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酷祭典

“苏菲是个好名字”，她叛逆的朋友珍告诉她，“代表着智慧。”查一下，它还象征美丽大方、端庄秀丽、温柔可爱。苏菲是个文盲，她不识字，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不过她的气质与她的名字完全吻合。她是她名字的模特。电影开场的时候，苏菲与即将成为她的雇主的前名模在餐厅碰头，如果电影是消声的，观众就无法对她们二人进行身份区分。实际上苏菲的风度更加气派典雅，她的面孔像雕像一样冰冷，令人难以猜测，是一张完美的面具。她带着行李下了火车，在前来接她的女主人的轿车上，在奔赴那个任用她为女佣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路上，她一度还保留着这种可以与女主人平起平坐的风度，很快，女主人有意地打破这种了平等，“苏菲，你能不能帮忙看看那里面，应该还有香烟。那包皇家，谢谢。”

这时，电影没有给出苏菲的表情，而是同时拍摄了香烟和伸向香烟的一只戴手套的手，等车抵达目的地——她工作的地方，也就是干家务的地方，手套就帮不了她了。等女主人把工作事项介绍完毕，她已经找到一个令人喜欢的女佣的姿势。

“我6点回来，如果有人打电话找我或者你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到画廊”女主人临出门前这样交待时，她已经双手交叉在身前得体地侍立了。这方面她同样在行，也就是对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的规范性景观了然于心，像机器人那样符合标准，配合主人制造的“不专制”氛围，体现出不过分、不超出限度的自尊、高雅、体面。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成文的工作合同中，这种残忍要求下的素质远远超出了一个巴黎名模在T台上所需要的素质（然而，社会分配给她们的收入却和模特的收入不成比例）。找女佣是件麻烦事儿，这家人不想再换来换去，因为扮演女佣对人来说同样是项高难度工作。达不到标准素质，招人嫌弃；达到标准素质，则迟早会对主人形成冒犯、对自身形成压抑。没有人能永远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保持完美的平衡。除非是君主政体下的高级执事。尽管他们并不给她与高级执事相应的酬劳和待遇，但他们就是这样要求她的：“她厨艺不错，但看来得教教她如何上菜了。”

没必要再继续分析后面的情节了，富人会破坏穷人为自己创造的所有可以最低限度地保持一个“自我”的姿势。尽管她只是一个女佣，也做到了得体，他们还要用电视、学开车、递交文件等事情让她显得是个与中产阶级风貌和生活习惯匹配的女佣。

就出卖劳动力方面来说，她并不吝惜，比起出门放松和游玩，她更“喜欢烫衣服”，她不计较洗脏床单，她甚至更喜欢用手洗餐具而不用洗碗机，喜欢步行去购物而不是开车。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矛盾的升级”归于单纯的劳动力剥削，或以此为前提的阶级矛盾，甚至仇富心理。实际上，中产阶级对她的压迫是不断地剥夺她的姿势。女主人被设定为一个模特、一个画廊开办者，不可谓没有深意；相对应的，那个煽动苏菲杀人的朋友珍，即第二女主角，是一个曾经落选的女模特，她与雇佣苏菲的女主人早就相识，当前，她们一个是潦倒的邮局工作人员，一个是富人阶层的贵夫人，两人的矛盾同样是模特之间的矛盾。劳动力市场借助等价交换和道德压力——不劳者不获，制造了一大批由有钱人任意揉捏的失格者。剥削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剥削到达了只给这种不能再被叫做人的失格者她们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面积的程度，在在巴掌大的面积上，她们的身形也即将粉碎。

不劳者不获——这似乎是一种自然法，但它并不是。绘画和雕塑中的人可以“自然”地证明这一点。那不是一些该去死的人物；如果他们明天也继续活着，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光荣地劳动了个够。

所以，什么是冷酷祭奠呢？姿势、绘画和雕塑造反了！神圣者造反了！祭献吧，向神祭献吧！这正是女佣-苏菲的命运，她像个神一样前来诛灭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一个识字的，从而阅读的，从而拥有一间代表社会地位的豪华书房的家庭，一个爱好莫扎特的音乐的家庭。

“（福柯说）我小时候做过一个噩梦，这梦至今还在纠缠着我。我佯装着读它，可我知道我在编造它。接着，这课文突然完全模糊了，我什么也读不出来或编不出来了。”(《福柯的生死爱欲》) ——有段时期法国思想界也被“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文本”的观念引诱。 电影中苏菲不是在做梦，她是真的不能读写；但其他人是真正不懂文本，并且从来没有凝视过、考虑过、注意到过那一作为文本的世界，那个动态的世界，尽管人们都持这一观念。如果人们看到了世界-文本，也就看到了苏菲及其无辜（ 她的行为在她的无知中，但她的名字和智慧有关。 ）——她/世界-文本，推移，但并不读写，甚至并不读写自身。

看完《冷酷祭奠》，順便看了看別人的評論。幾乎都提到阶级差异的問題，富人的偽善自私，窮人的粗野和冷酷等等。但我覺得，這些並不是問題的根源。

閱讀Alfred Alder的个体心理學後，我終於走出二十多年的認識誤區。一直以來，我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其問題在於階級，在於贫富分化。可能我們長期以來受的教育都是關於階級性，從古到今，動不動將問題歸咎於階級。但階級是什麼？各種解釋其實都應該迴歸到“人是什麼？”，“為什麼人和人都不一樣”。

個體差異導致人類社會永遠沒可能不存在差異，而差異會產生階級。消滅階級，是沒可能的，高舉消灭阶级的政黨從來沒有成功過，這不過是一個欺騙愚昧者的空口号。消滅階級，會產生更多的腐敗，更多的矛盾。人與人的差異是應該被容忍和尊重，而集體性的人與人差異，也就是階級差異，應該儘量縮小而不是消滅。

回到電影《冷酷祭奠》，為何兩個女人殺了主人一家？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麽？我覺得並不全是。我覺得這些所謂矛盾，只是起觸發和加劇的作用而已。假如將階級矛盾作為主因去推敲殺人的動機，是很牽強的，例如蘇菲並沒有受太大的虧待，珍對富人一家的仇恨來源於當年她應聘模特失敗，很是牽強。

以個體心理學出發，我試著分析原因是來源於人的自卑和自戀的困局。自卑，產生極度自戀--人不願意面對自己人生的問題，不願意承擔自己該負的責任，從而覺得世界虧待了自己，責任在於別人，他人即地獄，自己是委屈的受難者。這使到人只看到他人的惡（例如富人的自私偽善等等），而看不到他人的好（例如別人的寬容，稱讚，願意提供幫助）。

蘇菲，她最大的問題是閱讀障礙，而她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將自身缺陷當作敵人。於是任何觸及她的閱讀障礙，都是她的敵人。她從未想過要去克服（並不是不可克服），而是逃避，說謊，甚至不顧一切去威脅知道實情的人（聯想到《朗讀者》里為了不讓愛人和單位知道她的缺陷，選擇消失，後來成為納粹一份子）。Alferd Alber說，那些克服自己缺陷的人，往往會比平常人更加成功，例如耳聾的貝多芬。而逃避自己問題的人，最容易產生犯罪。從此可以看到，從一個人對待自己缺陷的態度和行動，是可以看出人的意志。

另外一位殺人者珍，她的仇恨是來自己失敗的生活。第一，她被人拋棄，愛情失敗，我覺得愛情失敗，她自己並不是沒有責任（性格問題，還有沒有保護好自己而懷孕）。第二，她沒有照顧好自己的女兒，女兒燒死（或燙死），有可能是無意過失，但作為母親，她並不是完全沒有責任。但是她不願意承認和面對是自己害死了孩子，於是用玩世不恭的外表掩飾內心的悲傷和自責，甚至刻意引起別人反感和憤怒而在心理上獲得“他人都虧待我”的類似受虐快感。她將自己塑造成揭露虛偽的救世主角色。她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於是引誘更多人犯罪，自己也不得好下場。犯罪者的邏輯，于別人看，是沒有邏輯的，但如果從犯罪者本身出發，是存在邏輯的。這種邏輯性不能跟個體分離而用所謂“正常人的邏輯”（Common sense)分析。

自卑-自戀的囚徒困局（inferior-superior paradox) 不是某一個人群特有的問題，而是人類普遍的特徵，或者稱之為“人性”，只不过所謂“弱势群体”遇到的衝突更多，更容易激發不可逆轉的破壞。我們取笑中產階級的偽善，但某種程度上，偽善有效保護人不做出過激的行為。自私，每個人都有，並不因為中產階級，富人階級才特別的自私，像珍和蘇菲也是自私，大家都希望呆在自己的安全圈裏。

夏布洛尔从一开始就不断的布置“陷阱”和埋“炸药”。

比如：夫人领着苏菲介绍自家的基本情况时，介绍到书房，夫人站在了书房中间处，苏菲则站在门口没有进去只是环顾了书房/苏菲第一次做完饭上菜时，男主人说了句“还是需要教一下她如何上菜”/女儿对男主人说“你故意放一台电视在她房间里让她变蠢”/关于学车，男主人要送苏菲去学车回应自己的态度说“这样不专制吧？”儿子却说“不专制但是哗众取宠”。

直到影片中间，女儿生日家庭聚餐时，夏布洛尔让一个来做客的男人在法国中产阶级最习以为常的一个场景下（聊文学聊艺术聊哲学）道出了本片最关键的线索。他说“在好人的身上有不少东西是令我厌恶的，当然这些东西并非他们身上的恶”。这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苍白的罪犯”一章中的话。其中还有一段说的是「你们应该说“敌人”，而不是说“恶棍”；你们应该说“病人”，而不是说“无赖”；你们应该说“傻瓜”，而不是说“罪人”」。

那么被恶棍/无赖/罪人“苏菲&玉佩儿”所厌恶的“好人”（中产一家）身上并非是“恶”的东西是什么？夏布洛尔在前半段已经交代的很明显了。尼采在《权利的意志》里有这么一段话：“你可否想过，我们在表达自己的喜悦时，是不是对他人也是有益的？是不是会让他人产生不甘或者悲伤？有没有侮辱到他人？是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与灾难之上？有没有引发他人的报复心？”

主人一家不自觉的在苏菲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炸药，夏布洛尔用了一把“契诃夫之枪”交代了苏菲最后所作所为的伏笔也让整个故事和气氛始终都处于一种焦灼紧绷的状态，配乐用的弦乐也让观众时刻感受着压抑不安。

而同为一个阶级战线的同志玉佩儿的出现，她带着苏菲认清有钱人的虚伪（捐破烂衣服），认清有钱人的剥削（星期天仍要为了主人女儿的生日工作），认清有钱人的堕落（女主人的画廊其实是在接客）……她就像是一根火柴，不断煽动着苏菲点燃炸药的情绪。

夏布洛尔用一点一点不起眼的细节很好的保持了悬念的同时又让所有的事情都有着扎实的内在逻辑直到最后矛盾的大爆发。与希区柯克一脉相承。

夏布洛尔太狠了，所有人都没逃过他的扫射，里面的人－有的蠢，有的坏，有的又蠢又坏。一切都在《唐璜》的歌声中显得荒谬可笑。

在我看来，Sophie的阅读困难症，让她被整个符号系统拒斥在外。运用语言的能力，在影片中被电视机这样一个象征切成两半，一边是“通俗”的听说，一边是“高等”的读写（可以看到以父亲为代表的老派中产阶级的态度，是何等的抗拒analphabète）。Sophie是“不懂规矩”的。但是跟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不同的是，她的主体性似乎想拉着她的“愚蠢”一起躲起来。那个小孩能够直言：可是他没穿衣服啊？Sophie则用大量重复的：Je ne sais pas（我不知道）这种主体性行动来隐藏她的“愚蠢”。

另一方面，当Melinda对她说：“您有阅读困难症”的刹那，对于Sophie，这并不是一种揭露引起的羞愧，而是敞开了一扇通往空虚的大门。以往用来抵挡“语言焦虑”的东西被打碎了，她不得不直面深渊。《寄生虫》中的臭味跟这个很像，但在前者中是完全阶级性的。

而Jeanne则是完完全全的反面。她读书识字，甚至认识les liviere夫人的过往，以至于她从内而外，从无意识的语言到表象，都对所谓中产阶级乃至社会生产出的表象有清醒的认识。她认识到，主宰文明世界的力量——世俗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天主教，本质上是分裂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场域”。比如说，在去为穷人募集衣物的路上，她发现（其实之前一场清理衣物的时候就发现了）有很多衣服是破的，于是她当场就把那些衣服扔在那里——在中产阶级那里当然很不礼貌，但背后却是他们对待穷人的意识形态背后恶心的分裂。再者，就是被神父训斥一段，很明显教会不希望中产阶级——这些衣食父母难过，因此只好让穷人或者这些义工难过。岂不是又一种可笑的分裂？

最后一段反抗，或者说祭典，在我看来对Sophie是完全无意识的，对Jeanne来说则是完全的符号层面的反抗，像扯碎衣服，把罐子当成阳具向床上泼洒巧克力等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Jeanne被赶过来的les liviere先生威胁才开始变化。关于这种变化，一方面，Sophie的阅读困难症被揭露，一道与现存符号体系断裂的天堑已经形成——门已经不存在了，没有什么好遮掩的了；另一方面，实际上Sophie和Jeanne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谋杀共同体”。联结和维持这个共同体的，不是语言符号，而是一种陈述，对各自凶杀指控的陈述。当Jeanne被威胁时，Sophie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开了枪。这也再一次证明了Sophie对“外面”的符号秩序一无所知。最后les liviere一家都死了，两人对着书开了两枪，摧毁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