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恩典

自从韩寒说了不喜欢理想这个词之后，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少了一大片。而在此之前的理想主义者，不乏韩寒所给的定义那样的。

“我其实不喜欢理想这个词语，因为这个词语现在更多变成了商家用来包装自己人文关怀的空词，好似一两个广告就能激荡起年轻人的心底，好似每个人都必须得有攀登珠穆朗玛征服撒哈拉的一些小九九，否则就是迷茫和麻木。其实更不是这样，一张机票能搞定的事情，准确的说应该叫旅行计划。而理想本身什么都不是，一点也不高尚，理想就是毫无道理的就是有点想，是欲求的一种文艺表达。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强调理想是救赎青春的一种方式。甚至我不觉得年轻人需要什么救赎，什么方向，什么理想，什么希望，都不需要。”

然而，理想主义是什么？韩寒不喜欢的，不是理想，大概只是土生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类似于理想这个词语所表达的一切暧昧、矫饰、托词和虚无的口号罢。然而即使如此，经韩寒一说，原本打算持理想主义走一段路的人，都退却了。

环保主义者说让绿色多一点，动物保护主义者说让爱心多一点，女权主义者说让平等多一点。电影里积极奔走呼号于废除黑奴制度的威廉·威伯福斯和他的同伴们，这个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男主人公，曾经改写了人类关于种族平等的历史，他做的，是让正义多一点。

小学的时候写作文，老师大抵都会安排这样一个题目，我的理想。于是交上去了本子汇集了小人儿对于自己所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最初的也是最完美的憧憬。无论是想当警察的还是想当科学家的，在小小的内心里，都是被理想主义的情结所驱动着，要改变世界来着。

可是后来的现实，让人们渐渐远离了宏大的愿景，甚至开始不喜欢理想这个词语，所以当韩寒说他不喜欢理想这个词语的时候，也有那么多的人跟着附和。

然而，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作为万物中自以为唯一拥有智能的人类，多么需要带着神性光辉的理想主义呵。。。。。。

毕竟，只有它才能改变世界。

  那个时代的英人已经可以旁听议会，有理想者可以参政议政为一生职业，自认能改变世界虽然改变得很慢很慢但毕竟改变了，有人破产有人暴富但同受法律保护.....那时我们的乾隆正在玩珐琅瓷器虽然很贵很贵现在已拍到几千万，对着西方传教士说钟表是奇技淫巧我要做十全老人而不问远隔千山万水你们如何到来？1800年绝对是西方与东方的分水岭，那年乾隆刚死嘉庆忙着抄和珅的家，而英国商人正派成千上万的船往来世界开始日不落帝国的征程，而美国作为英国的私生子正在酣睡，150年后他会醒来。

虽然推荐还是打了三星，因为太多的细节牵扯到历史，没有任何背景学习的我实在无法将整个情节连贯起来。但这是一部好电影。

想想，苏格兰风笛，最好听的曲目应该就是“奇异的恩典”，没有之一。

本妮特科特·康伯巴奇，新世纪福尔摩斯。

pitt对william 的爱，那是森森的啊，以生命为代价。

19世纪的英国，精彩的演讲、精彩的辩论，对于平等、自由的理想。太容易让人热血沸腾了。

不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是否已经陨落，这个国度永远充满着吸引我的魔力。风度翩翩的服饰、占满了整个画面的杂乱无章却有异常协调的街市码头、浪漫的爱情、坚贞的“基情”、可以摆满整张长条桌可以用手抓着吃的食物。

17年的抗争，终于以平民（不是穷人哦，他家貌似也挺有钱的，就跟现任王妃一样）在议会上打败了反对派，实现了废除奴隶制度。有些事情以前发生了，现在还在发生比如昂山素季，但是，却始终无法相信会发生到我们的身边，虽然我们如此的渴望。

彼时，他们二十四岁，贵族后代，从未踏上非洲漫漫长途，如果他们愿意，这一辈子都不必理会奴隶、贫穷、斗争之类的话题。听惯了XX二代的奇闻异事后，贵族这两个字原本我常用于贬义，这一次例外。
这两个二十四岁正青春洋溢的男孩一个肩负重任成了英国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另一个为了废除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奴隶制度不息投入全部精力奋进。可贵的不仅在于少年人理想主义的追逐，更重要的是，在勾心斗角的政坛里，他们不负约定，自始自终为了改变世界忘我的奋斗着。
的确，贵族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扫清了他们眼前的障碍，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们作为一个人在竭尽全力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无关身份，只有梦想。
拥有一缕阳光就要去温暖整个地球，拥有一朵玫瑰就要去芬芳浩瀚宇宙，拥有一个梦想哪怕耗尽一生也要努力实现它，这属于年轻人的狂妄，狂妄但是足够美好。
不是每个人的理想都能成为现实，但每个人的青葱岁月里至少应该有过那样一个梦，关于世界，关于未来。

配合《奇异恩典》作为福音电影的身份取了这么个主题鲜明的title，并不是想要写多主题鲜明的content，这个电影涉及的两位主人公决定了我永远不可能单纯地叙述某一个主题，上帝的福音教化也好，人类自身的自省与高贵也好。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虽然拍得比较举重若轻，不那么完美，但还是能让观者得到一些好的触动。配合福音电影的身份，编剧也对史料进行了取舍和删改，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某些和史实明显的相悖之处，不过我对它很宽容，在我看来，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群人，能被搬上电影舞台，被充满钦佩和赞美的眼光凝视着，就足以令我感动了。

电影开场时，Wilberforce为废奴已经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斗争，他病困交加，积劳成疾，不得不回乡间别墅休养。但他的思绪仍无时无刻不被议会里的斗争牵绕着，回忆拉开序幕，故事推进到十五年前。

这里矛盾就出来了，实际上Wilber产生废奴的想法时，是在1785年他那次欧洲旅行之后，那时他的挚友Billy（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已经在任首相两年了，而不是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在Billy打算竞选首相之前他就已有了这种想法，在众目睽睽之下热情地唱出John Newton谱写的《奇异恩典》。Wilber歌喉倒的确是不错的，不过他有很严重的弱视症，几乎不能进行长时间的阅读和文书工作，而要靠秘书协助。近日看他11岁时所画的肖像，我觉得他的弱视症有可能是天生的，因为在小时候眼睛看起来就不太正常= =而在1782年时，Billy在写给他的信件中就不时地关注他的眼睛问题，那时候他们都才23岁，Wilber是下院议员，Billy担任着谢尔本内阁的财政大臣。电影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还没开始。1783年底Billy上台，然后一直到1801年第一次首相任期因为他和乔治三世就爱尔兰合并问题闹崩而告终结，Wilber产生废奴想法，拟订废奴纲领，在下院提出，将其付诸政治生活实践，都是在这期间之内，和Billy同心协力的，也得到了著名反对党政治家如Fox等人的支持。他们的情谊是相当和谐的，温暖的，亲切的，an intimacy so warm companied by a life of blameless purity，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直到对法战争。在1794年他们有过争吵，但很快烟消云散，因为局势是如此的明显，Wilber不可能无视挚友身为首相的职责。

Dundas在电影中被处理成了背叛他们的人，与此对应的是Fox变成了他们的盟友，事实情况则恰恰相反。历史上Fox虽然是支持废奴的，虽然他从来不是Billy的私敌，虽然Billy曾在谢尔本内阁和1804年将复职时两度谋求与他的合作，还把他放在自己的内阁名单里外交大臣（当时仅次于具有事实首相权力的First Lord of Treasury）的席位上，虽然1804年他也曾和Grenville、Canning等联手倒掉Addington内阁，但他不是执政党的盟友，不是Billy的盟友。他一直孜孜汲汲谋求的就是将Billy拉下马，像电影中那样主动跑来示好的场面是不可能发生的。Fox和Billy就是天生的政敌，从来没有在一个政府内共事过。而因为Billy盘踞了相位接近整二十年，Fox就悲剧了。他等于被排除在政府公职之外整二十年。这是当时的反对党人的悲剧。

那个Billy亲自找他摊牌摸底，临时叛变的Dundas又是怎么回事呢？Dundas是苏格兰议员，在苏格兰威望很高。当时的英国下院有558个议席，分别由英格兰本土（489）、威尔士（24）和苏格兰（45）三个大区构成。1801年合并法案通过后爱尔兰被并入，增加了100个爱尔兰议席，从英格兰削走24个议席给威尔士，苏格兰仍旧保持45个议席不变。也就是说，Dundas基本掌握了这45张选票。在游弋票众多，相当多数议员甚至不出席下院会议，弃权票也为数众多的那个时代，这个数目有挺大的影响分量了。而Dundas是众所周知的Billy的政治盟友和终身的私人好友，他和Billy的朋友关系在后者竞选首相之前就存在了。Dundas后来涉嫌海军部公款挪用罪名遭到弹劾，于1805年卸下海军大臣之职，这件当时闹得轰轰烈烈（事后却因疑点甚多而最终豁免）的上院弹劾案带给了Billy生命的最后时刻巨大的压力，根据同时代人和后世某些史学家的看法，也是Billy早亡的催化因素之一。而历史始终是比电影来得悲剧意味浓厚，当时积极参与Dundas弹劾案，担任弹劾方主要发言人的，就是Wilber本人。Wilber因此遭到一些人的责备和Dundas追随者的敌视。弹劾案最终豁免时，Billy也已经挂掉了。Dundas此后再未涉足政坛，1809年向他授予伯爵，也被他拒绝了。他死于1811年，在他过世前一年，他主动向Wilber伸出了和解的手。Wilber在日记里感伤地记下了这一幕，以此说明Dundas的私人品质。他是个和善的、暖心肠的人，而且慷慨大方，虽然担当政府高位，却公正不偏，不徇私情，经济上一直是个穷光蛋，只留下很少的遗产。很难解释这样一个人会愿意冒着损害名誉的巨大风险而觊觎锱铢小利。在漫长的Treasurer of the Navy任期（与Billy首相任期接近相始终）内他过手的海军部巨额款项高达1亿多镑，但他本人只能发现动用了其中相当微量的金额，如果他想中饱私囊，这不是一个合理的事实。无论如何，这件案子已成为过去，受害者所受的伤害永远不能弥补，挂掉的Billy也已经是挂掉了。J.H.Rose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谈起这件事总是充满哀感又语焉不详，似乎隐晦甚多。很有可能这仅仅是一桩党派斗争事件，是反对党对执政党发起的猛烈攻击，但因为Wilber的参与和Dundas与Billy的关系，造成的后果就充满了悲剧意味。

废除奴隶贸易法案最终是在1806年通过，Billy死后不久。废除奴隶制度法案则是在1833年通过，Wilber死后不久。他们俩都被埋葬在英灵殿西敏寺内，生前的好友死后也毗邻长眠。除了有Wilber相伴，Billy身边还埋着他的父亲（前首相）、母亲和兄长，还有Castlereagh和Canning（1827年首相）这两位跟随导师的门生，还有Fox这样的敌人。

因为电影是要讲Wilberforce的故事，因为Wilber是Billy的好朋友，所以Billy在这部电影里是按一位私人好友的身份定位，展现的更多是他私人生活中的形象，而非公众生活中的形象。因此他有了活泼轻快的一面，有了亲切青春的一面，他们在清晨庭园里的赛跑，还有偶尔的一些俏皮话，都使得这个人物显得可爱迷人。人们似乎遗忘了他转向私人圈子之外，转向公众的那张脸，是多么的冷若冰霜，不苟言笑。这个人原来是多么地显得不可接近，令反对党生畏又怨恨。为了维持以他那个青春的年纪很难维持的权威面孔，他不得不跟人们营造出距离感，显得脱离于世俗生活之外，高人一等，孤立，孤独地下望着尘寰。他是隔绝而保守的，很少写信，也没有回忆录，其实他的天性也是如此，Wilber说他是"one of the shyest men I have ever seen"，甚至“有些笨拙”，但隔绝而保守、谨慎而腼腆的天性，并不意味着他会变成冷酷不亲切的人，恰恰相反，他的内在的温情和温柔，他对人的爱，常常令最严谨持重的历史学家和最善于揣摩人心的政治家在提到他时变得感伤多情。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人格魅力。他宽宏大量，从不将政治上的攻击敌对蔓延到政治场合之外，很少动怒，很少疾言厉色地批评人。在那个享乐主义的年代，他的廉洁自律，无所嗜好，清教徒式的苛刻私生活，也是卓然而异于他的政治家同行的。他在国家财政上的才能在他那个时代无可匹敌，而那个时代首相的名字不是Prime Minister，而是First Lord of Treasury，第一财政大臣。一个治理国家经济如神的人，却让自己的私人经济陷于破产，还拒不接受商人和国王的援助，这事不应让人嘲笑，而应让人思考。Wilber被后世尊为圣徒政治家，而我想说的是，担负着国家的命运，鞠躬尽瘁，死于忧劳的国家的仆人，其人格上的光辉也并不暗淡于那些将上帝的恩典光照世间的神之仆人。但这是一部以Wilberforce为主人公的电影，以传讲福音为主题的电影，关于William Pitt的篇章只能被掩盖于废奴这件在他的执政生涯里对国家命运并不算生死攸关的事情之下。电影对法国大革命没有涉及多少，对拿破仑战争只字不提。

恩典如和风细雨，静默无声，上帝的恩典如此，人世的恩典亦如此，最富有爱的心灵总是显得静默无声。在那个崇拜古代神灵的时代，那个上帝还不存在的古典时代，伟大的斯多葛学者西塞罗在他的《西庇阿之梦》和三论里描绘了另一个天国，一个为具有美德，通过完善地履行国家公职，得到了人民的感谢，从而也获得了幸福的仆人们所准备的天国，在那个天国里，应当站立着从古到今的这样一群伟人。（当然，我对今日的时代里的公仆们没有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