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拍摄的《烈日灼人》上映于1994年，同年便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次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我对这部电影耳闻已久，决定静下心去看却是见了《电影世界》上半年评出的五十部最伟大的政治电影的榜单后——也是出于对政治学、极权主义和反乌托邦电影的一点兴趣以及对《电影世界》的一点信任。看完之后方被它强大的戏剧张力震撼到。
    一 惨烈历史下的家庭流变
    关于极权主义政治的电影，之前也看过一些。用一个家庭在风云变幻中的遭际流变来映射整个时代的悲欢，是这种容易具有史诗感的电影比较常用且观众也较为接受的手法。国外像《再见列宁》《通往自由的道路》，国内像《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较为典型成功的例子。
    《烈日灼人》的背景是近代人类历史上和文革同样黑暗可怖的斯大林“大清洗”运动。故事其实并不复杂，尤其对于在本民族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相似叙事文本的我们来说，甚至有似曾相识之感。先大致介绍下人物关系和情节：支撑整个叙事的主要人物是三个人：红军将军科托夫、科托夫之妻玛露莎、玛露莎青梅竹马的前恋人——没落贵族米迪亚。一个典型的“革命”时期故事就此产生：米迪亚失踪了12年重新出现，打破了将军一家度假的安闲平静，他与玛露莎的旧日纠葛、互相责备又使被隐瞒多年的可怕真相浮出水面——正是科托夫的操纵才使得米迪亚弃家离爱远走他乡。而最为神秘丑恶的一环也随着剧情的深入逐渐清晰，那就是米迪亚的真实身份和他再度出现的真正原因：当年科托夫强派他去做情报人员，却不知，米迪亚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科托夫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和同样刻画了一女两男三人间微妙关系的《小城之春》不同，本片在人物关系上除此之外，还展现了这个家庭中众多其他成员——玛露莎家人的常态：沉浸在对往日生活回忆、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的奶奶，被重新教育、仍坚持“人之初，性本善是法律的基础，即使罗马的法律也是这样”的，夹在俄罗斯传统文化和新马列文化间的知识分子叔叔，学究的阿姨……这个家庭的基础是俄罗斯贵族知识分子式的，在这几个人物身上可明显窥见1917年之前和之后的分野以及变革对人们生活的改变。很多行动、细节是隐晦而有寓意的：奶奶小心翼翼地将1917年前从国外带回来的药倒在河里，“因为它们已经失效了”；叔叔口中的“樱桃园”，是借契诃夫之口说知识分子的错位感。
    二前松后紧的戏剧张力
    前面漫长甜蜜家庭生活的平静铺垫，和片尾迟到的暴烈变故形成最鲜明的对比，极强的戏剧张力令人在强烈的错愕震撼中思考悲剧的根源。
    电影除片头序幕讲米迪亚现状的一个侧面、片尾的悲剧结局外，全聚焦在科托夫大家庭的“甜蜜”生活上，这占据了极大篇幅。从大的事件来说，这家庭生活是一个平静——打破平静——恢复平静——再打破平静，悲剧结尾的过程。开端的家庭洗澡段落即将休假中三口之家的天伦之乐展现无遗，将军拯救乡亲的麦田展示了他的强力及在军中、国中、民中的地位，也让观众对其产生认同感。第30分钟米迪亚到来，以极为滑稽的方式继续影片的欢乐基调；重新聚首的大家庭话旧谈今、探亲跳舞，其乐融融，三人间的微妙关系靠演员眼神、景深镜头的引导来表达，女儿的天真浪漫更起到了穿针引线、巧妙化解矛盾的作用，有时看似插科打诨的闲笔实甚巧妙；到第 82分钟明了真相的妻子情绪失控，二人争吵，但随之丈夫的温存、现实的难以改变又让他们很快和解，家庭生活重复平静；第105分钟将军和米迪亚正面冲突，互相谴责对方罪责，但对家人、女儿的共同钟爱使得二人即便如此，还是达成协议，努力维持暴风雨前的平静，将军放下身段，等警察一来就悄悄上车。直到最后的高潮到来——抓捕将军的车终于开到，不明就里的女儿和家人天真地向他们表达友好，着装整齐的将军和警察一一握手，奶奶阿姨在米迪亚指挥下唱起了抒情的歌曲，插科打诨的将军藏着心中悲凉，带给家人最后的欢乐——她们始终相信他去参加完会议就会回家。全景深焦环绕镜头下家人的融洽吻别和俯拍特写下警察们的大汗淋漓、错愕疑惑对比鲜明。
    温情段落在女儿下车后伴随着舒缓音乐的终结而彻底结束，发生在逼仄汽车后座，突如其来的暴力群殴格外惊心动魄。镜头用不完整构图展示的只是警察们纷杂的拳头、狰狞的面孔，配合声嘶力竭的打斗声音以及镜头深处旁观司机目瞪口呆的神情，将赤裸裸的暴力恐怖展示在观众面前。如果说这展示的是肉体上的恐怖，那么接下来的才是更深层的精神恐怖，足以让人毛骨悚然：当悬挂斯大林巨幅肖像的热气球升起之时，昔日的受害者，今天的特权阶级米迪亚不由自主地右手痉挛着握成敬礼状，面孔扭曲，眼睛里说不清是悲伤绝望还是驯服的恶毒。 这是电影中我最难忘的一个镜头，每次忆及都感动深入骨髓的恐惧。
    与此相似的是《长别离》中已沦为失忆流浪汉的二战士兵听到未婚妻呼喊自己的名字，突然间站住，沉重地转过身，异常缓慢地高举起双手，就像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犯……这些细节是电影中神来之笔，极简又精准地描摹出人类隐秘的内心世界。
     三 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个体在历史中的选择
     我一直在思考，个体在历史中真的是选择的吗？最初我认为，个体生命只能被历史机器无情碾过，化成炮灰，别无更多选择。但看了不少讲二者关系的作品，仔细思索，却又不全然如此。就拿将军来说，他被以间谍的罪名被抓捕谋杀确实冤枉也违背基本人道法律，但他确实又利用过职权迫使另一公民成为情报人员，抢走其爱人；他的其他战友被斯大林匪帮定罪、谋杀时，他又保持了沉默。说到底，他是不合法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而米迪亚，他的确受害在先，“你们拿走了我的一切，我的生命，我的职业，我的爱人，我的祖国，我的信仰……”可科托夫反问：“谁迫使你？这就是你回来的原因吗？来享受，在痛苦中欢乐？”换言之，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就像我最喜欢的公知刘瑜所言的，“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小到本片，没有一个人真正无辜，“12年的特务生活浸染已使米迪亚成为制度本身”，他的双手已沾满被违法清洗的生命鲜血，他“回家”梦想的实现靠的是其他无辜生命的牺牲；将军本身是罪恶制度的利益享有者，“甚至他的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理性来看，正如柏林墙倒塌后，法官赛德尔所说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那时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该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每个制度中的个体都有“枪口向下一厘米的权利。” 可《朗读者》中的汉娜没做到，本片中的将军和米迪亚没做到。每涉及这个问题，我都想设身处地地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我会怎么选择，但真的太难了。对于历史中的个体，理性上我们要求他们明智勇敢地承担作为有常识的人和公民该承担的义务，但感性上还是希望更悲悯一点，理解他们的艰难。
   四 意象：火球、迷路的司机
    片中火球“呼啦啦”地运动着灼过画面中场景，印象中有这么两次。
    第一次，第80分钟米迪亚向小女孩讲述实为自己以前家园美好生活和无奈被迫离家的“童话故事”，大火球轰隆隆地穿过房间，照过墙上贴的唯一能看到旧日生活痕迹的照片，消失在树林中。我想，这是暗示极权制度毁灭了他们之前正常的生活，俄罗斯人民的家园、传统文化、精神信仰统统乃至整个俄罗斯大地都遭到灼伤毁灭。
片末米迪亚自杀后，火红的圆球又照过房间钢琴上的曲谱，最后消隐在窗外顶有红星的高大建筑后面。他以回家为生活下去的唯一目的，但却发现，自身的一切信仰早已崩塌，家园也已毁灭，自己早也不是记忆中的自己，荒芜的制度下，扭曲的自我只能献祭了。
   还有片头、片中多次出现的旋律：“天上的烈日灼人，深红的大海不息奔腾……黎明时你告诉我，你对我的爱情不再。我的心中没有痛苦悲伤，却被恐惧紧握。在柔和的晨光里，你带走了明天。让我们就此遗忘，事情本不该这样。我想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说的是爱情，更是极权政治下人们的整个生活。对，“这是我们共同的过错”，我想这是这部电影更值得反复观看、引人思索的原因所在。
   最后，表达一下自己的良好祝愿：希望世界上再不要出现第三个毒太阳，也再也不要有毒太阳赖以滋生的土壤。

看完电影，我想说，米哈尔科夫确实比姜文厉害，但他不如谢晋。《毒太阳》比《阳光灿烂的日子》故事直白，结构复杂，且论述充分，但比起《芙蓉镇》，却缺乏自省和判断。
    看玛嘉·莎塔琵的《我在伊朗长大》后，我说，用这样的体裁表现这样的题材，本身，就已经很伟大了。但是我失望于影片过度依赖个人，女性，艺术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使得庞大的命题得到了极为片面的答案。伊朗走到这一步，不是女画家认为的政府和极个别独裁者的原因，更不是因为命不好，这具有必然性。
    《毒太阳》几乎犯了同样的错误。一个充满光辉的社会主义战斗英雄，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艺术家庭里，和美丽的妻子跳舞，和可爱的女儿划船，和一群音乐家踢球，唱歌，并帮助农民制止军队踩踏农田的军事行动。田园油画的镜头，慢节奏剪切，加强曝光的亮度，配上舒缓的弦乐，偶尔出现的关于世界观的争论，点缀其中。你简直以为自己在看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中“金色的秋天”，到处充斥着小布尔乔亚式的自得情调。
    然后冲突到了，一个男人，乔装而来，他是家里的养子，老丈人的学生，没落的贵族，妻子的前男友，长得好看，风趣幽默，会弹钢琴，能说法语，爱脱衣服，皮肤很白。男友力满分！
    但他是坏人设定——斯大林的间谍，叶若夫的鹰犬，他回来就是要把战斗英雄送上断头台。
    为了丰富人物性格，加强角色联系和内容深度。这个坏人原来有着悲惨的际遇，他是被战斗英雄逼迫去当的间谍，为了回来见女友，他出卖了八位白俄将领。他身上有哈姆雷特的影子，他嘴里也念着莎士比亚的台词。
    战斗英雄看见知道真相的妻子悲伤，连忙说，我和他不同，即使都是上前线，我有信仰，他只是怕被枪毙！
    然后迅速吻住上面的嘴，封住下面的口。真的，爱人间，没有一场做爱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来两次！
    果然，云雨过后，俩人又快乐地玩起了鸭嘴兽的游戏。噗！
    坏人私下告诉英雄，你要被逮捕啦！好人说知道了。然后特别英雄气概，像关公一样去踢了一场球。回来穿上军装就去准备赴死了。到了车上，四下无人，他对鹰犬们说，你们知道吗？我和斯大林同志私交很深！鹰犬们像看白痴一样看了他一眼。他觉得情况不对，想不老实，结果又被一顿胖揍，揍完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有我党江姐那种视死如归的表情，好像没什么信仰。倒是坏人在路上，看见一个坏事的迷路司机，这个等待戈多式的人物，身上被导演赋予太重的象征意向，不死不足以平民愤！果然坏人看到斯大林像后，掏枪干掉了他！
    英雄被捕后，立刻遭到枪决。妻子被关起来，死于狱中。女儿也随母亲入狱，后来放了出来。关键是坏人居然自己就躺在浴缸里，自杀了。片头片尾一呼应，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整个电影就是在说，在坏的社会背景下，上到国家英雄，下到小市民，包括中间的知识分子，全都太渺小，无能为力！这个锅只能让布尔什维克背，只能让苏维埃政府背，只能让斯大林背，只能让社会主义制度背。
    这个人啊，甩起锅来，真是！
    91年12月苏联解体，94年5月电影上映。不能不说，米哈尔科夫真是紧赶慢赶。
    果然，电影拿了94年戛纳评委会大奖和次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姜文导演其实和米哈尔科夫是一个路数的，无论在《阳光灿烂》还是《太阳升起》中，都习惯用左翼的语言和身份表达右翼的情怀。基本都是在说，我干过坏事，但只是因为我当时，很傻很天真！
    由此延伸到我看过的一大批对于文革的回忆录或者人物传记，那些当年无恶不作的红卫兵头领，全在那里痛斥江青害人不浅，四人帮人性泯灭。至于毛，起码是为虎作伥！我们都是无辜的。
    连作恶的人都是无辜的，没作恶的当然是值得赞扬的，而遭到迫害的就是英雄或烈士！
    真是恶心！
    苏联的肃反运动是怎样从调查谋杀基洛夫的凶手的刑事案件发展到杀掉两百万人的屠杀行动。难道全是斯大林的主意吗？就是电影中，害死英雄的难道不是他自己？害死坏人的难道有别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怎样从纠正意识形态的运动发展到全民癫狂的破坏狂欢。难道全是毛的锅吗？毛在66年文革一开始，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提到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要迫害好的人民群众，坏的干部只是少数，科学家，技术人员既要批评也要团结，抓革命的同时不能忘了搞生产，着重提到要文斗不要武斗！
    事实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除了苏联肃反，中国文革，法国也有过罗伯斯庇尔，美国也出过约瑟夫麦卡锡，尤其后者，几乎是个神经病。
    不同的政治制度都带来相同的政治惨案，是因为，政治制度只能改变国家的运行方式，却不能改变人性的恶。每一场狂热的运动都是对人性极端的解放，而这种天性的解放，往往使人在癫狂之际能够为自己的野蛮找到开脱的借口！我不相信一个作恶的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作恶，你在羞辱一个右派十五岁的女儿，难道心里真的以为她就是领袖要求消灭的阶级敌人吗？你在殴打一个七十岁的学者，难道心里真的以为他就是社会主义的毒草吗？不，你知道你自己错了，你只是享受用权利去践踏高尚罢了。
    说说我尊重的电影，谢晋先生的《芙蓉镇》。看看影片的人设，富农寡妇和右派艺术家相爱，农村懒汉是投机分子，运动中的弄潮儿女经理，性格煎熬的党支书，以及有良知和底线的粮站主任。
    有趣的是，不同于那个真实时代的性压抑。导演用性将每个人物串联起来，寡妇和艺术家在迫害中未婚先孕，党支书是寡妇的初恋，女经理对粮站主任有性趣，不得手后诬陷他与寡妇有染，而最终懒汉爬上了女经理的床。文革结束了，政府把房子和钱还给寡妇，寡妇只是嚎哭道：“还我的男人！”
    我想说的是，这是人性。而对于他人的迫害，在电影中，都是因为人性。评论说，谢晋导演“哀而不怒”，这是因为，对于政治，我们有怒的理由，可是关于人性，我们只能表示悲哀。
    故事的反转在这里。今年二月份《参考消息》，看到米哈尔科夫对于苏联解体，呼吁从国家层面认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首任总统叶利钦当年推行的政策为犯罪。
    我真是想当面问他，大师，你的自由立场呢？
    俄罗斯要是现在发展成功，大家不会怀念苏联。美国要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特朗普和桑德斯这种极右极左的神经病也不可能这么欢实。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开始怀念文革，毛左当道，那么，请别扯什么主义，全tm是自私卑劣的人性！

    有人把Mikhalkov（米哈尔科夫）的片子同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比如《活着》进行比较：两者的人物都是漂流在时代洪流中的零星孤叶，人生轨迹时而相交、时而飞散开来，胶片让这洪流暂时静止，喜与悲也便映照在这一坛死水之中。

    《活着》的人物更加渺小，电影在表达情感意图时其方式很随便——平实的叙事、人物的减法、世事的变迁……可以说导演没有用什么很“灵感”很“创意”的方法去渲染人物的感情——故事讲得很好，事件安插和美。

    在这一点上，《烈日灼人》就大不一样了。Nikita Mikhalkov，同样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导演，却并没有采用第三方的、《活着》一类片采用的（不是说这类影片没有对历史的评论，这些评论是极端隐含的、不言自明的）——一种旁观叙述的极端形式；也没有采用老片子那种历史观鲜明的战斗式的宣传表达方式。Mikhalkov的这部影片的讲述外表总体是平稳的——导演就像是安坐在放映机后静静观察自己的思想轨迹、人物和观众在其中的沉浮一样。《活着》一类影片描述人物命运的多重交叉，而Mikhalkov在这部影片中注重的是在相对静止的一个时间段里（这里是一天）表达人物命运多次交叉后、在本次“交叉”时的情感和整部影片的感情基调，在这一点上Mikhalkov非常积极，为此，他采用了诗一样的意象——烈日。

    当这样一个明显是后期直接贴补胶片而成的、技术含量不高的“小太阳”（火球）伴随着呼呼的音效出现在湖面、米蒂亚讲述关于往事的自编故事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有点儿太突兀了，特别与前一段现实的描绘手法相比较还显出了些许不和谐。但当这个火球进入下一个镜头——他们儿时曾一起玩耍的白桦树林时——我们知道了：这个火球在不停地移动、向着同一个方向似乎有目的地移动，然后，他竟然在大房子门口顿了一下便“风风火火”地、又有点儿“失魂落魄”地闯了进去——无所适从地流连于回忆中，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但始终没有如愿——或许它从来就没有想过能收复什么。当相框的玻璃在烘烤的压抑中破碎之后，它悄悄离开了，没有带走什么，却又留下了很多很多——像以前很多次离开一样。

    米蒂亚还在慢吞吞地讲着故事，但是他明白故事没有结束。不过重要的是埂在心中的那铅沉的情感并没有因为他的回归而消逝、编诉的故事反而加重了对回忆的感慨。就像是米蒂亚心里的愤怨、他将这愤怨集中到手抓住的任何什物、挥舞着、叫喊着，但发现尽管回到了朝思暮想而又不敢回到的旧地后，这愤怨也仍然无法排遣：为他割过腕的爱人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大家穿着白色的衣裙终日舞蹈歌唱、终日安心幸福于那个“大热气球”（影片中居民建造“斯大林”热气球的事件贯穿始终）的阴影之中。米蒂亚自然会默默地思寻：这一切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他一无所有？而当这一家黯然的生活使他稍稍平静之后，他抬头看看天突然找到了答案。于是，手中的什物没有被痛痛快快地摔在地上，而是被安安稳稳地放在了手边的桌子边上——但是却把无奈的额头重重地按在了墙上。

    可这些剧烈的冲撞行动并不是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这一切被隐含在了蒙太奇的小太阳里。小太阳当然是离开了大房子，但是它同样没有消逝，而是疯狂地撞向了森林、燃着了一棵树……（这个“疯狂”用得不好，那其中的感情远比“疯狂”隐秘、动机也远比“疯狂”复杂）看到这里我们还无法确定那“答案”是什么——我们只能猜想。这种隐含恰恰符合了一种诗性。

    烈日作为喻体或者意象通常表达炽烈、热诚、执着、疯狂、狂躁或者强权等客体，但是这部影片的“小太阳”却不是这样，它将这些复合了起来。如题，它表达的是一种抑郁。太阳在寻取幸福的人的眼中是炽烈的执着的、炽烈属于青春的爱情，可是当有一个跟大的太阳作为强权炙烤这些追寻幸福生活的人们的时候——这种“压抑”的情势迫使“炽烈”转变成一种“狂躁”，“狂躁”的小太阳经过岁月的磨蚀就化成了影片中的“抑郁”。一切的一切，小太阳在影片的某几个时间点上同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片中人物的故事，这也是一种诗性。

    米蒂亚讲述自编的童话故事的时候，显然我们感觉得到那小太阳代表了他的抑郁无奈，其实这时候科托夫和玛露莎又何尝不是怀揣着那小太阳呢？当坐在政治警察中间满脸是血的科托夫突然痛哭流涕的时候，我们明白这烈日也表达了他的无奈和痛苦；当字幕上打出玛露莎和纳蒂亚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了这烈日同样炙烤着他们！当我们回顾片中少先队员们举着斯大林像的游行、居民们以极大热情建造斯大林气球的情景、甚至纳迪娅一般打扮自己一边唱着那首歌的样子时，我们知道这时他们的小太阳也许是“炽热”、是温暖、是深情，而等到他们也变成“有故事”的或者“编故事”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又猛然记起片头在雪地中唱着“被烈日炙烤”的乐队和小女孩、以及在曲中舞蹈的夫妇……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寒冷国家的人们无一不受着炙烤、感受着那无奈和抑郁！

    影片以米蒂亚的割腕自杀结束，小太阳熄灭在窗外——总觉得这个结尾太平淡。不过另一方面来说“熄灭”并不代表灵魂的安静，“熄灭”恰恰更加呈现了一直被强调的“抑郁”——太阳作为灼烧着的抑郁不是以爆炸等完全宣泄的形式为结局，而只是——“熄灭”。斯大林气球像幽灵一样悬挂在半空，其下是痛苦的和沉迷的人们……

    好在我们还记得送行家人的歌儿。“晨钟响起，如此多的回忆，我的心说：我们年轻时候、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乡，我的爱留在那里，当我们说出道别的话，钟声仍然在响……暮色钟声……时间没有带来不幸，误解中度过的春天，永远流逝……”，这似乎是导演特意留在这儿安抚我们的。

    这一切不是影片直接表述出来的，但是这些又蕴含在小太阳这个意象中，这就是诗。我没有见过任何一首诗用“太阳”代表“抑郁”这个意象，不过Mikhalkov做到了！

(评的是话剧版）

        当意识到为了看这个话剧，我已经花了30镑票钱、35镑交通费和15镑额外的午饭钱之后，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让人失望啊，这80英镑本来可以用来买30盒鸡蛋或两顿火锅或一条连衣裙的呀。
        《Burnt by the Sun》没有让人失望。
        看到一半的时候，还是有点失望的。当Mitya义正词严地讥讽Sergei的时候，我又看到那种熟悉的“正义者谴责堕落者”的黑白分明。但是该话剧的第二部分戏剧化打了一个U-turn，整个故事骤然立体了起来。
        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苏联。Sergei是个苏联将军，Marousia是他的年轻妻子，Nadia是他们可爱的女儿。他们一家，以及Marousia的众多亲友，到湖边渡假。快乐的假日被一个突然的来访者打断：Mitya，Marousia的旧情人，在消失了12年之后突然造访。他指责Marousia背叛了他们的爱情，卖身求荣投靠了将军。Marousia则指责他当年不辞而别。一个丑陋的事实逐渐浮现出来：当年Mitya不辞而别是Sergei暗下的命令：为了得到她，Sergei秘密将他派往巴黎做情报人员，Mitya为了“回到故乡的机会”而接受了任务，却一走12年。然而Mitya真的是“不得不”做特务吗？Sergei质问他：你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你出卖朋友，做秘密警察，双手沾满了鲜血，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回到故乡的机会”，你才是卖身求荣的刽子手。然后一个更丑陋的事实浮现出来：Mitya此行，是以秘密警察的身份来逮捕Sergei的——1936年，正是斯大林党内清洗的前夜。
        如果说该剧有个中心思想的话，它可以用Mitya和Sergei之间的这段简短对话来概括：
        Mitya: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是被迫的！
        Sergei: 不存在所谓的被迫，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只要你愿意为之付出代价！
        “每个人都有机会选择”。也就是说，不是，或不仅仅是，斯大林的邪恶，不是，或不仅仅是，克克勃的淫威，不是，或不仅仅是，古拉格群岛的恐怖，造就了肃反清洗的恐怖，是每个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作出的选择。专制能够得逞，不可能靠一个人的伎俩，它一定是成千上万人合力的结果：是他们的“协助”，或至少他们的沉默，为专制者铺好了台阶。
        就是说，虽然Mitya当初无奈做了特务，他不是无辜的，因为12年的浸染已经使他成了制度本身；虽然指控Sergei是“德国间谍”完全是污蔑，他也不是无辜的，因为清洗之前他是那个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之一。甚至Marousia和家人也不是无辜的，正是他们十几年的沉默让这个制度越来越坚固。当Marousia的奶奶不断追忆“解放前”的音乐多美好时，Sergei问：如果你们真觉得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捍卫它呢？你曾经有机会选择。
        “你曾经有机会选择”，道出自由主义的要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是关于政府角色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是关于个人责任的理论——因为正是个体在其日常生活中对自由的实践，使得限制政府专权变得可能。一个自由制度就象一条公路，没有无数清洁工、修路工持之以恒的清扫修补，它将很快在风吹日晒中退化为荒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最小政府”的前提恰恰是“最充分的个人”。人类通过左翼或右翼极权主义逃避自由的冲动也由此可以理解，因为越大的自由意味着越大的责任，因为一个自由的人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孤儿，他无依无靠，除了自己的头脑和心灵。
        看这个话剧，不能不想起中国曾经的残酷政治运动。从80年代到现在，“伤痕文学”层出不穷。上至老右派，下至红卫兵，几乎人人都自称是牺牲品。也许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看看《Burnt by the Sun》，那么他们也许会明白：如果你曾经在文革早期曾积极批斗过别人，那么你在文革后期被赶下去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在大跃进中强迫农民交出不存在的藏粮，那么你在四清中被批斗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暴力剥夺“地富反坏右”的财产，那么你在公社化运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粮食被村干部抢走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曾经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委员称号那个职务待遇，那么你被打成右派时就不再无辜……如果你在这一切运动中一直保持沉默，那么当你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机器中血肉横飞时，你要知道，不是别人，你，你自己，是自己的掘墓人。
        当然，今天去苛责历史人物也许太奢侈。在肉体毁灭和精神毁灭之间的选择，也许根本就不是自由。专制制度的残酷，就在于它让个体在这种“不可能”和那种“不可能”之间进行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于长于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未必更好，只是更幸运而已。也许任何时代的人可以做的，只是在“可能”变成“不可能”之前，及时地说不。

西风独自凉

1986年引进的前苏联电影《两个人的车站》，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扮演了一个叫安德烈的列车员，使大陆观众第一次领略了他作为演员的风采。时至今日，米哈尔科夫已是蜚声世界的大导演，被誉为俄罗斯的斯匹尔伯格。

米哈尔科夫生于莫斯科名声显赫的艺术世家，外曾祖父瓦西里•苏里科夫和祖父皮奥特里•冈察洛夫斯基均为沙俄时期著名的画家；父亲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是著名诗人、前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苏联国歌、俄罗斯新国歌的歌词作者；母亲亦是诗人；哥哥是名导演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

在家庭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米哈尔科夫对文学、影象艺术如痴如醉。1977年，32岁的米哈尔科夫根据契诃夫未完成的小说《没有父亲》改编的影片《未完成的机械钢琴曲》（又译《失琴声》），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奖项。

1994年，米哈尔科夫导演并和女儿共同主演了献给“大清洗”的牺牲者的《毒太阳》（又译《烈日灼人》），淋漓尽致地显现了斯大林时代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影片一经上映立刻在俄罗斯和世界影坛引起了轰动，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北美取得超过2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奠定了他世界级导演的地位。

由斯大林一手策划、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掀开了前苏联历史上最恐怖和黑暗的一页：1934年12月1日，苏共政治局委员谢尔盖•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青年党员尼古拉耶夫暗杀，处心积虑要清除异己的斯大林终于找到了借口，一场针对苏共内部及无辜人员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当天晚上，苏共中央便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

“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决议为大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敞开了制度的大门，成为嗜杀成性的斯大林清洗政治对手、残害无辜的重要工具：任何人十天之内被屈打成招即可未经审判执行死刑。

丧心病狂、杀人无算的大清洗，最终为苏共的灭亡和前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斯大林执政时期究竟迫害致死、流放、关押了多少无辜的人，学界说法不一。1999年，俄罗斯学者阿•利特温《俄罗斯学界“大恐怖”研究的历史编纂学》做了一个总结：“从（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期，共有3778234人被逮捕，其中786029人被判死刑”，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不同时期为清算斯大林的罪行而做出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被红色暴力机器疯狂碾压的血腥场面，斯大林这颗“毒太阳”活生生地将春色无边的人间化为腥风怒吼的地狱。

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毒太阳》，把情敌之间的争斗贯穿到时代的大背景当中，再现专制暴政如何最大限度地释放人性的恶：1936年夏天，红军师长、战斗英雄科托夫和妻子玛露莎及小女儿来到乡间别墅度假，玛露莎青梅竹马的恋人米迪亚突然到访，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宁静。

米迪亚出生于一个只准讲法语的贵族家庭，双亲均遭苏共镇压，为求自保和早日回到玛露莎身边，精通法语的米迪亚被迫前往巴黎，成为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秘探。下令让他背井离乡的正是玛露莎的丈夫科托夫！

米迪亚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八名白军将领的下落，得以回国了结私人恩怨。最后，契卡逮捕了科托夫，以叛国罪将其秘密处决；心灰意冷的米迪亚在浴缸里自杀；玛露莎被判十年监禁，1940年死于狱中••••••

影片将个人命运和时代风云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与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谐”并存，形成强烈的反差；“毒太阳”以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的超现实形象多次出现在镜头里，它穿过河岸、白桦林、客厅，具有毁灭一切的可怕能量，寓意斯大林暴政肆虐大地、荼毒生灵，反人性反人类反对美好的一切。

作为苏维埃富于传奇色彩的战斗英雄，科托夫知道斯大林的热线电话号码，过着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生活；受人尊敬的他，几句话就制止了苏军破坏庄稼的坦克演习，但仍然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被捕前，他久久地凝视着自己与斯大林的合影相片，沉默无语。他不会明白，他愿意为之献身的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

科托夫从害人到被害的可悲经历，堪称红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风声鹤唳、朝不保夕的一个缩影。

联想起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在1958年中共军委扩大会议上，主持了一场反教条主义运动，将萧克、李达、郭天民等十几个高级将官打成了“反党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过一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彭德怀成为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批斗对象。12年之后，整彭德怀整得最狠的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

在黑暗的斯大林统治时期，洁身自好、置身事外、与世无争只是一个幻想，时代的旋涡容不得你有半点犹疑，如果被诬陷也只有听天由命，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契卡成了地狱使者。

米迪亚本身是个受害者，要想在邪恶的体制之内生存下去，过上“美好”的生活，只能变成一匹野兽。当汽球吊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在金黄色的麦田上空冉冉升起，风吹皱了画像，斯大林的微笑顿时变得和米迪亚的一般狰狞，令人毛骨悚然：没有万人仰望的斯大林，米迪亚不可能复仇成功。他的自杀，表明对这个疯狂、冷血的世界已彻底绝望。

《毒太阳》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没有刻意去塑造什么英雄或小人：科托夫是个好父亲、好丈夫，豪爽、大气；完全被动的玛露莎旧情难忘；米迪亚擅长恶作剧，爱好音乐----普普通通的他们都被扔进了时代的搅肉机，要么害人，要么被害，或者兼而有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魔鬼。

影片里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也饱含象征色彩：从头到尾都在迷路的卡车司机，似在控诉前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找不到出路和方向；仅仅因为卡车司机目睹了契卡毒打科托夫的暴行，这个完完全全的局外人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杀害，是为斯大林体制草菅人命的真实写照。
 
冷酷的成人世界弥漫着谎言、杀戮和背叛，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在父亲（科托夫）踏上不归路时依然兴高采烈地学着驾驶汽车，令人心碎。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里，首次使用了“大清洗”这个字眼：苏共“在1936－1938年这个时期，开始在国家机关当中大肆清洗”，“大规模清洗是在反托洛茨基的运动后”。报告于1956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下发各级党组织，代表了前苏共中央的观点。

作为苏联体制性的罪恶，大清洗借助有重大人格缺陷的斯大林达到了顶峰。“毒太阳”即为前苏联体制和斯大林合二为一的恐怖意象。

据美联社报道，《毒太阳》的续集已经开拍，俄罗斯总理普京今年6月曾亲临影片的拍摄现场，坐在导演的座位上观看了拍摄过程。观众感兴趣的是，前苏联解体后，在米哈尔科夫的眼里会是一番什么摸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