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观看本片让人觉得平实中又是充满了力量
影片刚开始
几个年轻人似乎只是对于某些理想过于狂热
而周围的人对这种狂热也是忽视没有足够的重视
而正是这种似乎只是比其他犯罪分子多了一份狂热的几个人
竟然将这种狂热燃烧到了极致
这种狂热如野火一般
在各个不同的地方燃烧
甚至几个领导人在监狱里时
外面的火焰也不曾停止
甚至没有人能控制它
而对于组织RAF来说
这团火更是越烧越远
从开始简单的理想目标
到最后他们自己内部也开始自己怀疑自己的初衷
就像你知道镜子的另一端就是真理 事实
但当你伸手要去触摸它时
摸到的却是冰冷坚硬的 现实~~~

看了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发现，原来在法国68年之前，德国的学生就已经走上街头了。影片是根据阿斯特的纪实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讲述了德国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红军支队”的兴衰史。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的名义进行“革命”。他们最开始是因为政治主张和诉求没有合法的组织平台，虽然当时的德国也有很多新的左派政党建立，但其性质和目标已经远远区分于原来的德国共产党，于是搞得这些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必须自己动手。虽然后来看，他们的城市游击战概念并不是建立在一个乐观的，可以扭转当时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政治气氛的观点之上的有效举动。并且整个过程中，恐怖已经从单纯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像是目的本身。就像他们所扬言的：烧毁一辆汽车是犯罪，烧毁一百辆汽车是政治行动。而这种政治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恐怖本身的界限已经模棱两可。

确实，整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德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着类似的“革命运动”组织：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法国直接行动，美国天气预报员，日本赤军等等。而那几年，也根本就是属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爱国愤青、理想主义者、朋克青年、反叛的学生、性自由的人们的。直至80年代，西方世界又重新进入到强调后物质生活的时期，于是一直到今天，才有可能反思当时的那段历史，而这种反思，也正是德国人拿手的，而这种拿手的表现，正是影片中的失控和控制并存。

所谓失控，就是从火力指数来看，影片绝对可以被看成一部一级犯罪纪实片，摇滚乐背景也下意识成为了影像中“革命”的催化剂，而这都在成功达成一部犯罪纪实片的基础上，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当然，从人物刻画和叙事流畅性上来讲，影片并不十分上乘。当然这种并不十分注重人物刻画和故事流畅的拍摄效果，可能本身就是导演有意为之的控制所在。毕竟，一个导演如何在一个传媒右倾的环境中，进行如此的影片创作，并且尽可能的避开民众所谓的担心：关于影片是否会有美化日耳曼恐怖主义的倾向。于是必须有所控制，尽量中立。正如导演尤利•埃德尔自己所讲：“影片的目的是使人们更清楚的面对历史现实。从而自己必须要做的，就是对影片进行冷静的判断。”而这种判断的结果，正是一定程度上，淡化人物刻画和叙事的流畅性。比如影片中拼凑杂烩的大量当时的新闻纪录片；还有影片中的几个主人公，如果继续表现他们的“理想和叛逆”也还是有空间的。正如维基百科讲：“迈因霍夫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本身专业领域独特思想的知识分子。”从这一点出发，并同他后来的“革命”行为，本身都还可以继续展开，但是过分的展开本身，就已经不是一种接近中立的立场了。所以必须有所控制，失控的话，也许会像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一样，在他们逆风而上的同时，最初的梦想也会使他们彻底走向梦想的反面。

大约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我就清晰地记得乌里克.迈因霍夫的名字。

不记得是从什么地摊文学与或者是知识日历上得来的信息，总之那本书（或杂志）大约有着“全球恐怖组织大观”之类的名字。作者一面痛斥着恐怖活动带来的无辜伤害，却又不自觉为一类恐怖分子树立起道德难辨的形象。在关于赤军派的篇章中，我隐约记得文中描述“乌里克.迈因霍夫，曾任左翼刊物《新混凝土》记者，参与××运动，为表示对××的抗议，在１９７７年于××监狱，上吊自尽。”

在容易盲目陷入英雄崇拜的少年时代，这个女人的名字就这么根植于我的内心。幸而自己没有成长于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68年学生运动的洗礼，否则不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勇敢的红小兵，就是在欧洲撒播革命火种，与迈因霍夫女士共同战斗了，当然那只是意淫中的那么一点可能。

随着年纪越来越老，我渐渐体会到意识形态和宗教这能给人一种虚幻的力量，并越来越纳闷，这种力量真能滋生一个叫恐怖组织的群体，并真能让一个叫恐怖分子的年轻人在10公分的距离内，对与他无冤无仇无交集的“阶级敌人”开枪吗？电影这个讲故事的媒介，能重现一个个体和一个群体的从心灵到行为的变化史吗？

在赤潮如火如荼的1970年代，我们当然无法将这种暴力行为彻底描述成“无意识地构建假想敌”。学生运动的挫败、越南的泥沼、马丁路德金与肯尼迪的遇刺，都在一次次地刺激“渴望公平”的毕业生，进而产生前仆后继的社会破坏行为，这些行为在与警察机器的斗争中，或多或少造成了伤害甚至死亡，这样更进一步地加重年轻人的被迫害感，从而将社会破坏变本加厉地导入恐怖主义行为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

关于这个多米诺式的变化过程，电影《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成功地给予了再现。

电影开头，迈因霍夫在裸体浴场与两个孩子慵懒地晒着太阳，进入朋友派对后，在丈夫给她递来工作成果——针对伊朗极权皇室的抗议信——的那一刹那，她之前的慵懒和羞涩淡然无存，转入一个尖顶的左翼共产主义信念者。由此，能明白，1968年，青春的荷尔蒙在高潮时嘎然而止，但却没能将其完全驱散，余下的荷尔蒙必将在1970年代愤怒地燃烧进而产生可怕的破坏力量。五月风暴、枪毙越共、刺杀肯尼迪、刺杀马丁、伯克利大学示威，这一系列定格1960年代末的画面也被短暂而强有力的剪辑凝在一起，预示着“赤军派”的必然出现。接着从捣蛋性质的商场破坏到逃狱后与意大利红色旅的联络，再接着经过约旦沙漠的军事训练到返回西德后针对美国外交机构和右翼出版社的恐怖袭击……电影像交响乐奏鸣曲式般，让他们一步步走向高潮，并随之引来一次次受挫，成员陆续落网或“牺牲”。奏鸣曲式总是在一次次受挫中走向万声齐喑的最高峰的，于是更激进的“长江后浪”们来了，刺杀范围扩大到商业资本的代表——集团老板们，甚至扩大到平民百姓——劫持民用航班就是从那时起渐入1980年代的高潮。

如果说意大利红色旅的衰落，是由于杀害受民众爱戴的前总理莫罗；那么西德赤军派的衰落，则是由于对汉莎航空航班的劫持并杀害乘务员。这些都让恐怖组织的群众同情心丧失殆尽，当然，1990年代的到来，让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化资本彻底战胜了左翼意识形态，同时让60年代残留的荷尔蒙终于挥发完毕，这些失去，才更是全欧左翼组织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何止红色旅和赤军派，法国的直接行动、日本的赤旗派都被他们国度强大的资本收拾干净了。除了对“美帝”的“惩罚”依然不时在希腊这样的二线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外，以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恐怖主义，最终全方位让位给以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解放名义为灵魂的恐怖主义。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中的赤军派，更像是一个有着旺盛生命力可疯狂生长的毒瘤，它在那个年代拥有土壤和营养，并在被一轮轮斩草后吹又狂生。最终除根的依然还是土壤。通缉令头像群中，有4个（包括骨干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都是自己给自己在狱中画上了×。巴德尔曾向狱警和律师表示：“我都根本不认识那伙人（在外面搞暗杀和绑架，以图释放他的‘战友’）”，巴德尔女友恩丝琳在狱中偷听“后辈”新闻后，感慨：“他们比我们强。”而当听闻汉莎航空劫机事件失败后，他们这“赤军派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算明确自己的革命理想只是一场虚妄的梦，自杀，是惟一的出路。而“比我们强”的二代、三代则继续将虚妄的理想燃烧到冷战结束前的最后几年。

那位68年的学生运动领袖反倒因祸得福，他在某次演讲后挨了仇视共产主义者的三颗子弹。虽然保住了姓名，可再也革命不起来了，却偏偏激励了其他年轻人成立了赤军派。而当赤军派一成员病死在狱中后，久为露脸的他来到葬礼上，振臂高呼一句“革命要继续。”呐喊革命口号，成了他最后的权利。

电影在展现一个有机体生长和覆灭之外，并没想去呈现个体思想的成因。对恐怖分子心灵成长史的表现，在电影史上成功案例极少。戈达尔比较讨巧，《小兵》中的布鲁诺在逼供前依然如此固执和沉默，更多的是来自信念以外的东西，或许是面子，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不屈，对于革命理想，其实他并不显得认同。的确，在那个以意识形态主导恐怖组织思想的年代，作为个体的“武装分子”并不想今天的宗教和民族狂热分子那么坚定，他们也会经常对自身和组织行为感到焦虑甚至怀疑。这种内心挣扎在意大利导演贝洛奇奥的《再见，长夜》中揭示得相当精彩：

红色旅成员安娜，因为组织安排，需要在生活中扮演双重角色。一方面在囚禁前总理莫罗的出租屋里，她是坚定的革命战士，和同伴们在面对电视新闻中莫罗保镖的葬礼时反复念叨“工人阶级应该全部领导”。而为了掩饰，她必须照常继续图书馆的管理员身份，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个对红色旅及其信念持完全否定态度的男孩，男孩恰好写作着一个虚构的红色旅剧本。安娜在外的这个假面潜移默化地消磨着她的信念，再加上莫罗写给妻子和教皇的信件让她逐渐体会别人的立场和感受。渐渐地，恻隐之心有了。对于红色旅“人民法庭”的裁决，她表达了不信任，凭什么要将个人等同于国家，阻挠红色旅极左共产主义信念的真是莫罗代表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吗？红色旅不信任宗教，然而他们的理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宗教，执导着他们越走越偏，最终众叛亲离。安娜看不见了希望，看不见了出路，置身长夜，就连梦境都在Pink Floyd的《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中留给黑白的苏维埃建设画面。

关于前西德赤军派（RAF）的最近一则重大新闻，发生在去年末，11月23日，德国总统克勒决定赦免RAF第二代首领和该组织的血腥杀手Christian Klar。目前，唯一还没有得到赦免的RAF成员只有Birgit Hogefeld，他是赤军派的第三代成员。

   随便浏览了一下豆瓣，发现竟然有众多的人嚷嚷看不懂。一段不算太久远的历史，竟然有这么多人完全不知道，多么让人吃惊。看不懂的该自己找书去恶补历史。关于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和70年代极左恐怖主义的书形形色色，深深浅浅，各种立场的都有。但说实话，还没见过一本详略得当的中文书来从头到尾介绍一遍。
　　
　　
　　西欧极左恐怖团伙的电影，我是第一次看到，以前不想看，也不愿看。太让人无奈的话题。这部电影给人的直观震撼远远超过了那一堆堆枯燥的文字。
　　
　　说点本人对他们的看法，西德的RAF，要求美军撤离西柏林，撤离德国，撤离越南，这帮幼稚的年轻人应该清楚东德和东柏林是什么情况？影片开头抗议巴列维国王，抗议者遇到的不过是拳头和棍棒，而1953年东柏林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仅仅为了增加面包配给而上街，遇到的就是T34坦克。更可笑的是后来的历史，巴列维国王时代是因为经济不发达，社会发展不充分，很多妇女死于难产，但国王含恨死去后的伊朗的种种历史遭遇，无论某些左粪怎么辩驳，看看现在伊朗人口构成就行，多么可怕！！伊斯兰革命后出生的年轻人占了人口多数，革命前出生的几代人因各种原因大量非正常死亡以致影响到人口结构。
　　
　　
　　西德的年轻人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力，为了所谓的“越南人民”可以在几年以后享受全民政治清洗，进集中营吃枪子，华人华侨被抢光家产驱逐回中国，上百万人做船民逃亡，几十万人在大海里喂鱼，而努力在西德用城市游击战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1700万东德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东德。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背景下，高声疾呼美军撤离，真是很有幽默感，他们直接申请移民东德不就完了，可以体验没有美军武力保卫的德国另一半是什么滋味。那里没有追求利润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者，更没有帝国主义侵略机器，有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和社会主义人民武装力量，当然还有效率上比西德无能的资本主义当局要高得多的镇压工具，克格勃，斯塔西。
　　
　　
　　对于反越战问题，事后诸葛亮的用船民问题，红色高棉大屠杀来谴责这些天真的青年也不应该，这帮喜欢吸毒滥交群P听摇滚乐喊口号的年轻人，自然不会深入研究1917年以后一整部communism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但如果留心顺化城外那场可怕的再教育清洗的新闻。也足可以见微知著，这些大头简单小头发达的低能儿，吃饱了撑的，沉湎于毒品与滥交的西方学生，除了追求自己一时放纵的快意之外，可曾真正为越南人民考虑过？重复前社会主义者“老虎”克莱蒙梭的话没什么意思，但还是不得不说，20岁不信仰communism没良心，30岁还信，没脑子。对于多数人来说，政治成熟期总晚一些，政治心理年龄停留在激情和叛逆时代的阶段，就是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我最早看到这些极左恐怖组织的介绍，是在80年代的一本杂志，好像叫《海外星云》上，有几篇文章，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直接行动，红色旅，红军派，赤军等。这本杂志好多年没见过了。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60年代整个西方左翼运动基本是围绕反越战展开，但反战运动的中心，美国，除了黑豹党，不成气候的城市游击队共生解放军，H.R.布朗这样的煽动分子，煽动一下放火，发动城市骚乱之外，美国面临的极左恐怖威胁远远小于西欧，好像大报阀赫斯特有个后代孙女就是在做炸弹中不慎炸死，也算是共生解放军造成的聊聊几个伤亡之一。英国虽然在血腥星期天之后面临爱尔兰共和军的威胁，但爱尔兰共和军问题本质上是民族和宗教矛盾，和法德意这些意识形态矛盾风马牛不相及。看来这个问题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还是有差别。
　　
　　苏东剧变后，极左势力基本树倒猢狲散，但还是有，希腊貌似是1997或者99年左右，一个叫“11月17日”的组织枪杀了英国驻希腊武官桑德森准将。这个当年的CCTV新闻里有报道，我看到这条新闻时印象非常深。可能大多数人对西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不甚了了，也没什么人注意这条新闻。
　　
　　
　　另，90年代初，大约93年左右，一个叫“战斗的比利时共产党员”的小派别，在布鲁塞尔还按过炸弹，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之后再未见到该组织活动的记录。这条新闻当年参考消息在第二版不起眼的地方发过小豆腐块。
　　
　　80年代的参考消息里还有极左恐怖组织活动的零星报道，比如日本赤军，法国直接行动什么的。前两年有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的新闻，当年的美女早已韶华不在，面对沧海桑田的巨变，也早已看透世情，不再纠缠于什么飘渺的世界革命，她的日本和阿拉伯混血女儿 确实很漂亮，可是特拉维夫机场那些命丧在重信房子前夫枪口下的冤魂，该去哪超度去？？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快意恩仇，人道主义与法治在他们眼里，从来都不是值得一提的东西。
　　
　　大陆官方在80年代出版的国际共运史里，对这些人的定论就是无政府主义，巴库宁分子，有托派背景，暴力活动既不能实质性打击资本主义秩序，而且客观上脱离了群众，疏远了群众，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云云……陈词滥调隔靴搔痒。再早出版的官方正式出版物我没见过，不清楚对这些人什么评价。不过估计72年外交“一条线”以后的官方出版物，对这些人的评价也不会太高。
　　
　　9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列反应苏东问题的书，比如回顾与反思系列等，多有侧面提及这些人的，苏联官方的态度基本是严厉批评：无组织的左倾盲动分子，毛主义者，态度最友善的苏斯洛夫和门徒波诺马廖夫也不过认为他们的活动客观上给西方捣乱，应该暗中支持。如果这帮年轻人知道了苏共最高层对他们这个态度，不知该作何选择？
　　
　　至于东德官方和他们到底联系到什么程度，鬼知道，反正神通广大的东德情报部门对西德渗透的非常厉害，6、70年代的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武器和训练多直接来自东德和波兰。而西德红军派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武器和训练。80年代克格勃对西德反核人链运动的渗透也非天方夜谭。
　　
　　
　　今天的年轻人不再像60年代的青年那样被谬误的意识形态引入歧途，理想主义激情过剩，到处滋事，是一件好事，但彻底的沉醉于物欲化中，丧失对自身私人领域之外公共领域的兴趣，丧失对公平、正义、进步的信念，陷入犬儒化的自我陶醉中，同样很可拍。我周围的年轻人，津津乐道的是体育比赛，娱乐明星，时尚物品，和他们谈论五月风暴，伍德斯托克，巴德尔-麦因霍夫，红色旅，浅见山庄，我觉得好像自己成了傻瓜和疯子，在讲着不着边际的呓语。
　　
　　20世纪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暗杀活动中开幕，又从苏联东欧巨变，理想破灭中谢幕，确实是一个激情澎湃同时又鲜血淋漓的意识形态的世纪，新世纪又回归传统，像浮华的乔治王朝时代那样，充满了追逐物欲的华丽又腐臭的资本主义气息，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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