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谍影

约翰勒卡雷是个观察力特别敏锐的人。他既是个英国间谍，也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所以即使他和伯顿在一起饮酒狂欢的时间并不算长，也仍然看透了伯顿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端倪。

64年伯顿邀请他去百老汇看《哈姆雷特》，这是百老汇史上最赚钱最狂热的莎剧演出，一票难求。他被安排在了前排，最好的位置上。而伯顿此前并不认识他，仅仅是因为看了他的小说《柏林谍影》。

勒卡雷说，就算让他去朝觐教皇，也不会比让他去见伯顿更激动。伯顿在舞台上的表演是史诗性的。在演出结束，他被邀请到伯顿的化妆间时，他毫无意外地被伯顿迷倒了。

他拼命地夸伯顿的哈姆雷特比奥利弗和吉尔古德的还要好，比所有人的都要好。

但他始终在心里嘀咕，眼前这个拥有美丽的，雷鸣般的经典男中音，长着一张希腊雕像一般的完美脸庞，满脸麻子，雄性魅力强大无匹的男人，真的能演好那个颓废厌世的中年英国间谍吗？

后来拍摄进行到一半时，伯顿因为抑郁症发作而不想说话不想动，拒绝拍摄。他说他只想见勒卡雷，只有勒卡雷修改了台词，他才会念出来。

制片人赶紧打电话给勒卡雷，用仿佛被人用枪顶着脑袋的慌张语气说，“快来吧，理查德需要你的陪伴和帮助。”

勒卡雷飞去爱尔兰的都柏林，然后接手了每天都陪伴伯顿喝酒的工作。他围观了伯顿和泰勒，和导演马丁里特的争执经过。 当时伯顿接连遇到了很多麻烦。

就在开拍前，他的二女儿杰西卡被希比尔送去了长岛的精神病疗养院。他去探视她时，她居然完全不认得他了，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泰勒试图把她接到身边，雇佣最好的护工护理，请最好的医生治疗她，却被希比尔拒绝，她禁止伯顿接走女儿。这让伯顿非常地悔恨自责。

开拍后，先是泰勒乘坐的劳斯莱斯在路上撞死了人，虽然不是他们的事故责任。接着，泰勒的父亲中风了，据说活不过一年，她只能去照顾他。

最后，当泰勒返回片场后，与伯顿的初恋情人布鲁姆争风吃醋，每天在片场死死盯着伯顿，时不时地尖叫，对他呼来喝去，让他更加焦虑。

勒卡雷一次在凌晨时分被伯顿邀请去他的套房，他到达时，伯顿一个人坐在那里。泰勒明知道他来了，却用对讲机气急败坏地喊伯顿回卧房，不希望伯顿和他独处。

伯顿回房之后，因为对讲机没有关闭，他清楚地听到了响亮的巴掌声，那是很多个耳光。他猜想泰勒的脸一定被伯顿打得满脸红肿。

可他没想到的是，她从房间里出来时安然无恙，伯顿却被她打得浑身上下伤痕累累。 在内外交困之下，伯顿本来还只是从中午才开始喝酒，现在被刺激得犯病了，只能用酒来压，在片场一天到晚都是酩酊大醉的，这引起了导演马丁里特的愤怒。

里特从第一次见到伯顿就讨厌他，认为他太放纵。里特是个道德君子，保守固执，不吸烟不喝酒。而伯顿和他谈话时却在不停地吸烟喝酒。

他在当时就无法掩饰对伯顿的厌恶，以至于溢于言表。 他还迁怒伯顿，认为他在52年上好莱坞黑名单时，伯顿没有为他们这些被迫害的左翼人士奔走疾呼。实际上，当时他们互相都不认识。

两人因为表演理念产生分歧，在片场公开辩论，互不相让。

几年后，里特说，“我不喜欢他和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她总是在喝香槟，他一旦中午和她出去吃饭，回来就会烂醉。这不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想他也一定觉得我不够欣赏他。”

这话还算客气的，因为当时伯顿正当红，他不好说太尖刻的话。

到了86年，伯顿去世两年之后，他开始大肆批判伯顿。

“我对天才没有任何尊重。天赋是生来就有的，而不是通过奋斗而得到的，所以你如何对待你的天赋就尤为重要了。把金钱摆在艺术之上，或者家庭之上。炫耀你的财富和女人，炫耀你的酒鬼生活，这非常糟糕。

浪费才华是对神和人类的一种罪恶。伯顿的才华是非凡绝伦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才华越大，罪恶也就越大。”

显然，奥斯卡评委们一直不给伯顿拿奖，也是他这种心态作祟。 勒卡雷反驳说，“真的吗？这样公平吗？这不是真的，也不公平。理查德伯顿是个有文化，严肃的艺术家，一个自学成才，非常博学的人。他的欲望和缺点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所共有的……他是无礼的，顽劣的，慷慨的，具有控制欲的。但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对他们的领地具有极强的守护欲。

我未能在他成名之前遇到他，是一种遗憾。他的利马斯是极好的，它应该为他赢得那一年的奥斯卡奖。可惜，这是他一生未能获得的奖项。”

当拍摄进行到最后一场，在荷兰的席凡宁根海边，勒卡雷再一次见到伯顿时，突然发现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了，这时候伯顿还不满40岁。

当伯顿在海滩上向他走来时，他意识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他作品里的利马斯，那个疲惫的，幻灭的中年间谍。

他的身体还活着，但他的精神正在慢慢地以自我厌恶的方式死去，他已经被他的生活一点点地耗尽了。

伯顿当时在日记里写道，“我正在享受生活，如果这个绝望的生活可以让人享受的话。”

《柏林谍影》里的伯顿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一位曾经狠批过他的评论家说，“他已经完全弥补了他以前的所有不足。如果他今年没有获得奥斯卡，那么奥斯卡就毫无公正可言了。”

的确，奥斯卡就是不公正的，或者起码对伯顿一人，是绝对不公正的。 图一为伯顿与勒卡雷

图二为马丁里特，布鲁姆和伯顿

图三为马丁里特，伯顿和迈克尔霍登

银幕上的伯顿最吸引人的是掩藏在男子汉外貌之下的脆弱感，被西方评论家认为最擅长诠释高智商的厌世者。

“不管理查德·伯顿是把他的情绪埋在痛苦的冷漠之下，还是让它们爆发出狂野的攻击，他的许多面具掩盖了一种不安和怀疑的精神。正是这种破碎的品质，加上他洪亮的嗓音和深邃的蓝眼睛，使他成为20世纪后期男性气质的典范。

他的吸引力因所有的丑闻和酗酒行为而增强，尤其是他与伊丽莎白·泰勒的婚姻风暴，他与她离婚后又再婚。

伯顿挥霍无度，挥霍自己的才能。他一生对金钱的兴趣可能与他贫穷的家庭背景有关。他于1925年出生在威尔士的一个矿区，13个孩子中排行第12。他的老师菲利普·伯顿鼓励了他，帮助他进入牛津大学。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为理查德·沃尔特·詹金斯提供了未来的艺名。

在伦敦颇具传奇色彩的老维克剧院，他曾有过几部大型莎士比亚作品的演出，但只拍了五部英国电影。在《埃及艳后》中饰演马克·安东尼取得突破后，他和丽兹·泰勒一起出演了几部电影，包括迈克·尼科尔斯的《灵欲春宵》，《驯悍记》，由弗朗哥·泽菲雷利执导。

他与泰勒的关系的戏剧性经常掩盖了他的巨大的存在和才能，这使得许多平庸的电影值得一看。

尽管他由1952年的电影《断肠花》开始，一共获得了7项奥斯卡提名，《圣袍千秋》(1953)，《雄霸天下》(1963)，《柏林谍影》(1965)，《灵欲春宵》(1966)，《安妮的一千日》(1969)和《恋马狂》(1977)——他实际上并没有获得该奖。

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在迈克尔·雷德福的奥威尔作品改编的《1984》(1984)中表现出色。” 关于利马斯

“他巧妙而全面地扭转了局面，最终却发现自己也被老板陷害了。 在对对手产生了某种近乎于友好的尊重之后，他最终被迫牺牲了对手。更糟糕的是：真正的恶棍，一个完全不道德的操纵者，竟然是他必须感谢的那个救了他一命的人——尽管他已经自由了，但他自己却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一个人道的同情姿态导致了一次延误，而这让他付出了最终的代价。” 《世界报》 来看看彩照里的《柏林谍影》，这里还有利马斯被枪杀时的远景镜头，把杀手入镜，这是电影里剪掉的镜头

伯顿总以真性情的面目示人，其实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一个人设，“理查德伯顿，这是我的头衔，我的座右铭，我的墓志铭，我的十字架。我获得了恶魔一样的名声，这完全与我作为演员的成就无关，我是臭名昭著的理查德伯顿。”

他既是一个说谎精，也是一个戏精，没有几天能真正做自己的。

从他五六岁时候开始因为谎话太多而被火炉烙手，到他精心引诱了菲利普，他知道说谎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但他还是尝到了说谎的甜头，然后就像吃了裹着蜜糖的慢性毒药一样越陷越深了。

就像《柏林谍影》里的利马斯，一天到晚都在说着那些他精心策划好的谎言。说的太多，竟然连自己都下意识地以为自己说的是真话，不但骗过敌人，也险些骗过了自己。

只有每天晚上11点睡觉之前，他才利用十五分钟时间做回自己，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都是谎言。这十五分钟里，他才终于做回了自己，只是这个真实的自己已经让他有点陌生了。

伯顿在70年的日记里写道，“我爱这个世界，但我不能太当真，否则我会发疯。” 他一辈子骗了太多人，他把两千多个女人骗上了床，骗得她们以为他爱她们，骗得她们以为自己是这个世上最值得被爱，最值得与他交谈的人。

他爱慕虚荣，告诉记者，他25岁就演了哈姆雷特，24岁时就和泰勒相识并成为朋友。

他杜撰了祖父之死的故事，在一个个派对上讲得绘声绘色，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受欢迎的人。

他骗朋友骗同行骗记者，表面上和他们谈笑风生，装出很迷人的样子，实际上他在日记里刻薄地谩骂着他们。

他骗孩子，在孩子眼里扮演了一个温柔慈爱的父亲，实际上他恨不得她们都立即长大离开他，一年只见他一次。

他骗他最爱的女人说，他对她绝对忠诚，绝不会背叛她，然而没多久他就和别的女人上了床。 最后一年时他的谎话更多了，简直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1月份他见过泰勒之后回来告诉萨莉，他不再爱泰勒了，他不想再和她再有任何关系了。然而8月3日的这一天下午，萨莉在厨房里忙碌的时候，他小声告诉约翰赫特，“我还是很爱伊丽莎白。”

然而他还是继续骗着他的伊丽莎白，“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与你重聚？”

他打电话告诉菲利普，他的病快好了，明年1月他会去美国探望他，演《理查三世》。

十句话里九句假，只有一句是真话。

当7月底他离开伦敦前最后一次见他的弟弟格雷厄姆时，格雷厄姆发现他管萨莉叫伊丽莎白，很疑惑地用威尔士语提醒，“那是萨莉。”

他回答，“我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他在最后两个月里真实的内心世界；更没有人会知道，他为什么故意管萨莉叫伊丽莎白这样伤害她。

他不再解释了，此时他多说一句话都很累。演戏演了一辈子，能不累吗？

他恨表演，就像他恨他真实的自我。但是他摆脱不了表演。

74年时他告诉记者，他没办法去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因为“表演就像一条毒虫，把我咬得太深，太狠了。”

真实的他，只是想伏在爱人的肩头上哭泣，做里奇，那个威尔士小男孩，那个没有妈妈的孩子，而不是他刻意塑造出来的“理查德伯顿。”

但他知道他的“威尔士情绪”惹人厌憎，他要讨她欢心，就只能表演。有时候病情牵扯着他，让他没办法表演，他也得被迫饮下她喂给他的酒，强行快乐。 他低着头，沉浸在自己的真实情绪里，深深的眼窝和眉尾之间，形成了一片浓重的阴影。他的眼睛藏在这片三角形的阴影里，叫人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东西。

“亚力克，今晚我是想让你高兴的。”

正在忧伤沉郁中的他闻言悚然一惊，抬起头来，面对爱人期望的眼神，他必须表演，必须说谎，必须快乐。

“哦，是的，我是，（我很高兴）”

明明迎着光的眼睛里还是悲伤的，可他还是歪了歪嘴，做出了一个很大的笑容。

然后，他到底还是抿了抿嘴唇，垂下眼帘，不再让她看到他的眼睛。因为只要再慢一秒，他就真的演不下去了。

为什么在结局时，他明明可以活下去的，却非要自杀呢？那是因为，对于一个早已幻灭，早已绝望的人来说，爱人不在身边，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盏灯也熄灭了。

他的挣扎，他的谎言，他的表演，都没有了意义，他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即使发出一声最后的呐喊，也不会有人听到。那么不如闭上嘴巴，沉默着离开吧。

“他们好像犹豫了一会儿，再次开枪了。之前有人喊出了命令，一时间并没有人开枪。最后他们还是开枪打中了他，开了两三枪。

他愤怒地看着四周，像头斗牛场上盲目的公牛。他倒下的时候，看到了那辆被两辆大货车夹在中间撞毁的小轿车，车上的孩子们还在窗后快乐地挥动着小手。”

伯顿死前看到了什么呢？

也许是，手上太多太多的鲜血，哪怕是大洋里所有的水，都没办法把他的双手洗净，反倒把那一碧无垠的大海，悉数染作殷红呢。

译自迈克尔穆恩的《理查德伯顿：花花王子》

伯顿一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瑞士的滑雪胜地格茨塔德，1965年1月，他就是从那里飞往伦敦，与导演马丁里特会面，讨论在都柏林拍摄的电影《柏林谍影》的。

这与当时任何一部詹姆斯邦德类型的间谍电影都不同，这是一部冰冷惊悚的黑白片。与里特共进午餐的是女主角克莱尔布鲁姆，她饰演的图书管理员爱上了伯顿。

在理查德早年生活的所有情人当中，伊丽莎白是最恨克莱尔的，至少有人这么说。在伊丽莎白之前，克莱尔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把理查德从希比尔身边抢走的女人。

克莱尔可能是那个能把里奇从伊丽莎白身边夺走的人。但到那时，这段恋情已经结束，克莱尔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和里奇有任何瓜葛了。至于理查德，他说，“克莱尔非常适合这个角色，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罗德斯泰格尔告诉我：

“我敢肯定，当理查德同意让她出演时，克莱尔一定很惊讶，因为他本可以让她从那部电影里消失，他是大明星，有否决权，但他没有动用。她很担心我对她和伯顿合作的看法，我告诉她，她必须这么做，她想要那个角色，没有理由让她放弃，无论她曾经和他发生过什么，那都是过去的了。

但是伊丽莎白，天啊，她很讨厌克莱尔和理查德在一起。当然，伊丽莎白会一直在片场，无论他在做什么，无论他在哪里，只要她需要他，她就会尖声叫道，‘理查德！’这声音能传出好几英里远，每次他都会跑过来。克莱尔会对伊丽莎白泰勒喊出的‘理查德’做出绝妙的模仿。”

克莱尔说，理查德仍然喝得很凶，早上他的手一直抖到9点左右，这时他就会喝一杯不只是咖啡的咖啡——杯子里还掺有更烈的东西。

在《柏林谍影》中，里奇上演了他最精彩的一出戏，但他自始至终都沉浸在一种深深的抑郁中，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种深不可测的忧郁感”。

这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一开始，里特让理查德淡化他的角色，以保持这个间谍角色的低调，里奇觉得这让他没有机会锻炼他的表演肌肉，特别是他的声音，他觉得他只是在走个过场，没有兴趣或热情。

另一个原因在于剧本，理查德觉得对话很沉闷。克莱尔布鲁姆的出现并没有让里奇失望，但却让伊丽莎白失望，她几乎不让理查德离开她的视线，因为，罗德斯泰格尔说，克莱尔现在被认为是唯一一个可以把理查德从伊丽莎白身边带走的女人。

里奇说：“也许有那么一段时间，克莱尔可能就是我的真命天子。但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对伊丽莎白不忠。”

然而，伊丽莎白并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因为这很难让他们的婚姻变得幸福。

迈克尔霍登，理查德众多的演员朋友之一，经常出现在他的电影中，包括《柏林谍影》。

这个人对我说：“他们确实喝得很多，吵得很多。他们住在格雷沙姆酒店，每个房间之间都有对讲机，所以不管他们在套房的哪个地方，他们都可以继续战斗。当你去拜访他们时，你会听到他们通过对讲机大喊。我还听到了扇耳光的声音，但抽耳光的不是理查德。”

我问霍登他是否能确定这一点。他说：“理查德是那个侧脸通红的人。” 然而，理查德的银幕表演仍然很出色，这让他很困惑，“我不明白我怎么会这样。”但他确实出色，而且还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提名。

《综艺》杂志指出，这部间谍片“完全克制，轻描淡写”，完全不像20世纪60年代的间谍片那样充满噱头。文章指出，“伯顿非常适合扮演这个显然已经精疲力竭的英国特工的角色。”

里奇是真的很疲倦，他经常喝醉和感到无聊，这也许正是导演马丁里特想要的角色。里特告诉我，“我需要理查德伯顿的疲惫不堪，而不是一个实干家。我要的是与詹姆斯邦德正好相反的间谍。他想让我放开他，但我紧紧抓住缰绳不放。他说我把他惹毛了，就算我真的惹毛了他，他的表现也很不错。”

这是理查德典型的表演方式，他没有试图创造一个角色，只是创造了一个像他的角色，就像他当时的样子。

《柏林谍影》和《春风无限恨》的成功让理查德再次跻身十大票房明星之列。《柏林谍影》的成功现在证实了公众肯定会去看伯顿而不是去看泰勒。 利马斯这个角色让伯顿获得了第四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并成为英国电影学会奖的影帝

亲爱的彼得(吉勒姆)：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朋友亚历克的骨灰最近已经在柏林安葬了，离他死亡的地方很近。 在柏林墙下被杀掉的人们的尸体，通常都会被秘密地焚烧掉，骨灰也消失了。不过，多亏了斯塔西的细致记录，似乎在亚历克的案件中，他们走了个特殊的流程。如今，他的尸体重见天日，也体面地举办了葬礼，尽管这些终究为时已晚。 你永远的， 乔治(史迈利) ——《间谍的遗产》约翰勒卡雷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勒卡雷补全了利马斯的故事，交代了我一直想知道的，利马斯的身后事——在62年的寒风之夜倒在柏林墙下的二十七年后，柏林墙倒，当年目睹他牺牲的战友乔治史迈利终于寻回了他的骨灰，让他入土为安，永远长眠在柏林的土地上。

他不信马克思，不信耶稣基督，不信圣诞老人，他被圆场认为是一个反冷战的麻烦分子，头儿甚至想把他叫回来“解决”掉，但还是决定榨干他的最后价值，派他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对于幻灭的利马斯来说，他所做的，不是为了圆场，不是为了维护日益衰落的日不落帝国，而是“为了保护那些不起眼的老百姓，让平常人晚上能安心睡觉。”

大理石的墓碑被雨水冲洗得洁白无瑕，如同他的灵魂。墓碑上没有生卒年份，没有职业，没有墓志铭。

只是让我意外的是，作为一名间谍，他用的居然是自己的真名，“亚历克·约翰内斯·利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