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雷曼从巴勒斯坦逃离,渴望前往新的家园生活,却意识到自己的故土如影随形。对新生活的期待很快沦为一个荒谬的笑话:从巴黎到纽约,不管他走到哪里,总有些地方让他想起祖国。在这一部关于探索身份、国籍和归属感的喜剧故事里,苏雷曼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我们能够真正称之为家的地方到底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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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BFI Sight & Sound 2021年6月15日发布的采访,作者 Nick Chen
当一些编剧和导演给出自己最华丽的台词时,伊利亚·苏雷曼在他的第四部自导自演的故事片中说出了这三个词:“Palestinisation is everywhere”。
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出现在这位巴勒斯坦导演最新的悲喜剧《必是天堂》中,和往常一样,苏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E.S.,在被一个纽约出租车司机问及他的祖国时,他才打破了惯常的沉默。“拿撒勒,”E.S.回答,然后补充道,“我是巴勒斯坦人。”
在这部获得2019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特别提名奖的影片中,E.S.是一个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观察者,他被整齐地安排进精心编排的演出中(mise-en-scène),故事情节松散,E.S.飞到世界各地推销电影项目。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文森特·马拉瓦尔自我嘲讽,他对E.S抱怨道:“你的电影还不够巴勒斯坦……故事发生在巴勒斯坦,但它也可能是任何地方。”
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一样,《必是天堂》实际上是一系列将日常性的诗歌与暴力并列的喜剧性插曲。在一个古怪的段落中,一只鸟拒绝离开E.S.的笔记本电脑;两名士兵在一辆车里交换太阳镜,直到摄像头转移到后座上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身上。
与此同时,E.S.注意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在全球范围内跟随他。或者,正如真实的苏雷曼新冠肺炎爆发前在2019年伦敦电影节上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在这里,经过编辑的文字记录显示,苏雷曼本人是如此健谈,让其他导演看起来就像E.S.般沉默。
Q:Gael García Bernal把你介绍给一个制片人时说:“他是一个巴勒斯坦电影制作人,但他拍的是有趣的电影。”这是真的吗?
A:确实是这样,这是原话,他把我介绍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曾是华纳兄弟的老板,他告诉克林特,“他是巴勒斯坦人,但他制作搞笑电影。”克林特冲我眨了眨眼睛,说:“好吧,倒霉的事总会发生。”
Q:你有在向华纳兄弟推销电影吗?
A:华纳兄弟倒是想拍一部我的电影。我问:“你们为什么想做这个?”他们说,“这对商品目录有好处。”在美国,华纳想拍我的电影是不太可行的,除非我为他们拍摄?所以我把它剪短了。
Q:说实话,《必是天堂》有点像纽约电影。
A:这仍然不是我被要求拍摄的商业电影。但你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台词我都听过,我只是把它们电影化。
Q:在你的电影里,世界被暴力联系在一起。
A:这促成了这部电影,全球性的暴力异常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我曾在世界各地生活过,接受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暴力不只在当地的地缘政治领域,实际上你去到的每一个地方,暴力一直都有。
我们被警笛声所伤害,有时我会等着看那是辆救护车或消防队的车,而不是警车。当你生活在巴黎时,在目睹了我们所目睹的(2015年11月,有组织的恐怖袭击造成130人死亡)之后你就知道——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我在公寓里听到警笛声时,我会说"天呐,别再发生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暴力是如何在巴勒斯坦爆发的,在那里我们已经身处其中,这么多年间,一个有组织的、成熟的法西斯主义政府诞生了,世界仍然认为这和日常生活没两样,然后这个角色选择不面对那些暴力,转身选择另外的地方居住,就像我一样。
我说的是我经历过的事,比如在巴黎发生的事。你受到了创伤,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暴力都在跟随着你,我真的受到了创伤,虽然并没有当面谈太多,当时也许和我妻子一起,但并没有深入到我对当时在法国发生的事情所感受的那种情绪,实际上你承受着双重创伤。
Q:你展示了巴黎的两面,既有Cara Delevingne的时装秀,也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A:他来找寻天堂,结果却遇上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性暴力,那只是个表象:城市的时尚和街道上美丽的女孩。但第二天,街道就空了,他没有意识到那天是7月14日(法国的国庆日),这是影片的主题试图与巴黎建立联系的方式——阿拉伯人在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游荡。
Q:沉默,以及打破沉默,在你的电影中总是为幽默增加一些紧张感。
A:创作声音非常有意思,很多时候,声音实际上会留在你的脑海里,就像图像的延伸。我总是认为声音不是背景,而是平行于图像的。
Q:你有时会与雅克·塔蒂相比较,那你能从一个人的成长经历来了解他吗?比如,如果我说憨豆先生……
A:(摇头)不会,他太老套。我更像塔蒂和巴斯特·基顿。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启发——虽然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我拍电影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这让我很受宠若惊。
Q:我说憨豆先生,你觉得这是侮辱吗?
A:我不喜欢他,可能你会在吃饭的时候看他的节目,他的一些东西很有趣。但Peter Sellers的电影让我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有时真的很复杂。
Q:当你的角色在结尾造访同性恋酒吧时,让我想起了《时光依旧》中的夜总会场景,看到人们跳来跳去真让人内心舒适。
A:影片的最后一幕回到了我对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认同,他们已经摆脱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了激进的进步分子,这正是我几十年来一直为成为世界公民而努力的理念。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实际上,从他们自己的立场,并不需要旅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巴勒斯坦已经成为一个性别平等的概念,一个进步的概念,一个为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现象建立认同的概念。
我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充满希望地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用文化多样性和节日气氛来表现他们的抵抗,他们对强权的反抗就是跳舞,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你可以把一个诗人关进监狱,但你不能逮捕诗歌。
Q:所以你认为年轻人能拯救世界?
A:我希望我能年轻30岁,我很羡慕年轻一代所做的事。你在最后一幕看到的人正是片场真实存在的,面对他们时我内心有某种感情产生了共鸣,虽然我并没有见过那些人。
其他人告诉我Haifa有最漂亮的酒吧。我们一路拍过去了,非常投入。直到凌晨3点,拍到最后是一间同性恋酒吧,我不停地喝酒和观察着。心想,“这肯定是电影的最后一幕了。”太棒了,与我的感觉和情感完全一致,就像命中注定的一幕。
作者:Nick Chen / Sight & Sound(2021年6月15日)
校对:覃天
译文首发于《虹膜》
当一些导演将最好的台词留给自己时,伊利亚·苏雷曼在他自导自演的四部电影中只说了三个词。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字都出现在这位巴勒斯坦导演的最新悲喜剧《必是天堂》中。和往常一样,苏雷曼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E.S.,但在这里,当纽约的一位出租车司机问及他的祖国时,他打破了沉默。「拿撒勒,」E.S.回答,然后又补充说,「我是巴勒斯坦人。」
而在《必是天堂》的其余部分,E.S.巧妙地融入到了精心设计的场面调度中,扮演一个戴着帽子、引人注目的观察者。松散的情节包括E.S.飞到世界各地推销电影项目。在巴黎,Wild Bunch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文森特·马拉瓦尔带着些许自嘲的意味抱怨道:「你的电影不够巴勒斯坦……它发生在巴勒斯坦,但也可能无处不在。」
但就像《神的介入》(2002)和《时光依旧》(2009)一样,《必是天堂》实际上是一系列将日常的诗意与暴力并置的喜剧小品。在一个古怪的段落中,一只鸟拒绝离开E.S.的笔记本电脑;在另一个镜头中,两名士兵在一辆汽车里交换太阳镜,直到摄影机定格在后座上一个被蒙住眼睛的女人。
与此同时,E.S.观察到,巴勒斯坦的暴力正尾随着他,遍及全球。或者,正如苏雷曼本人在2019年伦敦电影节上告诉我的那样,这是「世界的巴勒斯坦化」。
问:盖尔·加西亚·贝纳尔向一位制片人介绍你时,曾这样说:「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
苏雷曼:没错。这其实是另一位美国大制片人将我介绍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时候说的话,他曾是华纳兄弟影业的总裁,当时他跟克林特说的就是这句话:「他是一位巴勒斯坦电影人,但拍的电影很有趣。」克林特随即对我眨了眨眼,说:「只能说世事无常。」
问:你当时是在向华纳兄弟影业推销自己的电影吗?
苏雷曼:其实是他们想参与制作一部我的电影。我问:「你们为什么想这么做?」他们回答说:「这对我们的产品目录有帮助。」在美国拍一部我的电影对于华纳兄弟影业来说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去拍一部他们的电影,你明白么?
问: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必是天堂》也算是一部纽约电影。
苏雷曼:但它并不是我原本可能被要求拍摄的那种商业电影。你在电影里听到的每一句台词都是我在其他地方听过的。我只是把它们转化成了电影里的语言。
问:在你的电影里,世界似乎是由暴力联系在一起的。
苏雷曼:是它触发了这一切。每个人都生活在暴力之中。我在世界各地都生活过,我经历了世界的巴勒斯坦化,它不再只是存在于本土的地缘政治区域,它遍及你去的每一个地方。
警笛的声音似乎已经成为了某种应激性创伤。有时我会等着看看那是救护车还是消防车,但不会期望那是一辆警车。因为如果你生活在巴黎,并且目睹了暴恐事件之后——我自己现在仍然心有余悸。当我在公寓里听到警笛声时,我会心想,「哦不,拜托,别再来一次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巴勒斯坦的地狱是如何爆发的,一种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义体系已经在那里存在了几十年,而人们仍然视之为日常。然后影片里的主角转身背对暴力,去了另一个地方生活。就像我一样。
我说的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比如在巴黎发生的事。你受到了心理创伤,因为现在你无论走到哪里,暴力都会跟着你。我真的深受创伤。我本人并没有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也许会和我妻子多聊一聊。但也并没有深入到仔细审视我对当时法国发生的事情所保有的情绪,相当于活在双重的创伤之中。
问:你展现了巴黎的两面性。有卡拉·迪瓦伊的时装秀,也有无家可归的人。
苏雷曼:他来巴黎是为了见识天堂,结果却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暴力。这只是种矫饰:时尚和漂亮女孩。但第二天,街上就空无一人了。他不知道今天是7月14日(法国国庆日)。这是与巴黎建立联系的一种托辞——阿拉伯人躲避警察,坦克在街上游荡。
问:在你的电影中,沉默和沉默的打破总是给幽默增加了很多张力。
苏雷曼:在创作声音的过程中有不少乐趣。很多时候,真正留在你脑海里的是声音,来自于对影像的纪念。我总是认为声音不是背景,而是与影像平行。
问:你常常会被比作雅克·塔蒂。你能谈谈自己受过哪些人的影响吗?比如我随口一说,憨豆先生……
苏雷曼:(摇头)不,他太老套了。我更喜欢塔蒂和巴斯特·基顿。我没有受到他们的启发——每个人都这么想。在我知道他们是谁之前,我就拍电影了。但我喜欢他们的作品,这种比较让我受宠若惊。
问:所以当我提到憨豆先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受到了羞辱吗?
苏雷曼:我不怎么关注他。也许你会一边吃面条一边看他的电视节目。而且他的一些东西的确很有趣。但彼得·塞勒斯的电影才会让我发笑,因为它们往往有一些非常复杂的笑料。
问:在《必是天堂》的结尾,当主角来到同志酒吧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时光依旧》中的酒吧场景。看到人们跳来跳去很有宣泄效果。
苏雷曼: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回到了我对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认同,他们剥去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成为了积极分子。这正是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努力想要成为世界公民的理念。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世界公民,他们从自己的定位出发,不需要环球旅行,因为他们现在意识到巴勒斯坦是一个性别平等的概念,一个进步的概念,一个建立对世界上所有不公正现象的认同的概念。
我带着积极的希望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用文化多样性和节日气氛的表现来表达他们的抵抗。所以他们对占领的反抗是在反抗压迫者。你不能逮捕那些有创造力的人。当然,你总可以把诗人关进监狱。但你不能阻止诗歌。
问:所以你认为年轻人能拯救世界?
苏雷曼:我希望我能年轻30岁。我很羡慕现在年轻一代的所作所为。你在最后一个场景看到的人是我在拍摄过程中实际亲眼所见的人。在我内心建立的情感和面对这些情感之间有某种同步的东西。我以前没有见过那些人。
剧组有人告诉我海法有最漂亮的酒吧。我们几乎来一场巡演,穿梭于各个地方。凌晨3点,也就是深夜,最后一家酒吧是同性恋酒吧。我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着。我想,「这肯定是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了。」这很棒。这完全符合我的感受和情感。就像命中注定的场景一样。
原文链接:
敌意人间哪有天堂
既然电影取了这个名:《必是天堂》(It Must Be Heaven 2019),那它应有潜在的意思:天堂在远方。事实上,人与人之间是充满着敌意的,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敌意人间难有天堂。接下来,我们不妨试着看看,导演是如何通过自己的一段旅程在这部电影中讲述这个道理的。
首先,天堂不在近处。导演生活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宗教圣地,最应有天堂的模样,然而,即便代表上帝的神父,碰到不如意就大打出手。安静墓园,附近就有一帮手持棍棒枪械的少年在行凶、寻仇;而那位被打的年轻人,在酒吧外喝完闷酒,当街小便,又砸碎酒瓶,近在咫尺的警察,强索了小贩的望远镜,不停张望着,似在查看治安,却对这个年轻人的举动无动于衷。邻居父子虽可阋墙于内,但必要时立马可御侮其外。对其子行为不明就里,这个老邻居就敢用蛇感恩的故事暗示导演行为不当。带妹妹用餐的两兄弟对食物不满意就对服务员威慑恫吓,表现出极度不宽容。女性被不恰当地对待的地方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天堂。看到那位以原始方式运水的女穆斯林(?),和那位在警车上被蒙眼的妇女,或许是导演想出去寻找天堂的主要原因。
秩序井然的巴黎是天堂吗?巴黎,在某些方面是被人称为天堂的。来到巴黎,导演首先观察街头的女性。就时尚来说,对女性而言,这里真是天堂。然而这里也是充满敌意的。秩序井然的巴黎完全由警察维持着:踩着独轮车追逐非法务工者(送花少年逃跑中扔花于车下),滑着轮滑追赶着嫌犯,全副武装地在地铁内跟踪移民(?)。一尘不染的街头也有矗立在成堆空酒瓶中超大垃圾桶。富丽堂皇之下仍有等待教堂施舍的饥民,被救助食物的流浪汉用餐前掏出的却是酒瓶。不仅如此,空中战机、地面坦克,街头偶遇的问信找人者、地铁上无名敌意的逃票男,无不让这位寻找天堂的导演感到紧张和恐惧。此外,他还看到骑警身后有清理马粪的清洁车,而街道另一侧的黑人清洁工在拿饮料瓶当高尔夫球打进下水道中,强烈反差让人看到法国黑人的疏离感,当他们看着电视上的盛大阅兵,谁能肯定他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身世来历?
或许是因为合作项目的失败吧,导演看到了盛世和平下的实质性社会危机。喷泉旁的椅子好比社会资源,一旦发生短缺,人性的丑恶面就暴露了出来。时尚,是巴黎光鲜华丽的一面,然而,这可能是建立在社会地位低下的黑人劳动基础上的。同样是坐在街头,他观察到的不再是时尚女性,量着露天座位的警察让他看到人的体制化。秩序带来的也可能是人性的僵化和毁灭。当然,对于普通个人而言,享受文明可能常常要付出随意被打扰的代价。对于小鸟而言,它真正向往天堂当是自由飞翔的天空,那么,对于人类可能也是一样的,自由可能是天堂应有的模样。
无上自由的纽约是天堂吗?或许还不如有秩序的巴黎吧,敌意也是无处不在。一到纽约,那个黑人出租车司机怎么那么有优越感?几句话就让他感到自己是个逃离动乱地区的人,否则如何躺下就梦见一个人人武装的世界?虽然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但表达自由是以不造成他人困扰为代价,否则那个装扮成天使支持巴勒斯坦的以油彩代替上衣的女子成了警察追逐的对象?作为电影人,他虽被邀请去学校演讲,怎么主持人一开口就问他是否是一个“完美异乡人”,好像他到美国就是来逃难似的,本来就是个移民国家,即便是逃难,先来者就可以这样对待后来者?自由有时如同面具,它可让人随性生活,也可让人随性堕落。空中直升机、地上的警车,犯罪与自由真是如影随形。他可以参加政治集会,但仍要担心警察的跟踪,自由社会的存在感似乎只是自己为自己赚来的吆喝,外人其实是漠不关心的。他想拍摄有关中东和平的电影,结果被人礼貌地嘲笑“天堂可以等待”的主题很搞笑;电影也成了资本和制片人说了算的艺术。不过是扑克算命,为何算命先生要跟他谈国运,似乎巴勒斯坦国运比他个人命运更让人确定。在纽约这个自由的社会里,导演先生无时无刻不在被人贴着各种标签,有了标签,就更容易成为被监视的对象,他似乎明白了那无根的自由似乎只是别人的。他回到祖国,发现邻居其实也没那么坏,对女性的禁锢似乎也没那么严重了。天堂是否可期?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如何得从人的自由交往开始吧。(文/石板栽花 2020年4月17日星期五 感谢奇遇电影字幕组提供本片的中文字幕!)
这个导演的方法令我印象深刻,他很擅长用道具完成隐秘的叙事,用突兀、鲁莽、不合常理的行动轨迹去划破平衡和谐、宁静美好的画面,甚至于让某些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注视下变得怪诞与诡异,而最不屑于用语言加以诠释,以此来建立他所需要的符号。
是的,他摒弃了不同语境之间的交易,没有隐喻而充满象征,那只是带有强烈指向的某种间接的意象——对某些概念符号略显生涩的再定义。为此,他可以把香榭丽舍直接装扮成时装周T台的模样,或者干脆把巴黎想象成一件祛魅的肤浅的当季时装。他当然也可以把纽约窄化为布鲁克林区,夸张的镜头扫过满大街背着自动步枪的普通市民,在这种场景下,没有枪战、秩序井然反倒不同寻常……
这些仅具有风格的意蕴——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夸张,而不怎么显得尴尬。
严格来说,这称不上是一部电影,而是冷眼旁观以及借助于影像碎片的文学化的思考,一位一言不发肩膀上扛着一颗脑袋的旁观者(导演),过路,路过,思考也仅是围绕着人之归属:世上难民有的是,可哪有什么世界公民,即使不以土地来圈定,人的归属也该是唯一的,只是你对其有无觉悟以及是否确认而已。种族?信仰?文化?总有一种认同是你的归属之根。接近结尾处终于闪出一个金句:他是巴勒斯坦人,不,他不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而是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
这种形式还比较吸引我,他在尝试新的玩法。若打散了重构,你也许比他更能讲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至少故事逻辑更强些,但你承认吗,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故事泛滥的时代,这个时代真正稀缺的怎么会是故事呢?那是潜入深海的思考——潜入深海而不被溺毙。
但归根结底,故事还是最重要的。
我喜欢猎人、老鹰与蟒蛇的故事,喜欢误入室内的麻雀,喜欢巴勒斯坦生活场景,喜欢追捕天使的纽约警察,也喜欢为巴勒斯坦人免单的纽约出租车司机……
但我很不喜欢巴黎场景中强迫症式地追求对称。复古的趣味不在于借助古板的行为来营造喜剧氛围,它原本也许是想与巴洛克风格的对称相映成趣,却令我极度生厌。
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观感。该片导演压根没指望得到任何“客观”评价。
(本文首发欧盟电影展公众号)
我们生活的世界,无处不是巴勒斯坦。
我们对巴勒斯坦了解多少?新闻中的巴勒斯坦永远和巴以冲突相联,冲突、流血和漂泊可能便是我们对巴勒斯坦的印象。而伊利亚·苏雷曼导演却用新作《必是天堂》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世界,无处不是巴勒斯坦。
作为阿拉伯人的苏雷曼出生于拿撒勒,《圣经》中耶稣基督的故乡。今天,拿撒勒是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人聚居地。此外,他在纽约和巴黎生活多年,从事电影制作。这些背景为他的电影提供了关于巴勒斯坦和西方世界的新视角。在“巴勒斯坦”的标签之外,苏雷曼的个人风格相当浓郁。他的电影往往没有明确的叙事,而只有一个个场景的铺陈;人物行动缺乏动机,没有台词,甚至没有表情,只有漫画般的机械运动。因此,人们往往将他和雅克·塔蒂、巴斯特·基顿相提并论。
此前,苏雷曼曾以《神的介入》和《时光依旧》两度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今年的《必是天堂》获得费比西奖。在上海电影节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后,本片亦获得较好反响,目前豆瓣评分7.5。
三城记:拿撒勒-巴黎-纽约
这是一部漫游在路上的电影,以至于不少评论称其为一部大型vlog。电影遵循简单的三部曲结构:拿撒勒-巴黎-纽约。苏雷曼导演本人也是唯一主演,将近60岁的他在影片里无声地观察着一切。他带着一头花白头发,一副眼镜,一双时而流露出好奇时而疑惑的眼睛上路。想象中的碰撞并未发生,他始终是观察者,从不参与其中。而当他一次又一次直面镜头时,观众也会感到那双眼睛溢出屏幕的凝视。
这也是一部喜剧,夸张使真实和想象间的界限消失。巴黎街头衣香鬓影,佳丽穿梭其中,五光十色。纽约街头全民持枪,人人戒备。而在拿撒勒,这些瞬间属于幽幽的树林,金色的田野,奇妙的、古老的故事、寓言和神话。他们或多或少视觉化了我们对这些城市的印象,或想象。但在另一些时刻,这些城市被陌生化了。巴黎成了空荡荡的死城,坦克缓缓开上大街,标志性景点宛如僵死的尸体。纽约成了黑魆魆的鬼城,你几乎不能在黑暗中认出布鲁克林大桥和本该金碧辉煌的建筑。
最核心的是冲突、紧张和暴力。在拿撒勒,酒馆里,路上,白天,夜里,冲突无处不在。由于巴以争端的背景,我们不会感到奇怪。然而在我们常识中和平、繁荣的巴黎和纽约,也遍布冲突。他们是严密的安检,探测器上下飞舞,将人围得密不透风;是冲进地铁闸门的陌生男子和他带着敌意的眼神;甚至是民用飞机——苏雷曼的风格化表达下,连它们也仿佛是二战空战录像,让人心中一紧。
正如苏雷曼自己说的,在当今世界,一切都在巴勒斯坦化,“例外状态,警察国家和暴力已经成为常态。事实上,紧张和焦虑已不局限于局部冲突,而是无处不在”。
荒诞哑剧:笑,然后思考
但正像苏雷曼无辜的眼神般,《必是天堂》并不在紧张和冲突上大做文章。冲突不安的场景总是迅速缓和,而形式的荒诞更是引发阵阵笑声。影片最引人注目的,正是那极风格化的艺术效果。苏雷曼是善良的,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场景中,他不仅消解了宏大叙事,也消解了电影作为视听媒介对观众无形的操控。于是,笑声过后,思考成为可能。
苏雷曼全程靠眉毛演戏,不少评论称他是当代的雅克·塔蒂。而那僵化的、机械的、刻板的效果,又俨然是罗伊安德森。苏雷曼表示,影片中的情节都来自他亲身经历或观察。他抓住日常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将他们放大。于是我们看看到,拖着婴儿车散步的女人们步伐整齐一致,警察们呆板的跑动也整齐一致。乍一看之可笑,而后又觉真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荒唐的重复、单调、无意义,这并不因地点(拿撒勒或巴黎或纽约)而转移。
这些人物已不具有叙事或传情的效果,甚至不是戏剧中活动范围有限而大幅依靠肢体的人物,而只是作为荒诞效果的元素之一。唯有影像能直观地表现人的物化。苏雷曼在采访中表示,他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而非动画或现实主义的表达,是为了突出问题意识,引导人们对现状发问。
作者电影:何处是天堂?必是天堂
苏雷曼的电影毫无疑问是作者电影。他捕捉到现代社会和各种建制的符号,把他们慢悠悠地排列出来然后嘲弄;把摄像机对准各种荒诞的时刻,然后对准自己。如此,《必是天堂》提供了观看的多种可能性。你可以把它当成大型行为艺术展,段子集锦,伪纪录片,也可以把它当成政治寓言,社会批判和行动倡议。总之,舒舒服服摊在椅子里,跟着他去看世界,你不会失望。
尽管人们说他是当代的雅克·塔蒂和巴斯特·基顿,表现手法和影像风格的相似只是表象。更为重要的是,苏雷曼选择了一种适合其作品思想的语言——一种反对语言的影像语言和一种取消了其他所有感觉的视觉结合起来,因此制造出一个广阔的,不经语言中介的阐释空间。《必是天堂》的观影必然是陌生和疏离的,唯有如此,才能不受拘束地进入和思索。人物缺失能动性,观影代入成为不可能,反而提供了高度自由的视角。
跟随这位马上60岁的老人西游这一圈,你甚至也会爱上他,感受到那旺盛的好奇心和充溢的想象力,而他对素材的处理又流露出通透和希望。在影片的很多时刻,你一定会犯尴尬癌,又一定会感同身受——那个置身事外、默默吃瓜又关心着诗和远方的社恐苏雷曼,其实藏在每个人的心里。
影片最后,从拿撒勒到巴黎再到纽约,兜兜转转,苏雷曼还是回到了家乡拿撒勒,仿佛在暗示家乡才是天堂。天堂在哪里?这是个开放性问题。这绝不是一部沉重的影片,苏雷曼甚至坐在迪厅感受那震耳欲聋的音乐,观察年轻人群魔乱舞。全球都是巴勒斯坦,但对每个人也必有一处天堂。
在完全没概念巴勒斯坦的情况下看了电影,画面干净,导演主演可爱,随处幽默感,直到主角忍不住去占卜,机场安检发功,再到最后一刻借由迪厅来打破之前所有的安静克制。最后字幕打出了 to Palestine 让人心颤。 出了影院就开始查巴勒斯坦,巴以冲突等等等等……然后认出了天使穿的是巴勒斯坦国旗,明白了为什么占卜师说会是巴勒斯坦。。但不是在他们有生之年。。明白了到处那些装腔作势奇怪的警察和可笑的医疗救援车。。。还有主演不停喝酒和那句经典台词“全世界喝酒是为了忘记,只有巴勒斯坦人是为了记住”。太多的隐喻无奈被包装在了精美安静的画面里,嗯这是一部看起来很不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的片子,导演想要拍中东与和平。。
在《时光依旧》里饰演男主中晚年阶段,苏雷曼同样没给自己台词,这些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冷幽默,让人很容易想到雅克·塔蒂,但二者并不相同。苏雷曼的特色是文化味,镜头看似极简实则做了精巧的舞台设计,空间感和对称性强化人物在环境中的位置,他把极有限的成本用在刀刃上,靠智慧补足。另个特色是当代性,行为表演意味重。他靠滑稽场面强调男主角——一位观察者——对环境的思考和疏离,靠频繁的意象镜头交待祖国的状况(飞机仿佛炮火,烟花犹似硝烟),看似松散的场景被背后的家国隐忧所贯穿,流露出“吾乡归何处,处处似吾乡”的世界性。当下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别处,我微信地点是斯特灵。在电影正中间,苏雷曼只开口说自己是哪里人,仿佛要告诉我们,别处和此处都一样,祖国被其永远铭记。To begin where I am.
让人想到他早期的片子,他的这种喜剧风格确实可以媲美一些喜剧大师了,不动声色的用视听制造喜剧效果,借用自己巴勒斯坦人的身份完全政治表达。一个巴勒斯坦人眼中的世界,在巴黎人民眼中他是空气,于是整个巴黎也是空无一人。到了纽约瞬间成了另外一番人人持枪的景象,最后直接用机场安检点拨一下,整部电影瞬间就清晰了起来。不愧是苏雷曼,拍出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7分,轻松有趣的小品,半自传与伪记录,冷幽默的导演,对各地符号化的描述,还是有些小心思的
本届(迄今)新片最佳。从拿撒勒、巴黎到纽约,再回到拿撒勒,苏雷曼面对着镜头,成为了镜头。他观看世界——但这样的说法不尽准确,他已经偷偷修改了他正在观看的世界,将之变得空空荡荡,空空荡荡得如同舞台,适合上演一幕幕冷静、荒诞、意味深长、更接近现实的核心而非表层的寓言。
想必苏雷曼将自己的许多亲身经历用喜剧化的手段融入了这部电影中,在巴勒斯坦、巴黎和纽约,他想为自己的电影找到投资,但却不经意间感受到这个世界隔绝与冷漠、偏见与疏离,邻居是如何定义的角色?他们介入我们的生活是否一种入侵?还是久居墙内早已失去了对他者的信任?我们下意识地躲闪,对于陌生的文化排挤,在巴勒斯坦,宗教的固执与最后年轻人的跳舞,寄托了苏雷曼对巴勒斯坦人身份解放的希望,而巴黎呢?在外籍劳工眼中它是权威,在游客眼中是美丽,在巴黎人眼中是矜持与审慎,抢椅子那幕真是讽刺了这种虚伪的高傲,纽约呢?是美国的所谓多元价值下的厚此薄彼,美国的两种面孔,在这里,巴勒斯坦远不是政治正确的代名词,而是被压制打压的对象,就如盖尔的客串,美国人的自由只不过是以他们的价值包裹下的理解,这个世界似乎仍然被大海所隔离
导演献给祖国巴勒斯坦的一场恢诡谲怪、荒诞无稽的“天堂”之旅,十分妙、非常逗。
4.5 今年目前为止在电影观念上最喜欢的新片,而且来自于一个60岁的巴勒斯坦导演,意想不到。旅游vlog+默片喜剧变体+导演颜艺大舞台——用“视线的看与被看”来拍摄政治电影。集齐各种有趣的高概念,将这个荒诞的世界拆解,在他国的另一维度上寻觅乡音,大量无可奈何的弦外之意充斥其间,把世界当作巴勒斯坦的缩影。且单论喜剧效果,本片的处理也很出色,放着梗不谈,观看苏雷曼的这张脸吧:水汪汪的眼睛、无辜的嘴唇、呆萌的表情,简直就是导演界的布朗熊,可爱炸。
在冷酷的凝视中,苏雷曼致敬John Berger,影像在时间轴展开,其连续性建构了无可逆转的观点陈述。片中出现的天使应该与Walter Benjamin的历史观和Paul Clee的「新天使」有着不少联系。作为集体的记忆,文明的言说,历史于当下诞生,在名为“进步”的风暴中来不及收拾过往的遍地尸骸而面向未来。巴勒斯坦作为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其民族性和集体意识正在悄然流逝,而极少数的个体,努力通过文化以记忆抵抗遗忘,留住最后一丝自我身份认同。大量的元素符号充斥全片,如开头偷柠檬的邻居等暗指以色列。巴勒斯坦拥有他们自己的未来,但这个未来是难以探寻的,怪诞的笑点层出不穷,但他们残酷地真实地存在着,哪里都是遗忘,哪里都不是家,归属感到底在何方。愿Oblivion永远只停留在影像世界里。
3.5;罗伊·安德森式荒诞冷幽默,碎片式塔蒂,规整型面瘫基顿,若干个抽离现实的片段很迷人。远离家乡的旁观记录,数度以为被卷入非常事件,最终流向于泛日常。突破疆域寻求故音,那个消失的名字一定会再度出现。
玩弄各种符号,开头其实还有点罗伊·安德森的意思,后面就彻底空壳化和刻板化了。只能说有些场景还是可以的,但有一些确实让人不忍直视。鱼目混珠,鱼目多一点。不知道美国黑人看这片子会作何感想?
作为对观众们终场时尴尬鼓掌的有效治理,苏勒曼选择自己蹦迪。
戛纳最后一部。有点哑剧和塔蒂的意思,男主一句话不说,全程用面瘫脸打量着光怪陆离的世界,所有人的动作都呆板可笑。献给巴勒斯坦。有时会觉得动作太刻意了。
导演非常可爱,沿用对称美学以及三段式结构,把该死的政治问题具象化,最喜欢卢森堡公园的椅子和纽约超市的枪支两段。果然世界各地都有冷漠的人、没用的警察以及只关心噱头的政治白莲花。巴勒斯坦国将不国的控诉也融于戏谑之中。剧本精巧但也有不足:因场景割裂显得有些堆段子,有些矛盾的落脚点也有些过于轻盈,以至于失去了喜剧本该有的嘲讽力量。
可折叠的(凝练、节制、轻盈),可装裱的(对称、纵深、环绕),可涂鸦的(浮夸、冲撞、散漫),可演奏的(赋格、交响、律动)。如舍弃了越肩取景仅留特写的正反打镜头,面对面交谈,却如世界的两端。苏雷曼以反学院反潮流反技巧的“快门”本能,在电影史上留下了不可复制的划痕。
谁能想到这是一个战乱国家的电影啊!一个社恐电影人对世界的观察,对这永保好奇心、充满想象力和通透豁达的世界观产生剧烈的共鸣。明明那么幽默有趣,却像一个武器,在我因为身陷电影行业、多少被消磨了对电影的一些热情后,它把你向“对电影的热爱”的火焰中心又逼近了一大步,迅速找回最初的赤诚。为此,我哭红了眼。观影过程中我看了几次表,不是因为漫长,而是害怕它即将结束。感性上已打满分@siff
#72nd Cannes# 主竞赛Special Mention+费比西。今年戛纳最后一场也是第20场主竞赛。不是最好的苏雷曼,但是是最寓言的那一部(无人的巴黎+群魔乱舞的纽约),“会有巴勒斯坦吗?”“绝对有,但不是在你我有生之年”。还是一个一个小段子,重复变奏三翻四抖,有些地方简直要把人笑死。费比西发给这部真是有勇气有品位!
真的要大呼可爱啊!导演兼主演像一只狐獴、地鼠或橘猫,清醒与警觉的眼神下糊着一层怯怯的萌态,看得小心肝都在消融。可明明电影充满残酷的冷冰的政治隐喻、国别思考,只是一旦运用那种童真的、瑰奇的、魔幻的形式呈现,那种漫画式的趣味就飙升了。尤其是全民武装、变装出行那几段,想象力格外有趣。而对称的画面、动作,以及重复的蠢蠢的运动轨迹,又是另一种强迫症式的美学,妙趣横生,赏心悦目。四星半。@上影节。在SFC上海影城观影,而16号正是在此偶遇配角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栽种下的不是恶果而是柠檬树,扔车底的不是炸弹而是玫瑰花。如果你来自巴勒斯坦,地铁里会有凶煞的男人注视,的士上会有话唠的司机免单,头顶是直升飞机的嚣叫,身边是防爆警察在测量。通不过安检闸口,街道上婴儿都在持枪。迟钝的老太抢不到椅子,会飞的天使浪费了翅膀,所有人装扮成兔子,排斥龙虾。
一出「巴勒斯坦人西行记」,苏雷曼往西去寻找理想中的天堂,却一次又一次见到同样的状况。导演同一种近乎木讷且夸张的手法(像低配版阿基)表现这种状况,比如纽约遍地都是人背着枪,警察却始终追着裸露的女子不放,制造出滑稽戏一般的喜剧效果。别处才是天堂吗?走过一圈的苏雷曼发现世界不过如此,于是那个令人厌恶的家乡也变得可爱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