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绿叶

故事发生在一个宁静祥和的回族村落之中，古柏是生活在那里的一位淳朴的年轻人，因为他自幼患有一种怪病，所以古柏的性格十分自卑，他坚信没有姑娘会看上这样的自己，所以对于生活和感情都不抱任何的希望。 对于古柏的想法和现状，他的家人十分的担忧，为他安排了相亲活动，哪知道和古柏相亲的是一位名叫阿西燕的非常美丽的姑娘。在两家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两个年轻人不情不愿的准备结婚，实际上，阿西燕也有着自己的秘密，她曾有一个非常恩爱的前男友，哪知道一场可怕的车祸夺走了他的性命，这带给了阿西燕巨大的精神打击，婚后她和古柏相互治愈，磨合，慢慢走进生活本身。 谈这部电影，乡土情结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本片导演刘苗苗、原著小说作者石舒清都是由西北养育的孩子，《红花绿叶》自然而然就成为一封他们对故土风光含情脉脉的情书。 开篇便是几个色调昏黄古朴的定场镜头——苍茫、雄浑的黄土麦浪，寂寥、沉稳的梯田山丘，风车与羊群，共同构成这里居民的物质和精神世界。 “哪怕是一只麻雀，它的希望也是全美的”，电影画面真实舒缓，让我一下子从快节奏多信息的紧张状态中放松下来，有了对真实生活的静思，也还原生活真实的样子。正是这种变化缓慢的生活，在这儿待过的作家与导演能“静静地感知和领会”生活里的各种细节。石舒清在采访里说，“这种少变和慢速度里有着一种很有根基很绵长很深情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影片中演化成古柏那“又笨拙又深情”的性格。古柏虽然嘴上笨拙，但想得可不少——木讷寡言不表示他没有细腻丰富的内心世界。 影片用西北方言娓娓道来的本应嫌长的旁白，语调是那么自然、技巧是那么纯熟，就像是深夜炉火旁老友的倾诉。八九段旁白，连起来就是一首叙事诗： “我清清楚楚听到我心里一个声音这样喊着： 阿西燕回来了！阿西燕回来了！ 就像是做睡梦呢。 就算是做这样一个睡梦也好。 我跑着，就像是我的脚找不到地了。 就像是我在墙头上跑着呢，在空中里跑着呢。 阿西燕从树林里走来的样子，这辈子我都不能忘记了。 谁就是想从我的脑子里抠也抠不掉了。” 这几句朴实的话交织着这个西北男孩真实的开心，他不知道阿西燕喜欢吃什么，他买了两大包，小心翼翼却手忙脚乱笨拙的表达着爱意，贫瘠的大西北养不出玫瑰，但真诚堪比浪漫。 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地，古柏才能无所顾忌地奔跑，每当他难过的时候，就独自去看风吹麦浪，对着黄土大声呼啸。能直接与自然产生联系的地方，容易催生诗情。能随处面对天地、随时沟通神灵的地方，容易生出宗教般深邃辽阔的虔诚。 影片结尾，大雪令道路湿滑，古柏决定不再冒险骑单车载着已经怀上骨肉的阿西燕，而是扶着车头推车行进，这似乎是在暗示他俩先前那段充满隐瞒、疏离和不安关系的终结，转为决意相互扶持、齐眉走向前方那片充满未知艰辛的白茫茫的将来（不知孩子是否会遗传古柏的重病）。导演在远处缀上了和煦的日出，以及一朵形似玫瑰的巨型远山，鲜红的花瓣与包裹它的绿叶（片中的婚床也有这层妙喻：象征红花的阿西燕每晚都被象征绿叶的古柏用绿色的被子覆盖），正是眼下这对被生活刁难的男女、这段命不由己的婚恋，努力想走向的鲜花盛开的未来。

周末晚上自己在家闲来无事，于是看了电影《红花绿叶》，讲述的是当代年轻男女被家人包办结婚的爱情故事。电影是在19年上映的。

故事发生在宁夏回族的一个村落，男主人公叫古柏，22岁，黑瘦，从小患有奇怪的疾病，偶尔会发病，正因此他很自卑，对生活也不报有任何期望，没有结婚的打算，因为不想耽误其他姑娘。女主人公阿西燕，一个很美丽淳朴的回族姑娘，也是和古柏一般大小的年轻人，二人都到了适婚的年龄，但阿西燕身上也有一个不为古柏所知的秘密，她曾经有一个即将结婚的男朋友去世了，一直处于悲伤中。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就是这样的两个人被家里人包办了婚姻，走到了一起。

其实电影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并不算多，留白很多，这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影片中所有演员都说着一口土色土乡回族的方言，以及穿着民族专有的服饰特色（男士戴着白色小帽子，女士带着头巾），人物对话之间大多是干着农活，这样的场景和布置让我们仿佛身处其中，给我们以质朴纯真和温暖的感受。

结婚当晚，村里的年轻人想要闹洞房，古柏一直觉得婚礼办得不尽如人意，对阿西燕很是愧疚，便发红包阻止其他人闹洞房。这个细节足以体现出古柏对阿西燕的在乎，正常的人在这种热闹的场景下是不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的。

当阿西燕与古柏二人彼此被隐藏的秘密都被戳破时，短暂的冷战，古柏想去阿西燕娘家把她接回来，人都到了但却没有勇气去，在满是沟壑得黄土高原上一遍遍呐喊阿西燕的名字，诉说着对她的思念；

爱情是古柏为了阿西燕放弃进城务工的机会；是古柏即使被揍，也要半夜三更去偷怀孕的阿西燕想吃的葵花籽；爱情是他们简单平凡的生活。

感想：1.电影最打动人的是古柏和阿西燕之间普通但却很温暖的爱情故事，二人从最初的陌生、疏离到彼此靠近；从彼此各怀心事的残缺麻雀到归属和爱人的转变。或许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经历生活的磨难，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难以言说的秘密，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破碎的我？答案是我们最终会遇到那个良人，治愈心灵的创伤，携手共同抵抗生活的磨难。

2.比起电影里的质朴纯粹的感情，我们当下的世界，年轻人的恋爱观婚姻观或许有些许浮躁，许多人都想寻找一个近乎完美的伴侣，追求门当户对，比较各方面的条件，但也许忽略了爱情和婚姻本身的存在的意义。

无意中打开了这部电影，从头看到尾很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大概就源于最简单朴素而又真挚的感情吧！

记录下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情节。

古柏知道自己生病，宁愿一个人也不想拖累女方所以最开始排斥妈妈给安排的相亲。最后结婚了也一直尊重女生。

古柏妈妈好善良，关键时刻说出来的话都好温暖。

大夫李峰不喜欢，总打着自己是医生的旗号说一些满足他自己私心的话，坏人。

可能我自己文字语言水平有限，写不出古柏和阿西燕的那份简单的美好，但他给自己媳妇买零食偷葵花籽怕媳妇摔倒自己推车让媳妇坐着的很多小细节历历在目，美好！

突然想说，在感情上细腻的男生在事业上可能就会‘软弱’，阿西燕在感情上享受古柏的温柔，在生活中就要承受经济上的压力，这样也更写实一些。

对了，这是一部宁夏文化的电影，之后会在宁夏上学两年，期待去了解更多的宁夏文化。

「导筒」 专访《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

在2018年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观众票选荣誉颁奖仪式上，第五代女导演刘苗苗的作品《红花绿叶》荣获观众票选荣誉。该奖项由平遥电影节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募的35位观众评审共同评选得出。

评奖词写道，“影片通过对一段爱情故事的细腻刻画，还原了少数民族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现状和情感撞击。小故事，大视野；小成本，大诚意。展现出导演对西北大地的浓烈情感和深度人文关怀，也为不同民族、不同信仰间的沟通架起了一座情感的桥梁，其间流露出的质朴与真诚令人为之动容。”

如今，刘苗苗导演的这部作品已经于8月5日正式全国上映，作为曾经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入围者，经历了电影人生的高光瞬间与暗淡的20余年等待时光，她在西北的群山下开始了全新的电影旅程，在北京首映礼后，导筒对刘苗苗导演进行了专访。

红花绿叶 (2018)

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

导演: 刘苗苗 / 胡维捷

类型: 剧情 / 爱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原本对爱情失去信心的李国清，相亲时遇到了温柔美丽的阿西燕，各自有“隐秘”往事的俩人，猝不及防地走进了“包办”婚姻。原本陌生与疏离的两颗心，因朝夕相处而被慢慢拉近。此时，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却被揭开。当情感风暴终于平息，阿西燕的怀孕，又让宁静的生活面临更大危机。是包容谅解、携手前行，还是互相指责、劳燕分飞?爱情究竟是一场宿命，还是坎坷生活中的共同成长?

刘苗苗

刘苗苗，中国电影女导演，毕业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曾任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1993年编剧并导演《杂嘴子》荣获第50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会议长金奖。同年故事片《马蹄声碎》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特别展映。1994年执导故事片《家丑》获得了第二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96年编剧并导演故事片《家事》荣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及最佳女主角”提名。

《红花绿叶》导演刘苗苗专访

导 筒：

促使您拍这部电影的初衷是什么？

刘苗苗：

因为我和石舒清先生在《红花绿叶》之前就已经合作了十五年的时间。我最早读他的小说集大概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在近15年的时间里，先后共同创作了两部电影剧本，根据他的两篇小说改编的，也在这个两篇小说里融进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一部电影剧本叫《寂寞天堂》，另一部电影剧本叫《羊的故事》，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拍成。

石舒清，原名田裕民，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海原县，1989年毕业于宁夏固原师专英语系。当过中学教师、县委宣传部创作员等，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协全委。写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其短篇小说《清水裡的刀子》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黄昏》获得《十月》文学奖；短篇小说《果院》《低保》获得《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韭菜坪》获得《上海文学》奖。

这回我们学聪明了，我跟石舒清先生说，咱们搞个小体量的，因为按照我的经验，之前那两部片子大概300万左右就能拍完。但那是十多年前，现在你再拿300多万拍两个片子，简直没有任何可能性，那两个片子都是宏大叙事，比如说时间跨越都将近20年。所以这回我就跟石舒清先生说，咱这回场景集中，人物集中，我就看上这个小说《表弟》。

改编自石舒清同名小说，王学博导演《清水里的刀子》 (2016)

实际上我最早认识石舒清先生以后，我就读了他近200多万字作品。当我这次在重读他的作品时，已经写到300多万字。他的写作是非常用心的，他写得很节制，情感从来不泛滥，可以说有感而发，东西做的很结实。他是以短篇小说称著，其中短篇小说《伏天》收入了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短篇王》文丛的系列书籍。我当然也很喜欢他的作品，因为我熟悉他写作的那片土地，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石舒清老师可以说是寒门贵子，在极端艰苦、清贫、苦寒的环境下长大，“苦寒的”这是石舒清用的词。

到今天他成为我们国家一位著名的作家，也是我们宁夏唯一享受政府津贴的专业作家，也曾经是我们宁夏作家协会主席，目前还是宁夏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已经被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同时也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奖等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请问这次您如何选择这个题材的故事？

刘苗苗：

石舒清是宁夏南部山区土生土长的，我祖籍是河北沧州，父母是支援大西北过去的，所以我是出生在这里，我在宁夏的南部山区，完成了我中学的学业。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有感情，而且我也了解，对那片土地非常熟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您取《红花绿叶》这个片名的时候有那些考虑？

刘苗苗：

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叫《表弟》，他还有另外一篇小说叫《红花绿叶》，那个小说被一个法国人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特别逗的是，我刚开始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表弟》这个片名，有点不合适，这个会谁看。然后我就看上《红花绿叶》这个片名了，我觉得和我们未来影片的调性特别符合，因为讲的是爱情故事，爱情更能够唤起观众的共情。

而且呢，我们也有合理的理由，用靓男俊女，虽然我们没有大咖，没有小鲜肉，但是我们有理由选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和姑娘。所以我说：石舒清啊，你把你这个小说的名字给我用吧，我们就叫《红花绿叶》，他说：不给，你又不给钱，什么都要，万一哪天有人看上我这个小说了，那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给，后来他笑了。毕竟我们俩是联合编剧，《表弟》是他的原著小说，其实他也非常同意，也知道用《红花绿叶》很合适。《红花绿叶》翻成英文，对外国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歧义，但是又很好翻，《Red Flowers and Green Leaves》，不会像《霸王别姬》，那么难翻译。《荆轲刺秦王》怎么翻，我的妈呀。“刺”是可以翻译，那“秦”可就难翻啦。

陈凯歌1993年导演《霸王别姬》Farewell My Concubine及1998年导演《荆轲刺秦王》The Emperor And The Assassin两部作品的美国版海报

导 筒：

影片中您启用了许多与非职业演员。

刘苗苗：

对，影片中16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全是非职业演员，都是第一次登上银幕。

导 筒：

那您在现场是如何与这些演员进行沟通合作的呢？

刘苗苗：

与非职业演员的合作，其实功夫不能仅仅做在现场，在写剧本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到，非职业演员是否能够完成，你要预判能够完成的情感表达方式。你要写的莎士比亚那样的，像黑泽明的《乱》，你让非职业演员怎么完成？那不行，必须是尽可能靠近生活和土地自然有关系的，生活气息很浓的。不是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的，像最早1948年好莱坞拍摄《王子复仇记》，那是劳伦斯·奥利弗饰演的，那可是英国著名的戏剧演员，当时是孙道临先生给他配音的，那种表演是非职业演员很难完成的。

黑泽明在《乱》片场 (1985)

我们作为导演，当然要充分尊重表演艺术，这是我们导演创作里不可或缺的法宝，我们尊重表演艺术家，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家，和我们中国电影史、戏剧史上所有的表演艺术家，我们希望更多的表演艺术家诞生。不能说我们自己与非职业演员合作，就将表演艺术的重要性降低，这个是一种对表演不尊重，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

劳伦斯·奥利弗《王子复仇记》 Hamlet片场 (1948)

但是《红花绿叶》这部影片，还必须用非职业演员，这与我们追求影片的质感、调性有关系，我们试图还原这片土地整体的气质。就算真的职业演员来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我这是方言片，你看张艺谋、贾樟柯的电影里，都不是百分之百方言能说好的演员，对吧？有的方言一听就是学出来的，口音不地道，但好在导演控制得好，把这点瑕疵处理得很好，尤其是当电影走到国际上的时候，这个就更不成问题了，因为大家都是看字幕的。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影片中旁白的设计是如何考虑的？

刘苗苗：

实际上我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用旁白完成，但是我觉得，男主实际上是个非常孤独的人，用石舒清小说的原话来说，这么一个自卑的男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弱者，没想到他的心里也经常会有这么细腻丰富、惊涛骇浪般的情感，他只能在内心深处自说自话。有时候在没人的时候，在空旷的田野里，自己唠唠叨叨，喊他爱人的名字。

这个是与影片的主旨、对人物的塑造是有绝对关系的，但我们的故事也并不是靠旁白支撑的，要是把旁白拿掉，其实并不影响故事情节，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导 筒：

这部影片另一位导演，在影片中也是摄影指导，请问两位是怎样合作的呢？

刘苗苗：

胡维捷他是我的师弟，是北京电影学院是摄影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一直在中央一套新闻中心做《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现在是《面对面》的总编导。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因为他纪录片做多了，一直有拍故事片的梦想，他曾经不惜放下身段从中央电视台请假到摄制组来，做过我电视电影里面的执行导演。

说实在的，在我近26年没有拍电影的这段时期里，我经历过，生命中的至暗时刻。他作为我的师弟，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是同门同道，他一直在鼓励我，鼓励坚持我的创作理想，就是我石舒清没有合作成功的《寂寞天堂》，他在那个时候也参与过导演部门的副导演工作，当时还没有执行导演这一说。我感觉我也是很拖累了他，在我病弱的时候，他总是鼓励我。

我们俩的认识也非常有意思。有一天，他在一个咖啡馆里面正在大谈特谈他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家丑》，咖啡馆老板就问他，你想不想认识这个导演？因为我恰巧就在这个咖啡馆。他是镇江人，我那个电影是在绍兴拍的，具有江浙气息，当我坐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断乎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北方人。那个戏，是王志文和何冰联袂主演的，他们俩是一种对抗关系，可以说是双男主角的戏。

刘苗苗《家丑》 (1994)

导 筒：

这部电影您想给观众呈现一个怎样的情感？

刘苗苗：

用我自己的话来说，我早就已经知道生活有多糟糕了，我不希望别人告诉我，我也不希望告诉别人。

哎，其实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生活再艰难，人生碰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人生是十有八九不如意。

但是我们也得活下去，我们也得找到活下去的理由。爱情就非常难得，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爱情对我们来说，反而变成了稀有缺失的东西了。在自然环境很恶劣，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人和人之间反而要紧紧依偎取暖，共同担当起生活的责任，但现在生活好了，选择越多，反而人和人之间的心很难靠近了，很难彼此信任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我觉得有点儿相反了，成了“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你说现在怎么成这样了，你看好多夫妻关系打拼的时候还挺好，当条件好了，感情就变得一塌糊涂。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反而和古代、近代，甚至现代都不一样了，我相信在抗日战争那个年代里头，恐怕一个家庭只要是不被战火所分离，感情是很坚固的，托儿带女，扶老携幼，家里有一个窝头，恨不得掰八瓣儿，全家一人吃一口。但现在不行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想，怎么在当代，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包括影片中所表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的故事，这里的物质条件比原著小说《表弟》2004年发表的时候好多了，也比2017年我有动议拍这个戏的时候好多了。你看，阿西燕的哥哥都开上车了，古柏家至少也有个摩托车，也能给他盖的起一个婚房。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重提爱情的意义，我们有必要重提真诚质朴，对我们人类生命的这种意义。

刘苗苗 / 胡维捷《红花绿叶》 (2018)

导 筒：

那您下一部电影有什么计划，想拍什么题材的影片？

刘苗苗：

下一部想拍一个有关都市情感大女主的戏，就是人如何通过自信，通过社会各式各样的偶遇，以及亲情、友情、爱情之间，我们的大女主，如何完成在她人生至暗时刻的自我救赎。这个片名叫《12乘4》。

导 筒：

现在已经立项了么？

刘苗苗：

现在还没有立项，我剧本初稿已经完成了，在寻找投资。在第17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入围影片HAF电影计划已经入围，中国大陆只入围了六部电影，这是其中之一。

《12乘4》入围了2019年HAF电影计划

导 筒：

您如何看待作者电影与文艺片的概念？

刘苗苗：

我依然拍的是作者电影，但我觉得文艺片这个说法不准确，你不能讲人家好莱坞的电影里头就没有文艺片，你说《雨人》是不是文艺片，做得太漂亮了，你不能讲人家就不是文艺片，而且人家也好看，票房也不错，不能混合一谈。你看斯皮尔伯格，人家也拍过《紫色》，非常棒的，而且2012年的《林肯》，你不能避而不谈，虽然人家拍《夺宝奇兵》，但一旦有机会有条件，人家依旧在忠实艺术。

巴瑞·莱文森《雨人》 Rain Man (1988)

但是我觉得像中国这种中小成本的电影，有创作者独特的生命经验，在电影语言、语法、视听语言上有个性的，不进入大的商业体系的、电影工业的、以及资本运作体系的电影可以称之为作者电影。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紫色》 The Color Purple (1985)

作者电影这个词，来自于欧洲电影史，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我觉得我始终在做的是作家电影和作者电影，我也希望继续保持这个片种，而且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片种，因为你现在跟好莱坞商业片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无论从财力上还是硬件软件上，与之抗衡都有困难。

但是，作者电影和作家电影，因为它是拼个性，拼创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确实有胜算的可能。如果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支持作者电影、作家电影，让它在世界电影文化的平台上亮相。那中国电影就会失语失声，因为我们的商业电影，冲不到世界上。

采访：郑嘉成（北京）

看完了西方的各类的大片，将视角切回国内，电影的主题讲述的是一个回族爱情故事，这样的视角还是比较少见。不知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无论是电影的海报，还是画面的色调都充满着浓郁朴实特色的乡情美，像彩色版的故事会、像童年时的窗花、又像八九十年代的连衣裙。导演用滤镜过滤掉了干旱少雨的西北寂寥，突出了黄土地上的朴实与善良，一反西部片的粗犷，每一个镜头都营造出西北地区自然与人文的独特魅力，美不胜收。

红花绿叶之于干旱的西北预示着什么，是坚韧、难得与稀少还是自然、随机与普遍。导演用如此的镜头语言，十分决绝的表达了自身的观点主张。苍茫辽阔的土地与红花绿叶的相映，再一次强调了无论多贫瘠的土地也能孕育无限的美好与希望。

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之后又一部小说改编影视作品《红花绿叶》，书本专访了导演刘苗苗。

Q：

这个电影改编自石舒清的《表弟》，所以想请问您是什么时候读到这个小说的，然后是怎么跟他联合改编成剧本的？

A：

我和石舒清认识很久了，最早读他的小说是14年前，当时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我就请我当时在西海固的一个老师帮忙找一点当地的作家写的书，老师给我带回来十几公斤。

那段时间我开始一本一本地看，饿的时候就吃一点切片面包，喝一点白开水，读完了他的作品以后，突然我就觉得好像更有力量了。我一个特别喜欢文学的朋友，现在是宁夏自治区考古所的所长，说恰好认识这个作家，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曾经想改过他其他作品，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

他的《清水里的刀子》前两年获了奖，我打电话祝贺，因为他合作的第一个电影导演就是我，我想我没有帮他圆梦，总归有人帮他圆了，那就行了。他说没有，我在等你。当时我很震撼，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包括电影市场，甚至是我自己的年龄和生活境遇，使得我都有点想放弃了，并非不爱这个事业，而是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和电影产生联系：比如从事教育，比如写剧本，而不一定非要在第一线，也可以做做评论。

但是他的一番话让我决定开始重读他所有的200多万字的作品，从中选择了《表弟》，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句话电影梗概，就是一个身患某种疾病的青年男人完全放弃了婚恋的愿望，但是没想到他娶到的是一个年轻俊美的，能力远远超出他的女人，他们能走下去吗？

我问石老师说你觉得成立不成立，他说成立。

Q：

请问你们对这个小说做的最大的改动是什么？

A：

这个小说是2005年的作品，那个时候宁夏西海固是很苦的，我们决定把它写在当代，十几年过去了，生活经历产生很大的变化：修了很多公路，引了好多水，而且还把一部分很贫困的老百姓，移到了有水有路的地方去。片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老乡也有车开了，也都有手机，甚至由于穆斯林的习惯，他们经常要做礼拜，必须洗澡，过去像《清水里的刀子》，是在桶里面，现在老百姓家里都有淋浴室了。

我们觉得不要刻意消费苦难，就写一个当下的故事，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的核心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发生，不仅在这个西海固，哪怕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可能，所以第一我们确定的最主要的观念就是撇开原著里头苦情的部分。

第二个定位就是不要端架子。他是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我也是一个所谓的第五代导演，于是我们两个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要做一部让观众容易解读的电影。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对伊斯兰教的问题的处理，在这个电影里，我们不是生硬地宣教，而是把伊斯兰教正面的那种对于真善美的追求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融入到人和人的情感关系中，这是第三个最重要的定位。

Q：

请问拍摄时有哪些影像上的考量？还有跟非职业演员的合作是怎样展开的，有哪些幕后故事？

A：

首先我们用的全都是非职业演员，如果一边要完成那种过于复杂的调度，一边还要表演，对他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都追求简单，镜头不会去特别地逼近演员。因为周期很短，没有时间磨演员，当时预计的周期只有35天，成本预计也只有三百万，但后来我们是27天拍完的，把省出来的周期的钱做了最后那场戏的特技雪。我们的电影与《清水的刀子》相比，他们人物少，就方便更好地控制，而在这里难度则明显地加大了。

当然现在成片看起来，我们在镜头语言上还应该做一些更精准的设计，这和整个影片的筹备流程有关，因为成本较少，再一个就是我们受季节的限制特别大：比如说从3月份就开始拍，但是我很想拍麦收，但是因为时间问题你拍不了，如果我能有六个月的周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影片目前从视听语言角度上讲，并不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这也是我感到遗憾的地方。

Q：

您跟胡维捷导演是联合指导，请问你们是怎样合作的？

A：

他是学摄影的，同时是个优秀的纪录片导演，还是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的总编导，我们俩是老朋友了，在我最糟糕、处在精神的地狱里的时候，他一直在支持我！所以我们之间的合作很顺畅，没有什么较劲的地方，通过有理有据有节的讨论，最后能够达到一致，而且有他还节省了好多体力上的事情，我在监视器边上待的时间长，他在镜头前面交流得多一点，当然我们的执行导演还有摄影师也都是很优秀的。

Q：

你刚才说到跟非职业演员合作比较困难，因为时间少，而且他们确实没有接触这个东西，训练排练也很难，所以我想问一下信任的问题。

A：

这次合作可以说是侥幸，不能说幸运。这些演员，几乎全是我的发小，还有发小的亲戚、发小的朋友，他们都来帮助我，他们全是穆斯林，全是回族，从不同的地方到这里来帮助我，所以信任问题基本上没有。

刚才说过，我曾经和石舒清老师在13年前就准备合作的另外一部电影，由于三起三落没有做成，那个时候有一个小演员，当时只有12岁，十几年了，他长大、结婚、生子，我们一直有联系，后来我介绍他到剧组去学摄影助理，他熟悉了现场，直到我要拍这部戏了，我发现12岁的时候我想跟他合作，现在他25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依然可以和我合作，而且最好的就是他已经有了现场经验，完全不怕摄影机和周围的氛围，这确实是缘分。

Q：

这个爱情会走到哪里？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两个人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到后来可能有点感情，然后到再到后来可能真正生成爱情，您觉得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走向吗？

A：

我宁可相信会走向爱情，而且我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相信，因为我也遇到过，一开始可能是陌生的，但是慢慢改进，慢慢地走向爱情。然后在这个片子会看到很多温暖的东西。

导演刘苗苗

采访：tom 整理：北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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