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四天

文转自：从电影《五月的四天》看民族国家文化立场问题：陈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七十年之久，此类题材的电影书写早已不再停留于“大炮轰鸣”的热闹场面，这段不可消弭的历史不断以新的视角出现在银幕上。各大国际电影节也不断将重要奖项颁发给此类影片，广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就有斯皮尔伯格的 《辛德勒名单》（1993）、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钢琴师》（2002）、史蒂芬·戴德利导演的《生死朗读》（2008）等等。我们可以从正面的角度看到，这些电影探讨了处于黑暗中的道德良知，身为纳粹分子却向往着人类的文明，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挽救了犹太人的生命，让人们看到了救赎的希望。从世界和平的意义上说，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平等相待，自然远胜于相互之间的隔阂与敌视。面对这些不断被注入新意的影片，电影研究与批评不仅要关注其艺术和人性的发现，而且有时又不得不介入历史的阐释框架之内。由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合拍的《五月的四天》，便是一部因“二战”历史问题而引发争议的影片。该片从创意到合资拍摄直至进入各国电影市场的过程，一开始似乎十分顺利，其讲述的战争与人性的话题也颇有新意，但在俄罗斯上映过程中，却引来激烈的反对声音。透过批评者的观点，我们发现，文化记忆理论与有关战争正义性的言说、个人视角与集体乃至国家视角的价值对立，也许都会对有关电影的评价乃至历史的理解发生影响。电影触摸“二战”历史的同时，民族国家的立场和文化记忆从未消失过，但在国际关系格局不断变化之下，既有的历史书写和正义性划分不时受到新的挑战。电影参与历史书写，这一命题在大众影像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如何看待历史真相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历史评判，这些电影文本之外的问题，却终究要成为电影研究的不可或缺的视角。

一、论争：电影是否为某种历史观提供支持

2011年8月9日，由俄罗斯、德国和乌克兰三国投资拍摄的电影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首映，并最终斩获最佳男主角奖。从三方投资情况看，德国出资最多，为六百万欧元，乌克兰投入仅为五十万欧元，而俄罗斯投资为一百二十万欧元。俄方投资虽然不多，但却是由国家文化部所为，因此其意义不可小觑。何况故事的创意来自俄罗斯制片人兼主演阿列克赛·古谢科夫。古谢科夫曾获得俄罗斯人民演员称号，其所代表的国家形象意义应该非常明确。该片首映之后，还在俄罗斯几个电影节上获得了不同奖项，整部电影制作堪称当今欧洲一流水准。电影采用的是一位德国少年的叙述视角，隐喻德国人对“二战”后期占领德国的苏军的认知过程，国家和民族的和解意图在这部电影中似乎得到了充分揭示。为此，古谢科夫和德方导演阿海姆·冯·勃里斯都相当自负。然而，当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准备在胜利日前夕，即在2012年5月7日晚间播放这部影片时，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在俄罗斯老战士协会的强烈要求下，独立电视台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播出计划。老战士协会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该片违背了历史事实。客观地讲，《五月的四天》在德国上映已达半年之久，收获了高额票房，加之获得多个电影节奖项，可称得上是艺术与票房的双丰收。那么，为何会在俄罗斯国内突然引起巨大的反对声音？其中意味倒是颇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在文化阐释普及的年代，电影艺术几乎难以在封闭的文本系统内独善其身，其所触及的历史和人物无可避免地要受到集体、民族乃至国家文化立场的审视和解读。和解还是对峙，犹如一首变奏曲不停顿地演奏。如果放弃思考，也即意味着自身的话语权力将会在无形中被他者立场悄然吞没。

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对这部影片的剧情做一下基本介绍。《五月的四天》故事的发生时间是在1945年5月5日至8日，地点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波美拉尼亚地区。苏军大尉果雷尼奇带领一支八人侦察小分队来到这里，并驻扎在一所收容德国女孩子的福利院内。彼得是这里唯一的德国男孩，虽然只有十二岁，却深受法西斯主义思想影响，试图向苏军侦察兵开枪。大尉果雷尼奇沉着地拿下彼得手里的冲锋枪，但并未把这个孩子当敌人对待。离福利院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支德国部队，他们想从这里登船撤离至丹麦并向英国人投降。夜里，大尉派人破坏了德国运输船上的发动机。5月8日，侦察分队的上级指挥官少校格鲁金来到福利院。这天正好是纳粹投降的日子，少校喝得醉意醺醺。当看到福利院一个德国女孩时，少校产生了施暴的邪念。大尉果雷尼奇不顾少校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毅然上前阻止并缴下少校的手枪。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耻行为，少校格鲁金宣布福利院里住着化装的“弗拉索夫”分子①，随后率领部队进攻福利院，准备消灭果雷尼奇大尉的侦察分队。为了保卫福利院的孩子们，驻扎附近的德军部队前来增援苏军侦察分队，他们共同与少校带领的苏军部队进行战斗。影片最后，这些德国军人带着福利院的孩子们一起乘船前往丹麦。

影片讲述的故事本身实在令人称奇，类似的“二战”题材电影在苏联及解体后的俄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影片所着力塑造的主人公苏军大尉果雷尼奇，堪称富于高尚人道情怀的苏军军官形象。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死于德军包围之下的列宁格勒，但他却并未因此满怀复仇之心地对待德国平民。在夺下彼得手中的枪后，他并未追究这位受纳粹思想毒害的少年的罪责，而只是把他当成不懂事的孩子来对待。在福利院里，他对手下士兵严明纪律，决不允许对德国女孩非礼施暴。他还和士兵们拿出美味食品，与福利院的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庆祝和平时刻的降临。为了维护心中神圣的人道精神，果雷尼奇甚至不惜冒犯顶头上司，并最终惹来杀身之祸。阿列克赛·古谢科夫不愧是俄罗斯人民演员，他把果雷尼奇塑造成一身正气的苏军英雄，战斗经验丰富并且富有道德良知。影片结尾，虽然这位英雄悲壮地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但他的死却赢得了彼得和所有德国人的深深敬意。从电影本身来看，它的主题和表现意图几乎完美得无懈可击。

然而，也许正是由于这部影片在德国放映长达半年之久，电影所承载的文化和历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酵，它所隐含的敏感话题也随之被揭示出来。一些俄罗斯城市拒绝该片上映，认为它歪曲了苏军和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一些俄国影评人也对此片大加挞伐。当然，要想了解这些针对此片的激烈言行，还必须从俄、德两国当代文化语境中予以阐释。德国文化记忆理论的代表人物阿斯特莉特·埃尔曾说：“文学与回忆或者说记忆（个体以及集体记忆）之间的相互联系，已经成为了目前最热门的文化课题之一。”②关于“二战”时期德国人的回忆，是当代德国记忆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按照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的划分方法，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可将战后德国人分为三代，即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战后第一代、战后第二代。作为战争和重建家园的一代德国人，他们努力将自己与纳粹主义和纳粹大屠杀撇清关系，将其从自己的历史中剔除出去。“对德国人来说，这第一阶段是作为彻底的失败体验而开始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且也是集体自尊和民族自我理解的崩溃。当时的德国人把战争结束和战后初期体验为历史连续性的彻底断裂，在这种断裂中，他们必须摒弃过去，但作为继续行动的前景的未来，却尚未在他们的掌握之中”③。战后一代有意续接民族历史的断裂，承认纳粹主义曾是本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但却有意识地同纳粹主义划清界限。战后第二代，即1989年之后的一代，开始从家族认同的角度承接民族自我的延续性，因此营造出浓厚的德国家族史回忆书写文化语境，其中既有犹太裔女作家莫妮卡·马龙《帕维尔的信》（1999）记录“二战”反犹以及东德政治的小说，也有代表德国主流社会群体的乌韦·提姆小说《以我哥哥为例》（2003），从纳粹后代和旁观者的角度重现有关“二战”的家族记忆。当然，“华沙条约”体系垮台之后，战后德国“受害者”记忆的作品形成了文化热点，如玛塔·希勒斯写于1945年的日记《柏林的女人》（2003）再版，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描写苏军占领柏林时德国妇女所遭受的屈辱。这样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与以往“二战”胜利一方的正义性表述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也提出了这段历史如何再言说的问题。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文学与回忆不仅是文化的热点，起着家族认同和民族自我认同的意义，同时也正在成为德国人自己重新书写历史的一部分。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文化语境中，文学和电影参与国家和民族历史建构的功能被不断加以强调。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学者阿莱达·阿斯曼也曾认为：一部分“德国人准备用他们的受害者角色偷偷替换他们的历史责任，这一点不能低估”④。

上述文化语境自然会引起相关国家的警觉。俄、德、乌三国合拍影片《五月的四天》问世之后，俄罗斯国内为此所产生的激烈论争，根源就在于其所触及的历史书写问题。该片围绕俄、德两国有关“二战”的敏感话题，虽然塑造了一位高尚的苏军大尉形象，但是所描写的事件本身却留下了异质的阐释空间。前面已经提到，集体回忆“二战”结束后被占领者“强暴”的恐怖记忆，正是“冷战”之后德国的一个文化焦点。在反对者看来，《五月的四天》恰好进入到这一文化语境之内，并可能被看成是来自俄国方面的一个佐证，这无疑触动了国家和民族形象的根本问题。在此背景之下，电影艺术奖项以及市场等方面的成功，显然已无法掩盖国家和民族之间在历史评价问题上的分歧。从发表在俄罗斯《文学报》2012年5月16日的一篇文章来看，似乎可以见出批评者愤慨的理由。这篇题为《并非俄罗斯的神奇童话》的文章写道：“在出现了类似《恶棍》这样的电影之后，似乎能够证明，在电影拍摄的不久以前，苏联军队粗暴地撕毁互不侵犯条约，开始轰炸熟睡中的和平的德国城市，烧毁德国村庄，利用死亡集中营的人体材料，出售头发以供弹簧垫原料，人皮做灯罩、钱包，用人体骨灰去做肥料，驱赶成群的德国少男少女去西伯利亚做苦役，强迫、强迫———”⑤文章作者首先表达了对俄罗斯国内某些电影的不满，认为这些电影生产者和创作者单纯从市场票房出发，缺乏对国际文化语境的基本嗅觉，所拍摄影片会产生帮助新纳粹分子篡改“二战”历史的作用。随后，作者笔锋一转，道出了时下对“二战”中苏军占领德国的负面书写的隐忧：“戈培尔在地狱里拍手叫好了：互联网上说犯下残暴罪行的不是法西斯士兵，而是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和儿童施暴。矗立在柏林特列普多夫公园的苏军解放纪念碑，被侮辱性地写上：‘纪念不知名的施暴者。’尽管有德国媒体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报道过被苏军拯救过的上千儿童后来的命运，但是法国的一些研究者却在用某种方法计算出‘二战’之后被强暴的德国妇女有二百万之多，当然这些施暴者是苏军士兵，而不是法国、英国和美国士兵。”⑥显然，俄罗斯《文学报》这篇文章的作者注意到有关“二战”的历史叙述场域问题，这一点事关俄国的国家和军队形象。近年来，关于德国妇女被苏军“施暴”的问题屡屡成为焦点，如在2002年英国军事史学家安东尼·比佛尔撰写的《柏林，1945年沦陷》在英国出版。该书根据俄、德、美、法、瑞典等国战争档案以及当年受害人的记述写成，其中提出，在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至194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这三年时间里，估计有近二百万德国妇女遭到苏军强奸。该书出版发行后，立即受到俄罗斯驻英大使的指责，称其是对俄国的“侮辱”。2003年，德国女记者玛塔·希勒斯在1945年撰写的日记《柏林的女人》再版，成为当年德国最火爆的畅销书，由此也引发了德国和俄国之间关于苏联红军是否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外交争论。2008年，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电影，由德国和波兰拍摄完成，该书的国际影响力再一次被放大。在此背景之下，《五月的四天》在俄罗斯国内引起激烈争论，自然具有维护国家和民族立场的意义。

几个月前看了一部俄罗斯和德国的合拍片《五月的四天》，看完心情很复杂，真的是五味杂陈。一方面感叹影片带给我的精彩，另一方面不想接受影片中现实。不知道应该怎么下笔，索性写个剧透吧。 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的几天，一只八个人（其中一个是重伤员）的苏军小分队，奉命来到德国一个海边小镇，拦截一伙八十多人的德军部队过河投降。小分队住进了一个孤儿院作为营地，引起了一个德国小男孩的不满。他是一个孤儿，但他想当个英雄，所以，不断的挑事儿，希望能够引起苏德两军的战斗。苏军小分队的头儿是个上尉，他用一种父爱融化了他的敌意。虽然也有几次，两军已经剑拔弩张，拔刀相向。由于德军自知战败已成定局，所以两军还算相安无事。本以为故事可以这样结束了，没想到节外生枝，再起波澜。一只苏军的大部队，来到了这个安静的小镇，带队的是一个苏军上校，他想强暴孤儿院里年轻的德国保育员，被小分队的上尉好言相劝，但他不依不饶，最后被小分队的战士们赶出了孤儿院。故事到此为止，也不失为一部佳作。但是接下来的情节，让我瞠目结舌。也是最难受的时刻来到了。没达到目的的上校恼羞成怒，竟然调动了手下的大部队，以小分队叛变为由，开始炮轰孤儿院，欲将小分队员置于死地。小分队顽强抵抗，伤亡惨重。这是，小男孩去海边叫来了德军帮忙，德军义无反顾的加入了帮助小分队的战斗…… 影片中最大的战斗，不是苏德两军的交战，而是苏军自己打自己，不断有苏军战士倒在血泊中，开枪的却是自己的部队。想想怎能不让人悲痛欲绝，没有倒在两军交战的阵地上，却倒在了战友的枪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