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家觉得剧情不合情理,这可能是大多数观影者的看法,我开始也这么觉得.但是仔细一想却也不尽然.此文只是自己的一些看法，如有其他想法欢迎交流。
       首先当时的情况是,店里的冰箱没关导致很多食物坏了,而马上就是周五狂欢夜,有大量的顾客来吃饭,要命的是还有一个没表露身份的检查员.女经理本来想自己解决好这个问题的,但是她的能力却没有那么好,结果开始营业大家都忙得焦头烂额。8分钟左右的烤焦的薯条和店员被弄坏的指甲就是证明。而经理也在为迎接秘密检查员而布置任务。这时候有人叫她，说有个警察打电话给她，让她打回去。她先入为主就有了对方是警察的印象。
       然后就是女主角辩解，每次当她要跟那个所谓的警察辩解的时候，那个警察都会让他冷静，然后把电话给别人。在17分钟时，警察说到他也在跟区域经理联系，在经理质疑警察所提的要求时，警察都说这是标准程序，打消经理和其它执行行为的疑心和顾虑，让他们认为他们按照警察所说的做才是正义的，道德的和符合自己职责的，因此虽然许多人对警察要求的行为开始都有质疑，但后来都屈服了。在我们开来他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真正代入到当时的情景中就会发现，他们的行为是符合警察说的“道德”的，而且是在帮助女主角。
       接着在经理将衣物放到车上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经理对于店员偷钱是怀疑态度，之后由于男店员弄错顾客的单子的事情，经理所承受的压力过大，加上警察说女主角的哥哥是毒贩，使得经理认定了女店员偷了顾客的钱，因此在38分钟时她就对那个男店员说“她偷了一个顾客的钱”。此后，男店员因为和女主角的哥哥相识，而且（可能）暗恋女主角（猜测），因此拒绝了警察的无理要求，并在后面一直关注此事。而经理的未婚夫因为喝了酒，加上（可能）本来就有色心（他对警察的指示执行得很彻底，用命令的口吻，不像经理那样有所顾忌，并与女主角用商量的口吻交谈。）
       最终，在警察的诱导之下，杯具发生了。另外看了评论之后我特地百度了下路西法效应，确实如此。就像结束时经理说的，当时她将那些对女主角不利的因素都忽略了，沉浸在自己做“专业的警察代理人”的职责敢和使命感中。而快餐店的特殊环境则导致了店员习惯于服从上级的安排，导致了经理服从警察的指示，警察则在指示中不断强化（用鼓励和奖赏）经理的“正义感”。

对电影工业有几分异样贡献的戈培尔曾经这么自豪的感慨自个的创作团队，即，他们能使德国民众”遵守一种他们其实根本不了解，但却在梦中都能背诵的法律。“以拍摄《意志的胜利》等片蜚名着身的里芬斯塔尔在戈培尔组织的团队里算是翘楚了。许多年之后，耄耋之年的她还在坚称自己只是以电影导演的身份参与纳粹政府的电影创作，自己偏重的艺术美学只是与当时法西斯主义的精神美学恰巧吻合，战后几十年来舆论界和评论界的牢笼似乎并没有磨抵多少老太太的意志，终年101岁的老太太”拒不悔过“的大半辈子倒是成功的熬走了一票战时恭维，战后戏虐嘲讽她为乐，除了评论，终身无影片著作等身的平庸艺术家。

影片里那个自称警察的人如戈培尔一样，为实现自个的政治计划抑或什么莫名计划布下一盘棋，店长则如同里芬斯塔尔一样，以己之力，全面组织配合。而此陌生来电，对店里员工来讲虽说荒谬但并不陌生，店长以及员工们似乎此时需要一个缓解店内紧张空气的新事件，无论其是好，是坏，是善，是恶，似乎它的发生就可以吸纳当下所有的问题，摆脱失业，上级追查，顾客投诉等等可能发生的一切困窘。作为受害者的贝蒂起初的想法也是这样。
于是，”一种被不寻常所具有的诱惑力所迷住的人民“（里芬斯塔尔）所主导悲剧发生了，更可悲的是，那个拨打此神秘电话的犯罪者，不曾出现在在此事件的平面维度里。面对面对峙的两方，其实从根本上都是一类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幸存者们纷纷声称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更不明白这一切为什么发生；一小撮牺牲者们则沉湎于对事件的感伤，只是还在懵懂却坚定的认为这件事即便发生也不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所经历的是一种”即时性的假象“。

平庸之恶如若开花会像蒲公英一样，怕的是此花开不在一时，其种子会轻飘于周遭很多人的身上，心里。熟视无睹是常态，再其后是记忆失调的幻觉。除非此花开在自己的身上，我们不会意识到每一个人在细小事件里承载的，看似不重要的，也许正是他人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第一次接到法院传票的电话时，我一身冷汗。
尽管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老古语在先，但仍敌不过我心里对“法院传票”这四个字的敬畏，脑海中的搜索引擎马上启动，找寻最近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和“法院传票”沾边的事儿。
一件没有。
倒是想起了最近新闻中报导的新出现的几种诈骗案，其中一种就是利用电话诈骗，手段林林总总，方法拐弯抹角，结果总逃脱不了一句话：把钱汇到指定账户，一切方可息事宁人。不过，这些手段和方法中尚未提及“法院传票”，想必诈骗分子还不敢胆大妄为到“太岁爷上动土”的地步，（事实证明了，永远不要低估了诈骗分子的想象力）。所以当时我还是琢磨了半天，现在想起来自然可笑，就像《服从》这部影片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可笑。

如同任何一起事后分析起来竟毫无技术含量的骗局一样，《服从》的故事总让观众为剧中人物的智商着急。一个忙碌的周末，快餐店的值班经理桑德拉突然接到警方电话，声称她的一名女店员贝基偷了顾客的钱包，顾客跑到警察局报案，因为警察局现在人手比较紧张，这位名叫丹尼尔斯的警察在电话中就命令桑德拉协助办案。首先要把贝基控制住，接着丹尼尔斯指导桑德拉对贝基搜身，此后的故事越来越离奇，就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甚至有些荒唐。实际上，许多诈骗事后想起来都非常的幼稚，就连受害者自己也不相信，这么幼稚的骗局，自己怎么就入局了？最终也只能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来解释。
其实，《服从》的重点并不在于骗局本身，因为这场骗局太拙劣，有经验的观众在一开始便能猜到骗局中的关键要素，那个警察是假的。有些观众据此便认为，故事不可信，尽管影片开头已经声明：故事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甚至在结尾，导演还用具体数字来增加这一声明的可信度，相必导演在拍摄过程中潜意识里也认为这场骗局着实不怎么高明，所以才一再二二再三的用“真事改编”来消解观众对剧情的排斥。

那么，这场拙劣的骗局如何起作用的？
骗子声称自己是警察，并煞有介事的以协助警察办案为理由指导受害者的行为，或许正是骗局得以成功的关键的因素。其中不乏反映了人们对于权力的迷思。
上世纪六十年代，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实验，来探讨人们对于权力的反应。他找了40名来自不同职业的市民作为受试者，参加一项名为“惩罚对学生学习影响”的研究。受试者充当“教师”，在实验者（斯坦利及其助手）的指令下，当“学生”在学习中出现错误时，受试者便对“学生”施加强度和痛苦程度不断增加的电击。尽管学生以各种形式反抗，有26名受试者在实验者的命令下，坚持到最后，对“学生”施加了最强程度的电击。后来，斯坦利又改变实验要素，做了19个独立实验，对象多达1000人，这些实验的设计与结果震惊了全球心理学界，引起了人们对权力、个人道德以及自由意志三者关系的谈论。世界各地的许多心理学家在不同时期又重新做了这次实验，以期“时间性”和“地域性”这两个变量的引入能改变斯坦利的实验结果，然而他们的期望落空了，实验结果和斯坦利的基本吻合，这无疑说明了，对权力的盲从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的天性，不分时间和地域。
《服从》实际上就是斯坦利实验的电影版，它以故事的形式阐述了人们对于权力的盲从。在这个故事中，冒名警察充当了实验操作者的角色，值班经理（及其未婚夫）充当了受试者的角色，而可怜的女店员充当了“学生”的角色，不断反抗，却遭到越来越强的“电击”。值班经理在快餐店这个小团体里尽管原本就有点小权力，平时还算平易近人，但自从受到“警察”电话这个更大权力的指导，观众可以看到她的权力慢慢得到加强，最终其身份已经因权力关系而与警察认同了，仿佛自己也穿上了警服。

看到这里，人们不免会想到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斯坦福监狱”，又名“路西法效应”。就在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实验十年之后的1971年，斯坦利中学时代的好友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研究小组从70名应征者中选出24名实验者（他们都是美国大学生），随机抽出12名，让他们饰演监狱的看守，余下的12名饰演囚犯。第一天，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囚犯”第二天便发起了一场暴动，撕掉囚服上的编号、拒绝服从命令、取笑看守。津巴多要求看守们采取措施控制住局面，最终，看守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强迫囚犯做俯卧撑、脱光衣服，拿走饭菜、枕头、毯子和床、让囚犯空手清洗马桶，关禁闭等，然而，局面还是完全失控。第六天，在津巴多的同事克里斯丁的道德质疑下，实验不得不停止。2001年的德国电影《死亡实验》就是以此为蓝本改编而成，2010年，好莱坞又进行了翻拍。
《服从》中，冒名警察让值班经理找人看管贝基，因店里的工作人员很忙，值班经理找来自己的未婚夫伊万来看管。在快餐店的仓库里，伊万和贝基基本上重演了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尽管伊万没有穿警服，贝基也没有穿囚服，但是，警察的电话赐予了伊万一套无形的警服。对于剧情外的观众来讲，这套警服因警察的冒名而显得荒诞不经。但剧中人物对此却深信不疑，所以才令贝基的对自己囚犯角色无能为力，只能任人宰割。

如果冒名者冒名的不是警察，故事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结局。正因为是警察，一个权力机构的象征，才使得人们丧失了最基本的自我反思的能力。何以在权力面前，人们会如此的盲目服从？斯坦利的实验证明了这或许潜藏在人的本性内。这种本性可能部分的源于生物学，而更多的可能是基于社会学，或许是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已经通过种种的惩罚手段（就像影片中伊万奉警察之命对贝基的惩罚一样），把“对权力的服从”内化到种族的基因里去了。这是意识形态最成功的，然而也是最可怕的结果，人如果丧失了对权力的反思，便只能“我为鱼肉，人为刀俎”。
此时，批评的意义便体现出来。
因为，批评首先需要反思和质疑。
《服从》的结尾，出于道德的责问，伊万不想再看管贝基，值班经理只好请另外一个员工哈罗德来看管。冒名警察又要像指挥其他人一样指挥哈罗德，哈罗德只说了一个词：“为什么？”。虽然只有一个词，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词的重量，它彻底改变了《服从》的剧情，如果这个词提出的更早一切，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其实，剧中也有人有机会提出这个词，但是在强大的权力面前，他们欲言又止。之所以被哈罗德提出，并不只是因为哈罗德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当警察在电话中要指挥他脱掉贝基的衣服，检查是否有被盗的东西时，哈罗德说：“我不认为看女士这么裸着是一件得体的事”，这样的道德底线，剧中每个人都有，为什么那些人就轻易的按警察的命令脱掉贝基的衣服，尽管他们内心也曾犹豫不绝？
在权力面前，很多人容易丧失自我，或许是出于对权力的过度信任，或许是出于权力的淫威，自我的丧失使道德底线也随之坍塌，而哈罗德却没有这样，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一种权利——对权力的质疑和批评，尽管这并不容易。然而，正如E•B•怀特在《镇民会议》一文中所说：“人们为权利而奋争，毕竟是件好事，否则，时间会像老鼠一样，一点点的吞噬掉这些权利。”

   本来没听说过的电影，看得我一头冷汗，人性的弱点就在于，生活中人人冷静智慧，灾难一至都是无头苍蝇。
   君不见，那个聪明的正义的有质疑精神的年轻人，一听“你想跟毒品惹上关系？”就立马退却。
  那些宣扬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人，大多只是想代表群众。
  很优秀的一个电影，气氛和节奏都很到位，格局虽小，意味悠长。
ps：鄙视那些认为世人智慧冷静这种sb事不会发生的人，鄙视那些仅仅不喜欢这个故事就给电影打低分的人，这不是影评的正确态度

看完电影，所有人都会觉得这快餐店里的人都好SB，一个个都法盲，一点正常的意识都没有。也有之前的评论说是司法制度过于强大。我并不认同他这几点。
影片中，店员多次表示不理解，这显然表明他们对于这事情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每次被那人说了几句话后继续执行他的命令，这是为何？显然，他们不想因为假如那是真警察而不执行命令而受到责，这可以说是由心理暗示决定的：假如是真警察，那么为了避免口实肯定要按照他命令执行。假如那不是真警察，店员们也清楚就算最后证明是假的也可以说成是“我也是受害者，只不过所受的是另一种形式而已”
所以说，导演可能想表现出，在现代社会很多人为了尽量避免麻烦而导致失去对事物最基本的判断能力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