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胡金铨

我把武侠片分两类：胡金铨的，其他人的。武侠片是华语电影大类，它提供视觉享受、满足快意恩仇和超越地心引力的想象、推动电影工业的发展……之所以把胡金铨单列，因为它的电影可以归入纯粹的“艺术品”，它和其它武侠片最大的不同，是没有裹挟在老港 片那份“尽兼过火，尽是癫狂”的烈焰中，其写意、精致感、中式美学放诸影史也是独一份的存在。70年代后的武侠片大都绕不开胡 的“阴影”，也再没有达到胡的高度。

胡金铨电影像中国画，讲究气韵、留白，其中多为山水画，《空山灵雨》的深山古刹、《侠女》的荒园竹林、《龙门客栈》的大漠气象，每一个角色都带徐霞客、苏东坡、李白的影子，故事还没展开，已经带观众神游了几公里。其人与景永远处在自然的流动中，风 、竹、草、烟、水波、落日，仿佛任一自然元素都是配角，且演技不俗。尤其烟，胡导爱在片场点火放烟，以降低画面饱和度，制造水墨画的意境，他的说法是“杀去颜色，制造空白”。

某些场景又变工笔画，在狭小的固定空间展现人物冲突，雕刻微观调度的美学，如《迎春阁之风波》《龙门客栈》的客栈。他善用空间，如导演舒琪所说，胡金铨一个景拍十次，就有十种色调、角度和情绪。

他的选角也显高级感，通常不是传统的帅哥美女，御用男主石隽眼神深邃，但老相，带骷髅感，不讨喜，“侠女”徐枫美得高级，但眼神过于凌厉，其他多为路人，都是黄金配角。最喜欢《侠女》中乔宏的和尚形象，救场天花板，安全感和压迫感都是顶级。

整体最喜《空山灵雨》，最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气韵。

吴宇森：“我的电影的话，除了张彻以外，最受影响的还是胡金铨导演” 许鞍华：“把这个剪接跟动作混合地天衣无缝的，变成一种飘逸的，应该是胡导演第一个做出来的” 回忆起60年代看胡金铨电影时的感想：“每个人的出场造型都不一样，都很好看很新颖” 胡导为了把各种搭景做旧/做出质感做出了各种努力 谈到《侠女》竹林戏那段的一些剪辑：“只要是一个移动的动作的时候，他（胡金铨）都用差不多半秒或者是三分之一秒去完成。因为我们的视觉没法跟那么快，每个镜头只有三分之一秒时你已经不会去注意它动作连不连贯了。而是一个姿态。那个姿态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会变成，你抽掉什么，然后它动作不连续，但是因为它有一个韵律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感觉。他是在剪一个「味道」的东西，而不是在剪招式。” ——徐克补充：“胡导的电影我是学了很多...他的动作里面缺镜头...因为他中间有些东西是靠我们去联想...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联想，我们直白的把这种画面放进去的话，也许，胡导那个片段里面，就失去了他的特点” 萨特亚吉特.雷伊看完《空山灵雨》后说开头走路的那段戏处理地是对的，不能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剪短。 胡导喜欢在电影的画面里放烟/雾，他认为这样画面上能增加中国国画/水墨画的感觉。他后来还补充说中国画有很多空白部分，但空白在片场制造不了，所以就用喷烟了，因为烟是没有颜色的。 胡导对服装/造型/美术的设计很有那个年代的气质，而且不乏大胆的配色。 胡金铨喜欢指导演员们具体怎么去演（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石隽说他第一次演电影（即《龙门客栈》）时基本是靠模仿胡金铨的指导来完成拍摄的。 胡金铨家里一堆书，平时也涉猎很广，甚至连五一六通知和毛仄冬语录之类的都有了解 胡金铨认为电影是独立艺术，并非任何其它艺术的副产品 胡金铨晚年因为不想妥协于商业而事业落魄生活拮据，最终死时账上只有一两千美金。 ——胡晚年想拍《西游记》《利玛窦传》，想拍史蒂芬.霍金。为此做了很多研究和笔记，但最终因为资金不了了之 他准备了二十几年想拍《华工血泪史》，筹备期间经历了各种困窘，好不容易终于找好投资准备开拍却意外去世了

2023年3月29日，推荐观赏。

了解了胡导演，再去看他的几部电影，会很感慨。

看过了他的几部电影，再看这纪录片，更加感慨。

不愧是文人侠士武侠梦，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浸润，不可能有胡金铨导演在展现中国文化神韵中的眼界、审美、意境。

现在的这种学院派导演体质不是说不好，而是电影学院只是授之以渔，但是这个人没有受到大风大浪洗礼，没有经历各种海湖风波，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渔人，顶多是个鱼匠而已。

2114人在豆瓣标记看过，1848人评分。

先看了《大侠胡金铨》的上半部分，可能是接近四个小时太长，所以留了个“中场休息”，这本身也是很“老派”的作法。虽然下部曲名为断肠人在天涯，会涉及到更多的地方，但那个第一部分，不了解的人可能真会觉得胡导就是个中国台湾导演。虽然从制片公司或者部分拍摄所在地，没准可以这么说，但香港影坛对于胡导演应该才真正具有培养和传承的功用，而台湾那边，之后几乎就找不到多少胡氏武侠片的遗韵在了。而且恰恰如同我对于此纪录片预告的观感，开头出片名字幕时，那个应该是在车上向外拍的树丛流动光影，其实更容易让人联想起黑泽明，而不是胡金铨导演……所以与其找一帮故交来谈往事，还不如将胡导演放到一个更大的影史坐标中，比如与黑泽明的比较这种思路，可能会显得更有意义与建设性。另外片中影评人兼导演舒琪提到胡导演的电影，包括每一场戏，之后都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大意）……那是否应该以此为题，深入探讨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仅仅把所有的原因，单纯归结为他的天赋异禀，似乎有点肤浅。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胡金铨”这个名字逐渐演变成我们对于华语电影文化辉煌历史的最大寄托之一。在他之前，除了在美国长大的李小龙风靡世界，其他华语电影人尽管在东南亚华语电影市场上风生水起，但在主流世界影坛一直默默无名，西方影评人对很多华语导演的了解仅限于印在海外华埠电影院门口海报上一连串难以发音的英文名字而已。

1975年，胡金铨登上戛纳的领奖台，凭借《侠女》领取了最佳技术大奖，并被英国《国际电影指南》评为1978年世界五大导演。这让西方电影主流评论界猛然意识到，除了看上去粗制滥造大呼小叫的B级香港拳脚片之外，华语电影界也有这样拍摄技术精湛，剪辑观念前卫，其影像实验性尝试的新鲜程度和内涵不亚于各个西方电影新浪潮流派的导演。将华语电影在世界影坛以引领潮流的姿态推向了艺术欣赏的层面，这是胡金铨的功绩，也是从未被影史学者们认真定义的个人成就。

1

在2022年最新推出的纪录片《大侠胡金铨》中，导演吴宇森、徐克、许鞍华，影评人舒琪、焦雄屏、闻天祥，胡金铨曾经的合作者洪金宝、石隽、徐枫、吴明才等人轮番出场，介绍胡金铨的电影拍摄手法，技术手段以及不同于前人的特殊剪辑观念。

这些褒扬都聚焦于胡金铨出色的个人电影技术才能和一丝不苟不能妥协的职业品格，但鲜有人提到胡金铨的创新在电影观念、理论和整体技术手段革新上产生的开创性引领作用。正如四十年前还是《电影手册》撰稿人的奥利维耶·阿萨亚斯在他的文章《胡金铨：流落他乡的巨匠》中形容的：胡金铨的视角“只关注于宏观的未被实质感知的事物，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胆将一系列细节事件构筑成整体……这是一条甩开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个人化道路，以宏观姿态看待电影，将其剥离于解读西方艺术的线性逻辑和封闭理性之外”。

在胡金铨之前，尽管古装戏曲历史电影受到传统中国舞台艺术的影响，已经在形式上呈现出一些和西方电影不同的美学特点；但整体上，华语电影依然处在被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形式、技术与技巧所主导的大框架下。胡金铨在1966年拍出了《大醉侠》，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不仅仅是人物个性鲜明、节奏清晰、步调紧凑、动作设计耳目一新的新武侠电影，更重要的是电影的核心构架产生了有趣的偏移，它的重心由“讲故事”开始向某种纯粹而表现主体模糊的“姿态展示”转化。

作为京剧迷的胡金铨，深受京剧“表演先于叙事，姿态重于表意”的舞台美学原理影响。在《大醉侠》中，他确立了以京剧舞台套路为基础的动作姿态表现重点，并以惊人的创造力在拍摄过程中革新了大量电影拍摄、剪辑和场景设置技巧，让技术手段不再围绕着单一叙事目的服务，而演变为动作展现的载体。

这是我们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里所看到的崭新影像组合：它吸取了京剧舞台表演节奏而引入“打-停-打”的动作流程设计思路；在“构建剪辑”基础上打破了动作连贯性的画面组合；突破了包含“轴线原则”在内的好莱坞镜头拍摄组接规范，带来了崭新视觉美学体验；在封闭有限的空间内设置大量挑战演员肢体极限的华丽动作；将表现重点从“表意叙事”转为“姿势和姿态渲染”，从而带来影片整体观感抽象氛围化的独特效果（“如果情节简单，风格的展示会更为丰富”）。这些都是华语电影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拍摄观念和技术手段。

在胡金铨之后的华语商业电影，无论是武侠片、功夫片还是后来的警匪动作片，都受益于他在六十年代下半程的银幕创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哪位电影导演，他所采用的导演技巧、动作设计、场景构建和镜头调度原则都可以在《大醉侠》和《龙门客栈》中找到出处。仅这一点，就足以确立胡金铨在华语电影史上巨匠的地位。

还不仅如此：当阿萨亚斯提到胡金铨“甩开时间与空间限制的个人化道路”和“剥离于解读西方艺术的线性逻辑和封闭理性之外”时，他很可能指的是《侠女》中竹林大战一场，由最短仅有四格的画面组合所创造的瞬间运动视觉体验效果。在其中我们无法辨清身体所处的时空坐标，而仅有对肢体脱离时空界限而产生的姿态性感知。时空坐标尽失的感官体验状态在吉尔·德勒兹的著作《时间-影像》中被称之为“影像的解域化”，这是他最为著名的电影理论概念之一。在《大醉侠》之前十年，西方电影发生了电影诞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法国新浪潮开始摒弃渗透着“美国梦”逻辑的模式化表现手段；在罗西里尼、安东尼奥尼、费里尼、帕索里尼、戈达尔、李维特和侯麦的影片中，固定的时空呈现体系开始垮塌，银幕上的战后废墟、姿态化特写、整体色调的无因嬗变、声画错位、手持摄影和断裂跳跃的剪切无不在持续颠覆旧有固化叙事逻辑，用失序的空间和时间跳跃颠覆统治西方经典艺术的理性主义思潮。

从这个角度看，胡金铨是第一位有意识地跟上世界电影革命潮流的华语导演。更特殊的是，他是从传统中国舞台艺术汲取养分，在京剧表演的姿态性中发现了“时空消退”的魅力。正如美国电影学者戴维·波德维尔总结的：在“少胜于丰”的指导思路下，胡金铨的“惊鸿一瞥”式表现手法呈现出了独属于武侠电影的本体性意识。而戛纳电影节褒奖胡金铨的，并不仅仅是他在物理层面上于《侠女》拍摄过程中运用的那些崭新技巧；而更是透过这些技巧，电影突破了时空界限而回归到初始感官感知的本体性体验。

2

《大侠胡金铨》还给我们展现了胡金铨不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在他的职业生涯之中，他对每一部电影的拍摄都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从未对商业票房压力妥协退缩。这导致他在《龙门客栈》之后的每一部电影都耗资巨大，拍摄时间横跨数年之久。而它们也再未取得如《龙门客栈》一般的商业成功。胡金铨因此成为了电影商业体系内不受欢迎的人——没有多少制片人和电影公司愿意和一位不断超支超期却又无法带来商业回报的导演合作。

另一方面，胡金铨对电影的精雕细琢和他个人生活的自由随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几乎没有对生活的具体规划，连婚姻大事都是兴致所致冲动而行——在见过钟玲一面后隔天就打电话求婚；而他去世后账户里仅仅留下了一两千美金。

他一生颠簸流离，足迹遍布香港、台湾和美国，却始终无法在一个地方真正安家，用他自己的话，在哪里都是“过客”。与此同时，他又无限怀恋那个曾经渡过童年的北京：他幼年时家境富裕，住在板厂胡同的大宅院，家里甚至在颐和园和北海都放着私家游船，可以随时去乘坐游玩。后来尽管他孤身一人来到香港，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不得不靠打短工做校对才能维持生活，但童年富足的生活带给了他不能磨灭的影响，使他终生都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而执着坚持自身的原则。

他痴迷京戏、博览群书、学识渊博、精于绘画、又有激荡满腔的家国情怀。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审视，他几乎和1949年南去香港的那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是中国最后一批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他们远离了政治的喧嚣，寄寓在小岛一隅，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低头，但内心却孕育着宏大又超越时空的情怀，一有机会就会用各种方式尽情释放出来。

对于胡金铨来说，释放胸中情怀并以此回应现实的方式，就是用灵光四射的技巧和想象力创造独特的银幕江湖世界，在其中寄托情怀舒展志向。可以说，在他的同辈电影人中，他是最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气质的一位。与同一时代报业文学圈中的金庸在文化身上份遥相呼应。

不过，也正是这样不拘一格游走天下的任性文人性格，让他不融于那个“实力和实利”当道，用金钱和地位衡量身份的商业社会。他在八十年代初陷入困境，被制片商拒绝而远走他乡，构思的电影拍摄计划不断流产，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士大夫精神在当代社会中衰落和消亡的标志性后果。一个以理性商业原则为基础运作的世界，并不会为一位具有人文情怀和个人抱负的“雅士”留下特殊的生存位置。正是这时代和身份的逐渐错位，给胡金铨带来了晚年带着悲剧性的落寞和孤独。

3

在1975年的《忠烈图》之后，胡金铨的电影生涯开始步入下坡。这期间尽管他倾尽全力同时拍摄了《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但是商业反响都不尽如人意。我们也能看出，在不断求变的同时，当他摆脱以动作为主轴构思一部影片时，便开始显现出一些比较致命的缺陷，比如文本表意上的羸弱、单调与浮于表面。

和同时代的其他华语大导相比，胡金铨的作品既没有张彻的猛劲霸气，又缺乏李翰祥的精巧心机，更不具备楚原的灵动飘逸。他的影片带着特独特的胡式戏剧性间离特点：当它和紧凑华丽的动作场面结合一起时，塑造出了良好的抽象氛围感；但当动作的光环在影片中逐渐褪潮，这僵直又充满断裂感的抽离便成了阻挡观众产生共情的“感觉障碍”。这大概是为什么《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在彼时观众中遭受冷遇——文本结构的淡泊和抽离氛围的生硬将观众从共情场中隔绝开来，让影片无法产生商业电影本该具有的娱乐化刺激效应。

胡金铨尝试用宏大的音画组合和与时政背景相勾连的文本指涉填补剧情叙述上的空白，但他的另一个劣势也因此暴露出来：在精湛的电影技巧和技术之外，他并不是一个具有犀利道德批判意识和机敏文本表意动机的创作者。与同时代的导演如李翰祥或者楚原那些入世又充满调侃意味的市井风味作品相比，我们能感到胡金铨电影世界曲高和寡的鲜明质感反差。也许是胡金铨本性的“单纯”，让他的作品无法真正做到“入世”而体察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并由此和现实产生映照勾连。而在八十年代初的银幕上空泛地渲染家国情怀，进行历史隐喻已然显得过分老派，特别是和崭新涌现的一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人相比起来。

现在回看胡金铨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他无疑是一位电影技术与技巧的巨匠，是对电影本体有着灵光四射敏锐体察能力的天才。但令人遗憾的是，他止步于此。旧时代的文人士大夫视野和自身过于随性单纯的个性限制了他向前迈进的脚步，而无法用电影做出更有针对性的的有力表达。当我们观看《山中传奇》和《空山灵雨》这样在局部细节上充满精致巧思的作品时，既为他技艺的精湛而扼腕，又会面对着架空的壮丽画面和音乐而疑问：它们的表述目的何在？中国文人艺术传统的浸淫既成就了胡金铨的高度，又是他更进一步的无形障碍。这无疑是他电影导演生涯中悖论又遗憾的一页。

(首发于《虹膜》电影公众号)

拍得不好。胡金铨又不是古代人，影像资料不少，为人做传的片子反而传主出镜最少。胡金铨晚年落魄，一直在为华工血泪史做筹备工作，郑佩佩说他去世时只有一两千存款。那些旧相识，或有共事之谊或有提携之恩。似乎也没怎么帮过忙。至少徐克一定是有能力帮的。不过电影圈恩怨颇多，有些事可能还要再过几十年才能说清楚。我感觉胡金铨一直在用电影怀念故土或者寻找寄托，所以才那么较劲，不然何以都一处开到台湾后，他每次赴台必去。祖籍永年，生长在北京，流落香港，出走台湾，又在美国住了十几年，无事可做的时候想教书但没学历，想画画又因为风格老派被拒，一如他的电影被商业社会抛弃，最后壮志未酬。由此我想到又一位香港武侠电影大导张彻，他的电影总是一股青帮味，恐怕也是上海打下的烙印。张彻晚年也不快乐，不过我看更多是落寞寂寥，生活环境还是可以的。胡金铨跟张彻不一样，张彻很讲究派头，鼎盛时期永远衣着华贵，诸多弟子前呼后拥，老到弯成曲尺还要西装革履戴大墨镜。胡则相反，平时穿着随便，一件破夹克应付了事，夏天穿冬礼服，上厕所常常忘记拉链，出汗也就随手一抹。如今这种有意思有故事的导演越来越少，大概是因为世界也没那么有意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