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马孔多本是个与世隔绝的小镇，相较于吉普赛人的到来，失眠症的入侵似乎才是更大的威胁。为了抵抗随之而来的失忆，何塞·阿尔卡蒂奥会用墨水给每样东西注明名称，可是标签本身并不能使人记起它的功用，一切仍需详加解释。可一旦标签文字的意义也被遗忘，靠词语暂时维系的现实终将一去不返。

在张中臣的处女作长片《最后的告别》中，影片的男主角方圆本身就是个先天聋哑人，那个靠词语维系的现实几乎是不存在的，可讽刺的是他始终无法与过去的痛苦记忆作别，并且几乎享受不到言语表达所带来的情绪释放。可是这些都不算问题，就好像语言本身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透过影片充满想象力的镜头组合，导演无疑是找到了一种描述失语者世界的自由。饶有趣味的是，导演似乎又不全然信赖画面的叙事潜力，贯穿影片的浅焦摄影似乎暗示着男主方圆所能看到的那个世界本身也是残缺不全的，暗合了他失落一生中与外部世界的隔绝。

撇开男主的先天聋哑身份不讲，寡言少语的现象在艺术片中并不少见，蔡明亮影片中的李康生本身也是个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的失语者。在《最后的告别》中只有寥寥几句对白，节奏迟缓又滞重，仿佛影片本身就还原了一种与聋哑人交流带来的困难，本质上说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事实上，语言本身是会给人带来惰性的，我们早已习惯了去听别人去说什么，习惯了去看有大段对白的电影，于是一旦别人突然不说话了我们反倒是无所适从的了。当然，在脱离了台词或说言语的情态下导演本身并不畏惧讲述本身，他反倒提供了更多关于观看的可能性。

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些“慢电影”导演，其实他们本身也是无法忍受静的本身，却又抵抗盲目运动的诱惑。诚如影评人罗杰·伊伯特所说，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最终都会抵达小津安二郎的视界，从而领会到电影的本质并非运动，而是运动与静止之间的抉择。在《最后的告别》开篇其实我便已经感觉到，导演在寻找动与静之间平衡所做的努力，并且是如此的令人难忘。远处青山中静观一切的观音，水中的波纹，以及之后颇具象征意味的白牛缓慢地走来。

当然，导演肯定不会不知道，在一部充满了意象之美的影片中，如果观众找不到属于他自己的诠释，就很容易迷失在抵触的情绪之中。但换个角度，《最后的告别》似乎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宽广的角度去臆测埋于其中的潜意识，每个人似乎都能找到他理解的通道。比如对于我，影片中男主方圆拉马车的梦魇般的画面，很容易联想起贝拉·塔尔影片中人马皆疯的执念以及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幽灵马车》一片中的鬼魅气息。

事实上，我们都发现张中臣所描述的乡土世界与印象中的现实主义题材大不相同，甚至与我们认知中的现实世界中人物的情绪感知模式有点背离。换个通俗的说法，他的影片是不是也缺乏了诸如侯孝贤电影中的人情味和烟火气？但这不代表，他不关心人物的情感走向、遭遇、交流困境、家庭变故带来的隔绝，只不过他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通感手法让情感和事件都融为一种抽离的姿态。我猜测，这可能与导演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有关，他似乎畏惧在影片中渗入更多的现实，就会破坏了自己内心的理念世界，于是他只能选择一种他所认可的方式去描述一种乡村现实，并尽可能地摆脱一种穷山恶水的审美。是抽离的，所以也是现代的。仔细察看，在浮于乡村表象之下的，其实是导演对于地形与材质本身的迷恋，我倒反而更想看一部由张中臣所拍摄的都市电影了。

原文首发于真实故事计划

撰文：葛诗凡；编辑：温丽虹

1.起点

北京的西土城路4号，北京电影学院，是一个承载梦想的地方，这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想当导演，包括保安。

早上七点，C楼保安监控室里，张中臣摘下对讲机放到一边，脱下保安帽，解开别着保安袖章的制服大衣，套上自己的羽绒服。2013年2月的一天，他下班了，今天是他的开学日，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剧作专业的新生。

此前，他已经在北电做了一年多的保安，蹭了一年多的课。多了个学生身份，他就又有理由在北电多呆两年。

北电的校园不大，从保安的角度来看，它有五个校门，最大的西门要有保安值守站岗。每幢教学楼的一层，都会设置一个问询台，保安会负责坐在那里。C楼是保安队监控室所在的地方，实时播放监视器录下的影像。标准放映厅周一到周三播放电影，保安需要检票、把门。校园的每条小道上，保安带着手电筒和对讲机，巡逻、在执勤点打卡。

从2011年到2015年的四年间，这些岗位张中臣都呆过。

每天下午两点，是他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保安队会全体在东大门集合，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在宿舍穿戴整齐好保安制服后，他把帽檐压到最低，跑着穿过人流，迅速把自己埋到队伍中间。他不想让相熟的学生认出来。

C楼的监控室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比宿舍还久。大部分时候是在晚上，十一点上班，次日七点下班。北电的监控室有一整面墙都是监视屏幕，被分割成十几块长方形，上面分布着北电的角角落落，俯视着碰巧经过的行人。张中臣对正在发生的影像没有太大兴趣，他在监视屏前支起另一块电脑屏幕，放贾樟柯和比尔·道格拉斯、黑色电影、法国新浪潮，沉浸到自己构造的影像世界。

监控画面显示，徐浩峰走进了西土城路4号的大门。两分钟后，张中臣又在链接教学楼C楼门口监控的显示屏里看见了徐浩峰，导演往114教室的方向拐了过去。

张中臣面前，监控室墙的另一面就是114，北电最大的阶梯教室，备受学生推崇的热门课往往都安排在这里。有时，来蹭课的人们会把教室的过道都塞满。徐浩峰在北电的《视听语言》也在这里上课。

徐浩峰的电影里遍是武侠、侠气，上课时则喜欢讲新好莱坞时期的美国电影，从《荒野大镖客》讲到《教父》，分析经典的镜头。现在，好莱坞经典结构的分切已经不再吸引张中臣。在北电的四年，他看了许多欧洲电影，渐渐地，他站到了用诗意承载更多表达可能的那一派中。这不算反叛或者推翻，只是另一种方向的生长。不过张中臣喜欢听徐浩峰讲《视听语言》，因为他讲课金句频出，很少重复。张中臣前后听了四年，不会感到厌烦。

早晨7点，夜班结束。张忠臣脱下保安制服走出监控室。他戴着黑框眼镜，身形瘦削，本就在上大学的年纪。脚踩着一双帆布鞋，他很快就混入了上课的人群中。

在踏入电影学院之前，张中臣过早地被扔到流水线上，承担起生活。2010年，他大专毕业后，进入安徽芜湖一家空调制造厂工作。这里离他的老家砀山县有7小时车程。高中毕业后，每个暑假他都在流水线上度过。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工厂是新时代的田地，前途既定安然。

在空调厂，张中臣被分配到胀管车间，做空调外机所需的过滤网。前面的女工给一个网片穿上十根铜管，配件躺在流水线上经过张中臣，他一次取下三片网片，放进胀管机，关门，按下开关，几米高的机器就压下来——轰隆轰隆——叶片成型，每个流程不过几十秒。这样的动作他每天重复做12个小时。

2.松脱的螺丝钉

厂房外的开发区，三车道的马路比一般的省道都要开阔，方便大卡车进出于此。从高空俯瞰，一间间工厂四四方方，模块式地嵌在城市和乡村中间。工人可以在厂区完成任何事，吃饭、娱乐、结婚生子。张中臣租住的公寓楼属于奇瑞汽车厂，新晋的员工分到一间单人宿舍，有了意中人后，可以用员工价买一套两室一厅，在厂区成家、完成生命的延续。

一次，胀管车间隔壁车间的一个电工在检修电路时触了电，从两层高的机器上摔下，跌落的瞬间就失去了意识。张中臣看着救护车拉走了那个电工。此前，他们是烟友，是在工作间隙围在一起抽廉价香烟，在烟雾下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工友之一。他们还曾在半夜爬上大卡车后面乘凉、睡觉，但谈不上有多相熟。那之后，张中臣再也没有见过他。

电工的意外，让张中臣意识到，工厂区许诺着安稳的未来，也伴随着危险和意外。有时，庞大的机器轰鸣着升起又落下，张中臣会想象在某个失控的瞬间，自己的手会落得和网片一样的命运，被无情地压成薄片。

想要逃走的念头冒了出来。他想起大二的暑假，在一家制造风力发电叶片的工厂打工。两半叶片合模的时候，需要工人爬到中间一点点地刷胶。天津的盛夏，模具底座不断加热，他被封闭的防护服包裹着，给叶片刷胶，一路刷，一路往叶片中心走。越往里面，叶片的缝隙就越狭小，他感觉自己身处一个黑洞，没有方向。

流水线上的一颗零件松动了，只是还不知道落向何处。2011年国庆假期，张中臣坐着绿皮火车北上到北京电影学院，投奔在那里当保安队长的哥哥。在北电，他每天混入上课的人群，在校园里闲逛。

一天下午，他晃荡到114教室，教室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学生，张中臣随意挑了个位置坐下。那是第一次，他在好奇心驱使下，想听听看北电的课是什么样的。

一个女老师踏着铃声走进教室，告诉学生这堂《大师研究》要研究李安的《喜宴》。窗帘拉合、灯光熄灭，教室旋即陷入漆黑，唯一的光亮在大屏幕处。课上播放的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早餐的一场戏，男主向父母宣布下午结婚的消息，西方简单的结婚公证和东方隆重的仪式传统产生了冲突。

放毕，老师打开灯，在黑板上画机位图，这场戏五个角色，用了三个摄影机，通过镜头的剪切和衔接表现出了人物的冲突以及文化的冲撞。

《大师研究》是北电高年级学生才会上的课，那时候，张中臣不知道这叫拉片，他所理解的电影就是村委会露天放的抗日片，县城电影院里放的好莱坞动作片，同学在录像厅租借的港台警匪片。

张中臣单纯地被电影吸引了，问哥哥要来了北电各个专业的课程表，穿梭于北电的各个教室，能蹭的课他都蹭。年底，为了维持生计，张中臣去应聘了北电保安的工作，保安队的工资是他在空调厂的一半还不到，但包吃包住，让张中臣在北电有了落脚处，方便他白天在这里蹭课。

一天上夜班，张中臣打开了贾樟柯的《小武》，小武在一辆晃荡的城乡巴士上行窃。贾樟柯的汾阳与张中臣的砀山交汇出了叠影。这辆巴士和张中臣初高中每周从学校坐回家的那辆一模一样。从砀山县城到他的老家张庄村，有五十分钟的车程，那趟车破破的，人也没那么讲规矩。有个角落的座位被拆了放轮胎，大家就凑合着往轮胎上坐。张中臣背着书包，妇女牵着孩子，老人提着X光片，巴士依次在村镇停靠，大家各怀心事。

高中时他不想在学校待，也和小武一样，终日在县城晃荡，去网吧、游戏厅、台球厅。他漫无目的地压马路，有时在远处看朋友打架。影片里警察穿的大衣，他妈妈也有一件。

原来电影可以拍身边的小人物，创作也没那么复杂，他想。从流水线上松动脱离的零件，在那时找到了想要落下的地方。

3.想表达的

第一次举起镜头，张中臣从模仿开始。贾樟柯的纪录片《公共场所》给了他灵感。2013年冬天，他借来相机，将镜头对准边缘的人：北京西站里的农民工扛着蛇皮袋，奔赴流水线；天安门礼花下，保安正在站岗。他和张中臣一样，无法在春节返乡。生命力在镜头里、在北京的积雪上氤氲，琐碎又鲜活。

那个夏天，张中臣开始寻找自己想表达的。回老家探亲时，他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村庄。他拍打扑克，三四个人围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后面又三三两两围成了松散的圈。他们打扑克特别用劲儿，喊着“对A”，啪一下把一双牌甩到木板上，眼里透着得意。张中臣用镜头放大他们抽烟的姿势、脸上的褶皱，真实的生活因为镜头的截取，有了电影感。

西瓜结成拳头那么大的时候，张中臣的妈妈沿着田埂，给每个瓜苗松土施肥，相机跟着妈妈，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回家时，妈妈在河边的柳树下捡了一捆树枝。镜头里水面闪着波光、柳树随风飘摇，妈妈转过身来冲着镜头笑了笑。这个画面击中了张中臣，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后来拍《最后的告别》，水面和柳树组成了全片的第一个镜头，也定下了全片的美学基调，明亮又干净。

一个赶集的日子，张中臣拿着相机，坐上爷爷的三轮车去集市。小贩们带着应季的蔬果，从村庄汇入镇上，招呼着买卖。砀山酥梨是当地的地标产品，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后来卖不上价，有几年梨子都烂在了坑里，很多梨树就被砍掉了，包括他家的。张中臣记忆里满园的梨花已经变得很淡了，村里簇新的楼房逐渐取代了一层的砖土平房。甚至连他的父母，也在几年后离开了村庄。

镜头带着张中臣去重新审视这块自己生长的土地，原来他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村庄被时代推着走，个人在里面沉浮。想法逐渐明晰起来，他决定拍他的村庄，而切口可以是那一桩杀人案。

张中臣的童年，被十岁那年村里发生的一桩杀人案分割成两半。九岁以前是亮色调的，太阳能照得皮肤反光。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没多受管束，和发小在田间爬树打闹，在树林里捉蝉猴，走几里地去村小上学。夏天太热了，一家人就睡在屋顶上。

九岁那年，张中臣升三年级。开学前夜，发小被他的亲生父亲杀害了。凶杀发生得没由来。男人患有精神病，半夜里找不到手表，就拿斧头把睡梦中的两个儿子劈死了。命案的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笼罩着村庄，张中臣不久之后就被父母送去了更远的小学，告别了在村庄生活的日子。

发小的墓地逐年被杂草掩盖，这件事的阴影挥之不去，每次回到老家，一个念头就会浮现在张中臣脑海里：如果发小没有被杀害，他该如何面对父亲？这成为了张中臣的长片《最后的告别》剧本创作的原点。

4.保安队和乌托邦

《最后的告别》的主人公方圆是一个聋哑人，三十出头，在工厂当保安。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他的父亲在精神病院杀了看护潜逃。故事简单，人心复杂。

复杂的人心浮在脸上。全片大量的镜头给了方圆近景特写，这张脸承受苦难、疏离淡漠。

饰演方圆的是张中臣的保安同学王耀德。在北电读书的时候，王耀德就是张中臣的主演，演过保安、销售员和杀手。

那时候北电保安队二十几人，有七八个人特别爱电影。来到北电，有些为了逃离，张中臣逃离流水线，王耀德逃离家庭。还有些为了梦想，比如李想和张秘密，都毕业于师范大学，想考北电的研究生。他们都爱电影，也都没什么钱。

李想相当于张中臣的半个电影导师，带他入了门。相对于其他白纸来说，李想那时候已经对许多电影理论信手拈来，他的硬盘里，按类型、按导演躺着很多张中臣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冷门艺术电影。那时候，宿舍随意地贴着电影海报，聊得也大多和电影有关。他们从来不聊未来，好像期待这个被电影填满的乌托邦不会醒来。

有时候他们需要提交一些短片作为课程作业。几个人凑一块儿，签下“对赌协议”：一周内交不上作业的，罚款五十块。有些北电学生的一个作业就能启用一个完整的剧组。保安队的同学没有相机，就用手机拍摄。没有苹果电脑，就借电脑剪辑。人员也都是互通的，我做你的剪辑，你做我的演员。

放暑假的时候，学校空荡荡，成了他们最自由的时光。一次，张中臣写了个小剧本，在当时住的二号公寓拍，剧名就叫《二号公寓》。王耀德本色出演保安，在巡逻过程中遇到了鬼。学生时代的短片顶多称为习作，不过这倒让张中臣喜欢上了剪辑。他没什么预算来制造道具，就用后期把水池里的水渲染成红色，通过倒放、拼贴、配乐等手段营造恐怖的氛围。剪辑对他来说，是二次创作。他帮张秘密剪过记录短片《浮草》，记录了北电几个保安的上班片段。上手后，逐渐有些学生把作业交给他剪。

毕业之后，张中臣很长一段时间以剪辑为业。他从现场的剪辑助理做起，跟着剧组全国跑，在空余时间剪一个自己的版本，与剪辑师的对比。这是一个有趣的学习过程，剪辑师像第二个导演，通过对画面的编排，拯救演员浮夸或者不足的表演，控制甚至改变剧情的走向。同样的原料，煮出了两碗不同味道的汤料。

2019年开年，张中臣已经剪了十几部剧情长片了。他觉得他对影像有了掌控感，有能力处理好现场的各种状况，也就是说，他有信心作为一个导演制作一部长片了。

《最后的告别》的制作班底，和学生时代没有什么不同。剧组人员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朋友的朋友，主演依然是王耀德。独立导演要拍电影，起初只能求助身边的人，张中臣联系了之前的保安同学们。当时他们已经散落各地，王耀德回了老家，送外卖维持生计，同时进行剧本创作。收到张中臣的邀请后，为了演好聋哑人，王耀德去聋哑学校呆了半个月。张秘密离开北电后一直在拍纪录片，有时候穷得连烟都抽不起，他成了张中臣的演员副导演。李想是最后一个离开北电的，他拒绝了张中臣的邀请，他只想当导演。

2019年6月底，《最后的告别》在河南平顶山开机。钱是几个哥们儿一起凑的，出于对张中臣能力的信任和肯定。电影里，还临时凑了一些演员。王耀德在体验生活的聋哑学院找到了饰演少年方圆的演员。剧中的爷爷是平顶山当地村民，带着他的老牛出演。用着几十万的小投资，最省钱的配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把这部影片拍了出来。那个夏天，大家好像梦回了在北电的乌托邦生活。

5.下一个阶段

2021年九月初的一天，张中臣去了趟北京的库布里克书店，打算选几本新进的电影书籍。他保持着每天看一部电影的习惯，最近看的是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计划》，一部讲述中年男人通过酒精越轨的电影。

听说我喜欢侯麦。他说：“那你应该不喜欢我的片子，我的片子几乎没有对话。”的确，《最后的告别》几乎没有没有对白，很少有这样的电影，完全借由影像本身进行叙事和表达，画面构建的意象所指涉的意义，比单纯的对白传达的还要多得多。

这确实符合他本人的风格。他话少，几小时的采访后，他觉得采访时说的话，超过了过去三个月的总和。

张中臣觉得自己过着这样一种生活：重复的，却在重复中不断发现新的事物。最近几乎天天在剪片子，有时候剪辑累了，他就出门溜达，散步的范围总是不会超过家附近一公里。

但在重复的一公里内，每天也能看出新的东西。他习惯从不同的“机位”观察同一件事物，今天走了天桥，看到人行道的角落有一个垃圾桶，明天就走到对面，看构图有什么变化。

有一天他起的比往常早，阳光洒在白色的桌面上，被玻璃杯折射出一个棱角分明的半圆体，他记录下了这束当天八点三十分的光线，又盯着光束游移了七分钟。他对光线着迷，觉得一束光打到了白纸上，有了阴影，一层平面就有了立体感。《最后的告别》画面特别亮，张中臣说，明亮才能衬得出黑暗。

导演的眼睛就像镜头本身，打捞生活中不被人注视的事物。张中臣的镜头，捕捉着后视镜中的蓝天，水坑里一棵树的倒影。镜像就这样成为了导演影片中一种表现手法，他让主角方圆通过橱窗的反射观察远处的母亲、在后视镜里看到差点溺死的自己。

2021年8月2日，FIRST电影节颁奖礼，《最后的告别》包揽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张中臣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成了本次电影节最大的黑马。这是张中臣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在FIRST放映期间，《最后的告别》声量很小，他们甚至连返场座谈会都没有。

最佳剧情长片的颁奖词评价他：“以身体力行的勇敢与真诚，照望那些被隐去与忽视的痛楚和面孔，在有限的时长内展开漫长的岁月，并以电影的温暖，尝试抚平那些折痕。”张中臣猜，是他的真诚让他得到了肯定。

生活开进了新的一章。荣誉改变了一些事情原本的逻辑。

最明显的是资金。《最后的告别》做后期时，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差二十万，这是硬成本，省不了。他拿着粗剪好的片子，见了几个投资人，都没了下文。最后还是团队的人东拼西凑挤出来的。

之前怎么都寻不到的投资人，现在开始找上门来。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与投资人接洽。尽管有在尽力和投资人聊，张中臣还是不敢确信他们真的会给他投资。毕竟按照张中臣的理解，选择拍独立电影，本就是选择了一种边缘的表达方式。而资本天然地对这种边缘保持投资谨慎。风头来得快，去得也会快。在电影市场持续低迷的后疫情时代，情况更甚。

像一个循环，张中臣又回到了在生养他的村庄拍摄的那个夏天，寻找下一个想表达的内容。下一部片子拍什么，是他近期听过最多的问题。投资人问、制片人问，记者也问。剧本仍在构思阶段，他坦承说，目前很难给出具体定论，是否会沿袭这一部的美学风格，也不敢保证。

“一切还很未知。”张中臣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觉得自己会一直拍边缘人物，因为：“中产的导演拍中产，边缘的导演拍边缘。”

因为同预期的类型期待并不相称，前半段节奏对于会有点不适，但大概到中段先前铺设的线索开始往回收时，代入的东西便多了不少，开头的几个复杂的镜面调度初看还是会有被震撼到。

但节奏渐进，新鲜感消逝。明显可以感觉到镜头语言的系统都是源于无比熟悉的大师们，典型就是从老塔到锡兰。 不难看出导演对于欧洲大师长镜头的汲取学习，视觉设计上的风雨水火、桌子上莫名摇撼的物件、手电筒、钟表、蚂蚁、蚊虫…… 但换个庸俗的词便是“集大成者”，因为镜头语言的系统并不新鲜，从老塔的风雨水火到锡兰本土式的嫁接，甚至《伊万的童年》水井构图以及《三只猴子》里浅焦景深走出的借尸还魂的基本就是照搬。 导演自述是发小真实事件改编，但事件本身悬疑感和惊悚感十足，聋哑人与无言之牛的二位一体到对外部世界恐惧的声音通感都是亮点，但局限于视听。使得真实事件过于概念为先了，追求电影本体似乎抽象的感觉，忽略了人物情感实的存在。

个人在现场只打了三分，但应该是过于苛刻了，满分十分的话七分肯定是有，推荐适于所有艺术片的影迷。但个人始终认为创作者本身选择这样的一个创作路径，却没有走的更远更深的话，那只是大师徒子徒孙用剩菜回炉重炒所呈现的一场视听盛宴。

《最后的告别》英文名《a white cow》一部处于失语的剧情片，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视听爽感所带来的观众与荧幕的对话。当生命面对摧残时，这种痛苦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这种痛苦的撕扯，依然会在你我心中如刀绞。这是一部用电影讲述生命的故事，也是一部让你我感受生命在虚弱的时刻带来的呼吸声。

来说说我在电影节放映现场的全过程，真真是一次笑掉我大牙的经历。

如果买票去看电影，遇到看不下去的片子，中途退场是避免进一步恶心自己。但是出于对新导演处女作，一群有梦想年轻人劳作的尊重，我没有中途退场，也努力去思考作品想表达的东西，但凡有一点用心的设计，我都为导演点赞。可偏偏遇到的是一群皇帝的新衣，无料却傲慢无礼，张口闭口诗意艺术你不懂，自欺欺人还不允许有其他声音出现的人。

两个小时的电影，前半小时的空镜头是导演自我沉浸在诗意里面，但这半小时时间也太JB长了吧，你不能一直做梦吧，你总得说说你要讲什么吧。好，然后来了一大段监控视频，主角连续的动作通过监控视角，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展现出来，刻意连续的运用监控视角给人疲惫感，再大的厂也有监控失效的时候，那剧情是不是还要卡断了。

剧情里出现了几首诗，是电影表现诗意的地方，那LT出镜都可以说是艺术的表达了。还有桃花源记不是初中的课文吗？为什么是小学生在读？男主是聋哑人，其他角色不是聋哑人吧，两小时的电影对话不超过几分钟，为了装深沉而深沉，并不是所有的沉默都是金。

角色的设定不清不楚，男主爸爸正常工作突然间成精神病？男主因为是聋哑人所以他爸爸就要置他于死地？女儿意外死去死后给观众看拉棺材盒子进土里盒子都快拉开了且不让别人帮忙的一幕，是创作者内心的阴暗和扭曲吗？算是很变态了，这几幕真是生理不适到极点，太可怕了。

这是一部不知所以然却又各种标榜文艺的电影，可笑的是在first映后交流会上，观众在交流观后感时婉转的表达出电影存在的不足时，这片的制片人听不得半点观众的客观评价直接来一句：你就不应该来这个影展看电影请你出去！哎呦喂这么厉害的呀只能听无脑吹捧的话，提意见的话半点不接受？那来吹捧你的人是不是都是托啊，首先问一句你谁啊？你是电影节规矩制定者？我真金白银花钱看的电影，看完你要搞个映后交流会让观众说话么我耐着性子看完提点合理意见还能搞这么一出。请做戏先做人，礼貌谦逊有艺德可比作品本身更有持久的生命力哦。我觉得电影展收取的门票你不值那个价，算我都匀给其他片子了哈。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

这是一篇25天前就应该发布的导演专访稿件。

它直到今天才发布，除了我治疗十几年都无法康复的拖延症，还有就是，我舍不得。

我是真的有点舍不得把它发出来，我怕发出来后，我就不再那么惦记它了。

那这篇专访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呢？

对于电影媒体工作者而言，它在电影工业随时会卡死在命令的危机下，在内娱濒临粉碎的时刻，它所携带的用来抵御恐惧的坚定，可以暖胃，可以舒心。

对于一个影迷来说，它是一面光亮的镜子，你能从中对照到自己当年因为电影重获生命力的动人时刻，它像我们人生第一次去了解一棵苍天大树，下意识地，也想去延展一下四肢与筋骨。

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渴望对抗沉闷的，迂腐的，落败的，倒退的现实的人，它像夜里跳出阴云的圆月，只要你专注地奔波在前进的路上，它就会照亮暗黑里的迷雾，你的双眼不会干涩，你的头脑保持着清醒。

这简直就是一篇关于养生的专访，毕竟，生活早就病入膏肓了。

孤独，卑微，自艾，胆怯，空落，是这位导演最初的仪容。

自由，愤慨，慎独，不惧，猛然，这是导演成为导演后的完整。

谁做到的？

电影，也是每个与电影为友的人。

电影开始让他对自身有了要求，他也由此决定提高自己，创造影像表达。

他的经历，同时也证明了精英教育是必不可缺的，它哪怕一时战胜不了愚昧的基数，但也永远是社会的基底。

这位青年导演叫张中臣，但我们先不着急介绍他获得最佳电影及导演奖的《最后的告别》，我们先来了解他这个人。

张中臣（中）

他有很多身份，农民的儿子，电影学院的保安，彭发的剪辑师，自己的导演。

我们今天就看一下，电影之子，如何因为电影，开始形成真正的自己。

为他那句“如果不能用电影做表达，我会选择去死”的获奖词，找到一个真实的出处。

在过去，这句话一点也不矫情。

01.极暗童年：魔鬼在身边，记忆埋进河边的坟地

我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的一个村子里，叫张庄村。

这里是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交界，我们县发展一直不好，因为每个省都不管我们，四不管地带。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自己的宿州市，平常都是去河南玩，骑摩托车40分钟就到了，再骑一个多小时就到江苏徐州了，最后到山东枣庄。它是这么一个被割裂的空间。

我们那边也有特产，砀山酥梨，从前是给皇帝上供的，所以我们那也叫梨都，每年都有梨花节。因为是平原地带，一马平川望不到头，冬天起霜起雾的时候特别美，就像《永恒和一日》里一样。

地头的果园

说回家里，我是家里老三，还有哥哥和姐姐。我妈是农民，我爸是农村语文老师，平时喜欢创作，写诗，写写小说什么的。《最后的告别》里那三首诗都是我爸以前写的，很早以前，八九十年代了。

早年农村教师会被村里人看不起，因为在农村不干活，赚不到钱是不行的，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我爸八几年就开始教书，那时候才二十岁出头，村里边很多岁数特别大的人都是我爸的学生。

我爸性格特别内向，他是被空间给压抑的，他其实很不喜欢农村。我记得小时候他点煤油灯写作，我妈就很烦他，你怎么还写作，你就应该陪我剥棉花。

因为我妈很累，从我妈的角度讲，她每天干农活还要照顾我们，我爷爷奶奶他们也要帮我叔叔带五个孩子，其中一个是聋哑人，《最后的告别》主角为什么是哑巴，就是因为这个。那时候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但是我记忆里，我们家庭环境是极其不舒服的。

张中臣家的院子

我对童年记忆很黑暗的地方，来源于一次邪念的焚烧。

那是2000年，我当时九岁， 9月1日的早上，大家暑假开学，我们农村都会起很早，一起背着书包叫发小去上学，当我走到他家院子门口的时候，发现这里边围着好多人，一大群人。我当时个子矮，就从那些大人的腿缝里，看到发小的父亲，他被绑在院子里的一颗梧桐树上，身上沾了很多血。

为什么绑住他呢？

因为8月31日晚上，他把自己两个儿子给杀了，就是我发小和他弟弟，他弟弟应该才上小学一年级。

我童年记忆里有一个“红孩儿”，在我们那流传特别长，说“红孩儿”晚上喜欢吃人，就给我们小时候造成童年阴影，后来知道“红孩儿”是真的，但他不是吃人，是走火入魔后做一些特别狠的事。

我创作《最后的告别》剧本的时候，不知道我发小的父亲为什么异化，听我爸讲，他还有一个导火线，是什么？

我父亲每次教完书都会打暑假工，发小的父亲也会跟我爸一起去，他们有次去徐州，干完活，发小的父亲偷偷把蚊帐拿回了家，一个蚊帐而已，我爸说不知道谁故意搞他，就举报了他，他心里极度恐惧。就这么个事情，一个不值钱的蚊帐，是一个导火索。

至于为什么杀他两个儿子？其实是他晚上经常会戴一块手表，但那晚手表不见了，就想让他的两个儿子帮他找，两个小孩晚上睡得很死，就没人帮他找，他就拿斧头先把大儿子劈死，小儿子醒了，在堂屋里拼命跑，堂屋里三间房子门都被反锁了，小儿子被发现时，就死在门缝里。

这些，我当时只了解到30%，只知道发小被他爸爸打死了。

原先我们农村因为夏天太热，大家都打开着门，或者睡在屋顶上、路上，各自串门，很轻松的。这件事之后，各家都锁着门，晚上不敢出屋。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发小的父亲是被判刑了，枪毙了，还是去精神病院了，甚至有人说他逃走了。

整个村，没有人知道。

发小的母亲后来也改嫁了，我妈妈有一次在赶集的时候碰见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互相看了眼对方，转眼就在人群里消失了。

而我呢，失去了一个伙伴，他的坟地，就在我以后每次上学必经之路的小河边上。原本那里有一个断了的树枝，我们会抓着它学人猿泰山在空中荡过去，后来再也不会了，因为那有他的坟。

02.荒芜时光：恐惧饲养灵魂，电影初露微光

那件事之后，我爸就把我送到特别偏僻的一个私立学校，两个礼拜才能回家一次。我那时候上四年级，才十岁啊。

当时学校宿舍满了，进不去人，但学校附近有村子，分配了几个双人上下铺的床，睡在旁边村子里边，每次要走一条漫长的黑黑的夜路才能到。

好恐怖，我不想在这儿，我特别害怕。

我妈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在校门口大哭特哭，我妈说那咱不上了。但我最后的意思，就是，咱们学费都交了，还是继续吧。

坚持下去，慢慢就变好了。

连成绩也开始变好了，当然，其实也是被打出来的，我对那个数学老师有点阴影，他会拿皮带抽你。

上完五年级，我就考到县里最好的初中。

结果，一到初中，人就开始自卑。因为那所初中里大多数学生都是县里的户口。

我一个村里来的，都不用说话，光看穿的，看吃，就能分出来。我根本就是过了三年自卑的生活，但父母都不知道我这种心理。

那时候就开始学坏，去网吧打游戏机，第一次去是在初二，玩街机，打拳皇。学校旁边还有一个社区，里面有乒乓球室，还有一个录像厅，就是一台大电视，我有时候不回家就每天交五块钱在这儿看碟片。

我其实从来没看过电影，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露天放过《地道战》，那天还下雨了，对电影一点印象都没有，一点存留的信息都没有，之后也再没看过。

上了初中，学校会组织，去县工人电影院看电影，当时我因为想吃棉花糖，进去比较晚，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怎么也找到不人。

我就身处黑暗之中，特别恐慌，放的是一个黑白抗日片，演的是几个鬼子在村里乱窜，杀妇女，还是在我们县里拍的，好多梨花。

我当时对电影的唯一情绪就是恐怖。

直到刚才说在社区看电影，看录像带，才开始对电影有喜欢。当时最爱看的就是托尼·贾的《拳霸》，每次都看。

《拳霸》海报

其实县里还有一个放黄片的地方，叫“天幕”，它在一个三层楼巷子里，特别偏的一座楼，有小窗口，你给他几块钱，进去就行，随便看，里面一张老式的木桌子，放着一台彩色大电视。

县里那些拉三轮车的，开三蹦子的，经常来这里看黄片。我同学就带我去了一次，但那天没看成，有些老头说“不看了，看腻了，放个武打的”，结果你知道换了个啥片么，我在多年后才知道名字——《杀破狼》。

后来我中考考了600多分，上了二中没上一中，但高中的时候开始去网吧包宿玩CS、跑跑卡丁车，玩到每个月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成绩就一落千丈，全部荒废。

在学校赊账太多了，身份证给扣下了，老师就找到我父亲，但我真的一点课都学不下去，我也意识到我做错事，但扳不过来，一听老师讲课我想死的心都有。

直到高中毕业，我还欠学校600块钱，我不敢跟父母要，就跟我哥打电话求救。高考完，2008年，我就来了北京，投奔我哥。他当时在大兴的工厂里，专门做肯德基那种外卖包，我就在这工厂做了两个月，查高考分数都是在这的工厂查的，就记得300多分。

其实我哥他原本是特长生，画画的，还爱表演，初中毕业汇演他还演包青天，我们全家人都去看。他偷偷来北京，最终是想学电影。

但直到那时候，电影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还是继续，去西安上了个大专，学机电工程模具制造。

在西安上大专的三年，每天过得都是无聊的日子，上网，睡觉，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聊，我能意识到这一切，但是无法改变。

2011年，上了两年半后去芜湖美的空调实习，是我一个朋友介绍去的。

我当时分在胀管车间，就是做空调里面的过滤网，一片片的网格，它要铜管穿起来，压缩成一个铝片，放在空调的外主机里面。一个叶片要穿10根铜管，女生来负责，我们前一个流程穿好，穿好是散着的，它需要用胀管挤压成硬性的，把这些网片强压力，把它凝固化，我们就负责把散着的网放在胀管下面，按开关，巨型的机器就压下来了，压下来之后，升上去把门打开，再把这三个放下来。

我说的你明白吗？我的意思是，我每天都这样。

后来我又遇到一个事件，我们一个玩得特别好的电工，他在修线路的时候，没有保护措施，触电了，直接摔下去，头朝地，硬摔在车间的地面上，地面是很硬的塑胶地。

那时候我20岁，我从工厂到朋友租的房子，每天要走一条很长的路，这条路对我很重要，我就在路上走着走着开始想，我到底在干吗？

因为除了这条路，我在别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想问题。

我想离开，必须，马上。

离开工厂车间前最后一次和同事检修设备

我就又去找我哥，他当时已经当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队队长。

我把电脑卖给我同事，坐着火车就来北京。我哥去北京西站接我，坐十几路的公交车，坐到蓟门桥北，西土城路四号电影学院那一站下车。

他把我领进了北电。

03.保卫北电：电影开了光，人开始活了

回到2008年，那年我去西安上学，我哥他就去了电影学院做保安，因为他管理能力还行，慢慢就成了队长。

当时我就住在他保安队宿舍，就是电影学院C楼旁边有个小屋，在角落里，再往旁边走就是导演系的教室了。他说你就在这待着吧，他要去上课了。

我一开始就在北京四处乱窜，逛逛公园，当年来这也没逛过。还是无聊，我哥也觉得我无聊，就说，你去听听课玩吧，我就跟着学生去听课了。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C楼114，电影学院最大的阶梯教室，我就坐在最左边过道的第四排。

电影学院蹭课

我听了第一堂课，大师研究，研究李安，拉的片子是《喜宴》，她的PPT上是机位图，讲解电影里一家人吃饭的戏。

我什么都没带，就在那坐着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就感觉自己当时越来越全神贯注，除了电影，没有任何东西干扰到我。就这么听着听着，下课了！我竟然听进去一堂北京电影学院的课！

你说我都听懂了吗，也没有，但就是能记住老师讲了什么。

讲电影，放电影，真爽，真好啊！

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去听课，那时候管的不严，好多课都可以蹭。

但如果我长时间在保安队住着却不上班，会被人说闲话。而且我哥后来也不当队长了，他想好好的上课，不想管这些事。如果还想继续在这听，我就要当保安。我就去这家保安公司入职了，签合同上班。

然后我就开始上课了，头一年是2011年，有课就上，能听的课全听，不管听不听得懂。

电影学院保安有两个特别好的职位，一个是监控室，还有一个夜班巡逻队，晚上拿着对讲机在学校里面窜，因为这两个岗位不太影响白天上课，所以竞争比较激烈。

每晚10点集合

其实电影学院也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就是偷盗自行车特别多，丢了我就去查监控，把这个人找出来，报个警。

还有一次某知名导演的女儿的车牌找不到了，被人撬走了，我就帮她查，结果是他们班的学生恶搞她，开个玩笑，她后来知道是谁，也没再追究。

在北电当保安，还能近距离和导演接触，有一年吕克·贝松来电影学院，我就是“保镖”，护送他一路，还有米哈尔科夫也是我贴身保护。

因为我从小自卑，到了北电更自卑，内心是特别不想让周围上课的学生知道我的工作。

观摩毕联作业

当我听说电影学院有个继教学院可以考专升本的时候，刚过完年，我就马上开始备考。

第二年我就考上了导演剧作方向，我还记得专业课面试时，文学系的孟中老师面试我们，他说你现在工作是什么？我说我在当保安。他说你当保安做什么呢？我说我现在在监控室这个岗位。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监控室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就从我的角度分析监控的视角以及空间的关系，我举了个例子，我喜欢听徐浩峰老师的课，我知道徐老师每天几点到学校，在监视器面前，我就从大门开始看他，从大门走到下一个路口，到C楼门口了，接着走到114，我会这样一直跟着他。

因为摄像头的角度不一样，有的是固定的，有的可以摇，我就说了我的想法。

孟中老师觉得挺好的，我这就过了，录取了。后来拍《最后的告别》，里面监控室的元素就是我做北电保安的体验。

值班

上了专升本，因为继教学院它是两年半，非全日制，所以我是寒假入学。但对我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学校的课我基本都上过了。

可是保安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不然我没有生活费啊，那时候一个月1500元，管吃住，在2012年这可不低了，他们有的人最早来的时候才800元一个月。

我是完全被电影迷住了，每天看电影看书，认知不同的体系，认知世界，早就忘了《杀破狼》。不是说《杀破狼》不好，是在那个状态下不会再看这种片子。

这么说吧，从2011年到2015年，四年的学习积攒时间，我相当于一般人的8年到10年的量。

有一个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什么都不重要，活着还有点意义最重要。

04.重返社会：一条叫“现实”的鳗鱼

2013年的时候，我开始试着用手机拍短片，找不到演员，就找我同事王耀德，他一直在演我的片子，那时候他还有头发，演到《最后的告别》头发都秃了。

张中臣宿舍，睡在导演对面的王耀德

我拍的第一个短片叫《新闻》，豆瓣有词条，我的词条还是《天坑人家》导演姚祖彪帮我建的。故事很简单，就是那年上海元旦外滩踩踏事件。

《新闻》海报

那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这么惨痛，但天上还放着烟花，我觉得这个世界被割裂了。然后我找了很多新闻素材，再把原子弹第一次爆炸的画面拼贴在一起，加上踩踏事件本身的新闻，交叉起来，结尾落在电影学院保安宿舍二号公寓的宿舍，王耀德站在窗口，镜头缓缓拉开，一座大楼把他包裹着，外面一群人还在开心的欢呼，“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结束。

拍短片作业时的“对赌协议”

到了2015年毕业前，已经有人找我剪辑。学校有一个机房，会有老师讲剪辑的基础操作，我就在那里学。最主要我拍短片的时候，我也找不到别人剪，只能自己剪，我自己剪我还没有电脑，我还要借，那时候买不起苹果啊。

后来有些人听说我会剪，就找我。其实都是学生的短片，还有一些特别简单得采访之类的，正反打而已。慢慢我就喜欢上剪辑，特别喜欢，大家也都认我。

第一次剪辑学生作业

现在问我学校短片拍得好的，反倒是沙漠有一个短片叫《黑鱼》，祖峰演的，有点像今村昌平的《鳗鱼》，讲的是一个从看守所里面放出来的人去寻找一个人。有一个镜头，结尾时祖峰带着女孩骑摩托车，那个感觉还挺好。

快毕业的时候，我意识到北电是我的一个安乐窝，是我们几个人的小乌托邦，但2015年那个过年的冬天经历了一些事，我发生了一些转变。

就在刚刚过完春节，我正动身回北京，当时我哥有一个朋友，他是一家人开车回北京，我妈不想让我买火车票，她让我跟着人家的车来北京。但我不想，跟他们又不是很熟，我特别不喜欢膈应的感觉。

最后这段路程就特别有意思，他们路上会遇到很多亲戚，会去亲戚家串门，就带着我一个外人，一起串门。他们招呼我，我就很难受，结果从我家到北京停停歇歇开了将近30多个小时，原本几个小时就能到。

我回到北电后，就在想这一路发生的事情——我真的要去社会了，不能再在这里待了。

后来一个机缘巧合下，我参与了一部彭发监制的电影叫《虐杀12小时》，那部戏缺剪辑师。

我以为招的是剪辑助理，就报了一个助理的价， 没想到到了现场，就我一个人剪。

我这是第一次剪剧情长片，彭发导演看了我剪的戏，觉得可以，那就咱们一起做定剪。其实我之前对彭导不太了解，后来知道他以前是“亚洲第一剪”，剪《风云雄霸天下》《无间道》什么的。

我以前就对自己说过，剪足够多的片子，不管是烂片还是好片，就可以拍自己的电影。真的，我一开始就是不停地剪，剪了20多部长片。

因为我很清楚，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我没有退路，我只能先保自己的饭碗，有的人可以在家待着写一年剧本，我不行的。

但在空余的时间，我还不能因为我剪的这些东西而被干扰到，我还要积累自己。

所以我至今每天要坚持看一部电影，不要偏离自己喜欢的电影。

05.扪心自问：影像，盘问孤独的吐真剂

现在回看，我最要感谢的是彭发导演。

他那时候问我，平时有工作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以后跟我剪片。2016年，我剪了他的院线电影，也是我剪的第一部院线电影《会痛的17岁》。

我最近剪的是一部钟汉良和吴镇宇的片子叫《宿敌》，讲澳门的，警匪动作片。

到了2018年，我决定放下所有的工作，不再接活，全身心的做《最后的告别》。

我到了表达自己，认知自己的时刻。

我当时好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一到老家，一看到那里的人，我就受不了，就想哭。

就是，你觉得他们有可悲的地方，但他们又活得特别有生命力！

你爱他们，又恨他们，就这种很矛盾的感受特别撕扯我。

所以我的第一部电影，一定是童年记忆以及相关村子里那些人的精神的变迁。

这就又说回我们这一批北电保安队，我们可以说是北电史上最早的，最热情的，也是最真诚的一批爱电影的保安。

我们很清楚，因为最初刚弄剧本的时候，我这几个朋友连本子都没有看就说弄，你拿几万块钱，我拿几万块钱，凑了几十万前期拍摄费用，创投都不走，就这么拍了。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以后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看《最后的告别》是不是有点割裂感，但这个割裂感是统一的，看这个片子里每个镜头怎么会跳到那么一个镜头上。我的摄影就是彭发导演团队的张瑞赓，一开始我们在一些布光的问题上也有一些矛盾，但拍到中后期，他嗨死了，杀青了都不想走，他摄影天赋很好。

彭发导演看完后说，他知道我有东西在片子里，这种东西，就是他三十岁左右拍《无声火》的那种劲。他记得那个劲。

拍完这个电影，其实关于痛苦记忆的那道坎并没有过去，但我找到了和过去交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电影。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