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谈刘震云小说的两部改编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

小说的真实

小说操控的是文字，文字乃一种表意符号。符号的真实与现实无关，而来自于内部之差异。因此，小说的真实不会仅依托于叙述内容上的真实，后者也就是通常所言的小说中的叙述要与现实生活相符合。这乃一种相当低级的现实主义式的美学要求，混淆了文字表征现实时发生的本真作用与小说这个文类自身的特质。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结尾，大师飞过彼得堡城市上空的段落显得无比真实，如同影像一般历历在目；但不凭助外力御空飞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按照现实主义美学定下的规矩，这些与实际生活不相符合的段落便是虚假的。但每位阅读过这本小说的读者都将信赖自己的阅读感受，并提出驳斥：小说中的“黑猫”比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都要真实。

小说的真实并不是以照搬现实生活为准则的，它有其内部建构真实的规律。小说既然作为一种文字的表达，我们就应该先从文字自身的特征中去发现这种真实到底从何而来。语言由两部分组成：表达声响的能指和表达意思的所指，阅读的过程不是“看”文字直接明白意思，而是先通过辨别文字的形体，在脑海中联想起相应的声响，然后才获得意思。概言之，我们是通过声音来获得文字表达的意思。

同时，小说与诗歌、散文的本质差异在于小说独有一位叙述者，这是另外两类文学类型所没有的。我们在小说阅读中听到的声音出自这位叙述者，而不是像大家惯常所理解的乃是小说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发出的声音。诗歌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召唤，某种灵的作用现身于诗人身上，借助于他的身体发声。因此诗人在诗歌中既在场又不在场，他显得不由自主。而散文发出的声音确乎就是作者的声音了，因而要求着一种绝对的真诚。

因为小说的根本特异在叙述者，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字表达离不开声音，因此，读者在小说中读到的真实不是来自于叙述内容上还原的现实真实——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乃是源于低级的现实主义美学偏见——而是那位神秘的叙述者在声音表达中的真实。小说的真实，乃是一种声音的真实。小说家在何种程度上将叙述者发出的声音打造得真切与诚恳，小说的真实就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电影的真实

电影的真实是与此不同的。电影使用着实际生活中“现成”的物：出现在镜头中的物像元素都是实际生活中活生生存在的场景、物或人，它们并不像文字那样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呈现。电影要获得真实感，首先依托于现实之物给人的真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变换出的真实感。这也是为何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真实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越来越向着现实生活靠拢。

最早的电影是在片场通过布景拍摄的，环境乃是重构的环境，电影仍然将自己的真实观依托于戏剧建构的真实观中，而没有脱离出来。直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爆发的影像革命，电影人开始将摄影机搬上大街，于是现实的街巷取代了片场搭建的布景，“现成”的日常生活成为了非职业演员“表演”的舞台。电影的真实观在此发生了一场真正革命，此后电影变得越来越“真实”了（都拜技术所赐）——同期录音取代了后期配音，手持摄影取代了笨重的镜头推移，电影的临场感越来越为观众所需要。

电影的真实开始从原先依附于文字的表意符号真实（戏剧）走向了自己的真实：它以现实生活的质感和密度为衡量准则。（在此我们排除了那些重新将“现成”的生活当做符号来建构的另类电影，就像前面在谈论小说的真实时排除了内容上的真实确实能取得的那种低级真实。）电影越像我们实际体验的日常生活，电影就越显得真实。侯孝贤深谙此道，当然这种真实一定来自导演自身所观察和体验到的真实，而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形态可以来做基准。

从小说的真实到电影的真实

因为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如此殊异的运作方式，直接将小说中的真实转制为电影的真实，可能遭遇到根本的问题。这是《一句顶一万句》让我们觉得如此糟糕的原因：一位只能在街边靠卖摊饼维生的中年妇女缘何每次和别人谈话，去的不是高大上的西式餐厅就是文艺范十足的咖啡馆，这难道不让人觉得奇怪吗？或者那位深陷绿帽危机的丈夫整天跟踪妻子形踪，难道不用顾及现实的工作以及维生的家用吗？

这是我们按照常识能直接判断这部电影虚假的地方，而常识来自于大家所共享的一套现实生活经验。我们之所以能用现实经验来判定这部电影，乃是因为电影按照一套现实生活的规则建构，导演想用影像来还原现实的真实。原因不在于小说家刘震云已经缺失了洞察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这还是其次的——因为小说在叙述内容上的失实能够通过叙述声音的真实来进行弥补，比如在荒诞小说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内容自然是与现实脱节的，但叙述者声音的真实保证了读者阅读体验的真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导演用何种方式将剧本转换为实际的影像。

从此点看，便显得相当有意思。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由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执导，剧本出自其父之手。当然，我们可以猜测电影中失实的情况在原先的小说中就有，刘震云作为一位相当忠诚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家和编剧两种身份间平滑移动，因此《一句顶一万句》的剧本绝对忠实于原著小说。但这尚还不构成问题，构成问题的是刘雨霖在导演这个剧本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照搬”现实的轻松手法，而无论小说还是剧本都带着浓厚的荒诞色彩。

仅从内容上来看，《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是不太真实的，它不是按照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来写的，但叙述者声音的真诚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读者最后读到的小说仍然显得真实，这是一种阅读过程中感知到的真实。因而，当刘雨霖用“现成”的物来还原小说的时候，真实观转置到了对现实之物的直观中，观众自然会以现实生活中累积的经验来判定电影的真实与否。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失败之处于是显露出来，它混淆了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本质上不同的运作方式。

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同样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剧本也由小说家本人亲自操刀，但为何这部电影没有给我们失却真实的观感，而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却显得如此溃败？原因很可能是冯小刚将剧本转化为影像的时候，用了非常形式化的表意方式。这一点看过的观众都已经知道了：电影史无前例地使用了一种圆形的画框，并在不同的时刻巧妙地变换画幅，而在环境的使用上，相当原始地采用一种重构的环境，而不是新现实主义那样直接显露真实的现实环境。这与《芳华》是一样的，两部电影用一种“假“的环境来表达一个“假”的剧本，而结果是两部电影在影像中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真实。

冯小刚成功了，因为他不自觉地区隔了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但刘雨霖失败了，即便她的父亲将最好的小说留给了她，并全力操刀剧本。刘雨霖没见到小说与电影在获致真实感上的差异，继续机械地将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转制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根本矛盾因此发生：电影既没有获得电影自身可能具有的真实感，同时也没能保留住小说中的真实。改编此类小说的方法，无论是用表意还是形式化的手法，只要不是现实主义的，都将避免掉观众对虚假的责难，不经意间可能还会留存小说原本的真实。

当从我姐那里听来别人对媳妇儿有风言风语的时候。

我会谢谢我姐，谢谢她告诉我。因为这种事，除了至亲，谁会告诉你？

接下来冷静的应对，制定好战略。有以下几个原则：

1、绝不杀人

2、不骗孩子

3、.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心要放下，不能再爱这个女人。

也许一开始我会求证，可是当确定了这事以后，怎么能想着巴结她，还给她做好吃的？

窝囊不能窝囊成这样！也许我没有赚钱的能力，但我不会放任对方骑在自己头上。

我会离婚，主动提出来。

但是财产，对方一分也别想带走。

怎么可能因为战友一句，还能再找到妮娜这样的人吗？就卑躬屈膝。

一个男人怕的不是没老婆，没有女人有什么要紧？

如果她不离，那以后的日子，慢慢惩罚她。

如果她离，你爱干啥干啥去，孩子，你周末可以见。毕竟孩子无辜的，孩子有看见自己母亲的权利。我们中国人就是觉得孩子就是的财产。这样太LOW。但是我会对孩子说：你妈妈做了很大的错事，所以爸爸要跟他分开，爸爸不能原谅她。但是她是你妈，她也会爱你。

然后自己有个鞋摊，自己养活自己和女儿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电影中牛爱国的懦弱和无能，其实并不是挣不上钱的无能，而是自己心里的策略彻底错误了。

诚然，这个世界，有的男人可以挣到很多钱，有的男人不行。但并不一定挣很多钱的才是男人。只要你不给社会造成负担，可以养活自己，无论你是钉鞋的还是王思聪，你都可以是男人，即使戴了绿帽子，又有什么要紧，毕竟像贾乃亮这样的高富帅都会戴上绿帽子，戴绿帽子不丢人，丢人的是没有正确的应对。