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偏爱悲剧的人。

比较喜剧的圆满，悲剧的残缺更让人思考，它既是故事的终结，又是新一层精神王国的起点。最优秀悲剧的力量往往不可限量，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而曹老一部《红楼梦》更沦陷了多少代的文学好青年，个个心甘情愿，只愿长醉不愿醒。

英国导演Danny Boyle就常常借助喜剧的外形讲述悲剧，比如成名作《猜火车》，色彩绚烂，荒诞可笑，但喜剧外壳包裹下的却是最为凄惨悲凉的故事。对比相同题材的《梦之安魂曲》，Danny Boyle的悲剧力量感是钝的，他不用大锤砸人，却偷偷的拿小刀片割人，过程中只感觉些飕飕的凉意，事后才疼。疼也不尖锐，但长久，伤口无法愈合，一遇阴雨天必要再犯。

2008年Danny Boyle导演的电影《贫民富翁》与以往他的喜剧式悲剧又有不同，相反，叫“悲剧式喜剧”恐怕更为合适。故事源自印度外交官Wikas Swarup的小说《问答》：印度孟买一位卑微的服务生参加了一个“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式的电视问答节目，结果这个没受过教育的下层贱民竟然赢得了十亿卢比。他自然要被人怀疑作弊，电视台制片人也没钱付款，于是串通警察把他扔进了监狱。故事围绕着服务生与辩护律师的会晤展开，通过这个没受过教育的贱民小人物的超戏剧性回忆，揭示出印度下层社会遭遇的种种不公与面临的困境，同时也展示了印度社会的发展变化，描绘出各阶层人民的众生相。

电影《贫民富翁》加入了爱情作为线索，故事设计更为紧凑。主人公Jamal被警长严刑逼供，指着他参加印度“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节目录像要他坦白作弊的细节。审讯过程与Jamal的成长经历相互穿插，每一个问题都是Jamal生活中的离奇一章，有的让人哈哈大笑，有的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还有的让人深深叹息，叹社会的不公，叹信念的伟大，叹人性的坚韧。

我在读余华的《兄弟》时曾经写过“真正有力量的悲剧，从来不应该是基于发生在人物身上的偶然事件，甚至由人物的性格所决定的必然选择都不能算构成伟大悲剧的要素；真正有力量的悲剧应该是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人与社会制度在不可调和的斗争过程中头破血流体无完肤却仍散发出强大人性光辉与感召力的千古绝唱。”《贫民富翁》的悲剧正是“千古绝唱”式的悲剧——主人公Jamal面对命运从未低头，再无情的打压、歧视、羞辱、危险，都不能阻止他对美好信念的不渝追求；但有意思的是，这样沉重的主题并不以悲剧的形式直接表现，许多细节，比如小Jamal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明星签名，鼻子一捏跳进粪坑；Jamal与孤儿Latika为了报复哥哥Salim的大嚷大叫，趁半夜把最辣的辣椒揪碎扔进熟睡中Salim的内裤；Jamal与Salim跑到泰姬陵，一边冒充导游诈骗美国游客，一边偷游客们的鞋子到集市上摆小摊卖钱等等，都是充满了活泼童趣与透明光彩的。真正悲惨的，是这些细节背后的社会大环境。这些纯真的小孩子越是活得顽强，活得阳光，就越凸显出政府的无能，法制的不公与底层人民无法逃避的悲惨命运。这是欢笑过后更为深刻的悲伤，这让近乎荒诞的喜剧结尾变得合情合理，或者说，即使仍有不足，也变得微乎其微——经历过那样强烈的生死体验，还有谁在乎童话的真假！

这样的处理方法让我立刻想起来张艺谋导演，余华编剧的《活着》。《活着》也是通过葛优和姜武轻喜剧式的表演来展示文革中的社会丑陋与人性丧失，这样举重若轻的表现手法正好通过人本性的纯洁美好来凸显时代的丑恶与黑暗，人性的光辉愈灿烂，对社会的讽刺便愈深刻。

《贫民富翁》涉及了印度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孟买的极度贫富分化，有城中贫民窟的肮脏可怖，有宗教信仰矛盾屠杀，有赤裸裸的阶级歧视；有人面兽心的“善人”，也有看似暴虐的“坏人”；有近乎神话般的超现实爱情，有貌似理所当然的暴力犯罪，甚至结尾还有印度电影不可或缺的集体歌舞表演。而对我个人来说，影片最令人难忘的是Jamal与Salim童年时代居住的贫民窟和他们成为孤儿后生活的大垃圾堆。

印度的种姓制度中最为低等的贱民被称作“不可碰的阶层”(the Untouchable Caste，Dalit)，他们不能穿鞋，不能受教育，有身份的上层种姓不跟他们说话，也不接近他们，如果食物不小心擦到贱民衣服的边缘，上层人立刻就把食物扔掉。2008年十一月的《国家地理》杂志介绍了印度医生Arole在孟买附近的Jamkhed地区推广全民保健计划的成功案例，其理念在于从最底层的Dalit妇女开始，教育她们成为村中的保健人员。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而最为困难的就是开头，先要帮助被选出的Dalit妇女建立“人”的概念——告诉她们苦难并非与生俱来，协助她们建立自信，教给她们医学知识。Dalit妇女Sathe讲述全民保健计划给她带来的命运改变时说：“刚开始时，没人支持我，我没文化，也没钱。我就如同一块没有灵魂的石头。我来到这里（Jamkhed全民保健计划中心），他们给了我形状，生命。我学会了勇气勇敢。我成为了一个人。”

电影《贫民富翁》几乎是Jamkhed成功计划的反例！电影带观众看到了孟买赤贫阶层生活的细节，触目惊心的大垃圾场，孩子们肮脏却纯真的笑脸，飘满垃圾的河道，泥泞水坑边一块块绚烂的莎丽铺满黄土场。美与丑的强烈对比，苦难与欢笑的平行存在，这样的文化让人皱眉，迷惑，心酸，又迷恋。表象的喜剧故事下是赤裸的哀痛，是控诉，是怒吼，也是叹息。再美好的结局也不能抹去童话中藏匿的真相，笑容中的眼泪，希望后的绝望。

但Danny Boyle最终并没用绝望结尾。《贫民富翁》是悲剧式的喜剧，明知虚假，也要一歌到底；而对苦难的深切同情，决定了形式上的喜剧反而是必要的——绝望中我们必须看到希望，必须，哪怕声音微弱，绝唱也终将继续。




有关原著的读书笔记：http://www.douban.com/review/2069116/

稿源：[南方都市报]
  
眼前一亮


　　我认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最讨厌的地方，是导演丹尼·保尔的沾沾自喜。但是一个巴掌打不响，英美最具权威的电影奖纷纷成为囊中物，清楚说明他是如何具有“代表性”：贫穷，可以是不愁两餐的人的精神调剂。当需要发泄空虚苦闷，他们大可透过对“贫穷”的想象来乘搭各种情绪过山车。因此，《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最大受益人绝对不是“看完电影对未来满怀希望”的、现实中如假包换的穷光蛋。电影毕竟不是拍给连饭都穷到没得吃的人看的，却是被困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缝隙中，唯有借横财梦来刺激神经的中上阶层。


　　有雷动的掌声在背后撑腰，丹尼·保尔怎可能不理直气壮地以“娱乐”之名，何须计较政治是否不正确？我也反对在电影世界里信奉清教徒主义，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处理手法并不存在道德矛盾，有的只是“为所欲为”：“印度”作为背景没有任何独特意义，除了：（一）制作成本较低，譬如片中童星与特约演员的薪酬便再三传出有被不合理压价；（二）印度的电影观众量可带来巨大票房；（三）异国情调对好莱坞主流观众（如白人）有一定吸引力外，有色人种对于大多数角色是奸角的电影来说，确实有助营造“人间地狱”的气氛。与戏名“Slum”所点题如挤逼、肮脏等意象配合无关，Slumdog不只是电影描述的特定人物，而是刻板印象中的“印度”与“印度人”。


　　所以，即便《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大团圆结局收场，我不但不感到高兴，反而觉得可悲的是丹尼·保尔用“电影”把男女主角成功带离（贫穷的）“印度”，在只有虚拟文化的乌托邦，做着虚拟的“印度人”。片末的宝莱坞歌舞更是最佳示范，就像在外国人眼中不懂得打功夫的就不是中国人。


　　你或许会问，难道一样的故事和手法，不可以出自印裔导演？巧妙之处正是在此：以传奇和娱乐挂帅的宝莱坞电影一年不知生产多少部，但能在英美影坛金榜题名者能有几人？证明有些游戏规则就是为了给自己人赢出而设计的，正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最大赢家当然不是“印度子民”，而是“消费无罪，平庸有理”的好莱坞方程式。

在没看《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之前，我以为它会是一把解剖社会病灶的手术刀。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中国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都在大力推荐本片，但看完之后，我才发现这部电影并不是一把手术刀，而只是一部城市童话。
这部电影我是和老婆一起看的，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对话就是男女主人公长大成人之后再次相遇，男主人公劝已经成为黑帮老大情妇的女主人公和他一起私奔，这时女主人公问：我们靠什么生活？男主人公答：爱。
听到这个回答，我老婆很开心地笑了。老婆的笑让我有一点点费解，因为我以为她会因为这个回答而感动的，我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她有这样一个习惯——她总是在睡前逼我说一句她最喜欢听的话，这句话就是“我爱你”。
看来，最喜欢听我对她说“我爱你”的我老婆也认为靠爱生活基本上就是一句屁话。
关于爱，我最近听到过这样一段很精辟的评价：你从未感觉到爱，因为爱根本就不存在，爱这玩意儿其实是我们这种做广告的人发明出来的，写在广告词儿里，好帮客户卖点儿尼龙袜子什么的。
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脑海中首先闪过的就是这段话——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年轻人用爱情去对抗因体制而产生的种种苦难，这到底是一个神话，还是一个阴谋？
现在的流行文化总是在宣扬爱情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于是爱情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宗教，成了可以刺激年轻人去消费的灵丹，同时也成了让年轻人自动逃避自由的妙药。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几乎人人都会背，但现在又有多少年轻人会认为自由是比爱情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呢？
25年前，罗大佑在他改编的《青春舞曲》中曾写下这样一段歌词：“地下埋藏的，为自由付出的代价，是否我们已经忘记？黄花岗的灵魂，他们地下有知，能否原谅我们？”在今天的华语流行歌曲中，我们还会看到类似的歌词吗？你看到过吗？反正我是没看到过。
为什么今天的流行文化不会像大力宣扬爱情一样大力宣扬自由？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为了爱情所能做的最极端的事无非就是制造一起情杀案，而年轻人为了自由所能做的最极端的事却有可能是革命。
今天的流行文化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也许就是因为这更有利于维护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吧。从这个角度来看，爱情的确就像德国混蛋导演法斯宾德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最精良、最狡猾、最有效的社会压迫工具。

《一百萬零一夜》（下稱《一》）在奧斯卡贏得最佳導演、最佳電影及最佳改編劇本等八項大獎；其實在奧斯卡揭曉之前，香港不少傳媒早已為電影造勢，高唱電影是「海嘯之光」，說主角Jamal「人窮志不窮」，「振奮人心」云云。大家心領神會：有些人大概覺得艱難時期特別需要神話，於是翻炒又翻炒耳熟能詳的香港神話：窮小子靠運發達。

愛情故事磨盡稜角

靠運也好，窮小子有出頭天，總會帶來一點改變吧？就像電影一開始，Jamal被痛苦拷問後對警官發出冷靜譏刺：「為什麼我不可以憑自己的能力答中所有問題？就因為我是個斟茶遞水的小子？」窮人階級改變，就已是叫某些人難以承受的勝利。

或者《一》讓我最失望的，就是改編劇本連這個階級轉變的鋒芒都去掉，主角去參加電視問答節目，只是為了讓愛人在電視看到自己以便相認——這豈算「人窮志不窮」？主角志願其實比「變富」還要小：他什麼都不想要，只想和愛人廝守。電影的改編更加吻合晚期資本主義大眾媒體的邏輯，因而更能投射出社會上的掌握權力者心態：「優勝者」最好是全無殺傷力、什麼都不想要的人，讓這樣的人得到金錢與權力才最安全——這樣便不會動搖掌握財富分配的權力建制本身。

但原著《Q &A》對於權威的挑戰更為尖銳：「很久以前我就明白，只要有夢，就能夠改變自己的想法。不過有了錢之後，你更有能力改變其它人的想法。我發現自己有了一筆巨額財富之後，權力比警察還要大。」這種令人悚然的坦白，不更像一個階級劇烈流動的社會才有的向上爬壯語？電影的改編以愛情代替了夢想，把冷靜譏刺警官的主角改成天真懵懂。

更大的夢想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夢想，同時也害怕太大的夢想。電影版的獎金是二千萬盧布，電視台成功完成「一夜致富」的夢想、不動如山；原著的獎金是二億盧布，電視台不想給獎金而迫害主角，最後因為支付這個太過巨大的夢想而倒閉，節目主持人被殺。因為要支付自己聲稱擁有而超越實際擁有的資金，資本體系的一個組件崩潰了。

金融海嘯應盡《資本論》的預言：「資本體系之崩潰乃因信用額過度擴張，超越現行生產創造的所得加上過往儲蓄之總值」。現在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在翻馬克思、德國財長開口稱揚馬克思、馬克思家鄉遊客遽增、全球《資本論》狂銷（08年在德銷量是07年三倍以上、更是1990年的百倍以上），日本計劃出版《資本論》漫畫，甚至有人計劃將之改編成電影。這真是反資本主義者的夢想。而香港之所以能把反資本主義的神話拒於門外，也許是由於那些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本來就想香港成為一個投機而不安的地方。在去年世界大巿跌幅最烈的日子，香港的股巿卻一天狂瀉一天狂升，「隱形之手」不斷托巿，力求大家別離賭枱——也許，救巿所要保護的，不是個體散戶升斗巿民，而是投穖神話本身。急著給《一》加上一夜致富的夢想糖衣，乃是為了遮蔽現實中的社會階級向上流動幾近不可能。

香港有一批年輕人，不但面對朝令夕改愈來愈詭異的教育制度，在其畢業或初投入社會時，更不幸遇上三次金融危機，短期職位朝不保夕，辛苦做著無未來可望的工作，過幾年又要重新來過，同時不斷被有權力的人指責為「吃不得苦」——那些人要年輕人「有理想」，其實是要年輕人符合他們的理想。財政預算案給出的現實是底薪四千元的大學畢業生實習津貼，這真是「實習價」，說不上全職，荒謬的是明明畢業了，還「實習」什麼？可否老老實實給我一份有尊嚴的工作！政府帶頭減薪，先保商家再保年輕人，完全沒打算在經濟危機時為勞工增加議價力。等而下之：既然可以這麼低價請到大學生，無良商家可以更進一步削減更基層的職位。

那些被否定為無長遠視野、不望高處的年輕人，其實可以有自己的夢想。《一》原著中，主角勝出是因為他有開闊（而非上流階級）的視野：主角到過很多地方，在做酒吧侍應、明星幫傭、泰姬陵導遊等亂七八糟的低級工作時遇上很多人，一個個他人的故事恰好構成了節目大部分問題的答案。原著所高舉的甚至不是「命運」，而是「經歷」，這是一個更為深邃廣袤的夢想：某些無權勢非富貴的人們之經歷與視角，儘管千奇百怪不入大敘事格局，但某天會被證明為不是瑣碎低級，而是極有價值的。在海嘯後，何妨高舉體驗與趣味，承認一些未必具有很高經濟價值的夢想？

否定假選擇

這組鏡頭也許是奪得「最佳攝影」的關鍵：《一》電影開首，小兄弟倆逃避大人的追打，翻過高高的垃圾山，在貧民區的狹窄巷子裡奔跑，一個超級俯瞰鏡把他們定位為整個貧民區共同體的其中之一。用中產階級一點的話語來說就是，窮人的苦難厚度必須瞪大眼認識，他們的快樂方式也值得我們學習。我曾經相當喜歡丹尼波爾。那段不顧一切的奔跑讓我想起他的另一幕經典：剛偷了東西的伊雲麥格葵與同伴們在路上亡命狂奔，旁白是同樣改編自小說，橫掃九十年代英國青春的，《迷幻列車》TRAINSPOTTING的經典對白：

「選擇生活，選擇工作，選擇事業，選擇家庭。選擇他媽的大電視，選洗衣機、車子、CD機、電動開罐器，選擇健康，低膽固醇，牙醫保險。選擇定息低率貸款，選擇房子，選擇你的朋友，選擇休閒服和搭配的行李箱，選擇他媽的布料系列中的某三件頭西裝，選擇DIY，然後在星期日早晨質疑自己他媽的究竟是誰？選擇坐在那張沙發上看麻痺心智碾碎靈魂的電視遊戲節目，往嘴裡塞垃圾食物。選擇在這一切的終點徹底腐爛，在悲慘的家裡撒最後一次尿，對你用精子搞出來的自私混蛋小孩來說，你只意味著難堪。選擇你的未來，選擇生活……但我幹嘛要做這種蠢事？我選擇不選擇人生，我選別的。」

這段話當年對我簡直是醍醐灌頂。它那麼透徹地指出了資本主義典型生活裡的諸項選擇，其實是虛假的而且悶透了，你拒絕它是理所當然的。不必吸過迷幻的海洛英，二十歲後經歷三次金融危機，我深信這段迷幻青年的宣言裡的拒絕力量，是比煙草稅狂加之後，只許高官飲酒不許百姓食煙的香港社會更為正面的起點。

看了横扫奥斯卡诸多大奖的《贫民富翁》，为该片所隐含的各种矛盾而惊叹。片子讲述的，是一对兄弟和一个女孩在印度贫民窟中长大的经历。三个孤儿当中的哥哥加入黑社会，女孩一度为舞女和花瓶，弟弟本想通过电视智力竞赛赢回美人心，无意竟成百万富翁。全片以弟弟Jamal在警察拷打下的闪回记忆为基本结构。

乍看此片，必然惊叹这部电影的艺术潜力。丰富的生活原料和质感给观众带来巨大的冲击力，快速运动的摄像机和剪辑，以令人目不暇给的色彩和节奏，迅速展现出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眼里，印度最底层到最富有的社会阶层形形色色的生活场景。影片几乎涉及了印度所有的社会矛盾以致最黑暗面：种族冲突、阶级矛盾、城市化、黑社会、儿童虐待、刑讯逼供，等等。影片前1/3几乎让人看到一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美感、悲剧感和独特的幽默感，让第三世界的观众可以联想到无尽的现实和类似的诸多杰作。

然而过了前半段之后的电影，味道就不对了。用力不均的笔墨和缺少逻辑的情节，将影片的悲剧感一扫而空，代之以电视剧水平的浅薄情怀和乐观主义。每个镜头和对话变得越来越俗套，贯穿全剧的爱情主线也变得越来越空洞，有一种明显“出戏”的感觉。男主人公对生活的内在希望，变成了大众观摩的幸运秀；男女主角间本来可以引而不发的纯真感情，变成类似“吻我吧”这样好莱坞的对白；而逻辑上缺乏支撑的兄长自杀的苦情戏，竟没心没肺地湮没在片尾大团圆的歌舞声中，令人诧异自己看的是不是同一部电影。

更令人诧异的，还包括影片导演Danny Boyle的转变。曾经导演《猜火车》这样另类经典、敢于直面人生辉煌与绝望的导演，对生活的态度难道真的转变得如此迅速？且不说智力竞赛与回忆交叉这一情节构造是否缺乏变化，影片后半部极其媚俗、自我麻痹和商业化的思想理念，难道也是出于导演肺腑的吗？难道说，英国一代独立思考的文艺青年，到了中年之后也和中国当代许多文化人一样投机取巧、随波逐流了？

查阅了英美两国主流的许多影评，同时对照印度媒体，又有了更多发现。在英美两国影评中，对该片摄影剪辑和音乐成就的夸奖基本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有人如《芝加哥太阳报》的Roger Ebert厚道些，从印度题材本身的类型意义谈起，对影片大为赞赏，称其大奖在望；而《纽约客》的Anthony Lane这样的批评家，就会直陈其情节缺乏新意，情感缺乏深度，并且暗讽说：就是以多情著名的狄更斯，也不敢为后世写下“让我们逃跑吧……以爱为生”这样的句子。最令人欣慰的是《Time Out》的评论一俟发表，则有网友跟贴说：“影片揭示了第三世界如此痛苦的生存境况，而我们竟然在探讨它是不是足够娱乐，我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这句话，可能是最打动我心的一句。作为第三世界的观众，不可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部影片真实吗？是否达到了它应有的政治性？

去查印度媒体，果然看到了一场大争论。一个印度教团体就公开在网上抵制该电影，称其将印度教徒描绘成恐怖分子，有悖社会真实。（的确，这部电影和很多“外来人”拍摄的电影一样，对于复杂社会矛盾采取了极度简化的方式。现实题材电影高下，往往在此。）而更多的争论，则在于电影是否该拿奥斯卡，是否代表印度。虽然这部电影主创人员不是印度人，但因为它是印度题材，而且用了印度演员、音乐和录音师等，所以也被印度国人当成自己的电影。于是，很多印度媒体包括个人博客讨论的焦点都在于：此片是否反映了印度过多阴暗面？是否给印度这个国家带来了耻辱？（大概此前很多印度电影都是风花雪月掩盖社会现实的？这个题目值得好好研究）对此，在电影中曾被提到的印度影星Amitabh Bachchan就公开说：如果拿到奥斯卡奖，当然好，对幕后影人是个奖励；如果拿不到，更好，因为印度电影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不必仰人鼻息——这套说词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看上去，印度人关注的，与电影本身是否足够深刻无关，而更关注电影获得的荣誉和民族意义。这是不是第三世界文艺评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呢？Amitabh Bachchan面对印度媒体的原话，十分具有启发性。他说：“印度电影从来都是站在前列，从来都是最好的。而奥斯卡则自成一派。”“India cinema has always stood first, stands first, is the best, Oscar has its own place。”侧看近邻印度如此思维，我们自己又怎样呢？想象《贫民富翁》如果在中国拍摄是什么命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