权力的渴求、对政治的热衷却
非入侵者所独有，因此这个民族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人类每个民族的历史。

《白鹿原》的开篇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地下》是南斯拉夫的密史。一部用电影叙写的民族的史诗，一部不是颂歌的史诗。

在《百年孤独》中，历史在经历百年之后难逃宿命的终结，战争也是人类的宿命吗？
在《地下》中有一句对白："兄弟相残，才是战争"，这或许可以作为战争宿命性的最好的注脚。

“看啊，这个美丽的世界”，这原本是《暴风雪》里莎士比亚式的慨叹，是年轻的米兰达初见英俊的菲迪南之时发出的由衷赞美，是文艺复兴之时对于人之礼赞，抑或是主体精神与审美意识觉醒之后对山水的发现，是山水诗的蓬勃兴盛，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欣悦豪迈——然而，当Jovan随着父亲Blacky，生平第一次离开那黑暗闭塞的地窖而至人间之时，这个年轻的孩子发出的那一声天真的赞叹，却令人心中发堵。库氏的电影里果然从来都不会缺乏幽默，甚至是极度夸张的幽默，然而穿透这狂欢节一般肆无忌惮的朗朗笑声，呈现于眼前的，却是那灾难深重的土地之上浓得化不开的沉重哀伤。

Blacky、Marko和Natalia，三个人曾多次唱同一首歌“you see the sun in the midnight，the moon in the noon”，而Jovan兴奋地指着星空中那一轮皎洁，惊喜地叫道“看啊，多美的太阳”——这样的时刻，“午夜阳光”竟有了一个确切的所指，如此幽默，却又如此五味杂陈，如此满含辛酸。

这个似乎完全没有继承到父亲般悍勇的孩子，他与有着自杀情结的Ivan和Natalia弱智的弟弟一样，同样是这片土地上残缺的象征。他们不似三个主人公，没有那样蛮横强悍的生命力，他们似乎生而残缺，精神上或生物学意义上，以及更重要的，是文化和民族心理上的残缺。Jovan指着明月的手，让我想起《雾中风景》里那一只残损的手掌，想起戴望舒笔下凄厉的句子——尽管这个孩子，他的脸上始终挂着所有的傻孩子所共有的甜美笑容，如爱弥尔，如捞渣，如傻根。而这样的甜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在这美丽新世界中猝然夭亡。

他是这片残损的土地上生而残缺的孩子，一个天生丧母的孩子。他的出生便伴随着死亡：母亲的死亡、以及与他的生命同步的烽烟战火之中这片国土历经的生死血光。这样的Jovan只能暂且存活于阴暗的地下，只能在那里依仗着强大的父亲的庇佑，拥有他甜美的笑容，拥有他年轻的新娘。然而他终于与父亲一同“浮出历史地表”，终于在清澈的水波之上惊见这世界的辽阔与美丽，终于发出了那样一句真诚而又如此天真的赞美，却又终于很快葬身水底，连悲鸣都不曾发出，连阴谋都未曾来得及发现。也许他像《白轮船》里那个孤独的孩子，也化成了一条鱼。他美丽的新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游过他的面前，她像《百年孤独》中有着诡异预感的女子一样，含着泪水纵身跳入井底，水中一袭白纱的她美丽得宛若一条洁白的鱼，宛若唱着歌曲渐渐沉没的奥菲利亚……

与这两个纯粹的“新人”不同，Ivan是一个年老的孩子，他早已经见过这个世界，却从一开始就格格不入。年轻的他一次次地自杀未遂，只有逃避在动物园中才能感受到温暖与喜悦，年老的他头发斑白而目光呆滞，蜷缩在树上如同他心爱的猩猩Soni。听了医生对哥哥的控诉之后，不堪忍受的他掀开井盖，无法自抑地重新钻到地下，企图重新回归那个记忆中的乌托邦，却只看见了拥挤的车厢里匆匆赶往意大利的人群。于是再一次回到世界之上，再一次见证了更大的谎言与不堪。对待欺骗了他的哥哥，这个一向孱弱的孩子身上竟然迸发出了那样强烈的恨与暴虐，而最终，最后一次，已经两鬓斑白的孩子终于成功地将自己悬挂在了屋梁之上。

片头那个自豪地望着意气风发的哥哥、眼睛晶亮的Ivan，他的生命却是破裂得最为彻底的碎片，他是比Jovan更大的残缺者。选择这样一个人来完成对“手足相残”的隐喻，选择让Ivan躁狂的抽打逼出Marko的那一句“只有当兄弟之间开始相互杀戮之时，战争才真正成为战争”——库氏何其残忍。惟其如此，在那个幻想的结局之中，这个孩子以旁观者的身份娓娓道来，微笑着面向观众，微笑着让孩子们记住“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惟其如此，这最后的陈述才终于让我泪流满面。

与其说Natalia是这片土地的象征，因为她美丽迷人，却又任人欺凌，甚至不无欣悦地委身于德国军官（正如同这片土地也曾经在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心悦诚服），我倒以为不必如此局限，不如认为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对南斯拉夫的某种指涉。在主角之外，在对兄弟相残、民族内战的控诉之外，在对革命和战争的大肆嘲讽之外，在种种纵情狂欢的笑声之外，这些脆弱的孩子一一夭亡于美丽新世界的空气之中，他们是谎言的牺牲品，却也是地下那个乌托邦的孩子。那因谎言而成就的乌托邦，那浸透了欺骗、背叛和侮辱的乌托邦，那可笑而充满魔幻色彩的地下乌托邦，却成了这些无母之子、无兄之弟唯一不无荒谬的归属。只是库氏的激进与矛盾，毋宁说是这片土地上冲突的激烈与矛盾，让电影在众生喧哗的嘈杂笑闹之中，竟然给了这些孩子如此巨大的悲怆的同情，同时却又在影片的后半部，1992年，让一位喝着咖啡的医生慢悠悠地笑道“共产主义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地窖？”

这也是影片最具政治色彩的一个方面。也许他们曾经有过母亲，也许他们曾经有过兄长，正如Ivan曾经热情地爱着他的哥哥，Marko曾经热烈地向往着俄罗斯。在这个属于南斯拉夫的国家寓言之中，始终未曾离开过别的国家的影子：俄罗斯、德国、意大利……Marko、Blacky，Natalia，他们心心念念着俄罗斯的饭店，俄罗斯的剧院，俄罗斯的辉煌与荣光；Blacky莽撞地冲上歌剧舞台，枪击德国军官Franz，得意洋洋地宣称他才是Natalia的丈夫，他才是Natalia之子的父亲；Natalia转身却又投入Franz的怀抱，目光居然同样情深；铁托死了，为德国人工作的医生喝着咖啡笑谈“共产主义便是一个巨大的地窖”；不堪忍受真相的Ivan钻进下水管道，企图重新回到那个“众志成城、全民造兵器打倒德国帝国主义”的乌托邦，却发现这一次的地下匆忙的人群，是急于奔向意大利的人们……

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到来之后，这片始终在“东”“西”之间飘移的脆弱国土，它告别了苏联，也告别了铁托，告别了米诺舍维其，也告别了南斯拉夫。正如同在另一部土耳其的电影《乌扎克》之中，主人公摄影师的梦想曾经是像塔可夫斯基一样拍摄电影，最终却留不住前妻移民加拿大，东与西的问题似乎一贯是缠绕在后冷战的时期的“次欧洲”区域国家的严酷问题。

20世纪是人类追寻乌托邦的历史性大溃败，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乌托邦梦想惨受玷辱的大溃败，是批判与自由的旗帜从东方转移到了西方的转折期，是东与西的概念重新被定义和谱写的动荡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影片中的全部主人公，却居然都同样地如此格格不入。医生迫不及待地上了车，Ivan却无法理解意大利，他重新回到地面，吊死在了屋梁之上。投机分子Marko和Natalia这一次也不能再顺风顺水，终于被卑微地处死。而Blacky居然成为叱咤战场的将领，这一次真的成为了革命者——然而在影片不远的将来，在我们不远的过去，我们已经看见了米诺舍维其和萨达姆的影子……自由即奴役，强权即公理，在《南方人物周刊》居然以《恶人有恶报》来浅薄地庆祝萨达姆之死，居然喜悦万分地感谢世界警察除暴安良之时，后冷战时代语境中的笔者，感觉到了某种失语之痛……

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从前有一位母亲，叫做南斯拉夫，从前有一位兄长，叫做南斯拉夫，然而南斯拉夫却从影片的一开始便笼罩在战火之中，南斯拉夫却从一开始便被遗弃（如Jovan的母亲），被背叛（如Ivan），被践踏（如Natalia）……南斯拉夫也许是一位受辱的母亲，也许是一位隔江仍唱后庭花的歌女，也许是一位高大却卑微的兄长，也许是一个睁着天真眼睛的孩子……然而无论如何，只有Ivan在被告知“南斯拉夫已经不存在”之时，惟有他才能够放声痛哭。而对于年轻的Jovan，对于年轻的今人而言，南斯拉夫或许是一个生而未闻的空洞能指，从前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至今仍然矛盾深重、战事频频的那片土地，有多少孩子能够听Ivan诉说的这个毫不美好的故事？南斯拉夫从欧洲大陆之中漂移出去，脱离了俄罗斯，也脱离了意大利，只成为了一块在冰凉的大洋水中飘荡的浮板，那一群高歌欢笑的人竟然未曾有丝毫的察觉。我不禁心生怨念了，残忍的库斯图里卡，你最后塑造的，哪里是一派祥和？那分明是更刻骨的哀伤。

库斯杜利卡的《地下》可能是将近10年前，在大学黑乎乎的录像厅里看结束的。什么都不记，只是里面吉普塞式的狂欢令我印象深刻。对了，还有地下室里飞翔的新娘，天使一般，在丰盛的宴席上空来回飞翔。

这部政治隐喻极深的电影，直到昨天重新看，才知晓一点；也直到今天上网查资料，翻了翻南斯拉夫的历史，才算知道点皮毛。对于南联盟、铁托以后的世界，对我这种不关心政治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存在。

电影开头是1941年贝尔格莱德动物园被轰炸的情形。导演库斯杜利卡有意识把动物园轰炸的血腥场面暴露出来，鸟被囚禁鸟笼，大猩猩焦躁不安，所有动物和人一样在废墟堆里走来走去，不小心，炸弹临头。最让我触目的是老虎吃掉天鹅的场景。一只老虎被炸弹炸伤，奄奄一息，旁边的天鹅不停在啄它的脸，受伤的老虎摆明是被欺负的对象，老虎酝酿很久后，一口气，咬断天鹅的脖子，两只动物在德军轰炸之下最后同归于尽。

电影讲述了南斯拉夫从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95年的半个世纪的历史。一部当之无愧的杰作。电影里的一对好朋友Blacky 和Marko 据说是有真实的人物——Milan Rankovic 和Sreten Zujovic，都是塞维尔亚人，都是铁托的亲信。Milan Rankovic就是电影里的Marko，幕后操纵者，而Milan Rankovic在战争期间负责游击队。电影里面，Marko对着炸弹说了一句话，“炸弹不是德军扔下来的，就会是北约盟军扔下来的。”这部1995年杀青的电影，证明了剧中人物的话：1999年，北约维和部队轰炸南联盟78天，投放下31000枚贫铀弹。

库斯杜利卡因《地下》获得个人的第2座金棕榈奖杯。他是戛纳电影历史上唯一三名获得两次金棕榈大奖的导演，前面一位是《教父》科波拉，后面是达内兄弟。而他无疑是最年轻的，《地下》获奖那年，他41岁。这一年，波黑战争刚刚打响；这一年，另一部政治讽喻大片《阿甘正传》风靡全球，获得奥斯卡大奖。

《地下》最直接的政治隐喻就是象征着整个铁托时期的南斯拉夫。据说每个人，每一代人，每一种宗教在地下室都有体现。由于我完全不懂斯拉夫的文化，也就完全无法分辨电影里的文化符号。Blacky被自己共产主义朋友Marko利用，在地下室里活活生产了20年的武器。他想向 Marko 证明，即使他们被外部隔绝，他们也取得伟大的胜利。Blacky 和地下的同志一起建造了M-84坦克。这个坦克是铁托最大的骄傲，他认为这个坦克是全国各个省份团结起来的产物。诗人、革命家、商人的Marko是地下世界唯一的联系人，他放着《莉莉马莲》的歌曲，向阴暗世界的人指示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最感伤和幽默的场面是Blacky和自己在地下室长了20年的儿子到达地上的遭遇。儿子把月亮看作太阳，指着鹿认为是马。这让我想起文革时期，以及更远的可笑的历史。还有人把《地下》看作柏拉图和他的洞穴说。西方哲学最初的东西也可以在电影里找到不健全的影子。

一个杰出的导演就在于他的文本的多义性。《地下》海洋里死者的相会，是向让·维果的《亚特兰大电影》致敬的结果，里面猴子Soni和主人尤娜的重逢是卓别林化的喜剧场面，还有费里尼式的大象。导演自己后来有解释，Soni ，一只猴子，贯穿电影中从头到脚的角色，象征着愚蠢、单纯，是它打开了地下室通往外界的通道，也是它找到从迷宫样的地下室的出路。在我看来，猴子Soni ，电影中唯一幸存者很有解释的意味。当它的主人终于上吊自杀，它的那些朋友都已经阵亡时，它还存在。唯一的原因或许在于它的本质，单纯而愚蠢。是不是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幸存下来？

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傻弟弟尤娜拿着拐杖把自己的哥哥、背叛者Marko活活打死的场面。中景背后，是一个十字架耶稣的雕塑，再后面战火纷飞。《圣经》里该隐弑弟的场面马上浮现在我脑海里。

电影里最美丽的场景是我不得不说的，夏加尔的油画。天空中飘荡的新娘直接模仿了俄罗斯画家的意象。夏加尔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飞翔的人是他最经典的符号。导演本人和夏加尔有很多类似处，东正教家庭出身，流放国外，无法驱散的乡愁。电影里很多场面直接是夏加尔画面的复制，人们的结婚、分离，战争场面。库斯杜利卡直接使用夏加尔的《战火》里同样的颜色和布景。夏加尔那种浓郁的梦幻色彩，几乎是整部电影的基调。

最后没有看清楚，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的画面是，一群戴着鲜花的牛度水上岸。看了英文资料，才知道象征着死者的灵魂重新进入了新的躯体内，找寻幸福和遗忘。电影镜头里最后分离的大陆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地图。库斯杜利卡将自己的祖国，和其他欧洲大陆文明分裂开来，在孤岛上一群重生的人们在宴会中酣畅淋漓的狂欢，距离欧洲越来越远……这种以强悍的幽默风格降解痛苦的方式，让我想起电影最初的一句话，“曾经，有一个国家叫做南斯拉夫”。剧终，导演打上字幕，这个故事远远没有结束。是的，一个没有国家的导演，能在电影中指明什么方向呢？一切都是没有方向的，他能做的就是将自己厌恶、喜欢的对象都放在巴尔干半岛上，漂流到不知明的宇宙尽头去。

《地下》后面三年，库斯杜利卡因为政治的“不正确性”，“反铁托”，“诬蔑共产主义”、“拥戴法西斯主义之嫌疑”等等原因，心灰意懒，没有新片问世。

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邦彻底解体，由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共和国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4月24日，身在法国的萨拉热窝人，库斯杜利卡在《Le Monde》上发表文章，写下动人的文字——《欧洲，我的城市在燃烧！》，昭告欧洲人一起拯救南斯拉夫。或许此文章可以解释一些他拍摄《地下》的部分原因,摘译如下：

“几百年来，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骚乱没有停歇过：这是一片被伟大帝国们撕裂的土地，这是被罗马帝国一分为东、西两半的土地，这是奥特曼帝国见证其终结的土地，这是奥匈帝国覆灭的土地。欧洲！穆斯林的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波斯尼亚之间的对抗是不可信的，是人为制造的，这些对抗矗立在那些死去帝国遗留的灰烬中。这些对抗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毫无理由地继续下去。欧洲！这是你的战火，需要你去扑灭它。欧洲！如果你存在过的话，是需要检验你的良知的时候了。”

        伴随着喧嚷的铜管乐，狂欢的人群反复这样吟唱：“这是正午的阳光吗？还是子夜的阳光？光从天上照射下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这段歌词几度出现在《地下》一片的高潮段落中，可作为电影主题的一个注脚。
        《地下》里有两个截然区分的世界：地上的世界经历着真实的历史风云变幻，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目睹着残酷的现实，见证了一个国家的解放和解体；地下世界则自成一体，基本与世隔绝，甚至它所经历的时间也在它的操纵者的安排下变慢了。“地下”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米高同志为实现自己的阴谋为其“演出”的一系列防空警报、一道道指示和一次次受难的表演。相应地，电影的影像体系也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单元：地上世界在自然光线的照射下独具质感，尽管许多场景都发生在夜晚，来自自然界的真实光线却赋予了所有事物清晰的轮廓，这与地下部分的影像判然有别。从小黑戴着家人来到米高家避难首次进入地下世界这一刻起，地下世界在视觉影像上就呈现为一种缺乏光的状态。由于空间狭小，“地下”初始给人的感觉非常拥堵，物与物之间缺乏明显的界限和秩序，这在后来米高根据“上面”的指示把这里建成一个秘密兵工厂之后才有所改变。
        地上和地下，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想象的乌托邦。电影中那个巨大的地下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如同洞穴中那些看着墙上的影子误以为就是实物的人们那样，“地下”的人关于“真实”的观念也完全建立在米高为他们带来的各种信息上。在这里，通过单一的途径从外面传递进来信息就带有“光”的含义。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用语言创造了这个世界，世间万物由于分有了上帝的善而变得有意义，人因为分有了上帝的理性而成为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灵。因此，人的存在和意义，人的伟大与渺小都先验地由上帝决定。如果没有上帝的理性，上帝那荣耀万物的光照，人就只能永远处于无名的黑暗中。
        光作为电影中建构影像，表现意义的基本元素之一，时常被用来印证这样的基督教神学。在布列松、费里尼、德莱叶等大师的作品中，打在特写人物脸上的顶光时常被用来表现蒙受神恩的圣宠状态。电影《地下》对光的实际运用的隐喻却带有某种渎神色彩。地上和地下两个世界确实存在视觉光线的差异，但地上世界的光只是使这个世界因为呈现得清晰而显得更为冷酷，与基督教神学中的光的救赎色彩相反。地下世界缺乏物理意义上的光源，那么电影是通过什么来驱散那无秩序的黑暗，象征性地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的呢？正是米高那编造的一道道来自上面的“指示”，一次次精心策划的表演。正是这些来自上面的信息，这些虚拟意义上的光“照亮”了地下世界。这光也就是那段歌词中唱的那分不清正午和午夜，人们只知道它从天上照射下来，豁然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的光。这种强大的反讽正是观众感受到导演库斯图里卡所营造的巨大的戏剧性张力的地方。
        这种光的意义的倒转源自库斯图里卡对意识形态化的基督教神学和共产主义之间关系的反思。基督教在现代世界的衰落使其神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并为各种社会思潮所利用。共产主义教义和基督教的这种光照论神学最为亲昵之处在于它强调：个人的意义和价值完全是由党所赋予的，个人无论在才智上多么高超、富有洞见，只要他的观念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左，就会被剥夺存在的合法性。个人是没有意义生成能力的，他只能消融在集体中，只能等待党的临幸。这和基督教神学强调个人的价值完全只能从上帝那里找到的教义如出一辙。
        除了对光的绝妙讽喻，《地下》中还有多处意象暗示了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在精神品格上的相似之处。比如，当伊凡走出地下，漂泊数年之后最终发现自己的亲哥哥欺骗了他，自己二十年完全生活在荒诞的圈套中时，他终于在教堂里上吊自杀了。这时，镜头切换到外景，呈现出耸立于兵火战乱之中那带着魔幻色彩的教堂。一只巨大的白鸟从教堂的钟楼位置飞出，从景框的上部界线出画，倏忽而去——当共产主义的理想最终破亡，圣灵也离这个世界而去。还有，米高和他妻子最终在战乱中被士兵误杀，轮椅上两具被点燃的尸体围着一个倾圻的十字架幽灵般地转圈，十字架上，耶稣像倒挂下来——当共产主义在地上世界的代理人、实际上是骗子、阴谋家的米高最终被杀死后（象征共产主义的最后破产），耶稣所代表的基督信仰也呼应性地倾覆了。
        然而，在这两幕中，库斯图里卡天才般地超越了他在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中一直在玩味的讽喻，陡然逆转了对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把人和这个世界置于被神遗弃，需要被救赎的状态，用悲悯升华了怨恨！
        作为一个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导演，作为一个生活在共产主义国家南斯拉夫的导演，库斯图里卡对这两者的感情都是纠错复杂的。在这信仰普遍衰落、价值缺失、众神遁去的世界之午夜，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欧洲知识分子，库斯图里卡无法不感到现实世界的虚无荒诞和救赎的紧迫需要。基督教传统显然已经无法难以胜任此任，尽管在历史上它曾如此地辉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南斯拉夫在经受了二战的洗礼后，一度处于共产主义的铁扼之下。当这铁扼最终松懈，原先被抑制的一个巨大隐患——民族冲突最终导致了这个国家走向解体。历史的阵痛加剧了知识分子的反思，使他们不仅要探索民族和国家的出路，也需要对伴随了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作一番总结，表明自己的态度。
        电影最后，导演安排所有原先在地下生活过的角色都通过一条狭窄的水道来到水边一块草地上，成群的牛羊也跟随他们一起来到。人们化解了所有的恩怨，围坐在一张长桌子前饮酒作乐。镜头缓缓摇过所有人，最后停在了伊凡的脸上。他转过身对观众说：“……，从前有一个国家……”共产主义确实是一个关于国家和民族的神话，因此“地下”应该永远只是地下，永远自成一体。于是，那块众人狂欢的草地从大陆上剥离而去，与世隔绝地漂浮在大海中。基督教也一样，那成群的牛羊，不暗示了这块草地就是《旧约》中上帝许给犹太人的迦南美地吗？在这充满温情的一幕中，库斯图里卡在政治和宗教上都获得了象征性地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