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Boris Pasternak and Olga Ivinskaya

As a big fan of Russian literature, I read Boris Pasternak's “Doctor Zhivago” (1957) last year, quite late in comparison to my reading history of the works of other major Russian writers like Tolstoy, Dostoevsky, Chekhov, Gogol, and Pushkin.

Although David Lean's film (with English soundtrack, 1965) was not a perfect work that followed the exact plot of the novel, I almost cried when Yevgraf finally met Yuri Zhivago in Moscow, sick and destitute, Yevgraf said - 'the walls of his heart were like paper, but he (Yuri) kept it to himself. He kept a lot to himself.' So I went to search for the poem Yuri wrote for Lara but it led to nowhere. Apparently, Pasternak did not write out 'Lara', but he included twenty-five poems at the end of the book. Here are the links to two versions of the translation:

http://sites.utoronto.ca/tsq/10/barnes10.shtml

//www.pnreview.co.uk/cgi-bin/scribe?item_id=6099

Later, an article on the New York Times (1978) drew my attention. It was the actual story between Boris Pasternak and Olga Ivinskaya which resembled the fictional story between Yuri Zhivago and Lara Antipova in the novel. See the link here - //www.nytimes.com/1978/02/05/archives/lara-and-zhivago-a-captive-of-time-lara-authors-query.html

Well, the love story of Pasternak and Ivinskaya seemed to be lovely. However, I soon found out another NYT's piece (1997) that revealed the shocking fact that Olga Ivinskaya informed on Pasternak to the K.G.B. in her letter -- "In 1961, while a prisoner of the Soviet gulag, where she was sent because of her association with Pasternak, Olga Ivinskaya wrote to Nikita Khrushchev begging for her freedom and reminding him of how she cooperated with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silence the writer." See the link here - //www.nytimes.com/1997/11/27/world/model-for-dr-zhivago-s-lara-betrayed-pasternak-to-kgb.html

I guess the reality was just as cruel as the novel. Pasternak was a Romantic writer among his peers, but he shared the same tragic fate in the Russia of Stalin.

《日瓦格医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是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广阔的历史容量，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容量的长篇作品。作为由原著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影片的关注点更多的偏向了男主人公日瓦格在动荡时期的俄国发生的爱情纠葛，但是在爱情这条主线之外，我也由这个缩影看出了那个时期俄国社会的变化，看出了在战争和社会转型期间俄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民思想和人生的转变，看出了蕴含其中的挣扎和冲击，在这篇文章中我只谈一下在集体意识的影响下个人意识的转变和个人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 我所说的集体意识，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大清洗运动期间的俄国，由布尔什维克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缩写。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脑海中浮现出来的大概是集体主义，反对专制，人民当家作主，和早期的绝对平均主义。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背景下，我们从小接受的思想教育大多数是宣传社会主义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但是却很少思考在这样一种社会思潮出现的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挣扎和迷茫，对于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个人价值如何实现的思考。这些思考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的不同的表现，我的讨论将这些具体划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妇女，普通的无产阶级大众。 首先是资产阶级，在这部影片中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克多·科马罗夫斯基，作为一个拥有相当财力和在上层社会中声名显赫的资本家，他原本的生活充满了骄奢淫逸，风流韵事不断，并且在面对无产阶级的游街示威时毫不在意的出口嘲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大脑空空的富家子弟，相反，他的心中对所处的社会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第一次表现出自己的看法是在与日瓦格医生的交谈中透露的：但是我并不讨厌布尔什维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他们会赢。或许是长期的浮华反而更容易让他看清社会利己主义的本质。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在经过瓦雷金诺时再次寻找到日瓦格和娜拉，并且在对话中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多么卑鄙的人，但是他知道不管社会怎么变化，只要对掌权者有利用价值，那么不管自己是怎样一种身份都会有立足之地。同时在遭到拒绝的时候他也歇斯底里的表达出了自己的绝望，他不相信世界上会有真正为了自己信仰而存在的人，同时他也痛恨这些人的存在，因为这种忠诚更深刻的反衬出他自己的腐朽。对他来说，他全部的个人价值的实现就在于保护自己的社会财富并且力图保持一定的社会地位，不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也不论采取哪种方法。这种思想也同样可以表现出部分资产阶级人生的空洞和希望寻求更高的价值却无力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金钱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思想。 知识分子的转变是电影想要表达的主要方面。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出生在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少年时代衣食无忧并有能力接受良好的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种是出生在无产阶级即贫民家庭中，靠自己的努力艰难求学，并在此过程中接触到各层各类社会人物，对社会有着最为深刻和清醒的认识的知识分子。前者以日瓦格为代表，后者以安吉波夫为代表。以日瓦格为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从思想上来说他们比单纯的资产阶级更为开放，对各种先进的社会思潮都有很强的接受能力，他们欣赏劳动人民的朴实和勤劳，也敬佩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者的勇气和热忱。他们的心是不掺杂社会苦难的纯粹，并因为不掺杂苦难而格外坚信自己为之付出的事业。但在灵魂深处他们向往和渴望的仍然是安逸和富足。在战争初期，日瓦格怀着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将自己的医学成就奉献给国家的心愿加入战斗军队，但是在回到家后现实情况的巨大改变却给他当头一棒，自己家被瓜分给别人，所有的东西全都按需配给，原有的对他来说正常的生活现在却很难再次还原，甚至为了让家人有足够的柴火走上偷窃公物的道路。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曾经那么热爱的诗歌都变成了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充满了享乐主义的糟粕。他曾经以为他的价值在于实现自己的医学抱负和用诗歌表达蕴含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但是现实让他质疑自己存在的意义，甚至疑惑的发出了：我也是人民之一啊！的疑问。最终他只能选择远离社会，做一个简单的劳动人民，或许最终他放弃拯救自己生命的机会选择仍然留在俄国，这种对祖国不离不弃的忠诚是他最后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吧。而安吉波夫这类知识分子，因为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社会苦难现象，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资产阶级的憎恨以及想要推翻现有的腐朽的沙皇制度的渴望，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出现对他们来说就像救命稻草一样，一旦出现就要毫不犹豫的紧紧抓住。这类知识分子在我看来是最为可敬却也最为可悲的，他们对信仰的追随极为纯粹，并且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可以抛弃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家庭，更不用说金钱等物质欲望。但是在这种盲目的追求以及狂妄的自信背后，蕴藏着极左思想的萌芽，甚至当这种思潮扩展至社会，就极有可能出现极端的个人崇拜和民粹主义。从积极意义上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惜奉献出一切的人，但从消极意义来说，是为了体现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实现自己心中隐藏的英雄主义而给自己套上冠冕堂皇的借口。在小说的结局中安吉波夫最终做回了单纯的自己，却在寻找娜拉的路上被击毙，不知道他在临死的那一刻，有没有想过被自己以所谓“村庄背叛我们，就该被烧毁”的理由错误的赶尽杀绝的人民，被自己以实现理想为借口提出的“个人生活在俄国已经覆灭”，从而被迫苦苦等了自己那么多年的妻子？去追寻个人理想，实现个人价值并没有错，但是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掩盖自己内心的自私和欲望就只能成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接下来是贵族和平民女子的区别，以冬妮娅和娜拉为代表。冬妮娅作为一个从小不食人间烟火，在莫斯科接受教育的贵族小姐，身上却并没有一般贵族小姐的骄矜，反而是充满了纯洁和脆弱，充满了让人想要保护的欲望。在日瓦格从军期间一心一意的帮助他管理家务，即使苦难重重也还是力求打造出精致的生活环境，并且为生活中每一点幸运和快乐感恩，但她的性格同样也有着来自贵族家庭的弱点，就是面对世事变化时不会勇敢的去斗争，反而只能敏感惊慌，希望逃离。她的人生价值在于在乱世中也能保护好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家庭谋求一席之地，固然没有多么远大的理想，但这种精神依然值得敬佩。而以娜拉为代表的女人则在少女时代就被社会糟蹋的遍体鳞伤，女人的生存环境本来就比男性更为艰难，更何况在动荡的年代一切伤害都变得光明正大，但是她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强。在之后的日子里，她为了寻找丈夫勇敢的踏上前线，在战争中展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傲骨，无所畏惧，不屈不挠，并且最终赢得了日瓦格的敬佩。或许她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表现在哪里，但是在旁人的眼光里，她已经成为了一个果敢的女性典范。这两种人生的差别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在小说中男主人公日瓦格本来已经和冬妮娅结成夫妻，但最终又被勇敢的娜拉吸引，而善良的冬妮娅在得知真相后依然忍住悲伤给日瓦格留信说娜拉人很好，并且说娜拉的住处是“认为你回来后应当会去的地方”，让我有些不理解，或许感情的升华和延续需要价值观的碰撞，但是为了一己私欲伤害另一个女人却令我不齿。 最后是无产阶级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劳动人民，他们意识的觉醒更多的表现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至大清洗活动中，在他们看来，自己终于可以翻身为主，也终于不用再受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气了。劳动人民的勇敢和勤劳固然值得我们敬佩，并且民主思想的普及也确实是众望所归，但是在影片中所表现出来的，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的一小部分属于劳动人民，但却极有代表性也是表现最突出的那一部分，却深深地体现了人的劣根性。在他们身上，我不得不说没有看出任何有意义的人生价值的实现。用小说中的话来说，他们纯粹是一群“披着红军外衣的为所欲为的人”。在社会变革的时期，因为社会制度不健全或者是执政党迫切的需要广大的群众作为基础等种种原因，这些人在为所欲为的道路上愈加猖狂。在他们自己看来，自己俨然就是正义的化身，为社会公平贡献自己的力量，殊不知在其他人看来，纯粹就是长时间被圈养的羊突然被放出了羊圈不知所措的咩咩叫，还以为自己获得了跟狼一样的力量，然而其真相只不过是牧羊人一时的仁慈而已。 综上所述，集体意识是由个人意识所组成，集体意识的形成必定受到长期的和当前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作为一种潮流影响着特定情况下个人思想的走向，并最终影响着个人价值的实现。这种情况并不是特例，而是广泛的存在于社会每时每刻的运动中，在当下则更为突出的表现在网络舆论和公众的价值取向中。在我看来，一个人从小形成正确的三观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养成一种批判思考的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过于偏激盲从，否则小则影响个人的生活，大则影响整体的社会走向，因此一定要时时谨慎，在实现个人价值之前，先判断这种价值是不是真的有被实现的价值，做一个更理智的人，做出更理智的决定。

再看大卫•里恩的《日瓦戈医生》源于饰演日瓦戈的男演员奥马•谢里夫去世了。

片中，日瓦戈标志性地静默与微笑，令人印记深刻。影片上映时，一片吐嘈声，大卫•里恩发出“不再拍电影”的愤然之语，一周后，情势陡转，好评如潮之外，还赚得盆满钵满。

其实，早在拍片时，谢里夫对自己的形象很没信心，本来他就没想到自己会出演男主角，化妆难度不说，关键在于里恩要求他表演必须静默，从始至终都要如此。对一切看似无动于衷，但又无法置身事外，简直难于登天。

时光证明了一切，导演的要求，让谢里夫等同于日瓦戈应有的状态。日瓦戈面对突出其来的革命浪潮，被裹挟在汹涌地滚滚洪流中，一脸茫然，更无法世故。他是本真的一个人，心地单纯又透明。拉娜闯入他的生活，完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情境，可谓浑然天成。这是只有诗意理想的人，才会有的心动，但这种激悦是潜行的，是无法向外分享的优雅情愫。

拉娜的原形奥佳，自与帕斯捷尔纳克相识后，在享受甜美爱情的同时，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厄运，饱受劳役之灾。老年时的她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何只有我受难，他（帕斯捷尔纳克）却没事，也许当局就是通过压制我企图改变他的写作方向吧。

出演日瓦戈妻子桃雅，乃卓别林女儿杰拉尔丁•卓别林，当时她在法国发展。她不敢相信会出演这个角色。她说看过小说后，就想到自己的妈妈（也就是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奥尼尔），妈妈一生默默付出，从无怨言，这不正是桃雅对日瓦戈的日常生活状态吗。杰拉尔丁•卓别林后来一直在法国、西班牙等国拍片。

帕斯捷尔纳克自与奥佳两情相悦后，就于1947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一直延续到1957年传入国外，首先在意大利出版，风靡西方文化界，甚至被美国当作政治工具，作为与苏联冷战的一环。1958年意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喜出望外，但迫于政治压力，他不得不用电报的形式拒绝了诺奖邀请---“诺奖在我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我乃一介文人，不配得此殊荣，在此推辞，请别见怪”。

因为当局明示他如果去了斯德哥尔摩就别想着回来，他不想用不能返回祖国的代价换取这个奖项。我想，没有比这样更爱国的人了。只是当时整个苏联少有理解他的人，或者说人是善变的动物，除了随波逐流，除了漫天的指责，他根本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加之情人奥佳的坐牢，这彻底击垮他的身心，1960年5月30日即走完他压抑、窒息和苦闷的一生。

小说被意大利商人庞蒂拿到版权，经过与米高梅商量，他想让妻子索菲亚•罗兰出演拉娜，大卫•里恩以性感女神个儿太高为由拒绝了她。米高梅投巨资的同时，还全力放手让里恩去倾心拍摄。那时的好莱坞对创作人的干预看来还是很少，当然，这得看是对谁。由于处于冷战，无法前往苏联，先是在南斯拉夫，但景致与蒸汽机车都无法满足，再往北欧芬兰、瑞典，因为四季关系，仍不理想。

这得益于美工大师的引荐，选在了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安静的小镇，魔法般变换着四季色彩，少数冰天雪地外景到芬兰拍摄。日瓦戈一家坐蒸汽机车前往乌拉尔山那长长的一段，专程在加拿大拍摄，这几乎与乌拉尔山景色无异。

出演拉娜的女演员茱莉•克里斯汀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女演员，性感而有一丝捉摸不透，酷似默不言语的灵猫，却光芒四射。一开始她与商人约会那段，导演要求她穿上红衣，她就是不穿，慢慢才说服她，且掌掴男方之后，却挨了对方一耳光，本来剧情是没有的，那是双方下意识反应，里恩觉得效果很好，符合剧情，就留了下来。

片头的6分钟序曲，铿锵有力，荡人心魄。几十把三角琴（三弦琴）的齐奏，由缓渐起，让法国音乐家莫里斯•贾曼引以为豪，终创作出动听、悠扬又荡涤心灵的《拉娜之歌》。

片尾日瓦戈的哥哥，看到日瓦戈女儿冬妮娅的男友背着三角琴，就问她“他会弹它吗”，她微笑说“是的，他会弹”。让俄罗斯的乐器作为一把动听的道具，所蕴涵的希望寓意，令人为之感叹，这真是绝妙的一笔，我想一部宏大史诗电影没有比这样诗意的结束，更为触动人心的。这正是大卫•里恩的高明所在。所谓妙不可言，不过如此。

片中唯一遭人诟病的就是拉娜等女性饰演者的发型，几乎全是六十年代才有的发型，所谓百密一疏。当然，作为一部完美的史诗大片，除了不能说俄语和不能在苏联拍摄这两点遗憾之外，以后再难拍出这样的经典了。1988年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得以出版，一时出现洛阳纸贵的情形，1994年电影在俄罗斯上映，轰动不已。据说诸多俄罗斯大导演跃跃欲试，奈何看了几遍电影后就不再发声。我想，一定是此片的宏大叙事，让人望而却步。

是的，这部电影完全符合“叙事精美、每个人物的心理阐释到位，以及上升到全人类的人文精神维度”，也就是我在《电影三个层次》一文中所强调过的。这得感谢大卫•里恩一贯的大气、沉静与忍耐，当然，这与他的深厚的人文素养息息相关。从《相见恨晚》《孤星血泪》《雾都孤儿》《艳阳天》到《桂河大桥》《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再到《瑞恩的女儿》，经过一个磨砺的过程，渐渐形成其大手笔而不落俗套，叙事不拘泥于传统，景致酷美，诗意阐释，这些只有大卫•里恩才有的影像风格，无人能及。

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作《停顿以后》中说“在刚刚破晓的冬季的早晨，当我坐在灯光下磨磨蹭蹭，冬天便像未被领悟的提示，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

1999年4月16日大卫•里恩悄悄地走了，终年81岁，而他所留下的光影则不朽。

2015、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