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我的车

一

隐蔽的剧场

十月十三日，下班骑车回去，一个下坡连急转弯，狠狠摔了一跤，下巴、膝盖磕出血。手臂打了石膏。当晚，开始看滨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现在想到这部影片，身体记忆里，还带着手臂的疼。

身体感，是滨口龙介电影给我的很深的感受。他的影片，看似由对话推动，身体若有若无，但实则身体始终在场。

以前看过路易·马勒的《万尼亚在42街区》和契诃夫的原著。所以，我对这出戏熟悉，很快就能分辨出那些被打散在《驾驶我的车》里的《万尼亚舅舅》的片段。《驾驶我的车》的剧本的主干，来自村上春树的同名短篇小说。这篇小说很短。小说里的家福，在车上会一直听着磁带，朗诵《万尼亚舅舅》的台词。但小说对此仅一带而过。滨口龙介的电影则将《万尼亚舅舅》的台词，大段地融在其中。影片能够撑起三个小时的时长，与之不无关系。

《驾驶我的车》

剧中人被困在烦嚣、空洞和绝望中，为一个没有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老教授亚历山大工作。万尼亚发现这真相，却无从改变，愤懑难平。在万尼亚身上，自身和外界的冲突变得尤为强烈。

《驾驶我的车》中，家福明知妻子出轨，却假装不知。但这种不知带来的无尽想象，像尖刀一样把他切碎。妻子去世后，他饰演了《万尼亚舅舅》里的万尼亚一角。

《驾驶我的车》

万尼亚说：「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我的姐姐，是个很好看很善良的女人。她发自内心地深爱着他，就像一个纯洁高尚的人爱天使那样。他的第二任妻子，如你所见，是一个可爱聪明的女人。」

阿斯特罗夫问：「她对教授忠诚吗？」

万尼亚回道：「很不幸，是的。」

阿斯特罗夫问：「为什么很不幸？」

万尼亚说：「因为那个女人所谓的忠诚，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帖列金（在电影中的这出戏里叫华夫）说：「我有发言权，我的妻子和她的情人私奔了。」

镜头转向万尼亚。这话刺痛了家福。台词和他的生活如此互文。他走到后场，双手拄着桌子，瘫软在地，崩溃痛哭。当角色和自身没有了距离，演戏自然也成了一件危险的事。

《驾驶我的车》

两年后，家福来到广岛，担任一个戏剧节的导演。高槻也来到这里，作为此剧的选角之一。高槻是家福妻子的一位出轨对象。分配角色要进行面试，高槻扮演阿斯特罗夫，和另一位演叶列娜的女演员搭戏，试演剧中第二幕的一段：阿斯特罗夫和万尼亚都爱着叶列娜。万尼亚怯懦，不敢行动，而阿斯特罗夫则和叶琳娜表白，并想强行占有她。

这幕戏，像镜子一样。家福大概想到自身，猛然站起身，连带着椅子发出巨响，说道：「够了。」示意他们停下。原本戏剧里，阿斯特罗夫和叶琳娜的私会，确实被万尼亚突然撞见。戏剧和生活，再一次变得严丝合缝。高槻预想的是演阿斯特罗夫，但家福让他演万尼亚。较之于阿斯特罗夫，万尼亚忍受着更大的挫败和苦闷。和家福的几次交流后，高槻融入了角色。但在首演前夕，却因打人而入狱。他本可以逃脱开罪责，但万尼亚的痛苦好像完全占据了他。他反倒渴望惩罚。

《驾驶我的车》

家福不得不去演万尼亚。电影最后，拍了这部戏第三幕里最激烈的那场争执，万尼亚对教授说：「你毁了我的生活，你让我从来没有活着的感觉。如果我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叔本华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快要疯了。母亲哪，我再也受不了了！」母亲回应道：「你要听教授的话！」万尼亚走入后台，拿起枪，重新走向舞台。这出戏里的紧张身体感，在此时达到顶点。这是高槻被警察带走前在饰演的那幕的前一段。家福和高槻合为一人，或者说，他们都成了万尼亚舅舅。家福的痛苦表情，完全表明了他已经吐掉了万尼亚这个角色。

电影递进地展现着《万尼亚舅舅》里的三幕戏。现代戏剧，往往是一群人与包围这群人的环境的冲突。所有压抑的能量，最终是要爆发的，不然个体很可能会爆炸。

《驾驶我的车》

剧场，很好地展现了空间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平衡、失衡、运动、静止、远离、靠近、下坠、抬升，不但存在于演员的动作里，同时也存在于观众的身上。同在一个封闭空间，所有的冲撞都发生在观众眼前，每一个动作的存在都有其意义。他们将自己带入角色。

剧场，彰显了身体的存在。《欢乐时光》中，鹈饲先生利用一些列的试验，引导身体。他让两个人背挨背，脚后向臀部靠拢，脚小趾用力，站起，来找他人身体的重心。他让人把耳朵紧贴另一个人的丹田，听对方内脏器官的声音。他还让人额头抵着，把手放在对方脖颈位置，对方默念一个词，让另一方猜。这些对身体的关注和交流，让人重新发现被日常忽略的身体。

《欢乐时光》

滨口龙介不是做戏剧出身，但他作品中有很强烈的剧场感。他一直在用戏剧的方式拍电影，电影里的空间很少切换。这些空间，因为演员的肢体动作、台词而被展开，被身体和话语填满。《偶然与想象》的第二个故事《把门打开》里，女主和教授不断地开门、关门这一动作，让空间延展出无限意义和想象。

滨口龙介的电影世界，是一个隐蔽的剧场，没有脚灯的舞台。

二

偶然与想象

《偶然与想象》

之所以偏爱滨口龙介的电影，在自己及在他人的身上，我都能理解滨口龙介。

两年前的五月末，研究生毕业前的某晚，聚餐完，我们几个在南秀村的那家酒吧外，铺上桌子，摆满酒，喝了好久。也是那晚，见证了好朋友那场梦一般的爱情。我们都觉得这爱太突然了，很不可思议，像高烧一样。而且，在毕业尾梢，它太容易被时间冲垮。但那晚，我觉得它的发生，很美。有段时间，我和朋友两人相依为命，过了难以计数的颓废而痛苦的日子，能看到他走出，很为他开心。现在回看，把它放在此前及此后的经历上，它只是一个偶然的点，甚至不是拐点。

这是滨口龙介式的「偶然与想象」，每个人想必都多少经历过这类事。我喜欢这两个词，它们能概括出滨口龙介电影或是生活的一些特征。

《偶然与想象》

人生由各种偶然性支配着。偶然的迷人，在于它让日常变得非日常，让生活呈现出不受控制、不可预期的那面。《偶然与想象》的第一个故事《魔法》中，两个女孩在车上聊天，美子发现朋友谷米的暧昧对象是自己前男友嘉和。第二个故事《把门打开》里，因邮件里一个字母的打错，濑川教授和村山的命运完全被改写。第三个故事《再度》中，误认让两人让很多年的缺憾得以治愈。这都是偶然的魔法。

滨口龙介惯用这「魔法」。《夜以继日》里，朝子一直没喜欢上与前男友鸟居麦相貌极像的亮平，而她真正确认自己的感情，是在311地震突然来临时，她穿过人潮，撞见正朝她走来的亮平。如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一样，外在的偶然事件，改写了两人的命运。与其说是不确定性带来的转变，倒不妨说亮平因为一场地震，成全了和朝子的感情。生活里，命运的偶然之手，神奇地让内在与外在贴合在一起。但风险同样与偶然共存。

《夜以继日》

而想象，同样是一种让人痴迷的能量。

想象，在爱人或曾经爱过的人身上，更是愈演愈烈到极致。嫉妒、焦虑、占有、表述，都能在想象中完成。《魔法》中，美子重燃对嘉和的爱意的时刻，想必是在车上听到朋友谈论起他时。她用想象去构筑那个爱过的人的形象，变得嫉妒又焦躁。送走朋友后，她立马去见他。但现实，很快把想象拉回到地面，两人一如既往地争吵不休。她用不确定的语气说出「我爱你」，却又补充了一句「但我很怀疑」。

在车上，谷米说和嘉和的第一次见面，两人聊了十五个小时，两人之间像有「魔法」，她也没法准确说出这魔法具体是什么。谷米形容这种感受：「我能感觉到我正触摸着他内心的深处，他也正触摸着我内心的深处。」

她说：「这听起来好色。」

朋友说：「我都不知道原来谈话可以这么色。」

《偶然与想象》

所有的词语，传到热恋中的人耳中，它不可能只是词语本身那么简单，说出的话都会带上一层想象的光晕。借助于想象，句子的意义从词语本身溢出。想象的语言，是言语的乌托邦。言语，为强烈的欲望而颤栗抚摸了对方，也不断向对方揭示出唯一的所指：我要得到你。

《魔法》有个洪尚秀式的结尾。美子和谷米在咖啡馆偶遇嘉和。美子鼓起勇气说道：「我爱你，嘉和。一心一意的。我想要的只有你。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人生。」谷米离席，嘉和立马追上。镜头突然拉进，聚焦到美子的脸上，她懊悔不已。谷米声音响起，镜头拉远。前一个场景，又重新出现。有如洪尚秀的电影《这时对，那时错》。后一个场景里，美子没告白，默默离开。究竟哪一个才是想象，似乎不能分辨。在想象中，有人勇敢，有人则不。但不管是想象还是现实，美子都无法确认自己的爱。

《驾驶我的车》

不确定的东西，总是美的，就像《驾驶我的车》里，妻子音给丈夫家福说的「七鳃鳗」。不吃鳟鱼的「七鳃鳗」的意象来自村上春树的小说《山鲁佐德》：「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前世就是它（七鳃鳗）。」山鲁佐德说道，「因为，我有着清晰的记忆。我记得自己在水底吸附在石头上，藏身在水草间来回摇摆，看着那些胖胖的鳟鱼从上方游过。」

《夜以继日》的朝子，也像是「八目鳗」。朝子的前男友叫「麦」。在日语里，麦与貘同音。而貘，在传说中是一种吃梦的动物。《夜以继日》由此带上了一层梦境般的色彩。影片开头，朝子偶然走到美术馆，看牛肠茂雄的摄影展。麦经过她身后，长发，目光迷离，穿白色短袖，趿拉着拖鞋，若无其事地走过一幅幅照片。朝子跟着他走出美术馆，走上台阶。一群年轻人在河堤上放烟花。听到背后的声响，他突然转身，盯住正望着他的朝子的眼睛。她怔住，失了神。他走过去，抱住她。此前，两人素未谋面。

《夜以继日》

影片就在飘飘忽忽、不着边际的感觉中行进，麦像是梦，此后她遇到的亮平则接近现实。麦消失后，她不停漂流，直到接受了亮平，一起共同生活。五年后的晚上，麦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眼神灿然烁灼，融化在麦的目光里。她跟着麦走，麦扔掉手机，她也扔，没有一点后退的决意。车划开浓重的黑夜，朝北海道驶去。她问麦真的看到极光了吗？麦说，看到了。她问，天空变得像大海一样？他说，感觉像是到了梦境一样。她说，之前发生的所有事，都像是一场很长的梦。

《夜以继日》

白昼到来，在仙台附近的海边，他停下车。她从梦里醒来，和麦说：「对不起，我不能跟你走了。我要回去了。」

麦问：「回哪里？」

她说：「回亮平身边。」

《夜以继日》

晚上的一切，像梦一样漫无边际。朝子的情感过于游离，不牢固，她像是一个局外人，在爱情里游荡，从这一个到那一个。她和好友真矢，曾邀请亮平和他朋友串桥来家中做客。家中，厨房在客厅的尽头，有一个长方形的洞口，联系客厅和厨房。她始终站在厨房内，处在众人的世界之外。人在空间里的位置，有时也反映出人和世界的关系。不过，我也愿意将朝子的不坚定想象作如此解释：想象和现实，一片混沌。黑夜让它们分开，想象变轻，上升。朝子一分为二，另一半湮没在想象的疯狂中。白昼，让其下沉。两个朝子合二为一，回归理智。麦在她身旁，她却耗尽了依附其上的想象。《夜以继日》的英文名字面翻译，即「女主一，女主二」。在想象中，每个人都有另外的自我，不一定和现实中自我重叠，反而会像扣错了洞眼的扣子。

《夜以继日》

影片最后，亮平说：「这条河真脏。」朝子回道：「但是很好看。」想象，像阳光直射到水面，光亮闪烁，四处发散。

电影之外，演麦和亮平的男演员东出昌大，确实爱上了演朝子的女演员唐田，并为她离婚，净身出户。电影把生活搅得更浑浊。但倘若知道滨口龙介拍《夜以继日》时，连续八个月，让男女主每周读剧本，多少能意识到这一切的发生，也不完全那么偶然。

没有比偶然更必然的事。

三

被词语找到的人

《亲密》

《亲密》中，我很喜欢一段长镜头：

一对男女，从黑夜走到凌晨，一直在说话。这段镜头长达十八分钟。起先，摄影机在他们的身后，只能看到两个人身体的轮廓，但看不清任何细节。十分钟后，东方破晓，摄影机跟进，从前正面拍他们，两人的面孔在光下变得清晰，天空渐蓝。两人的面容越来越清晰。

记录由夜晚到破晓，原来只需要十八分钟。以为十八分钟很快就可以过去，却原来可以持续这么久。他们的感情，也由暧昧不明走向确定。他们谈论话语。在这十八分钟里，女主念了男主写的诗：

「言语是由灵感驱动的火车，穿越整个日本，想象游历着。线路图上描绘着自我——众多我中的每一个我。想象，在每一个站点出站或离站。在每个小站停靠的，是那些像本地电车般的话语。加快我们工作的话语，像是特快电车。只对特定人说的话语，像高速列车。只在寥寥几站停靠的话语，像新干线。」

《亲密》

我很喜欢这首诗里的象征。滨口龙介的电影世界是一个话语的世界，里面有太多的对话。但每一场对话，都像是没有终点可以抵达的火车。它们的意义就在于行进，无所不谈，又什么都不谈。通往任何地方，同时也不抵达任何地方。《亲密》中，男主：「你不可能从我的写作中了解我。」

女主：「但我没有其他渠道了。」

男主：「文章并不是我的话语。所写并非所想。我只是用了那些文字。不要误以为我在抄袭。我掉入深处。那里有我的思想。我把它们捡起来。」

女主：「深处在哪？」

男主：「夜晚。它们在夜里落下。我把它们收集起来。这意味着，它们不是我的言语。我所做的，就是重新排列它们。」

《激情》

滨口龙介绍拍出了话语的诗意。但诗意，也和具体情境有关。在《激情》中，健一郎让智也形容喜欢嘉惠什么。男主一列举了很多词：她的下巴，她很善良，皮肤很漂亮，她的耳朵，她的皮肤和手指，她的声音，她的手指和指甲，等等。后来，嘉惠和健一郎出去。健一郎对她说，让我告诉你，我喜欢你什么。他重复了智也说的那些词。她很感动，以前从没听别人这么说过。回家后，她问智也，你喜欢我什么。却听到了一样的回答，忍不住笑了。智也很诧异，认真且严肃的回答，为何会引她发笑。

话语的独立性正在于此，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随机的。不同的依附，完全能让相同的词语能制造出不同意义。有些词语拉住我们，但也能把我们往前推。

《驾驶我的车》里，滨口龙介让不同国家的演员用各自母语念台词，这种问与答的「错位」极具隐喻：每个人拼命理解对方，却又在自说自话。话语，总在阻碍真正的交流。《激情》中，智也想让自己以及贵子和武史诚实地袒露自我，但失败了。贵子对他说：「你总是在装。你是个胆小的人，过这样的生活。」智也在嘉惠和贵子之间往复，像一句言语在空气里被抛来抛去，无法跌落到意义之所。

《欢乐时光》

《欢乐时光》也表达了这样的困境。这部五小时十五分钟的电影，我足足看了一周多。滨口龙介的电影时长不会让我厌弃，只有时间够长，才足以「发现」生活。毕竟电影开场不久，鹈饲先生教大家找物体的重心。而后，每个人都像是拼命在找自己生活的重心，甚至连鹈饲先生本人也是。但不论是隐忍地付出，还是坦率直白地表达，语言终究词难达意，并总是忘记它的根源于何处，让这些被困在生活里的人一再地被误解。语言，掩饰掉真实。

纯控诉道：「我感觉不到关怀，我丈夫没有做任何具体的事，他就是这样把我扼杀了。」经历离婚官司里的无数次争辩后，纯的丈夫自白道：「这个社会是更残酷的，如同风穿过树间，蓦然回首，最珍贵之物已被掠走。」纯的离婚像导火索一样，让她的另外三个朋友的生活也起了变化，她们都正视了各自生活里的裂痕。芙美的丈夫想挽回婚姻，但长年累月的积怨，早已让可能性都丧失殆尽。美美对他说：「曾经有无数次的机会，全都让你给错过了。」

整部电影里，几乎没有不破碎的人。婚姻可真是件沉重的事啊。生活就是揪心的梦与漫长的琐碎。情感，生活，都是被话语卷入的世界，但也不完全是话语的世界。

生活好滨口龙介啊。

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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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口龙介的人物总有一层光晕环绕，他们像与周遭的环境产生了脱节，处身在一个由声音（语言）构筑的抽象世界。滨口龙介的电影如此具有文学性，原因正在于此：人物总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甚至于，这是一种自顾自的言说。他们有倾诉的欲望，却没有聆听的需求。

如果我们对戏剧有足够的了解，以短篇小说称王的俄国作家契诃夫同样是戏剧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不仅因为契诃夫创造性地将戏剧的三幕剧结构改为四幕剧，他也作了如下革新：取消舞台上的戏剧冲突，让舞台生活回归平淡。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契诃夫颠覆了编写台词的模式，“发明”了角色言说的方式，即“自说自话”。

契诃夫的台词，与其说是对话，更像是角色的内心独白。角色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向观众（而不是其他角色）讲述自己的困惑、痛苦与希望。这种塑造角色的手法直接取消了戏剧冲突，阻滞了情节推进，让戏剧艺术获得了一种现代性。这一点与小说领域发生的情形是多么相像——现代小说通过描写取代叙事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革新。

在电影领域，同样存在一种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现代电影的发明从来不是新浪潮那般弄潮儿的功劳，而是依凭了一位杰出的意大利导演。在安东尼奥尼的手上，电影不再是讲故事的工具，而成为探讨现代人类情感困境的武器。安东尼奥尼所使用的技法，类似于现代小说采用过的办法，即用对人物状态的刻画取代情节推进。

无论是戏剧、小说，还是电影，现代性的发现都在于用瞬间的状态取代时间的延宕。或者可以说，这是艺术领域对伯格森所提出的“绵延”概念的实践。用“绵延”的时间概念取代传统空间化的时间概念，后者仅仅是一种对时间人为设定的隐喻。回过头来，如何以此解析滨口龙介的电影艺术呢？

《驾驶我的车》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小说，与此同时，直接援引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作为潜在对照的文本。滨口龙介电影的文学性在此表露无遗。我们可以说，滨口龙介并非一位在影像上有野心的导演，他更喜欢钻研文本。这我们对他电影的观察一致：滨口龙介缺乏一种对影像空间的塑造能力，他把注意力都用在了人物的表演和台词上。

这不是舞台导演一直在做的事情吗？看来，滨口龙介更加值得被认定是戏剧导演，他像在舞台上指导戏剧演员那般指导他的电影演员，《欢乐时光》里精彩的排演戏对此做出了极好的说明。滨口龙介正是将戏剧的要素引入到电影，创造出他个人的影像风格。这样也就毫不奇怪，《驾驶我的车》里的人物更多借助讲述塑造形象，甚至连作品的立意也可直接说出。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总会不自觉地被那些孤芳自赏的人吸引，滨口龙介的电影里塞满了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自说自话”的状态，在身上聚焦起了一道迷人的灯光。他们在把注意力移置到自己身上的同时，也连带吸引了他人的注意力。这些人物似乎有光晕环绕、并且深富魅力，其根本原因在此。

《驾驶我的车》这部电影涉及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改编形式。日本新锐导演滨口龙介在这部近三小时的长片中，综合了安东·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1898）和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驾驶我的车》（2014），在两部时隔一百多年、且文体形式不同的作品之间，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叙事。从现代性的尾声回到现代性的发生时刻，我们也因此可以从中了解不同时代人类生活的“错位”。

故事的主要情节是，导演家福的妻子音是一名剧作家，两年前意外去世，丈夫沉浸在自责和悲痛中。当他被邀请在广岛的一个电影节上执导一部戏剧时，导演发现之前与她妻子偷情的男演员也来面试这部戏，最后那位青年男演员和其他人一起入选，导演家福别有用心地让他饰演万尼亚舅舅这个角色。他的女司机十几岁就出来打工，唯一的职业技能是驾驶，但是她的驾驶技艺精湛，让导演产生了敬意和好奇。随着事件的发展，尤其是导演和男演员在车内的一次长谈，女司机渐渐明白，看似高高在上的导演的实际生活，和自己遭遇的悲剧竟然有些相似。在恰当的契机，她也向导演讲述了自己如何“杀死”母亲的故事，并带他看了自己的家乡。

影片中作为“导演”、也是主人公的家福，正在执导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滨囗以一种现代的科学语言来推进情节，同时兼有俳句和歌式的抒情，尤其是对剧中人物任何细微的情感、动作，有精妙的把握。在这部戏的排练过程中，家福使用了一种传统的方法——演员们围拢在一起读剧本——种种相似，造成了和契诃夫原作神似的效果。此外，内在于《万尼亚舅舅》中关于绝望、虚无主义、人与人之间爱与信任限度的探讨，也成为话剧演员们自身的困境。

在《万尼亚舅舅》和《樱桃园》中，契诃夫曾捕捉了俄罗斯式的世纪末情结，呈现出平庸文人和新中产者贫乏无趣的生活。而村上春树则对六十年代以来青年的生存有一种存在主义的理解。这看似无关的两个时代、两个文本，就统一在滨口龙介这位“日本电影新浪潮”导演的新作中。《万尼亚舅舅》成为整个影片的戏中戏，这听上去很老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们就能看到很多设计精彩的戏中戏。但和传统的戏中戏相比，《驾驶我的车》这部作品聚焦于戏里戏外、角色和演员之间的多层对位，以至于契诃夫及其作品不仅成为剧中的一个参照性元素，而且成为人物活动的支撑，也成为影片的重要结构单元。甚至可以说，剧中人成为影片不可或缺的“角色”。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解释，“那些总要企图去表演或表现契诃夫的剧本的人是错误的。必须存在于，即生活、生存于他的剧本中。”我们看到，《驾驶我的车》中的人物就像幽灵一样生活在契诃夫的戏剧语境中，如同导演所期待的，“契诃夫的文本有一种力量，当你说出那些台词，它能拖拽出真实的你”，之后他们按各自的秉性被其吸附、引导、转化、吞噬，最终在话剧的搬演过程中发生奇妙的“顿悟”，这个过程和原作中万尼亚舅舅、索尼娅的“顿悟”是相匹配的。

影片精巧地在主人公家福、他的妻子音、与他一起进行话剧演出的同事以及他的司机美咲之间，建立了一种话剧式的人物关系。故事在整体上是从家福的第一人称视点展开的，但是几个主要角色在剧中占据的叙事比重基本是等分的，这使他们有足够的空间讲述自己，演绎各自平行的叙事轨迹，从而使影片成为一个戏剧式的、多声部叠奏的空间，在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一种巴赫金式的对话感，不断拆解、缓和、修复着家福身上的矛盾冲突。

影片致力于使家福与周围的人发生一种契诃夫戏剧才会有的化学反应，它取决于人物在看似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抒情性场景和生活细节的展开中，渐渐产生一种关于生命意义的顿悟。家福身上这种顿悟和转变的发生，主导性的契机在于他在妻子音去世之后和自己的女司机美咲、话剧演员高月及饰演索尼娅的手语演员之间的多重交流。在这个过程之中，家福作为话剧导演的身份，潜在地暗含了一种契诃夫式的作家个性：作为俄罗斯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被他伴随着抒情的手术刀式的精确所标记，因此，对人物进行冷漠的医学观察，成为世界范围内某种典型的作家癖好。这种艺术家做派使丈夫家福最初对妻子的外遇对象高月采取居高临下的“观察家”的态度，但回过头来，在跟他的演员和司机的多个回合的交流过程中，他意识到了这种观察并非在道德上天然中立。高月说：“我很喜欢音的剧本，尽管你们不是同一个人，但是我发现你们都有一些特别的互相呼应的细节，你们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完成同样的追求。”他实际上也在观察家福的反应。作为话剧导演，家福想要用冷静的作家目光审视自己周围的人，尤其是高月。作为惩罚，他让后者饰演万尼亚舅舅，并提醒他，“尝试专注于你的文本，你需要的不是表演”；他也如此对待自己有外遇的妻子。从《神曲》中的保罗与弗兰西斯卡，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作家们已经意识到，现实中的很多困境，来自过着平凡生活的人们对于文学形象的摹仿性欲望。在《驾驶我的车》中同样如此，不过洞察这个现象的导演有一个邪恶的企图。但通过七鳃鳗故事的不同结局，他发现，正是自己对妻子不闻不问的观察，使妻子坠入深渊。就像七鳃鳗故事之中的那个男孩，明知自己家里出现一个闯入者，甚至发生了凶杀案，却装作若无其事。音看到自己的丈夫对自己不忠行为的无所作为，正是这一“不作为的作为”，向她揭示了生活无法忍受的深渊。就像女司机所说的，我们不应该把人想得过于复杂，当我们想要直视他人身上的深渊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的不是冷静地剖析他人，而是直面我们自己深处那些无法言说的部分。家福终于意识到“戏剧性摹仿”不得不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否则《万尼亚舅舅》这出戏只能前功尽弃地中止。在高月因为犯罪被抓走后，他不得已替补了高月的角色。

当然，滨口龙介无意于仅仅制造一个关于出轨、背叛与信任的家庭情节剧，尽管在表层和主线上，这是不可或缺的。在情节的倒转中，艺术家的手术刀式的冷静观察首先被解构，在道德上这种“观察”变得暧昧不清，甚至造成了亲密关系上无法挽回的恶果。“最终我们能做的，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并按照想要的方式实践自己。如果您真的想观察一个人，那么恰当的方式，就是先对自己的内心做好充分的观察。”这给对契诃夫戏剧的搬演提供了附加的含义，影片成为对契诃夫式作家人格的指责。在话剧的意义上，影片呈现了不同人物之间世界观的不可通约性，每个人“各司其职”，司机做司机的事，演员做演员的事，猎艳高手做猎艳高手的事，都做到了本真和挚爱。最初，家福把高月作为自己妻子不忠行为的恶劣参与者，默默注视他的一举一动。但在剧情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个可怕的对位——妻子和高月实际上也注意到家福的“看”，彼此的凝视构成了一个镜像叠加的“看中看”。影片中有一个闲笔，我想只有在“看中看”的框架中才显出编剧的用心，即家福和高月谈话时，两次被陌生人所偷拍，甚至第二次偷拍发生时，家福还打了那个家伙，这也导致其最后被拘捕。我们始终不知道拍照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样的事在生活中经常发生，即使不问为什么，我们也觉得可信。但我们可以假定，他知道二人与音关系，想要看他们的热闹；或者，他是现代社会随处可见的拍摄陌生人的人——导演借此控诉了影像的暴力；或者，他是知道高月狎亵的私生活的看客；再或者，他只是对导演感兴趣的某个剧谜……

在家福和女司机之间，是另外一重对位。如果女儿活着，已经23岁了，和女司机美呋年龄相当。这在家福和美呋之间建构了一种隐约的父女关系。二人也都是负罪的人，高富“杀了”的妻子，女司机“杀了”的母亲，他们都认为自己应该对亲人的死亡负责。二人相遇的地方，是另外一个象征性的地名：广岛，一个日本民族主体被杀的地方，一座被二战摧毁的城市，和平纪念公园的所在地。爱女的夭折，母亲在雪地中的葬身，都带有集体创伤的痕迹。危机不单单是由于婚姻的困境，这个“夭折”的婴儿，在大江健三郎、石黑一雄的作品中都曾出现，毫无疑问指向战后日本文化的“重生”。故事中不断漂浮的自我、他者，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我们对他人的责任，“宽恕”的限度何在，我们应该如何“赎罪”，很显然也是一个“民族寓言”文本，关于日本是否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如何承担战争责任，日本作为主战国如何又成为受战国，普通人如何既是刽子手又是被害者。在美呋和家福身上，也累积了阶层、出身、教育等方面的差异，而在差异中显现的命运的可比性，更把这种个体的“赎罪”变成一种广泛的选择。在美呋的自白中，我们知道她已经跟自己的母亲“和解”，而这正是家福被启悟的地方。他知道，是时候放下对妻子的冷漠凝视，放下在镜像迷宫中凝视他人的艺术家冲动，仅仅单纯地体验“爱”，不管对方是否双重人格或发生了背叛。美呋在某种意义上是影片中的“普通人”，也像是影片的一个“隐含观众”，她话不多，表情漠然，内心生活就像一个黑匣子，很少向人敞开，她总是在事务性的场景中才会开口，说的也都是朴素的话，她在影片中作为司机，也是“摆渡者”，也是普通人性的代表，衔接起不同场景中的情节链条，还是家福“独白”的天然受众。这就像肉身化的观众，通过她，观众代入自己。她的故事的前因后果，我们只能通过她自己的讲述才能知道，即使在最后，她跟导演一起回到自己的故乡，看到的也不过是被白雪覆盖的坍塌的房屋旧址，什么也无法说明。影片中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求证，只有司机的故事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证实。在探访她的家乡的路程中，出现了一个消音的片段，其奢华程度不亚于戈达尔《法外之徒》中沉默的一分钟。汽车从都市进入荒郊，穿过隧道、经过轮船，经过黑夜与白天，从嘈杂的市井驶过白茫茫的大地，就像一次深入潜意识的旅行，也意味着这个“抵达”就像梦一样不真实。在写实的层面上，这种处理也说得通，正如在汽车中驶入冰天雪地，我们经常进入万籁俱寂的状态。

然后是第三重对位，索尼娅的扮演者（手语演员）和她的丈夫之间甜美的爱情，与家福和音之间破裂的爱情构成对比。看似不相关的几个人物，其实围绕家福的困境构成了复调的生命轨迹，通过这些人物身上的陌异性，影片展现了外在于家福的生活逻辑和世界观，也显示了在它们敞开的过程中，家福身上产生的精神呼应。

滨口龙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巧妙地把话剧和电影两种不同媒介的特异性放到前台，在展示契诃夫剧作搬演过程的同时，从来没有想要忠实于原作的结构，而只是采撷了其中个别人物富有象征意义的对话。“念独白”这种特殊的排练方式，看似还原了戏剧搬演的场景，实际上也展现了搬演行为的虚构性和非话剧性。影片重点突出了索尼娅、万尼亚舅舅这两个角色对话的张力，穿插了“万尼亚舅舅”饰演者高月与台湾女演员的暧昧关系，但其中特别被强调的段落，都和电影中的角色有着强烈的互文关系。比如契诃夫原作中沃伊尼茨基（万尼亚舅舅）的台词：“我把自己的生活糟蹋了！我有才能，我有知识，我大胆……要是我的生活正常，我早就能成为一个叔本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咳，我怎么谈到题外去了！我快要疯了……母亲哪，我真没了希望了！”关于万尼亚舅舅的台词，充满虚荣、无病呻吟和迟到的悔悟，和现实中高月的生活构成呼应。

影片使用了包括韩语、日语、中文、英语、手语在内的不同的语言，从而提喻了全球化时代人们交流的困难，这种对人与人之间交流对话的不可能性的呈现，实际上是反戏剧的。戏剧往往假定通过单一介质的台词来传达主要情节，否则人物之间是无法进行有效对话的。但家福导演的整部剧就像一部“无声的戏剧”，角色只有通过翻译、台本提示、字幕才能够实现对话。但在电影中，这种怪异的搬演方式凸显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不可能，翻译对话的不可能，这种相互理解的深渊，正是影片的主题。媒介上的失效成为影片精心设计的表意内容。

契诃夫的话剧《万尼亚舅舅》，被批评家视为通过抒情性的沉默展现了现代人的绝望和交流的困难，而滨口龙介则巧妙地把这种沉默表面化、电影化。它引入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手语演员索尼娅，使“沉默”人格化，在聒噪的日语、英语、韩语、华语之间，人为地留下了空隙。正是通过影片的特写和近景镜头，我们才能看清索尼娅的手指、面部表情如何精准地传递出通过台词所无法传递的内容。这样就把契诃夫标志性的无声、无形的“静默”和抒情性台词进行了可见化的处理，体现出滨口龙介对电影媒介的关注。话剧中原本存在的长久、无声的“对话”，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沉默和静场来完成，然而这种处理在电影中是不经济的。作为替代性方案，滨口龙介提供了直观的关于面部表情的颅相学观察，化不可见为可见，使契诃夫的“话剧”电影化。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录音”之中，《万尼亚舅舅》的录音把话剧的文字“念”出来，而且是经由亡灵之口。在这个意义上，“音”这个名字有双重的含义，她在后半段确实只以声音的形式存在；她也是契诃夫剧中一个未登场的演员。

围绕着高月、美呋和索尼娅，也形成了精神分析的地形学，三个人分别是本我、自我和超我。影片在结构上把重点转向戏剧人物和现实中扮演者之间的互动与碰撞。这种精神分析向度上的解释空间，想必不是导演和编剧有意为之，但是确实使影片围绕家福构成三元互动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三重人格如何从最初的不匹配，随着故事渐渐铺垫发展，到结束的时候，完美地在家福身上达到平衡，也意味着他生命中最重要危机的缓解。这当然也契合于《万尼亚舅舅》的题旨，就像索尼娅最后念的：“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也成为影片结尾的台词。之后，就是恢复正常生活的美呋，如何到韩国生活，带着那对韩国夫妇的狗，度过平凡的一天。影片实际上把希望寄托在现实中的弱者身上，无论是美呋还是手语演员，现实中很少有人关心她们在想什么。但她们被赋予救赎的希望，她们来自“非语言”的世界，最终以其沉默与坚韧的价值，战胜了艺术家世界的虚无。

通过这些巧妙的设置，我们发现契诃夫原作的电影对等物并不是塔可夫斯基或安哲洛普洛斯，相反是一个以台词和对话见长的导演滨口龙介。《偶然与想象》《欢乐时光》等片中舞台剧式的的对称场景、直面第四堵墙的走位、乐队指挥机位的设计，以及充满话剧腔、强调精确性和叙事引导的台词，在这部影片中得以保持。正是因为他的角色对表情、肢体语言、台词和对话的专注，才对契诃夫原著中不可还原的抒情性场景进行了巧妙的转码。改编者的意图并不是忠实于原作的结构，相反，是在戏剧人物和现实的演员实际生活之间进行类比，从而呈现出一个关于“艺术再现”的问题，即契诃夫的文本如何把从事搬演的工作人员吸附到自己原作的语境之中，从而吞噬他们，这和《纽约提喻法》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最终，影片中人物的牢骚、追问都引向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如何审视他人身上的深渊。根据美呋的解答，我们在审视他人之前，首先应该做的是简化问题的复杂性，先确认“爱”的存在；同时，我们应该先审视和剖析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把手术刀对向别人。

在艺术问题上，滨口龙介没有偷懒，他从电影形式的角度对契诃夫的“素材”进行了处理。这体现了改编问题上的一种方法：就艺术文本作为“素材”而言，它和现实作为原始的素材相比，并没有任何的优先性。这份见解或许能帮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换到电影如何对话剧的原文进行有说服力的转化。这是一个相对抽象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从《万尼亚舅舅》到《驾驶我的车》给电影改编话题的一个启示。

本文刊于《289艺术风尚》2022/02

车选得非常应景，Saab的品牌特质和男主非常契合——理性，内敛，进取，外加些许直男。

这部Saab 900 Turbo曾经作为詹姆斯·邦德的坐骑出现在80年代早期的三部《007》小说——License Renewed（1981），For Special Services（1982）和Icebreaker（1983）中，也侧面暗示了男主曾经事业的辉煌。

此车技术非常超前，以至于油管上有人将其称为“那个时代的特斯拉”：

1. Turbo，即涡轮增压技术。现在已经普及的涡轮增压技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排气气流驱动一个压缩机，将空气压缩送入气缸，使得小型发动机能够产生更大的动力。Saab不是这项技术的发明者，也不是第一个把涡轮增压应用于汽车的制造商，但却是第一个将这项技术大规模生产的汽车制造商。涡轮增压技术的普及最大的问题在于耐久性，为了向公众证明自身技术的可靠性，Saab于1986年在美国Talladega环形跑道进行了一项世界纪录挑战，使用原装市售车辆，只换人不换车，连续高速行驶16天，累计里程80000公里， 平均时速213.691公里/小时，这个将近40年前的纪录放在今天来看都多少有些魔幻。但这代表了Saab的品牌特质——技术与进取。

2. 迥异的动力系统的布置形式。笔者第一次看到Saab 900的设计差点惊掉了下巴。先简单进行一下科普，对于传动内燃机汽车来说，发动机/变速箱经典的摆放形式基本有两种：横置——发动机/变速箱轴线与车轴平行，纵置——发动机/变速箱轴线与车轴呈90度角。产生这样区别的原因在于驱动轴的位置，如果使用前轮驱动，发动机横置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空间；反之如果采用后轮驱动，那么纵置便更有利于布置中央传动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轮驱动结构不能使用纵置发动机布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奥迪，因为奥迪兼有前轮驱动和四轮驱动两种驱动形式，因此奥迪有理由使用前置发动机纵置结构，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变速箱结构会更加复杂。Saab 900 Turbo的设计非常有趣，首先和传统发动机/变速箱串联式设计不同，发动机和变速箱为上下布置，即发动机被变速箱顶起直接装配在变速箱上方，这样变速箱上端盖可以直接作为发动机的油底壳，同时可以压缩纵向空间，非常聪明，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整个动力总成的重心太高，以及整机高度过高塞不进机舱，对此Saab的解决方案是，将直列4缸引擎倾斜摆放，解决高度和重心问题；其次是离合器的位置，用作动力接合/切断的离合器通常位于发动机变速箱之间，这也导致维修更换异常困难——需要将整个发动机/变速箱拆下，Saab的设计实际是将发动机沿纵轴线调转了180度，再通过链条连接发动机曲轴和变速箱输入轴，也就是通常向后的离合器被转到了车头的位置，非常易于维修。目前为止我还没见到过第二台这种设计的前轮驱动汽车。

3. 发动机盖开启方式。浑身都是戏的这车连发动机盖的开启方式都和正常车不一样，正常车是向前，而这车是向后的——和很多跑车一样。开启方式异常复杂，解锁后需要先将整个机盖整体向前拉，然后向上翻转，但姿态非常艺术。

4. 独特的钥匙孔位置。保时捷和Saab应该是世界上唯二两家钥匙孔不在转向柱上的汽车制造商。保时捷的钥匙孔在转向柱左边的中控台上，Saab则改到了手刹前面。造飞机的瑞典工程师认为，这样的设计在碰撞中可以提升安全性。

5. 手刹。是的你没看错，现在世界上99%的汽车，手刹都是作用在两个后轮上的，而Saab 900的前期款相反，作用在两个前轮上。Saab的工程师就是这么与众不同，美国人很喜欢在自家门口的斜坡上把一个车轴支起来自己修车，一些比较倒霉的车主因此经历了特技时刻。

6. 左舵。细心的人会观察到电影里的车是左舵的，而日本是个左侧行驶的国家，也就是说正常应该是右舵。这里有一个梗，日本虽然名义上为右舵但并不排斥左舵车上牌，于是路上出现很多诸如奔驰S之类的左舵的进口车。另一个点是，Saab 900这部车实际上存在符合日本法规的右舵版本供应英国市场，但电影中呈现的依旧是原汁原味的左舵版，而且选择了一台大红色，在日本的雪中非常漂亮，要知道在欧洲市场红色并不是主流，Saab 900保有量大的颜色是黑白银。最后插句题外话，在右舵国家里开左舵车始终什么体验？首先，会很不方便，比如停车场入口机器是在反方向的副驾驶一侧；其次会有安全隐患，无论左侧还是右侧通行，不变的是主驾驶永远靠近路中央，片中这种开法相当于坐在副驾驶开车，视野是严重受限的，也许主角的车祸于此也有关。同理，副驾会被移动到路中央，本来是看路边风景的结果看到的确实对象车冲过来，笔者曾经在德国搭乘一台右舵英国牌照的车，说实话作为一个老司机坐在副驾差点被吓尿。

7. 片中渣男小白脸开的是沃尔沃V40，沃尔沃整个产品线里最低端的产品，也是一部瑞典车，符合他的人设。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台湾女坐在外侧，因此这部沃尔沃是符合日本道路规范的右舵车，和主角的Saab也算是遥相呼应。从两车并行的镜头看，小白脸的沃尔沃在慢车道，主角的Saab在超车道，在被超车时突然加大油门非常不礼貌，多少可以反映出渣男的心绪，最后不出意外的在下一个弯道撞了。

《驾驶我的车》中最厉害的戏剧舞台在车里，一个已经死去的旁白声音，一个沉默的与车子融为一体同时也是唯一观众的司机，男主作为戏剧的主角，男二有时会加入。在某一个片段里，男二贡献了精彩的独白表演，关于“音”的那个故事的重现。本来对于冈田将生很疑惑，不太满意，这一段打破了我的偏见。当然也可能因为整个设置过于精彩，所以换任何人来演都会很有效果。车里的舞台，戏剧性大过了真正的舞台。

真正的舞台上在演《万尼亚舅舅》，契诃夫提升了村上春树，将整个故事嵌入更高的层次。中间一段拯救了前一段村上春树笔下中产文艺夫妇的感情空洞。到了后一段去北海道又陷入自我表白式的无聊。但最后的沉默，也就是手语部分再次提升了情感。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设置：复杂的调度、戏中戏的套嵌，看三个小时也问题不大，有很多好看的片段。但不知为何没有唤起我真正的感情，里面的痛苦和爱（对我来说）都缺乏真切感，更不要说自然地流动。

最好的依然是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我关上电影立刻打开了《万尼亚舅舅》的剧本：“我们要继续活下去，万尼亚舅舅，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串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终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过一辈子的苦，我们流过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过的都是漫长的辛酸岁月，那么，上帝自然会可怜我们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的舅舅，我的亲爱的舅舅啊，我们就会看见光辉灿烂的、满是愉快和美丽的生活了，我们就会幸福了，我们就会带着一副感动的笑容，来回忆今天的这些不幸了，我们也就会终于尝到休息的滋味了。”（书里的翻译）

（以及：导演很厉害的是把几个女性角色拍得特别美。关上电影去看演员就没有那么美。好导演都有拍出“一个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美”的本领。）

好的商业片铁则：文本的多意性牵着观众走，视听影像的单向性确保中途没人掉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片做得相当成功。文本层面上，一句「人是我杀的」所衍生出的多重副像，从音到家福，从高槻再到渡利，一步步微妙变奏，观众目不转睛陪剧中人一路走到底，却发现杀人的意象阴魂未散，词语跟手势，开始在舞台正中空转。尽管高潮处借高槻之口讲出了原作小说里那段如何窥尽「他-我」真谛的直白说教，但全片形而上不归路的最后一层窗户纸还是没有被捅破，高槻眉宇间生发的豁然与达观（可延展至随后彩排时的警方突袭），并非朝向善恶之彼岸，相较「杀人」行为本身，最终被肯定的，充其量不过是要和杀过人的那个「我」，进行和解的姿态罢了。

作为全片的绝对主角，「汽车」本该是最契合「现代影像」的视听装置 ― 窗外那些被强制观览的风景和车内随意始发的谈话内容之间，本就不必有什么内在关联 ― 始终无法被「视-听」的「同时性」（强调非同质的视听内容各自行进，即摆脱掉主体的视听分离机能）所全面取代的视听「同一性」（强调视听内容的同质性，即依托于单一主体的视听同定机能），再度被渡利驾车时的寡默唤回。

因患眼疾，家福边开车边对剧本的独有生活作息被迫中断，专心听读剧本的自己和专心开车的司机之间必然要形成的严苛「他-我」关系，取代了含糊多意，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心二用」。滨口多次在有关本片的采访里，半开玩笑式地提到了效仿阿巴斯式公路片的创作动机，但显然，在他这部古派的商业片里，装不下对主客，他我，看与被看的质疑。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片中搬运「身体」的交通装置（飞机、船、车）和搬运「词语」的通信装置（视频电话，电视机，录音带）始终无力搭建起卡夫卡式的魔性对仗，一面是尽力缩短人与人距离的移动工具，另一面是承认人与人距离的互联方式，甚至二者杂糅后，比如车内的录音带，比如船舱里的电视机，全都中途被「剧场化」了。往返于两地的航班，渡轮，在机场和家，戏剧节排练场地与短暂居所间往复的My Car，并非一味地单向直行，戏剧性的迂回，停顿，折返才是主轴；反过来，互相欺骗久了已形成一定默契的视频通话，仅用于追认事件结果的电视新闻报道，和宣告新灵感就此枯竭的亡妻录音也都成了人与人「失联」的佐证。无论车开到哪儿，那个总挥之不去的「我」，都必须被推到台前，一再公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