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

总有那么一些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东西、一些人，意外地击中。
我们在书店里翻看一本本素未平生的书，在音像店里飞快地扫描一码一码的碟片，在网络上滑过无数的链接。一些东西抓住了我们的眼睛，引起我们的好奇，然后开始一场进入异域的旅行。大多数时候这些旅行从未真正走远，它们只是短暂的娱乐，占用了我们的时间和我们大脑的内存，然后就像大部分从外部下载的东西一样被放进垃圾箱，很快被清空，就像从来不曾存在，就像这世界上大部分的事物，大部分的人生一样。

然而就在这些不断行进的废物传送带上，在不断行进又不断被浪费的时间中，偶尔会有一些闪光，让我们发现真正的珍宝，虽然它们并不能真正属于我们，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长的印象，并且再次提醒我们一些重要事物的存在，比如：信仰、爱与美。

上一次被意外地击中也是在网络上，那是一只大猩猩。那是Youtube还没被封的时候（很久以前），那是一个巧克力品牌Cadbury的一条搞怪的广告，让一只黑色大猩猩敲鼓，配合Phil Collins的一首老歌”In the air tonight”。那一次，对着电脑屏幕上奋力敲击的大猩猩，我潸然泪下，再一次被摇滚深深震撼，再一次相信艺术力量，那种跨越文化和语言的、穿透人心的力量。

在豆瓣上看了对Bill Cunningham New York的介绍，在多次搜索音像店未果之后，终于在网上下载了这部记录片，结果它成了我本周、本月甚至本年度的最大感动。
Bill Cunningham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不是一个常规的种类。他是“街拍”的鼻祖，是《纽约时报》“On the street”专栏的特约摄影师，是一个极端热爱时装，尤其是生活中的时装的人。他是要一个“媒体工作者”，虽然他并不附属与哪个媒体（我的理解是他不从《纽约时报》领工资，只是卖照片给他们）；他是一个时装业人士，虽然他也不附属与哪个时装业的公司。他是一个真正的自由职业者，更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摇滚和反叛的美国60年代“花童”的最后遗老，虽然他几十年如一日只穿蓝色的“工作服”。

影片开始。一个穿着蓝外套、骑着单车的银发老爷子穿行在纽约的街头，不停地搜索那闪过的一抹抹亮色并飞快按下快门。
然后他在夜色中骑车回家，把单车竖起来放进公寓走廊里小小的储藏室，回到自己的屋里：一间大约20平米的单间：没有家具、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和浴室，有的只是满满的文件盒：他五十多年来拍过的所有照片的底片，他的床就是放在许多文件盒上面的一张床垫；当然还有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满书架的厚厚的书。你可以想象，如果纽约发生地震，哪怕只是一点点摇晃，那些书就会纷纷落下。比尔一边把它们码码齐，一边笑着说“要是它们哪天把我砸死了，至少，它们是时装书”。比尔很爱笑，他几乎总是在笑，他有着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他住的公寓叫卡内基公寓，这是一幢非常有历史的老房子，曾经是纽约艺术圈里顶顶有名的地方，在这里曾经住过许多的艺术家，容纳过许多的工作室。那些成功的艺术家早都搬出去了；那些寿命短些的，早就不在了。于是只剩下了包括比尔在内的六个住户，这几个不够“成功”，却又特别长寿的人，几乎跟这幢公寓一样，成了有趣的、但是已被忘却的古董——改造中的卡内基公寓（改造为办公楼）最后的“钉子户”。
女邻居是一个96岁的摄影师，拍摄过好莱坞所有的明星，墙上挂满了她拍的老照片。满墙发黄的艺术旧梦。那些曾经的流光溢彩、如今的无人问津，完全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好莱坞版。女邻居展示了比尔几十年前做的帽子，再配上一条披肩：“you like it?” 如同老去的女伶，她一边自我欣赏，一边却又极度缺乏安全感。于是我们才知道比尔年轻时曾是帽子设计师。一个有钱的家族给他投资了1000美金，可是不久他被征入伍，于是关闭了帽子的生意。那个家族一定要他还钱，还试图让律师从他的军饷里扣除，那时候军饷一年才96美元。后来比尔的家人帮他还了钱，他退伍以后再还给他家人。正是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比尔，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拿过别人的钱，再也没有陷入有钱人的陷阱 “fall in the trap of the rich”.

和女邻居不同的是，虽然已是81岁的高龄，比尔却不是一个等着发霉的古董，而是每天献身在纽约街头，观察和报道着最新的时装发现。对他而言，纽约的街头，就是他的舞台、他的客厅、他的生活和他的旅途。每天清晨，他挂着相机骑车上街，街上的一切，对别人而言，与前一天、前一周并无区别，可是对于比尔，就好像对于一个好奇的儿童，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在街上他总能发现一些与昨天不同的东西：那些穿的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普通人。

比尔选择了时装作为他的事业，并不是因为时装在那时就有着如今的影响力，引得众人如蝇附蛆，而是因为他在其中发现了美、创造和生命的激情。他曾经为一家独立的时装杂志做摄影，那家杂志一直给他支票，但他从来不去兑现，因为他说“If you don’t take the money, they can’t tell you what to do”. 后来创办人把杂志卖给了大出版集团，他还是不去兑现，算是表达他对出售给大集团的不满，他说：money is the cheapest thing, freedom is most expensive.

比尔一定是世界上最特别的摄影师了：他拍时装，但是他不属于时装产业；他认识许多名人，但是他并没有自以为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不会因为名人是有名而拍他们，他只因他们穿了美丽的衣服而拍他们；他收到纽约几乎所有重要派对的邀请，但他其实是被邀请去工作的；他穿梭于灯影璀璨、衣衫鬓影的晚宴，但是从不吃别人提供的食物和饮料，连一口水都不喝。他说他要保持“客观”，但我想他是要保持与那种生活的距离。他很清楚，那只是一场戏，而他，只是来拍照的，不是来演出的。

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他曾经给当时著名的时装杂志Women’s Daily供稿，有一次他们在“In and Out” (流行的和过时的)栏目中修改了他的文案，对那些穿着过时的人加以讽刺。比尔对此深感愤怒，因为他想到那些被嘲笑的人看了专栏该如何伤心。因为这件事，比尔终止了与Women’s Daily的合作。

比尔去巴黎报道巴黎时装周。在一家咖啡馆接受采访，一边吃着他的汉堡。虽然来到了巴黎，他从来不去吃法国大餐。对他来说，仿佛除了摄影，世界上没有其它可以令他分心的事。在纽约的时代广场，有一家他经常光临的快餐店，3块五美元就能吃饱，还包咖啡。

因为比尔对时装的贡献，法国文化部专门给他颁了一个奖。在给他的颁奖派对上，比尔还是穿着他的蓝色“工作服”，不停地给别人拍照，仿佛是参加别人的派对。在颁奖台上，比尔认真地说着法文，只在最后激动地用英文说“It is true as it ever was, those who seeks beauty will find it”. （那些寻找美的人总能发现它）。

看着比尔从一个个的时尚宴会毫无留恋地离开，骑着他的第29辆单车，穿过夜色中的高速公路（有时这些宴会的地点可能有点远），回到卡内基公寓的小格子中。我不禁觉得比尔是一个特殊的宗教的教徒，这个宗教可能只有他这一个教徒，或者，这是他自己建造的宗教。

每一个艺术家都是美的最虔诚信徒。

在六十年代的某天，“花童”们穿着各种充满想象力的服装出街集会，那是摇滚和反战的年代，比尔兴奋地用黑白胶卷拍下了这些充满色彩的青年（那时候彩色冲印很贵），并从此自己创造了“街拍”这一职业并投身其中，一生无悔。现在看来，他正是纽约城里最后一个“花童”，最后的摇滚青年、反抗者、以时装为毕生热爱的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嬉皮士。

影片的最后，钉子户终于搬迁了，他们给他找了一个俯瞰中央公园的公寓。他让房东把厨房拆了，腾出地方放他的文件盒。那些盒子里，藏着纽约城过去五十年的每一天。比尔本来拍的是纽约城、纽约人每一天的新面貌、新流行，一不小心，却记录了纽约整整五十年的视觉历史。这些历史中绝大多数的时刻从来没有与世人见面，它们还安静地躺在比尔的文件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