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乐时间

抛开主观情感谁想到一部滑稽喜剧是艺术史上最复杂、疯狂、宏伟的作品之一，巨型装置艺术的幕后构建造就本人所有当代艺术馆的游览经历连同建筑和展品一块融合都无法媲美的体验，观影过程沉浸到烧脑以至于看完后困到不行，当天晚上甚至做了个置身相似冷色调的火车站场景下望着钢铁机器运动发呆的怪梦，到了需要用潜意识品味的地步（笑）

果真是深焦和IMAX画幅组合成的"另一个星球的"超前电影，用绝对的近乎可类比成"control theory"的理性控制倒过来展现宏观上对Cybernetic Capitalism的反讽，细微处如化台词为环境音的手段层出不穷从而逐步搭建了以一个世界/系统为聚焦对象而非传统人物的立体乌托邦，在特有的活动空间和音乐规则内放任无数自由而趣味的极简脸谱化视听元素模型进行着舞蹈般的相互作用，其切割时空以换取同步的方式使得事件不断"发生"且观察的主客体不断轮换迭代，种种本能下的夸张必然产生复杂的喜剧；而后每逢空间局促到无力阻止时间感知回归线性导致其"生命游戏"濒临自然失序的紧要关头，便又用强有力的景别、色彩、光影、几何等"参数"的干预将其平缓流畅地拉回电影审美的核心轨道，这才意识到轻描淡写间实则完成了形式与内容的互文，既冰冷又鲜艳既讽刺又温馨的记忆被重新拾取，远非单纯的装置实验甚至当代劣质的VR/游戏"电影"可比.....某种意义上这分明就可以视作DAU项目真正以人文关怀为导向的精神源头，永不过时的神作！

作者｜洛伦兹·恩格尔 翻译｜Mia 校对｜灰狼

媒介哲学视角的媒介并非你所想的那样。首先，它们和信息、传输、传播或是存储没有任何关联。就此而言，它们并不产生意义或分配意义。即使它们那么做，那也是作为一种副作用或是次要的功能。媒介首先是物质对象、操作和处理的复杂集合体（assemblies），它们大多是技术设备和手势，但不限于此。媒介并不仅仅基于其操作和行动中的物理或生物材料，或者将其整合。由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约翰·劳（John Law）和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等人所发展的“行动者网络”社会学说明了反之亦然：所有物理实践、所有与对象的关系以及所有事物的制作和生产，都依赖于媒介化的过程，例如参照、转变或转译。既然参照和转变反过来也基于物质媒介，我们就可以说事物通过媒介在其生产与再生产中进行着合作。那么特定的媒介就可以被视为一套特定的物质操作，通过这些操作，参与了一种媒介的事物创造了事物，反应和再现了事物，并将自己重新创造为物质集合。因此，媒介作为操作者，它首先生成了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媒介是个体发生机器。简单来说，它们是生产、装配和再生产事物（包括它们本身）的操作性事物。

而媒介最使人讶异的地方，也是使它们区别于纯粹工具的地方在于它们自己知晓这一切。这是媒介之所以是媒介而不仅仅是技术性设备的原因。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媒介是什么，或者媒介想要什么，或者媒介实际上做了什么，那就向媒介询问。它们自有答案。我想通过一个微小而又适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967年，法国天才电影大师雅克·塔蒂在《玩乐时间》（Play Time）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对物质世界的电影性反思，这是他从首部长片处女作就开始做的事。在之前的喜剧中，塔蒂已经发展出对作为人类行动对应物和工具的事物之批判，以及对屈从于指示、感觉和意义的对象之批判。在《玩乐时间》中，他继续将之推进到物质性这样更普遍的批判。此外，他还探讨了作为对象和操作之集合体的媒介：在他的案例中，也就是电影。借此，他给予我们一些非常有用的提示，从而说明了当媒介作为个体发生机器时，媒介究竟是什么。

一切的开始很简单。在东奔西走之后，于洛先生被领进一间等候室。他在这里发现了座椅。它们的表面装饰可以被改造，仿佛是由一种柔软的塑形材料所制成：它们在一小段时间内保持着被挤压的痕迹，随后非常缓慢地恢复到原来那正常的形状和体积。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发出了更轻的或更大的声响；它们会呼吸、嘶叫、啜泣、叹息并发出扑通一声。它们对原始形状那看似自主的恢复，具有我们所熟悉的延迟反应特征，这常见于例如劳拉与哈代的喜剧电影。这使我们回到了电影中“物的意志”传统。于洛先生的惊讶与座椅的突然出现或多或少是相对应的，后者仿佛是以自身的意愿在行动。作为稳固的、轮廓分明的对象甚至工具性设备，座椅仍然具有动态可塑的性质。毋庸置疑的是，座椅居于空间并且抗拒时间。与此同时，它们或多或少是无定形的物质，是等着被塑造和打上标记的物理媒介。作为对象，它们是系统的功能部分，根据必要性和可供性来与世界相联系。作为媒介，它们承载并提供了无数可能的替代形式和状态，这些都由它们自己所产生。它们在两极之间持续振荡，而于洛先生则沉迷于观看这样的运动。

塔蒂关于物的振荡概念的另一个例子是声音的设计。在古典好莱坞电影中，声响作为物的语言，与人类的语言有着明显差异。在《玩乐时间》中，这些差异被抹除了。从建筑本身的背景嗡嗡声，到更明显的交通噪音，再到人们的喃喃自语、嘀嘀咕咕和咿咿呀呀，再到不同语言的口头语的重叠，呈现了一种流畅的、连续的转变。而且，有些声响似乎比所有其他口头语言更明确，更清晰，更容易被把握。所以，声响和语言交换了位置，后者与其说是作为确定的形式，不如说是作为声音材料的来源而出现，前者则被清晰地表达出来。再次，它们的形象介于纯粹的原材料和定义明确的声学对象之间。

接下来，我们必须提到玻璃窗。塔蒂电影中的玻璃窗有两种边界。第一种边界分离（或桥接）了工具性设备与感知对象。对于任何身体动作来说，玻璃窗都是一个密实的、不可穿透的对应物，一个无法被超越的对象。例如双手无法穿透玻璃窗来将火柴传递给吸烟者。而对于感知来说，或者至少对于凝视来说，玻璃窗却不是一个对象，而是完全可穿透的，因此也是不存在的。它不是感知的对象，却再次成为一种感知的工具，并使不可见的东西（也就是外部）变得可见。在此，第二种边界被明确表达出来。它分离了透过玻璃窗看到的视野和玻璃窗表面的反射，也就是一种镜像功能。利用这种镜像功能，窗户使对象在某些并不可见的地方变得可见。镜子中看到的对象在视觉和潜在意义上改变了位置。

塔蒂以这样的方式安排了办公楼的两面窗户，这使得于洛和职员两个人可以在一个地方看到作为感知对象的彼此，同时在另一个地方看到作为反射对象的彼此。除此之外，每个人都能看到另一个人正在看着他，并且试图通过做手势来吸引他的注意力。因此，谁在空间的什么地方看到谁已经不再明确。每一个都是另一个的双重在场效果，它本身就同时呈现了作为透明窗户和作为反射镜面的效果。正如约翰·劳所说，两个视觉空间或者说是拓扑结构会相互干扰并生成视觉对象。在运动影像的帮助下，这种喜剧式的互动伴随着其所有的内在关系与效果变得可见，这并非是对其中的人物可见，而是对我们可见。因此，在透明窗户与反射镜面背后是第三个对象，也就是运动影像本身，即电影。

作为感知与反射的工具，以及它们的对象和它们的质料因，运动影像在这里被呈现为整个序列的主要对象。玻璃窗与镜子的结构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电影情境的寓言。职员和于洛无法在物理上进行互动，而只能看着彼此，正如我们只能看着而无法触摸他们那样。许多电影理论已经对此进行研究。但是在此，我们要讨论的不只是寓言和意义，还有物理在场和操作。作为身体参与的对象，运动影像通过空间几何学被整合在这个序列当中。摄影机并不伫立在由摄影机本身制造的可见空间之外，而是在这个空间中占据了一个精确的位置。而尽管摄影机是不可见的，但它却是镜像的；更确切地说，由于它给自己分配了一个位置，因此也给我们的想象视角分配了一个位置。如此一来，摄影机就将自身表现为其所描绘的行动的三维空间中的一个三维对象。影像本身的在场就成为了影像中对象在场的条件。

总而言之，塔蒂指出了物的物性（thingness）：首先，在软体家具的序列中指出了它们的触觉性质；其次，在声响和语言的关系中指出了它们的声学品质；最后，通过玩弄玻璃窗及其复杂空间结构指出了它们的视觉给予性是它们在室内装潢序列中的触感。他探索了这三种关系，尤其是可见事物与可听事物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视觉、光线和声响的差异中，塔蒂发现了空间与时间的差异，并且将这两种差异的重叠定义为使电影成为可能的东西。

让我们再观察一下另一组镜头。于洛在转角处等候，他只能听见但看不见正在走近的职员，这与我们以及摄影机所看到的情况是相反的。这里的透视缩短了影像空间的深度，因而这位职员在行走过程中看似一直停留在他的位置上。他的步伐是可听的，并且通过他的手臂摆动姿势而变得清晰可见，这提供了一种精确的时间测量。但是被测量的时间在此并不与行动相匹配，而是呈现为职员的同时接近与非接近。在某一时刻，他似乎无法离开他所在的空间位置，而时间似乎也无法驱使其离开。在这一画面中，我们的凝视与门房的凝视相平行。但是于洛无法看到这种喜剧效果，因此他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好几次站起身来，以为职员已经来到跟前了。

因此，在这一序列中，被构成的对象就是对象的构成。对象的构成——正在走近的职员——将自身归因于非同质性，归因于不同构成模式（视觉、声觉以及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差异甚至相互干扰。它们在此重叠、交织，但始终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的效果就是……正在走近的职员。所以，既然电影可以被简单定义为这四种物理媒介——声音、光线、时间和空间——的特定组织形式，那么在这里，该对象就是一种媒介化效果。对于理论家约翰·劳来说，对象在不同拓扑结构的交叉与干扰中显现自身。而对于塔蒂来说，要使物成为可能，不仅需要不同拓扑结构的交叉与干扰，而且还需要诸如时间和空间、光线和声音之类的不同媒介的交叉与干扰。

通过塔蒂的案例延伸到劳的观点，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为了创造一个对象，我们不仅需要一种媒介，而是两种或更多的媒介，它们能够相互干扰。在这样的干扰情形下，两种或更多种组织物质的方式——在空间和时间中以及视觉和声音中——会陷入冲突。根据塔蒂的说法，我们所称之为“物”或“对象”的东西就是来自于这类冲突。而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塔蒂这位电影作者也正是于洛先生本人，而这就是媒介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效果。根据塔蒂的说法，电影就是一个特殊的地方，相互交叉的媒介在此被系统性地组织、观察和探索，就像是一个实验室。在电影中，物以及作者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这些实验的副产品或副作用。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它是对交叉且相互干扰的光线、声响、空间和时间所进行的持续处理与实验。电影之外的媒介可能会与此不同，但是沿着塔蒂的思路，前提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整体上的媒介不过是一个复杂的物化操作者（reified operator），它创造并生成那些我们可能视为可感知的或者是在物理上被给予的现实。

原文出处 《激进哲学》，第169期，2011年9-10月。

洛伦兹·恩格尔（Lorenz Engell，1959-）

德国哲学家、媒介理论家，魏玛包豪斯大学媒介研究学院教授，2008-2020年期间担任国际文化技术研究与媒介哲学学院（IKKM）主任，研究领域为电视哲学、电影哲学与媒介人类学。著有《玩乐时间：慕尼黑电影讲座》（2010）、《电影哲学文选》（2015）、《切换影像：电视哲学》（2021）等，恩格尔与西格特、恩斯特等人的媒介理论受到基特勒的强烈影响，三人都属于“操作性媒介本体论”的代表人物。

一、空间三元辩证法与城市空间

城市是什么？勒·柯布西耶在《明日之城市》中认为城市是集合单元房屋的几何，城市仰赖于直线和提供效率。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兼具“容器”和“磁体”两种属性。凯文林奇认为城市构建在一种居民所接受意象结构之上。以上学者或者设计师在看城市的时候，或者从城市的物质基础出发，着眼于城市的街道、楼房、绿地……或者从城市的精神文化出发，把城市作为一种的符号的编码系统。这是几千年以来，人们对于空间的固有认知模式。前者对空间的理解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几何空间”，后者则可以归属于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下的精神空间。

对于城市是什么这个问题，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给出的答案是，城市并不是一种物质形态或者一种理念形式。列斐伏尔城市既是物质空间，也是精神空间，还是社会空间。社会空间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但不是二者的叠加，而是上升的螺旋超越。列斐伏尔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去认识城市空间。

列斐伏尔是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居伊·德波（Guy Debord）、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都深受列斐伏尔理论的影响。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是列斐伏尔的城市研究的重要著作，在该书中，他对自然、景观、城市、建筑的空间观念进行文化上的理解，赋予其社会的特性。列斐伏尔的理论继承发扬了马克思、尼采的哲学理论，同时关注西方发达国家战后经济与城市迅速的带来的困境与问题，探讨了城市居民空间审美的诉求和空间解放的可能性等方面。

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核心如果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社会）空间是（社会）生产[（Social) space is a (social) product]。空间不仅仅是指实物处于一定的地点场景之中的那种经验性设置，也是指一种态度与习惯实践，可以理解为一种秩序的空间化（the spatialisation of social order）。也就是说，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空间设计、规划、增量都与资本运作紧紧联系在一起。空间的生产是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城市规划的生产，又是资本增殖的手段。反过来，作为社会生产产物的城市空间又影响着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接下来文章中谈到的城市化问题，其内涵不只是指在农村建设楼房，铺设马路这种单纯物质空间的变化，城市化同样重构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用列斐伏尔的话来进一步解释：“空间是日常生活的起点，也是社会的产物。空间是社会生产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也是社会生产力或再生产者，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构成的过程。”

在列斐伏尔的空间认识论体系中，可以通过三个维度去认识城市的空间：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生活的(lived)。在空间三元辩证法中，三者对应的概念是空间性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再现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

感知的空间是通过人类的感官感知察觉的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触摸感知空间的材质，通过测量得出空间的大小。感知空间是可度量描绘的物质存在，是空间性的实践，也是社会活动和交往的行为过程及其创造的社会空间的物质结果。

构想的空间被描述为不可被感官感知的抽象空间，是精神化、理念化的空间部分，属于空间的表征概念范畴。它包括符号、概念，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和各种专业术语。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抽象的空间是由知识和权力交织构成，这部分的话语权被社会精英把持，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空间。

生活的空间的主体是活生生的人，是人的日常生活时间构成了这个部分的社会空间，对城市而言，即城市中的居住者、使用者。居住者和使用者通过社会符号与意象进行沟通与交换，从而形成各种文化风俗，社会规范，道德评判。它以空间性的实践为基础，又受到空间的表征的制约与影响，同时具有物质性和经验性的双重属性。

空间三元辩证法对于分析城市空间的重要性在于，它从主观之于客观的角度探讨了多种看待城市空间与寓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产的可能。三个空间彼此连接，在认识形式上属于一体三面。但是在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中，空间的表征具有策略性——它属于科学家和设计师，属于权力阶层和知识分子。因此，空间的表征往往统治、指导空间性实践，而再现性空间则被忽略。

这也是当下中国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城市空间设计策略（空间的表征）的单一化导致了城市空间的同一化，导致了城市形象、城市生活、城市经济的同一化。由于中国城市规划和建设相较于发达国家有一定滞后性，因此发达国家城市面临过的一些问题，也是中国即将或已经面对的。雅克·塔蒂就是这样一位导演，他深谙现代城市发展的弊病与沉疴，通过对真实生活的提取与再现，反映在他的电影中，这是雅克·塔蒂电影的社会意义之所在。

表1.城市空间三院辩证法逻辑说明表

二、雅克塔蒂电影的城市特征与空间指向

雅克·塔蒂出生于法国巴黎，但影响力却遍布欧洲乃至世界。在有声时代，雅克·塔蒂的电影给默片喜剧一次复兴，他巧妙结合卓别林和基顿的杂耍戏剧的视觉表现手法，同时创造性运用了声音元素。 雅克·塔蒂的创作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在此期间是法国经历战后经济发展的“光荣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5%以上，在1975年，法国城市人口比例从50年代的55.4%增长到了72.9%，短短几十年里，法国完成快速城市化，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在此期间，法国政府主导并开展了一系列城市建设与规划项目，包括1947年勒·阿福尔城市规划项目和1961年的巴黎改造规划。在法国，现代和后现代建筑也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与朗香教堂，伦佐皮亚诺主导设计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都是这个时期里程碑式建筑。在雅克·塔蒂的电影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主义建筑成为非常鲜明的符号特征，这和塔蒂的创作时代是密不可分的

雅克·塔蒂一生只导演了五部长篇电影（《游行》为瑞典电视台拍摄电视电影），但他却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法国城市的繁荣发展和期间存在的城市问题。他的《我的舅舅》《玩乐时间》《交通事故》都是以城市为背景，塔蒂的镜头中的城市到处充斥着摩天大楼，公路、汽车、商业广告。巴黎不复印象中古典与优雅，到处都是钢铁和玻璃构筑的城市森林。城市为人为设计，但却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重点掣肘。城市空间沦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和消费的附庸。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彼此冲突，三者头重脚轻，创造出大量矛盾与对立。雅克塔蒂的幽默正是建立在这种一种冲突之上。这是雅克塔蒂对戏剧和城市的双重洞察。

塔蒂的另外两部电影《于洛先生的假期》和《节日》展现的则是村镇风情。但雅克·塔蒂的电影中的村镇风貌很大程度上受到“郊区化”的影响。《于洛先生的假期》中的海滨小镇作为城市的附庸空间，成为城市居民短暂逃离城市的一个“桃花源”。海滨小镇的风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形成成了一种“拟真”，等到假期过后，居民又要复归于城市空间的真实生活。《节日》里的小镇则是通过电视这个媒介，展现了美国大都市风貌，哪里到处都是汽车和公路，一切都以效率至上。这导致小镇邮递员不断压榨自己身体，追求快递效率，达到一种疯魔的程度。

在雅克塔蒂的长篇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城市主题反复出现。不管直接作为电影场景，还是作为故事背景。前者塔蒂直抒胸臆讽刺了许多城市病现象，后者主要呈现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乡村作为城市的附属，要么为城市提供功能的疏散，要么在城市的阴影下，把城市作为一种模板去生搬硬套地学习。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新的视角与分析方法来研究雅克塔蒂的电影的空间属性与社会属性。

三、空间性实践：城市空间的结果与前提

城市的一项重要意义在于，人类的通过实践对自然实现改造，从而使人摆脱了生物被动适应自然的漫长演变过程，但是这一行为也将人与自然剥离开。空间性实践是空间生产的感知物质部分，是经过人类劳动创造的产物，在城市空间生产的领域，它包括了建筑、广场、道路、载具等其他生活和使用空间。这些物质空间既是居民生产的基础，也是生产的结果。戴维哈维认为通过“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手段，资本主义将资金注入在城市的固定土地上。通过建设摩天大楼、高速公路、桥梁、港口，寻找投资的可靠增长点，不知不觉资本以城市为载体重塑了空间，空间的地理扩张和重组成为解决资本吞并问题的办法。

（一）建筑

在雅克塔蒂的电影中，建筑是最强化与直观的空间表现手段。不管是在《玩乐时间》还是《我的舅舅》中，雅克塔蒂都把现代主义建筑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雅克塔蒂在《玩乐时间》中，密斯式的国际风格建筑俯仰皆是。布满窗户的方盒子排列成多米诺骨牌的形式，这种建筑分布成为了效率与集约的代名词，宛如柯布西耶光明城市规划的翻版。在室内设计层面，也沿用了这样一种思路。在影片的三十八分钟，当于洛先生迷路后，来到工作区，观众以于洛的视角俯瞰被无数个方格切分的工作间。每个工作间都是同样的大小、配置、颜色，宛如纽约的网格规划。这样一种基于资本、效率形成的空间却给识别性和可读性造成了阻碍。职员像蚂蚁一样在各个方格之间穿梭，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统治阶级把空间当成了一种工具来使用,用作实现多个目标的工具:分散工人阶级,把他们重新分配到指定的地点,组织各种各样的流动,让这些流动服从制度规章,让空间服从权力,控制空间, 通过技术来管理整个社会,使其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玩乐时间》中，由于建筑的体量与空间感被充分放大，建筑成为了微缩的城市景观，人的存在显得渺小，滑稽。在于洛先生休息的等候室中，偌大的玻璃房间中仅仅只四角有若干把包豪斯式的沙发椅。一个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的绅士走了进来，于洛先生想和他搭话，但是因为两人座位距离太远，只能远远看着。无聊的于洛只能和玻璃幕墙上的人像照片四目相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我的舅舅》中，于洛先生所居住的是一幢三层小楼的屋顶，公共空间的走廊暴露在外，到处都是开放性空间。于洛可以一楼的街坊喊话，也可以逗隔壁人家养在外面的鹦鹉。和未来式的巴黎与富人区不同，这里的城市面貌呈现更多的是一种城中村模式的自然形态：空间利用率低，人口密度大，总体缺乏规划。但这样的空间却更加生动，充满生活气息。

图1.室内空间设计隐喻城市空间规划的单调 图2.柯布西耶理想中的现代城市规划设计

（二）广场

广场是在传统城市中的一个广阔、平坦的开放空间。在中世纪的欧洲，这样的广场往往位于教堂，宫殿或商铺前的一片空地上，发挥“市”和“集”的作用，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的舅舅》中，于洛先生的家楼下就有这样一块小型广场。广场中心是卖菜的一些摊位，两边的人行道上是悠闲的喝咖啡，看报的顾客。街上有人遛狗，也有生活垃圾。完全是一副市井面貌。而《玩乐时间》中，广场则彻底被马路和楼宇挤占。街道只具有纯粹的交通功能，其他的交往与互动都在这种空间形式中丧失殆尽。只有在四十一分钟时，街道拐角的一个卖花的老人是例外。塔蒂用这一点色彩装点了枯燥粗糙的城市。正是因为的老人和花，才多次有人停下拍照，给城市带来新的可能性。

（三）道路与汽车

道路是城市的构成的骨骼，城市的使用者习惯、偶然或是潜在的移动通道。“大都市的形状是它的无定型,正如大都市的目的是它的无目的地膨胀扩展。那些在这个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工作的人,唯有加大数量这一概念:他们力求使大楼盖得更高些,马路建得更宽一些,停车场更多一些,他们建造许多桥梁、公路、隧道,使进城和出城更加方便,但是他们限制城市内可以利用的土地作别的用途,只供交通设施之用。”在塔蒂的电影中，道路存在这样一种单纯化的倾向——剥离了社交与事件属性的交通空间。汽车作为人类双腿的延伸，成为了城市运行沟通的关键力量。人们的城市生活被简化为从一个大盒子（现代主义大厦）中出来，经过小盒子（汽车）的传输，走进另一个方盒子中（现代主义别墅）。在雅克·塔蒂的最后一部长篇电影《交通事故》中，塔蒂以纪录片视听语言呈现了城市人在汽车中百无聊赖的模样：挖鼻孔，打哈欠，无所事事。

在建筑物中，由于因为空间尺度太大，电梯取代楼梯，走廊变得十分漫长而枯燥。无形的道路（电话）取代了有形的道路,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只能通过复杂的机器代为传达，在《玩乐时间》中，连经验丰富的保安对于也差点操作失误。下一个场景，接待于洛先生的接待员从漫长的走廊尽头走过来，在这里塔蒂巧妙通过长焦镜头压缩了空间，通过人在走廊中一点一点放大和脚步声展现了物质空间尺度的失衡。

图3.充满生活气息的广场是城市有机发展的结果 图4.建筑内的步道宛如马路一样漫长

四、空间的表征：城市空间的符号与指代

城市的空间的表征是构想的空间，是城市空间生产和时间的过程中概念化与精神性的空间。空间的表征是通过具有支配地位的符号和象征体系体系对空间的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现。城市空间的表征又可以根据其表征方式的不同分为内向型表征与外向型表征。内向型的空间表征更倾向于个人化的经验表达，如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对城市物质空间认识生成个性化的城市认知地图。外向型的空间表征更倾向于一种具有公共性，并且具有统治性的语言符号体系。

（一）外向型的空间表征：

在《我的舅舅》中，塔蒂塑造一家被消费符号与空间象征捆绑的中产阶级阿尔贝勒一家。阿尔贝勒一家生活在一座具有高技派（high-tech style）的别墅中，不管是建筑本身还是内部都充满了别墅在典型的国际主义风格中。电影的场景设计师拉格朗日说：“我拿剪刀和浆糊用《建筑评论》上的插图做了一个拼贴。从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舷窗式的窗户，愚蠢的凉棚……这是一个建筑的大杂烩。” 而阿尔贝勒太太却引以为荣，向她的邻居们介绍这是最时尚，最前卫的住宅。为了维持这样的“幻想”，阿尔贝勒一家不得不削足适履融入这种生活。比如在枯山水式的花园里，所有人只允许走有阶石的部分，所以他们不得不绕路，踮脚，穿越自己家花园。当客人来阿尔贝勒家做客时，他们抬着桌子沿着阶石在花园里绕了一圈，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不越过界限，于洛甚至因为为了不躲开假水而不小心掉进真的水池里。所以列斐伏尔认为空间表是:“精英和知识分子们会把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混淆。他们一厢情愿认为真实的生活应该完全按照蓝图上的规划设计进行，但是落差总是存在，并且一直一直存在。”

（二）内向型的空间表征：

相对于外向型空间表征的公共性与统治性，内向型的空间表征更加私人化，在塔蒂的影片中，往往呈现出一种脱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空间。比如在《交通意外》中，作为汽车设计师的于洛设计出一款脱离现实功能需求的的野营车：它的后备箱打开后，是支起的帐篷，里面有厨房和淋浴，方向盘里藏有电动剃须刀。如果说在《玩乐时间》中塔蒂实现了现代主义建筑对于现代城市的隐喻，那么在《交通意外》里，塔蒂借于洛先生之口实现了他对于汽车和现代建筑空间的隐喻。但塔蒂本人对这样的“综合体式空间”却持否定的态度：“他们称之为舒适、新科技的那些以致我尝试创造出的那辆汽车是如此荒诞不经，在那里面你可以洗澡、喝咖啡、刮胡子——但是到最后它却显得如此不实用，成为了假期游玩最差的选择，因为它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而只有当你远离了那些为你量身打造的东西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开始起作用。”

在《玩乐时间》中，塔蒂借由镜面反射表达了另一种空间表征：千篇一律的城市规划把城市变得千城一面，巴黎变得和伦敦、纽约别无二致。但观众只能在玻璃的门窗的反光中看到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和圣心大教堂，这些巴黎的标志物。但玻璃上的镜像本质是一种拟像，它不是城市城市真实投射，而是内心符号的投射。所以塔蒂的镜头避免拍摄真实的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宁愿它们以镜像形式存在。正如鲍德里亚所说：镜面其实是空间的终结。玻璃镜面的把巴黎变得更加光辉灿烂，但也更加自我封闭。

图5.阿尔贝勒一家的别墅 图6.玻璃镜面反射出巴黎地标建筑圣心大教堂

五、表征的空间：城市空间构成的生活要素

城市的表征的空间是城市使用者和栖居者通过符号和象征使用的外在空间。表征的空间必须建立在空间的实践的基础之上，同时受到空间的表征的符号体系影响和统治。对城市居民来说，表征的空间就是城市生活产生的场所，被动地受到个体行动者的影响，因此表征的空间本身具有高度的个体化与在地化。在雅克塔蒂的电影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与人的形象互动构成了表征的空间的一个重要要素。塔蒂将电影中的角色赋予一定戏剧性，使角色和角色的生活产生看不见的沟壑，从而借由角色之间的这种空间互动，讽刺物质空间生产和精神空间生产队人们日常生活的统治与影响。塔蒂借由“展览”这样一种形式来表现这样一种的生活空间的异化。

（一）展会空间中的形象互动

在《玩乐时间》中，塔蒂让于洛先生误入了一场“国际博览会”。在展览的情景中，人的互动形象被区分成“观众”和“演员”。推销人员需要像演员一样表演，展现产品的同时，还要让观众和消费者察觉不到表演的存在，但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诞。比如在展览上，一家公司把垃圾桶做成了希腊柱的形状，展区放置了大大小小许多希腊柱的模型。但当导购打开用脚踩开希腊柱式的垃圾桶时，这样一种戏剧的幻觉却被打破，产生一种讽刺和幽默。当于洛先生误入这样一场大型戏剧的时候，塔蒂利用他的身份错位也创造了许多笑料。由于于洛不会讲英语，所以在这样一个国际博览会上，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他一会被误认为是来偷资料的竞争者，一会被误认为是厂家维修工，一会被误认为是博览会导购，这样的他的身份来回叠错，每次的身份的变化，都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交形式，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的形成。塔蒂正是表现了在语言符号系统失灵下的一种社会空间错位的幽默。同样，塔蒂在《交通意外》中也运用了展会中的社会空间错位。在交通意外中，于洛负责跟车运送的展览野餐车一路发生意外无法顺利到达车展，只有布景先送了过去。在车展上的导购员无所事事，只能真的布景构建出的白桦林里吃起了三明治，宛如真的野餐。

（二）城市空间中的形象互动

大面积玻璃幕墙的运用是现代建筑的标志性材料之一，除了上文提到的反射的特性，塔蒂还充分利用了玻璃的投射特性，将城市的剧场性发挥到最大。正如芒福德所说：“城市中心实际上就是个剧场……演员是需要借助观众才能增强他的自我意识的,并使他的角色具有某种重要性。”在《玩乐时间》中，塔蒂受朋友之邀去公寓拜访。公寓的墙面房间面朝大街的一面是整块的落地玻璃窗，可以让屋外的人清楚看见屋内人的举动。这面玻璃窗暗喻了戏剧舞看不见的第四堵墙，观众和来往的行人都可以透过窗户观察到公寓人的生活，而于洛先生的朋友不断向他炫耀家的家具行为构成了一场展演和真人秀。随后于洛和朋友一起在屋里看电视，他们目光指向墙面，而墙的另一面正是隔壁家的生活：这样在塔蒂利用镜头内蒙太奇突破了表征空间受到的物质空间限制。人们透过不可见墙壁（落地窗）和可见的墙壁（挂壁电视）的电视，观察彼此生活，形成一种观—演辩证统一的互动。

图7.充满希腊形象符号的展销空间 图8. 城市成为剧场，居民成为观众演员

六、结语

塔蒂的电影本身具有非常强的视觉性与符号色彩，他的作品比较重视觉，轻情节，一些剧本比如《玩乐时间》《于洛先生的假期》基本没有明确的故事的线，因此空间成为了解读和观赏雅克塔蒂电影的重要元素。 雅克·塔蒂的电影创作周期与国际主义风格建筑的发展高峰基本重合，通过三元空间辩证法对塔蒂电影的空间分析，可以发现塔蒂以导演的视角精准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时期西方世界建筑乃至政治经济的演化与嬗变。通过于洛这个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了人在城市空间中的异化，讽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主义设计的缺陷与病态。时至今日现代主义理念已经深深融入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塔蒂的电影是一面镜子，它不仅反射当年西方世界城市与经济发展下掩藏的弊病，更折射出 当下高速城市化下的中国的即将或已经存在的一些困境，这是雅克·塔蒂的电影具跨越时间纬度的魅力之一。

1.[法] 柯布西耶 《明日之城市》，李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2.[美]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3.[ 美]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 4页

4.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Blackwell Ltd:1991,pp.26

5.Shields R. Lefebvre. love and struggle: spatial dialec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9

6.赵海月，赫曦滢 《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辨识与建构》[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 第2期

7.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Blackwell Ltd:1991,pp.38-41

8.汤爽爽《法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政策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六期，第1页

9.戴维·哈维，周宪，何成洲等.《空间转向空间修复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学术研究》.2016 年第八期，第144-148页

10.[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9页

11.[美]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

12.Jonathan Rosenbaum,Tati’s Democracy: An Interview and Introduction,Film Comment, 1973

13.[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第28页

14.Jonathan Rosenbaum,Tati’s Democracy: An Interview and Introduction,Film Comment, 1973

15.[法]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第16页

16.[美]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

第一部Tati。令人联想到默剧（略夸张的肢体姿势；故意减匿了声音的成分）、费里尼（精巧的装置艺术；女主坐大巴游览巴黎恍若《八部半》开头缓慢挪动的车队）、安东（由模型般的建筑联想至《红色沙漠》）。如果说前半段程式化的机械运动，后半段就是疯言疯语的酒神狂欢。前段乐此不疲地复制着符号，呈现符号本身对人类生活的侵袭；后段则像饕餮般展示符号。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矩形与玻璃。

“矩形”的形状出现在临街大厦、窗户、建筑物里的工作间、工作间里的桌子、地砖、墙上的电话与灯箱，甚至是女主角的照相机。“矩形”的四个直角意味着冷硬尖锐、绝对正确，它是难以撼动的（由两个具有稳定性的三角形构成），也排斥任何对直角与其代表的理性的动摇，比如有个场景是“在人起身之后，变形的椅子坐垫慢慢回弹如旧”，仿佛是给“产品”附上的完美脚注：当下的生产技术已经能够容纳多次的重复使用。要完美吻合直角，意味着它背后蹲居着一条完美臻熟的生产链，也可从中一窥一场盛大革命的成熟，是“工具理性”的狂飙。

（在手机没电前听到的观影小组介绍中，发现Tati建有Tati城，建筑观受柯布西耶影响。想到柯布西耶曾写过“直角之诗”——“我们用木炭笔描画出直角符号/它的答案是指南/是事实/是一种答案/一种选项/它的精确也包含着相对性/学者将就此争论”。他秉承“直角”思想，崇尚“纯粹主义（purisme）”，对物体的完美形式有狂热甚至偏执的追崇。“直角”也是一种Tati反复使用的符号，也许继承了柯布西耶“直角思想”。但又觉得，Tati只是在用“直角”这个概念玩乐。比如“Play time”这个名字，以及Tati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格调，更像是a playboy plays time。）

另一个重复使用的符号是“玻璃”。全片中有三个巴黎的标志性景物以玻璃门的反射出现：凯旋门、拉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玻璃大概是15世纪威尼斯商人的特制，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时展出大量玻璃制品，但影片中的透明到令人怀疑实在的镜子，显然属于高科技的制造。如果把玻璃看做是现代狂飙至巅峰的象征之一，那么代表着前现代的建筑也姑且只能在浮花掠影的现代留下一个“镜像”，这至少确认了线性历史已经翻篇到下个时代。

玻璃的作用或可一探。它透明，向一边展示另一边。因此双边都得到平等权利，由单向的“窥探”转变成双向的“注视”，这一行为的性质转换带来虚伪的“公正”。一切透明但是一切都清晰可辨，全面开放但也受到全面监察，安全感与被窥视的不安共同产生。唯一确定的是对声音的绝对压制：高端材料保证了双向封闭了所有的声音痕迹，这甚至作为了办公室的信条： “Slam your door in golden silence”。

四方静寂，你我惴惴不安，于是只能通过肢体表演：向想象中的观众表演出想象中的自己。影片中有一幕印象深刻。Tati用运镜技巧，巧妙遮掩观众视角，令观看者无法在一时间辨认出横断在中间的“黑墙”，究竟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墙，还是两扇透明窗之间的隔断。因此，两个窗户里的房中人，他们在做夸张的动作时产生滑稽的交互。他们好像在交流沟通，但实际上只是在自娱自乐。这样的隔空表演接近默剧，只是默剧依旧存在着“表演者-观众”的交互，但《Play Time》中却都是单向度的动作。

另一个场景是电影末尾。在众生狂欢时，玻璃门被打破。此时侍应生充当了人肉的“玻璃门”，甚至还用手握着原先的金属圆把手。随着人群往来，他也开始旋转，模仿着原先的“门”。这里的“门”除了增添笑点外，大概还是一种象征物，用来彰显等级，以及区隔开门外人与室内人。

竟然现在才知道这位导演，场景的横向跨度和纵深度都很大，每个画面里的细节多到需要停下来逐一发现，对场景的把控能力和调度能力强到惊人，1967年，对现代社会的感受和讽刺，展现到了极致，统一又乏味的巨大建筑，没人性的按钮，无意义的发明，不知所云的专业术语和数据，绕成了多层甜甜圈的环岛，看似极其丰富和有序实则无意义和混乱的世界，人类生活的复杂度不断增加，但可能离纯朴的实质越来越远，昔日的另一种繁盛和辉煌——巴黎的几处名胜古迹，只在玻璃门的开合之间倏忽一闪，像海市蜃楼，然而他却没有申饬这个世界的意思，人们仍然可以享受当下的玩乐时间。

雅克塔蒂和罗伊安德森，对场景的控制力都很强大，对荒诞的表达都很极致，但是叙述的基调和情绪不同，我忍不住把这两位导演放置在一起对比着欣赏，电影大师就像巫师，他们两位施展出来的魔咒具有相似的特质，难分高低，另外，也许黄建新有一定程度受到雅克塔蒂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